减少贫困的经济增长 模型构造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贫困论文,模型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围绕实现缓减贫困的经济增长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构造了增进社会福利的贫困加权指数模型，并进行广泛的政府政策讨论。认为同等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可能掩盖着贫困程度和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传统的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国发展和福利指数具有很大片面性，必须设置增进社会福利的“均等权数”或“贫困加权”指数，以达到消除或减少贫困的发展目标。认为在为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机会和社会服务、为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等方面，政府应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
消除普遍的贫困和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所有发展问题的核心。事实上，也是许多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经济的不平等只是发展中国家广泛的不平等问题的一小部分。与此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还有一系列不平等问题。教育和社会承认、职业满足、参与程度和选择自由等各方面及其分枝的不平等既是经济不平等的后果，又是经济不平等延续的原因。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不平等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构成一系列问题的因果链。因此，政策的选择应该审慎、周密。本文将围绕减轻贫困的经济增长这一发展目标进行广泛的理论性、政策性的一般讨论。尽管它不是专对中国贫困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但这种理论性深入讨论和对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政策性选择，无疑对处于脱贫攻坚阶段的中国具有很多启迪。
一、经济增长与贫困
1.绝对贫困：范围与程度
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然而，正如增长不一定就能减少贫困一样，高人均收入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大量的绝对贫困。如台湾和巴西1975年人均国民收入大致相同，但后者处于国际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重是前者的2倍。与此相似，南朝鲜人均收入是秘鲁的60%，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却只有秘鲁的30%。将贫困人口比重与基尼系数相比较，可以发现，在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与贫困人口比重呈正相关。这就说明，与其说贫困和高度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不如说它们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性质，取决于所增加的国民收入是如何在人口中分配的政策和制度。
2.经济增长与贫困
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自然力量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发展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如果沿着传统的GNP最大化目标的路线追求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和贫困程度是趋向于改善还是恶化？或是没有影响？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趋向于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后期阶段则趋向于改善收入分配。但是，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资料表明，这种观点并不令人信服。如图1所示。
图1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最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率的比较
在图1中，横轴显示了大约13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纵轴表示这些国家中占人口40%的最下层收入的增长率。所取资料的时间起止年份写在每个国家之后的括号内。该图显示了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改善穷人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每个国家的资料都以一定点表示，该点同时反映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40%最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对角线以上的国家的收入分配在所考察时期得到了改善，以下的国家的收入的增长慢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表明在所考察时期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了。
可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并没有很明显或密切的关系。高增长率并不一定恶化收入的分配。诸如台湾、南朝鲜，在有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改善或至少保持了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而墨西哥、巴拿马在有着差不多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收入分配却发生了倒退。另一方面，低增工率与收入分配的改善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象印度、秘鲁、菲律宾，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却伴随着占人口40%的最下层在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的减少。而斯里兰卡、哥伦比亚，在有着相近的经济低增长率的同时，却增加了低收入人口的相对经济福利。
尽管资料不充分，并局限于一个较长时期，但还是再次表明经济增长能否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性质”，即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参与者的构成，生产要素和政策的侧重点。所谓经济增长会自动向穷人“扩散”利益的观点是不存在的。
3.收入分配改善的增长
关于生产要素报酬、储蓄与经济增长的传统看法认为，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按照这种理论，高度不平等是最大增长的必要条件，在长期的最大增长过程中，通过竞争和混合的经济制度会实现自然的“利益扩散”，从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企图直接减少贫困的努力会弄巧成拙。
传统看法的基本经济论据在于，它认为较高的个人和公司收入是储蓄的必要条件，储蓄通过一定的机制如哈罗德—多马模型，使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可能。假如富人将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而穷人则把其全部收入用于消费，假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确直接与国民收入中的储蓄比例有关，显然，高度不平等比平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传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一，与现在的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经历不同，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富裕阶层并不是为了节俭或进一步发展而去储蓄和投资，去发展当地经济。相反，挥霍财富、追求奢侈品成为他们的时髦。“储蓄”和“投资”非但不能增加本国生产能力，而且还造成经济资源的浪费。第二，穷人的低收入和低生活福利如卫生、营养、教育条件的低劣，会降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增长放慢。所以，提高40%最下层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反贫困战略，不仅仅是增加这些人的福利，而且也增进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收入。第三，提高穷人收入水平，可刺激对国内生产的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全面提高，这将增加国内的生产、就业和投资，为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更多人分享增长的成果创造条件。第四，通过减少贫困来取得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能够从物质和精神上强有力地激励公众广泛参加和支持发展过程，有助于经济的健康成长，反之，收入悬殊和较为严重的绝对贫困，则从物质和精神上压抑经济的进步，最终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
可以得出结论：发展战略不仅要求注重加速经济的增长，而且要求直接关注提高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促进幸福。
二、设置社会福利的贫困加权指数模型
1.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国发展和福利指数的片面性。
前面已经评论了把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当作发展和经济福利的观点。每人平均拥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并不能说明国民收入实际上是如何分配的，以及哪些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较多的利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可能掩盖着贫困依旧没有好转的事实。
在收入分配高度集中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40%最上层人口的收入的增长率，因为他们获得了与其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不相称的指数。这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某经济社会只有10个人，其中前9个人没有一点收入而最后一个人却接受了100个单位的收入，这个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0，人均收入是10，现假设每个人的收入增加了20%，国民生产总值达120，人均收入增加到12，然而，过去没有收入的9人仍毫无收入。与其说国民生产总值是整个社会福利的指数，还不如说它只是某个人福利的指数。所以，不应该把国民生产总值当作社会福利改善的指数。
上述例子同样可用来说明现实的情况。现实虽不象上例那么极端，但收入的分配的确是很不平等的。在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而且事实上也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结构。将人口5等分，最低层20%到最高层20%人口所得到的国民收入份额分别为5%、9%、13%、22%、51%。①。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发现，如果把每个阶层的收入份额列在一起，可以反映出各自所得的相对经济福利；每个阶层收入增长率，则可反映这个阶层经济福利的增长。把每个阶层的收入增长化为简单权数，我们可以估算出整个社会总福利的增长。这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的总福利中，掺进了根据每个阶层所占收入份额计算出的各阶层的权数。在把人口划分为5个阶层的特定情况下，适合于以下等式：
G=0.05(0)+0.09(0)+0.13(0)+0.22(0.10)+0.51(0.10)=0.073………………(4)即社会福利指数将提高7%以上，这也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此意味着，即使60%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社会福利却已增加了7.3%，这60%的人口依然只分别拥有5、9、13个单位的收入。显然，收入分配更加恶化了，因为60%人口的收入的相对份额下降了。
等式(3)和(4)的例子通俗明白地解释了我们的观点。使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社会福利的指数来衡量不同国家发展状况的标志，可能是不妥的，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不同收入人口组的收入增长率所乘的“福利权数”极不平等，最上层
人口的收入增长最为显著。比如，在等式(3)的例子中，同样各组收入都增加1%，但由于在权数上，最上层人口是最下层人口的10倍多(0.51:0.05)，前者收入的绝对增量也是后者的10倍多。换句话说，如果以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绝对量作为社会福利改善的标志，以每个人口组的收入份额表示的“福利价值”作为发展的标志，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来说，20%最富人口的收入增长1%比20%最穷人口的收入增加1%重要10倍多。
2.设置社会福利的贫困加权指数
一种可替代简单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社会福利指数的办法，是设置“均等权数”或者“贫困加权”指数。它对于那些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的国家尤其有用。均等权数的指数权衡每个阶层的收入增长，不是按照该阶层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而是根据该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被平等对待。在把人口按收入划分为5个组的经济中，使用均等权数指数意味着给每个人口组的收入增长以0.20的权数。因此，当最下层20%人口的收入增长1%的时候，最上层20%人口以及中间各阶层人口的收入也将同样增加1%，尽管从收入增长的绝对量来看，最下层人口所得比其上各层人口少得多。
用均等权数的指数来说明我们的例子，当最上层两组人口的收入增长10%的时候，假定其他三组人口的收入保持不变，则有：
G=0.20g[,1]+0.20g[,2]+0.20g[,3]+0.20g[,4]+0.20g[,5]……………………………(5)乘进各组的收入增长率后为：
G=0.20(0)+0.20(0)+0.20(0)+0.20(0.10)+0.20(0.10)=0.04……………(6)社会福利指数只增加4%，而在使用分配份额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指数时，同样情况下，社会福利增加了7.3%，但经过调整的福利发展的指数只上升了4%。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3%，贫困加权的指数则表明社会福利毫无改善（即没有发展）。
虽然对任何发展指数的福利权数的选择是人为的，但这确实反映了对社会目标和方向的价值判断所具有的重要性。只要或明或暗地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衡量发展的实绩，就意味着实际使用的是“财富加权”的指数。
为了使以上讨论结合具体现实来说明不同的加权增长指数在评价各国经济实绩中的作用，以下我们对发展经济学家阿鲁瓦利亚(Ahluwalia)和钱纳里(Chenery)搜集的资料加以分析。如表1所示。该表列出了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等权”指数和“贫困加权”指数所衡量的14个国家的收入增长率。表中所用贫困加权指数的实际权数是按照下述比例分配的：最下层40%人口的权数为0.60，中间层40%人口为0.40，最上层20%人口为0。从表中可得如下结论。
表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资料来源：Ahluwalia and Chenery,Redistribution with Growch:An Approach to policy.1973.
(1)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对较高的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巴拿马，以“等权”和贫困加权指数衡量的经济实绩较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该时期都经历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财富集中的加剧。
(2)在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和台湾，加权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显示了更好的发展实绩。无疑，在这些国家，该时期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高收入阶层。
(3)在南朝鲜、秘鲁、菲律宾和南斯拉夫，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很少变化，各种指数测量的社会福利增长率差别不大。
由此可见，衡量经济增长对哪些人有利的一项简便方法，就是观察加权（包括“等权”和“贫困加权”）福利指数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差距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
三、政策选择：一些基本考虑
1.增长经济学与分配相结合
以上各种发展指数的反复比较和说明，已使我们理解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即与其设法消除增长和分配之间的矛盾或改变整个收入分配模式，还不如采取措施直接改善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但是，以上的讨论并未说明是什么决定了不同阶层的收入差别和收入增长的相对变化。
经济学一向注重的是决定功能收入分配（即各生产要素所得的国民收入）的因素，而不重视决定收入的规模分配（即谁得到了什么）的因素。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收入高度不平等分配的真正原因，是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资本在各个阶层中极不平等的分配。这是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主要根源。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他们可以通过教育增加人力资本，从而控制大部分的国民收入。这种不平等导致富者日益趋富，而穷者停滞不前。所以，任何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努力不仅要重视增加对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的报酬，而且必须注重逐渐改变他们在社会中占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比重。因此，在追求减少贫困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必须实行财富的再分配。这一观点是我们在讨论政策选择时所持的立场。
2.为穷人提供经济机会
(1)政府农村发展政策
农业的发展是促进农村顺利发展的推动力。农村的发展又为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脱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他们可以从农业发展中直接受益。影响农业实绩的主要政策是税收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多的，做得比较好的通常是税收适度而且提供支持较多的国家。在70年代，马来西亚对农产品的总税收较低，只占农业产值的19%，政府用于农业的直接开支是该部门增加值的10%，马来西亚农业的年增长率在整个70年代为5%。与此相反，非洲加纳的农业产品税高达63%，而政府用于支持农业的开支仅为该部门增加值的3%，加纳农业产量每年下降1%。
图2 1964～1982年泰国政府与农业部门之间资源流动净值
资料来源：Siamwalla和Setboonsarng，1989年。
有效的政府支持可抵消部分税收。泰国对农产品的总税收为其产值的43%，但是，政府将税收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和服务，使农民得到补偿。图2表明了该部门的总流入和净流入情况。在60年代到80年代较长时间中，大量的政府开支导致了该部门资金的净流入。这支持了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结构的多样化。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减轻贫困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
(2)基础设施与技术
为农业提供服务、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公共规划，对于农业增长的水平和模式，以及对该部门的投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银行对58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在1969～1978年间，灌溉面积每增加1%，农作物总产量就会增加1.6%；辅设道路每增加1%，产量就会增加0.3%③。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有助于改进和保持自然资源。
较好的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在南亚地区，对灌溉和水的管理一直是取得高产量和减少产量波动的重要因素。例如，1983年在印度安得拉邦的普拉得什，灌溉地区小农业单位的人均月开支和居民户的工资收入比非灌溉地区高35%④一项对2000年印度农业的预测认为，如果农业投入在总投入中的比重为20%，2000年印度农业灌溉面积可达87451千亩，农业国民生产总值为351643百万卢比。若农业投入份额变为10%，灌溉面积在前者基础上下降19.66%，农业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96%⑤。对孟加拉国农业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增加所有家庭（包括穷人和无土地者）的收入。该项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基础设施较快的发展使平均家庭收入增加了
，其中农作物收入增加24%，工资收入增加92%，牲畜饲养和渔业收入增加78%⑥。这三项变化使穷人大受其益。
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政府对农业研究和对小规模生产中传播新技术进行资助是十分重要的。60、70年代绿色革命在帮助穷人方面是不可低估的。个体农户由于不愿或没有能力去冒风险，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往往滞后3年，如果政府在资金、技术指导方面支持个体农户，使其获得新品种、化肥、贷款，对全面增长穷人收入将产生积极影响。新技术能够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起到初始的启动作用并增加工资。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许多邦、省的研究表明，新技术如机械化在对农业劳动力需求降低的同时，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它弥补了农业就业的低速增长，并使农村工资有所增加。
(3)农村非农产业
农村中非农业经济的增长在创造农村就业和增加劳动力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最普遍的。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非农业活动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占农村就业的20～30%，在非洲占10～20%⑦。笔者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在70年代，非农业部门的就业增长了35%，而农业部门就业只增加了14%。没有非农业部门的增长，农村工资的增长速度就将大大放慢。我国农村非农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民收入增加和劳动力充分利用的有效形式。在4亿多农村劳动力中，乡镇企业吸纳了1亿多。另外，乡镇企业的产值已占工业总值的，成为我国经济队伍中强有力的成份⑧。在我国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城市和工业增长模式
城市的就业和工资增长是决定减少贫困速度的重要因素，它为来自农村的移民创造就业机会。人口迁移（农村向城市移民）主要由于经济原因，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和收入变化引起人口流动。在非洲地区，农户将家庭成员“安插”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里，这样，干旱对农村收入的影响就可以由在城区工作的成员汇款来弥补。笔者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印度旁遮普邦的卢地安拉区，78%的移民在一个月后找到了工作，94%的移民在2个月后找到了工作。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几乎都增加了收入，受过较好教育的人收入更高。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热门话题。在农村近2亿剩余劳动力中，有6000多万人离土又离乡，跨省区流动打工，构成颇具特色的“民工潮”。对此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但从缓解农村贫困角度考察，这种移动值得肯定。在一些大省，农民外流已成为奔小康的一着重棋。四川每年外出民工寄回人民币约60多亿，安徽约70亿，湖南、广西、江西、湖北四省区合计约280亿⑨。进城务工确实增加了收入，汇回的款子有益于留下的人，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希望。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移民加速了迁出地区的贫困。我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城市的规模不及非贫困地区，最穷的人因为缺乏教育，可能呆在家里。迁移的民工回到家乡不仅带回了大笔款子，更重要的是，还学会了技术，增长了见识，冲破了贫困地区愚昧、落后的心理障碍。诚然，移民也有负作用，政府政策应在引导移民，管理移民方面发挥作用，一味“堵”的态度很可能收效不大，亦不合社会经济规律。
3.贫困生态学与持续发展
如果可以使穷人获得土地、贷款、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那么，穷人就有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并可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但是，越来越多的穷人居住在农业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农民尽管分得土地，又有政府贷款、救济，但脱贫却异常艰难，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愈来愈弱。在荒凉的非洲萨赫勒地区和大面积的潮湿热带地区，人口压力降低了土地的生产率，并使其更容易受到洪水和土地侵蚀的困扰。这就提出了贫困与环境恶化之间的联系问题。
这些地区需要一个特殊的发展战略，其原因是：第一，这些地区的增长潜力受到了限制。第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贫穷人口越来越多，并几乎没有什么技能，也没有获得基础设施和供应的机会。第三，这些地区的环境恶化给邻近地区，以及下游或下坡地区带来不良的影响。构成自然资源日益增加的压力的原因是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强化传统的耕作方式，如刀耕火种已经破坏了这些区土地的生产能力，不加控制的放牧、灌溉以及日益扩大的对燃料的搜寻，都加剧了这种下降趋势。
怎样缓解这些地区的贫困呢？提供基础设施来开发这些资源贫困地区在费用上不合算，实际上更行不通，最有效的战略应当首先从教育和培训投资入手，以促使人口迁移到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去。但是，移民只是部分地解决了问题。因为资源较丰富的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充分的，吸纳移民有限。尽管资源贫乏地区向外移民，但人口还在增加。因此，增加投资，用于培训农民，使其掌握较先进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水土保持技术，可提高和稳定产量，使生产多样化，并保持自然资源。
我国黄土高原在保护环境生态，减轻贫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地处西北部的黄土高原，雨水稀少且集中于偶发性的夏季暴雨，长久的农业发展和开垦已经使高原植被逐渐消失，大部分地方引起了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泥沙流入黄河给下游灌溉带来了问题。60～70年代，为了贯彻粮食自给自足，农民将畜牧业转为大规模粮食生产，加剧了土地退化，成为当时我国贫困较集中的一个区域。
在70年代后期，政府在陕西米脂县和甘肃定西专区建立水土保持试验站，长远目标是：在梯田和改造田上精耕细作，以取代粗放耕作；将山坡地改种牧草、饲料和林果产品以扭转环境恶化。主要措施是：建造新梯田以减少水土流失并增加作物产量；引进改良草种，并限制无节制的山坡放牧；在陡坡上植树种草；筑堤填土营造耕地，并将大部分斜坡退耕还牧。
结果人均总产量增加了一倍，产品多样化，水土流失减少了。尽管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但因精耕细作，人均粮食产量增加30%。牲畜数量也增加了，这是将水土保持、生态优化与改进农作物耕作及饲养相结合的成功的典型。
4.向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
以上讨论了给穷人提供经济机会和参与增长的各种途径，但是，如果不对穷人的人力资本作较大的投资，那么，从长远看，减轻贫困的努力不太可能。而且，卫生、教育以及营养诸方面的改善会相得益彰。如贫困人口难以得到基本的社会服务，他们的人力资本就得不到投资，这就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继续贫困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政府须优先考虑穷人的利益。
(1)教育和生产率
对农业生产率、家庭企业和工资收入者的许多研究都证明了教育对产出和生产率具有影响。教育的收益是明显的，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中等教育收益又高于高等教育，这为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世界银行对58个国家1960～1985年间影响GDP的决定因素的一项研究表明，教育可以对总产出作出很大的贡献，受教育平均年数增加一年，可能会使GDP提高3%。
不同地区，因教育的最初水平不高，教育投资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教育对GDP的作用是积极的，教育的最初水平越高，提高教育水平所能带来的好处就越大。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一个例外，在那里，将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提高一年，即从3.25年提高到4.25年，预计产出只发生微乎其微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教育的收益率可能存在着临界点。比如至少需要4年的教育才能实现功能上的能识会写。对教育的投资只是大到足以推动经济跨越这一临界点时，才会产生巨大的收益，这再次表明，政府必须把基础教育置于最优先发展之列。
无疑，使贫穷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会大大增加他们摆脱贫困的可能性。由于劳动能力是所有健康的穷人赖以生存的唯一宝贵的资本，因此，提高这种劳动力生产率显然是同贫困斗争的最有效途径。
教育作为向贫穷斗争的武器，其作用远不止于此。母亲接受一年的教育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就降低9%。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受过较好教育的母亲一般拥有较健康的孩子。教育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显得较复杂。在较低的教育水平上，多上几年学实际上会导致出生率的提高，但随后将有一个强烈的反效应。《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在社会服务“相互关系的无缝的网络”中，教育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2)医疗卫生、营养和生产率
较好的医疗卫生与营养对农业生产率，尤其是对大多数穷人所从事的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印尼，接受过两个月铁质补充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25%。笔者对印度的研究表明，农村临时工的工资与相对于身高的体重（衡量短期营养状况的一个指标）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农忙季节尤为突出，因为收割时需要更多的体力。对斯里兰卡的研究表明，能量摄取对实际工资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医疗卫生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总和生育率已经从每名妇女6.4个孩子降到2.4个孩子，婴儿死亡率已大大下降；预期寿命则从52.7岁上升到69.7岁。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安全的饮用水，改善了的污水处理设施、普及的防疫体系、对寄生虫病的群众性防治，以及向最偏远地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和便宜的药品。
另外，较好的营养能够改善儿童的学习能力。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反映出，较低的认识能力的测试成绩和较差的学校实绩都与缺乏蛋白质能量营养有关。缺碘使9～12岁儿童的认识能力下降，缺铁会降低儿童的灵敏度，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学习。长期缺乏维生素A会导致眼睛失眠，以及严重的麻疹，轻度的缺乏症也影响到成长（包括大脑的发育）。充足的能量，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给人体所带来的益处已足以说明它们是何等的重要。由于较好的医疗卫生和营养对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也将有助于减轻贫困。
(3)计划生育
孩子太多使母亲面临风险，并且使贫困问题变得复杂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减少人口增长对摆脱贫穷的重要性。较低的出生率使旨在改善福利的政策更为有效。降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以及为妇女创造良好的教育、工作机会会使出生率下降，但是，这无疑又是医疗卫生及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是最为直接的方法。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家庭计划生育有明显的需求，但这种服务不存在。在非洲加纳，农村中20%的妇女和城市中28%的妇女都不想多要孩子，但只有7%的妇女得到了现代计划生育服务。加纳的人口出生率为6.4%。已经实行计划生育规划的地方，出生率都得以下降。比如韩国、新加坡的出生率在1965年和1985年间下降了35～48%。在最贫穷地方，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的规划是减缓人口增长和贫穷的必要条件。
中国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得益于这广泛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服务。但是，在贫困地区，出生率有上升的势头，偏僻山区和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服务还有加强的必要。计划生育教育和知识普及的经常性工作是未来规划的重点。
注释：
①人口可以5等分，也可10等分或其他等分。各阶层收入份额也可另外假设。但段接近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
②福利权数也可另外设置，如设w[,1]=0.50=w[,2],w[,3]=w[,4]=w[,5]=0或w[,1]=0.70,w[,2]=0.30,w[,3]=w[,4]=w[,5]＝0，只要着重考虑40%最穷人口即可。
③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④印度政府：《1983～1984年经济调查》，第92页。
⑤（印度）A Ganesh Kumar,Falling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October 17,1992,P 2307～2312.
⑥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⑦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⑧辜胜阻：《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思路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⑨辜胜阻：《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思路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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