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家论文,论战论文,学派论文,四个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1）03－0049－12
战国显学之一的墨家学说的发展以及墨子后学的分化，自庄周后学起至今，代代有研究者；而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阶段性，除冯友兰受胡适“宗教墨家”和“科学墨家”说启发，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提出“前后期墨家”说外，前贤研究较少①。我们依据墨家学说主旨、队伍组织、从事工作，特别是社会作用的不同，将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发展分为兴盛、衰败、转型、重兴四个阶段，并分别考察各阶段墨家对战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
一、战国墨家学派兴盛阶段的活动及影响
自公元前444年以前墨子创立学派至公元前381年孟胜等死于鲁阳，是战国阶段墨家学派发展的兴盛阶段。此一阶段墨家对战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游说诸侯而传播学说和制止攻战而助弱国守城两个方面。此一阶段墨家的活动可分为墨子在世与墨子去世后这两个时段来表述。
（一）墨子在世时墨家学派的游说止战活动
据《淮南子·要略》讲，墨学因纠正儒家的“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等弊端而产生，“背周道而用夏政”，倡导“节财、薄葬、闲服”。② 由此开始与他人论战、传播学说和游说诸侯。
胡适考定包括《鲁问》在内的《墨子》的《耕柱》至《公输》五篇文字，“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有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③ 它们可作为我们考察墨家学说生成的重要材料。
据《墨子·鲁问》载，墨子曾与吴虑辩论过“行义方式”，与鲁君讨论过“防齐攻伐；据《墨子·公孟》、《耕柱》等篇载，墨子及其弟子曾与公孟子辩论过“三年之丧”；由《墨子·鲁问》、《耕柱》等篇载，墨子及其弟子曾与“子夏之徒”争论士君子“有斗”“无斗”；由《墨子·耕柱》等篇载，墨子及其弟子曾与巫马子争辩过“等差亲亲之爱”与“兼爱”之是非；据《墨子·公孟》、《耕柱》等篇载，墨子及其弟子曾与公孟争辩过“义”、“祥”、“鬼神”，与巫马子辩论过鬼神问题，与程繁辩论过天志、明鬼、节葬、节丧、非乐、非命诸问题。这些争辩都发生在墨子创立学派时，拙考在公元前444年以前。④
等到墨家学派成长壮大后，墨子带领弟子到齐、宋、楚、越、卫等地游说止战，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
据《墨子·贵义》载，墨子曾数次至齐游说；据《墨子·鲁问》载，墨子曾以“受其不祥”制止齐伐鲁。据《墨子·鲁问》载，墨子曾因越王不能“听吾言，用我道”而辞越王“方五百里”之封。据《墨子·贵义》载，墨子曾与卫之公良桓子讨论过节用与养士问题。据《墨子·贵义》载，墨子曾见楚惠王，献书求用而不得。据《墨子·鲁问》载，墨子曾游说鲁阳文君勿攻郑，并讨论过御臣、风俗等问题。据《墨子·贵义》载，墨家弟子分为“从事”、“说书”、“谈辩”三派，各有职司。随从墨子游说的，是“谈辩派”弟子。
此阶段墨家活动之尤应注意者，在于墨家不但以非攻止战的理论游说诸侯，还运用自己学派所掌握的古科技理论和制作技艺，用“从事派”弟子的实际行动来制止攻侵战争。墨家“从事派”弟子，学习“规矩方圆”等器械制作理论和技艺，学习“射”等军事技术。学成后所从事的是工匠技艺等体力劳动或守城保卫等军事工作。据《墨子·公输》载，“从事派”弟子曾帮墨子成功地制止楚国攻打宋国，他们持墨子“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实现了以武装势力制止侵夺战争的预想，使得墨家声名大振，诸侯甚为礼遇之。
（二）墨子去世后“从事派”弟子的消解
基于“从事派”弟子的威名，楚之阳城君曾礼请他们为其守封地，但因阳城君参与射杀吴起而箭中悼王尸事件，故此被缉拿而收国。此时墨子已去世，掌控墨家“从事派”弟子的墨家巨子孟胜因与阳城君有符约而率弟子百八十余人自杀于阳城，致使墨家“从事派”弟子势力消解。
由上述墨家止楚攻宋、助阳城君守城等事件中，可看出墨子“从事派”弟子的特点。
其一，此类弟子众多，他们以擅长制造技艺、从事器械制造为业。《墨子》之《备城门》以下各篇有大量守城器械的形制叙述和尺寸交待，如若不是为了提供制造参数，是不会在讨论防守中交待得如此详尽的。如《备高临》篇关于连弩车的述说，⑤ 简直就是一张制造图纸的描述，照此就可将连弩车造出来。如此详细的守城器械的描述，在《墨子》之《备城门》及以下各篇中还有很多，如《备城门》之“转射机”、之“藉车”，如《备蛾傅》之“县脾”、之“累荅”等等。这类器械，大多厚大笨重，只能在现场制作，而又需多人合作。由此可以推想，这类从事器械制造的、具有相当的手工艺技巧的墨家“从事派”弟子数量之多。
其二，在制造这类防守器械时，应有规划者和指挥者。这类弟子中，不但有人懂得器械制造，而且还有人应掌握测量、计算知识，并且还应有人精通制作这些器械所具备的物理学、数学知识。今存《墨经》四篇中，有诸多测量定理，如《经上》“平，同高也”、“同长，以正相尽也”、“中，同长也”、“圜，一中同长也”等。城守器械的制造，既要测量水平面，又要测量长短，还要测量出重点和圆心等，像《墨经》中的此类定理，或是墨家传承的前代知识，或是墨家制作经验的理论总结。
在今存《墨经》四篇中，也有诸多数学定理，如《经上》“倍，为二也”、“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等。在今存《墨经》四篇中，还有诸多物理定理，如《经上》“力，形之所以奋也”、《经下》“景二，说在重”等。数学和物理知识，是测量、制造的基础知识。《墨经》中的这两类知识定理，也或是墨家传承的前代知识，或是墨家制作经验的理论总结。总之，《墨经》四篇中保存的这些测量定理、数学定理和物理定理，无疑是墨家的“从事派”弟子或后学中的精英所传播和记录下来的。墨家“从事派”弟子中的精英具有相当高深的数理知识和测量知识，成为当时士人中掌握科技理论的佼佼者。
其三，墨子的“从事派”弟子的另一工作重点是守城保卫。因此，他们不但应具良好的身体素质，还应具有很好的军事素质，应会使用各种守城器械，即《墨子·公输》载墨子所说的“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孔子所教课程中有射、御二术，墨家所教亦当有军事技能和技术等。
墨子自称“贱人”，墨家集团的组成基础应是工匠，器械（包括生活生产器械和军事器械）制作应是他们的本业，而城池防守应是偶尔为之；再说，他们从事城池防守的优长也在于制作传统的或新研制的守城器械。从这两点讲，墨子“从事派”弟子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生活生产器械制作，只是为了推行墨子的“非攻”学说，才间或制作守城器械而从事守城保卫工作。
（三）此阶段墨家游说止战活动的特点及社会意义
在上述游说、论辩、止战、助守等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此阶段墨家活动的特点。
其一，为宣传学说不计私利。据《墨子·鲁问》载，墨子被楚王招请，首先关心的不是“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而是能否“听吾言，用我道”；据《墨子·耕柱》载，高石子在卫，首先是做到“三朝必尽言”，时刻不忘宣传墨家思想学说。至于官位与俸禄，他们都放在次要位置。推行墨家学说，是此阶段墨家成员的第一要务。为此，他们全都置个人私利于不顾。
其二，一切活动都为实现学派的社会理想。为推行墨家的社会政治理想，“谈辩派”弟子游说诸侯、出仕为官；为发展和传递墨家学说，“说书派”弟子记录和整理墨子言行思想，在弟子后学中教授、传播墨子学说；为推行“兼爱非攻”思想，“从事派”弟子研究守御器械、帮助诸侯守城卫地。
其三，各类弟子的分工搭配、各类弟子内部的行动策划，都有统一的规划和指挥。在外派弟子“谈辩”出仕时，墨子都有整体规划，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某人仕于某国由学团统一指派，出仕前往往先派相关人员前去游说铺垫。如《墨子·鲁问》载，公尚过仕越系墨子所派；如《墨子·贵义》载“子墨子仕人于卫”；如《墨子·耕柱》载，让高石子仕卫前先“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墨子·耕柱》“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毕沅注：“游，谓游扬其名而使之仕。”
另外，被外派的弟子在诸侯国的为官言行，也时时受到墨家学团的掌控；在被外派的弟子离开诸侯国时，回学团报告须得到许可；学团中的“从事派”弟子，因其主要任务是帮助被侵略者守城卫地，其组织和行动都带有军事化性质，更是听从墨家学团统一部署，服从首领的统一指挥。
学派的严密组织纪律性、成员的无私献身精神，使此阶段的墨家学派成为叱咤风云的时代弄潮儿。关于此，《庄子·天下》载庄周后学曾赞叹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墨翟禽滑离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⑥ 墨家的游说止战活动，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不少执政者都争相利用其势力为己所用。
由上可见，此一阶段墨家学派四处游说，宣扬节用、非攻、兼爱等学说；三派弟子队伍庞大，对外活动组织严密、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叱咤风云；此一阶段的墨家活动重心在齐、鲁、宋、楚、越。
二、战国墨家学派衰败阶段的活动及影响
（一）衰败阶段墨家学派的分化
公元前381年宋之田襄子接任墨家巨子，至秦惠王（卒于公元前311年）晚年“秦墨”与“东方墨者”相争，是战国墨家的衰败阶段。此一阶段墨家学派的特点是派系分化、活动转型。
墨子去世后，特别是孟胜死于阳城后，天下墨者分化，就地域角度而言，东方有田襄子一派墨者，西方有“秦墨”。
孟胜死前匆匆传巨子位于宋之田襄子，是因为田襄子是“贤者”，未讲到他的墨学修为与门弟子的众寡和实力。今查史载田襄子的事迹甚少，除上引《吕氏春秋·上德》中有田襄子居宋事外，不见其他记载。⑦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田襄子在被封为巨子时，仅因为他是为孟胜所相知的“贤者”，而并非因为他弟子众多，实力强大。因而，他既没有像孟胜率百八十余”从事派”弟子那样的武装实力，又没有众多具备较深墨学修为的“说书派”弟子作为追随者那样的学术实力，也没有众多“谈辩派”弟子在各诸侯国从政那样的政治实力，所以他的社会影响甚小而致使其事迹流传不广，导致田襄子的史载事迹甚少。
正因为田襄子既无学术实力又无政治实力也无武装实力，所以他在众多墨家后学中缺乏号召力和领导权威。可能他在世时还可凭借“巨子”之位维持局面，我们尚没发现他在世时墨家内部争斗的记载，他去世后墨家内部的学派分化与争斗却是愈演愈烈，赫然载于史册的。
首先应予特别注意的是西方的“秦墨”。“秦墨”有巨子腹
。据《吕氏春秋·去私》载，秦惠王时墨家巨子腹之子曾违反“禁杀伤人”的“墨者之法”，无视墨家法禁而杀人。⑧ 据《吕氏春秋·去宥》载，“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而求用，但先谢子在秦的“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故预进谗言，使“王因藏怒以待之”，使“王弗听”，致使“谢子……遂辞而行”。⑨ 由此二事例可见，腹没有像墨子在世时统一规划墨徒行动那样尽到墨家巨子的责任，没有像墨子在世时那样将“谈辩派”弟子的活动统一组织、统筹计划，没有像墨子那样欲让一弟子去某国为官而先派其他墨徒前去游说而铺垫。这充分说明，此时墨家内部组织、内部纪律和内部信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学派内部分工而转化为学派分化，出现内部争斗。墨家学派此时内部组织、纪律、信念的变化，和学派分化乃至内部争斗的出现，导致墨家三派后学活动的转型。
（二）墨家三派后学活动的转型
此一阶段，墨家三派后学依然在从事活动，但其活动内容已较上一阶段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是，“从事派”后学失去昔日那种助人守城的实力而转入整理“城守”著述。
自孟胜等自杀于鲁阳后，再不见像墨子止楚攻宋、孟胜代鲁阳文君守城之类的墨家“从事派”弟子参与军事活动的记载。此阶段此派弟子后学的行踪，20世纪的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追寻线索。
李学勤先生将出土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进行多方面比较后指出，“《墨子》书内城守各篇……可推定为战国后期秦国墨家的作品”⑩。李先生还据称“王”称“公”之例推测，“城守各篇”“非一时之作”，谓“《迎敌祠》篇称‘公素服誓于太庙’，应作于秦称王以前；《号令》篇提到‘王’，当成于秦称王之后”(11)。秦称王，在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年），次年为更元元年。依据李先生的考察，入秦之墨家的“从事派”后学写《墨子》“城守各篇”即《备城门》以下十一篇的时间应在秦称王即公元前325年前后，与我们划分的战国墨家学派衰败阶段的末期相当。
《墨子》的《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即所谓的“城守部分”所载的守城战略战术和守城器械的制造使用，都托于禽滑釐和墨子问答的形式，详细讲说十二种抵御敌人攻城的战术、措施以及防守器械等。如禽滑釐问对付敌人兵临城下做羊黔之攻的防守方法即“备临”术时，墨子曰“守为台城，以临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射之，校机藉之，(12) 奇器□□之，然则羊黔之攻败矣”(13) 云云；又如禽滑釐问对付敌人穴道而攻的防守方法即“备穴”术，墨子曰“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并以大陶罂蒙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14) 云云；复如禽滑釐问对付敌人以蚁附般攻城之防守方法即“备蛾附”术，墨子曰“蛾傅者，将之忿者也。守为行临射之，校机藉之，擢之，火汤(15) 迫之，烧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则蛾傅之攻败矣”(16) 云云。这类记述，对墨家抵御敌人十二种攻城方式的防御战术和防御措施、防御器械等详加解说，成为承载先秦兵书防御学说的重要文献。
其次，“说书派”后学仍在传扬墨学但已经不能力行其主张。
杨伯峻等考孟子生活在公元前385年至公元前304年间(17)，其活动年代与墨家的衰败阶段的时间基本相合。由孟子的抨击，我们可看到此时期墨家“说书派”后学所宣扬的墨家学说的主要方面。
孟子曾惊呼“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故起而抨击之。据《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曾漫骂“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家主“无等差之爱”，较儒家继承周人宗法制传统而提出的以血缘亲疏为准则的“差等之爱”，更有号召力，更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战国初年社会大变革的形势下更容易被世人接受，所以受到自诩继承正统孔门儒学的孟子（见《荀子·非十二子》）的抨击。从孟子基于维护孔门儒学宣扬的活人间“等差之爱”和维护孔门儒学宣扬对死人“三年之丧”的示爱方式而对墨家进行的激烈批判中，可看出此阶段墨家“说书派”后学对墨家“兼爱”说的传扬。
但据《孟子·滕文公上》载，“墨者夷之”宣扬“治丧也，以薄为其道”，极力宣传墨家“节葬”学说，并“思以”墨家节葬之说“易天下”，但自己却“葬其亲厚”，故遭到孟子的极力批驳。(18) 墨者夷之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与兴盛期墨家师徒那种为行义死不旋踵、为实现理想而不计私欲的献身行为，已经大相径庭。
复次，最应注意者，是“谈辩派”后学的谈辩转型。
由《吕氏春秋·首时》载田鸠曾欲游说秦惠王，由《吕氏春秋·去宥》、《淮南子·修务训》、《说苑·杂言》载唐姑果在秦活动游说而智挫“东方墨者”谢子入秦游说秦惠王等等事件看，此阶段“谈辩派”后学仍从事游说谈辩活动，但他们的谈辩方式较前一阶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政治论辩转至辩“空言”者日众，并形成派系。
《吕氏春秋·应言》载墨者师”以“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难司马喜，使其“无以应”，(19) 其所用为“以其人之论还之其人之身”之法，颇有些辩难诘漏、“白马非马”的思辩味道，从而违反了墨子教导弟子后学论争问题时应采用的“三表法”，表现出此期墨家认识问题、表现思想观点的一种新动向。
这种新动向的进一步发展，是此期墨家后学对“空言”思辨的关注。《庄子·天下》曾言：“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为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20) 此言墨家之徒争相“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当是墨家巨子尚存在阶段发生的事。而杨俊光先生也研究认为，战国阶段，牵涉许多诸子学派的“同异之辩”自惠施在世时就开始了，惠施曾以“同异十七事”与墨家争辩。(21) 学界多以为惠施生在公元前370年，死于公元前310年。(32) 今查《墨经》中确有“同异”辩题。《墨子·经上》曰“同异而俱于之一也”，(23) 又曰“同异交得，放有无”，(24)《经说》中亦有诸多相应解说文字；杨俊光先生的考说不误。《墨经》这类辩“同异”的文字，当是与惠施同时代的此阶段墨家“谈辩派”后学参与“同异之辩”的证明。他们所热衷的是哲理名辩，而不再是政治论辩。
墨家“谈辩派”后学由政治论辩到空言名辩的变化，与此阶段墨家内部信念、内部组织、内部纪律的变化息息相关。
（三）衰败阶段墨家内部信仰和活动方式的变化
公元前381年至公元前311年前后的墨家学派衰败阶段，墨家的内部信念、内部组织、内部纪律均较墨子、孟胜在位掌控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如下三点。
其一，墨家巨子的绝对权威至此丧失。
前已讲过，孟胜将死于鲁阳时因宋之田襄子为“贤者”而传墨家巨子之位于田襄子。但墨家巨子田襄子的言语行事见于记载而流传下来的甚少，可见其社会影响力之小。又由《吕氏春秋·尚德》所载孟胜之二弟子当面不听从田襄子“止死”的命令而坚持回鲁阳从容赴死(25) 来看，田襄子作为墨家巨子已无墨子任首领时墨徒唯其马首是瞻、已无孟胜任首领时墨徒闻其令而自愿赴死那般的号召力和权威性了。
田襄子之后，居秦的墨家巨子腹连其子也不能令其恪守节制墨家内部弟子的“墨者之法”，不能制止在秦的唐姑果与“东方墨者”谢子入秦后的内部倾轧。其作为墨家巨子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可想而知。
总之，此一阶段，墨家弟子已不再像“禽滑釐子事子墨子”那样“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也不再像徐弱那样为巨子孟胜“请先死以除路”、像传信二弟子那样“反死孟胜于荆”（《吕氏春秋·上德》）；传信二弟子无视新巨子“止死”之令，居秦巨子腹连自己儿子也不能节制，连身边墨徒的争斗也不能制止，墨家巨子的绝对权威至此已大大减弱。
其二，墨家行义忘身、守法不越、身体力行等诸种信念发生重大变化。
墨家诸种信念，包括节制墨家内部弟子的“墨者之法”，至此一阶段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上引《吕氏春秋·去私》载腹之子无视“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竟然在秦杀人，是最好的证明。
墨家后学信念的动摇、不守“墨者之法”，腹之子是否为特例呢？《孟子·滕文公上》载持墨家“节葬”学说的墨者夷之，宣传“薄葬”，“思以易天下”，而自己却反墨家之道而行之，“葬其亲厚”。这种口是心非的行为，确然无视“墨者之法”，也反映了墨家后学对墨家学说、信念之崇信程度的减弱。
其三，墨子在世时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统筹计划的活动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墨子在世时那种弟子外出游说、出仕由学团统一组织、统筹计划，弟子服从指挥、统一行动的活动方式，至此阶段变为各派为求用于诸侯引发的自相排斥。各地墨者各立派系，各事活动，各求所用，甚至自相倾轧。《吕氏春秋·去宥》载“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而求用被先谢子在秦的唐姑果设计挫败，致使“谢子……遂辞而行”。这时的墨家“谈辩派”后学的游说，再没有像墨子在世时那样统筹计划、统一组织、统一行动，没有像墨子在世时墨家弟子那样置官位与俸禄等个人私利于不顾、而以推行墨家学说为第一要务的思想信念，“义”的观念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维利为求”。
总之，从公元前381年田襄子始执巨子位至秦惠王于公元前311年去世前后的墨家衰败阶段，墨家各派后学的社会活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事派”后学失去昔日那种助人守城的实力而转入整理“城守”著述，“说书派”后学虽仍在传扬墨学但已经不能力行其主张，“谈辩派”后学转入“空言名辩”。三派后学都已失去前一阶段墨家三派弟子那种搅动社会政治风云的能力和气势；加之此一阶段墨家学派的内部分化甚至自相倾轧，墨家的社会影响力大大减弱了。
三、战国墨家学派转型阶段的活动与影响
自秦惠王晚年“秦墨”与“东方墨者”争用（秦惠王去世于公元前311年）后，至约公元前250年公孙龙辞世(26)，是战国墨家发展的转型阶段。此一阶段墨家社会活动与影响的特点有三：一为墨家“谈辩派”后学不再积极参与政治游说而是热衷于空言思辨；二是墨家“说书派”后学所宣扬的理论主张被视为与儒家同类；三是墨家“从事派”后学对“任侠”风气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一）墨家谈辩派后学弃政治游说而热衷于空言思辨
继惠施以后，名家谈辩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庄子·秋水》载公孙龙鼓吹“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27) 王充《论衡·案书》言公孙龙曾著“坚白之论”，《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在公孙龙等人的鼓倡下，有桓团、田巴、孔穿等参与谈辩。一时之间，谈辩四起，备受关注。阮籍《达庄论》曾追述此现象说：“儒墨之后，坚白并起，吉凶连物，得失在心，结徒聚党，辩说相侵。”(28) 可见此一阶段谈辩之风的盛行。
此“空谈”之风受到鲁仲连、邹衍、庄周后学等人的批判。邹衍谓其“害大道”、“害君子”(29)；《庄子·去箧》批评“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30)。按照墨子留传下的服务于社会的学术传统和“三表法”的论辩方式，此时的墨家后学是应该是对此风持反对态度的，但通过考察我们却发现，此时的墨家后学反而是站在空言思辨派一边，并且参与空言名辩的。
据《庄子·天下》言，墨家除以“以同异之辩相訾”外，也曾以“坚白之辩相訾”。战国阶段，“同异之辩”论题主要发生在惠施的年代(31)，“坚白之辩”论题主要发生在公孙龙的年代(32)。公孙龙的生卒年代，当今学界研究依旧赞同钱穆的“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250年”说(33)，那么公孙龙论辩的年代就与战国墨家转型阶段在时间上大致吻合。而《墨经》中载有“坚白”论题(34)，是墨家确实从事过此一方面的讨论，才会在墨家著述中保留下这些文字，才会使得《庄子·骈拇》对杨、墨之徒“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异同之间”(35) 进行批判，《荀子·礼论》才对“‘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36) 进行批评。
（二）墨家说书派后学对墨学的宣扬
通过他家诸子的记载，可看出此阶段墨家“说书派”后学的活动，可看出此阶段墨家后学所宣扬的理论主张的影响。
庄周与孟子基本同时，《庄子》内篇一般认为主要记述了庄周的学说；而其书之外篇、杂篇一般认为记载的是庄周后学的学说。那么庄周后学活动的历史时段就与墨家转型阶段的时间基本相合。由庄周后学的抨击，我们可看到墨家“说书派”后学在转型阶段对墨学的大力宣扬。《庄子·天运》载儒墨效法大禹，《庄子·在宥》及《庄子·天地》载儒墨对仁义道德的虚假鼓吹，从中可以看到儒墨两家在此时的盛行，可以证明《韩非子·显学》“儒墨显学”所论绝非虚言。
《荀子》记录了诸多墨家学说。荀子著述的整理时间，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37) 等言，当在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而荀子被免兰陵令后，而其著述的初写年代，却应早于此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田单复齐，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时，“田骈之属皆已死”，“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38) 田单复齐在公元前279年，此前后数十年荀子著书立说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与墨家转型阶段的时间大部分相合。那么，由《荀子》所论可考查墨家转型阶段“说书派”后学的社会影响。
《荀子·非十二子》批判墨家“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39)，《荀子·富国》、《乐论》对墨家非乐说作批判，主要出于维护礼仪制度的目的。因而，荀子着重批判“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40) 的思想主张；否定墨家一切从社会实用出发、不顾人的精神追求、不顾推行礼仪制度所必备的物质条件的偏激学说；甚至将墨家学说的推行与礼乐制度的推广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谓“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41)，以墨家学说作为儒家学说的对立面，将墨家与他荀卿极力反对的“不知隆礼义”的“俗儒”相提并论，谓二者“言议谈说已无异”(42)，一同加以批判。正是在荀子的这些批判中，使我们看出墨家”说书派”后学对墨家这些理论的宣扬。
（三）墨家“从事派”后学对“任侠之风”的影响
任侠之风的历史渊源久远，墨家学说对其形成有直接影响。《墨子·经上》云“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43)《墨子·经说上》云“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44) 毕沅以“任侠”注“任”，概括出墨家损己以成人之急、救人之急的死不旋踵精神。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故除强扶弱，趋人之急，为弱者打抱不平。强大的楚国想要攻打弱小的宋国，墨子听说之后就去阻止楚王。(45) 墨家这种舍己、损己以救人之急的献身精神为后世侠客所继承。汉朝朱家是著名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载：“（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阸，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46) 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与墨家舍己以救人之急的精神应是一脉相承的。
墨家重信义而轻生赴死的精神同样影响着后世侠客精神的形成。《吕氏春秋·高义》载越王欲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墨子。但墨子却曰“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因而辞封，(47) 表现出重理想追求而轻物质利益的精神。《吕氏春秋·上德》更载孟胜以死来“行墨者之义”，来维护其理想价值。(48) 后世侠客那种“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与墨家这种重道义、重然诺、轻生赴死的精神也应是一脉相承的。
墨家恪守公道、不徇私情的正义之举也为后世侠客所继承。《吕氏春秋·去私》载墨者巨子腹为了维护“墨者之法”而不徇私情，杀死了自己的独子。(49)《史记·游侠列传》载“（郭）解姊子负解之势”欺负人而被杀，郭解姊“弃其尸于道”以激郭解报仇，但郭解却放走凶手。(50) 郭解主持公道、不徇私情的正义之举与墨家巨子腹的做法也是一脉相承。
四、战国墨家学派重兴阶段的活动与影响
（一）墨学重兴
自公孙龙辞世（约公元前250）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是战国墨家发展的重兴阶段。墨家各派后学活动复盛，并逐步融入华夏大文化格局中。
《吕氏春秋·当染》曾言“（孔子、墨子）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51)《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楚王曾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吕氏春秋·不侵》曰“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52)《吕氏春秋·喻大》曰孔丘、墨翟“既足以成显名矣”，(53)“既足以成显荣矣”。(54) 上引《吕氏春秋》这数则关于墨家社会地位与声望的记载，涉及墨家之外的四家学派。这四家学派，除宋钘、尹文、公孙龙、惠施、惠盎等一派在“偃兵”学说方面与墨家“非攻”学说相似外，其他家学说与墨家学说都大不相同。学说并不相同的各家学派却能在自己的论说中一致例举墨家名声的显赫，或谓“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以肯定墨家在士人中的号召力，或谓墨家“既足以成显名”，或谓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以渲染墨家在世人中的威望，或将本来是杨朱的事迹转嫁到墨子身上，所有这些，联系《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孔、墨也”的论说，都充分说明了墨家学说在各诸子学派中的鲜明印象，反映出墨家学说在此一时段的显赫地位。
（二）墨家说书派后学的社会活动和影响
写于前247至前239年的《吕氏春秋》是一部综合性的杂家著作。吕不韦组织天下各派学者编写《吕氏春秋》，墨家“说书派”后学应当在罗致之列。吕不韦令各派学者各记其学派之说，以求治理天下之术，各派学者士人所写思想内容涉及先秦诸子各家学说，墨家思想是其重要部分。
首先是墨家的节用思想。《吕氏春秋·不二》曰“墨翟贵廉”，(55) 廉，犹俭也。《管子·侈糜》“智以招请，廉以摽人”，尹知章注“富而清廉，则使为人摽式”；(56)《淮南子·原道》“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高诱注“廉犹俭也”；(57) 均可为证。据《淮南子·要略》，墨子先学孔子之术，因儒家礼繁丧奢而自创新说，反其道而行之，故此文以节用之“廉”许墨子。《吕氏春秋》谓墨家之核心观念是节用说的观点，被司马谈所继承，其《六家要指》谓“墨者……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58)
墨家的非攻学说，此时也反映到《吕氏春秋》中。《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对赵惠王说“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59) 指出“偃兵”息战的基础首先在于有“兼爱天下之心”，从“兼爱天下”出发去息战，这深得墨翟“非攻”之要旨。
（三）墨家“从事派”后学的科技继承
《韩非子》中反映了墨家“从事派”的高超科技，记载了“墨子为木鸢”的事迹。《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60) 而据《墨子·鲁问》载，削木使之能飞者为公输子，即公输盘。其文曰：“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61) 前边已讲过，胡适认为包括《鲁问》在内的《墨子》的《耕柱》至《公输》五篇文字，“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62) 依此，《鲁问》所记公输子为“木鹊而飞”遭到墨子批评之事，应是可靠的。
那么，韩非为什么在《外储说左上》又记墨子制“木鸢而飞”呢？自墨子与公输盘交往、纠葛至韩非在世著述，约二百年左右。(63) 其间故事传说流传变形，当在情理之中。但故事流传中为什么要把本来是公输盘的技巧作品转移到墨子身上呢？这当与其间墨家对于古代科技的综合、整理、传承有关。今传《墨子》所载《墨经》四篇，其中多有物理、数学等科技知识，胡适认为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64)“别墨”活动于墨子死后，他们“相谓‘别墨’”而“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65) 故而将他们整理的《墨经》托名于墨子，从而使世人传言墨子至巧，而渐将公输盘制“木鹊”之事讹传为墨子制“木鸢”。这个故事流传变形中所隐含的，是墨家高超科技的巨大影响。
（四）墨家谈辩派后学的政治论辩
《韩非子》反映了墨家后学与他家诸子学派的论辩。《韩非子·显学》将“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与“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作对比论述，(66) 将儒墨相争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厚葬久丧以从礼还是要薄葬短丧以节用的观点对立，彰显出来，从而可看出墨家节葬说的盛行和墨家“谈辩派”后学在此一问题上与儒家的尖锐争辩。
《韩非子》还对于墨家的“兼爱天下”学说提出批判。《韩非子·五蠹》曰“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67)，集中批墨家兼爱，从反面说明墨家此学说的影响巨大。
韩非尚耕主战，摈弃无用之策，故批评“孔、墨不耕耨”而妄“察”言辞、乱推“贤行”。《韩非子·八说》曰孔、墨虽然“博习辩智”，但“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68) 用法家以“任法”“赏功”的理念去批判儒、墨之空言。
从韩非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家“兼爱天下”、“视民如父母”的“仁义治民”学说的盛行，和墨家“谈辩派”后学在此一问题上与儒家的尖锐争辩。这些辩题，不再像上一阶段那样为“空言”之辩，而又回归为社会政治性辩题，是此期墨学“重兴”的重要表现。
五、余论：战国墨家发展四阶段总说
依据墨家三派弟子后学力量的消长变化、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变迁、对思想学说主旨各方面的不同强调，我们将战国阶段墨家学派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墨家各派后学都有不同形式的活动，产生着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
自墨子创立学派至公元前381年孟胜等死于鲁阳是战国墨家的兴盛阶段。此阶段墨家力量强大，社会影响甚大，三派弟子各从事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其中“从事派”弟子达三百余人，以其独特的防守技艺助受侵攻的诸侯守城，成为诸侯争聘的对象。“谈辩派”弟子随从墨子在宋、齐、卫、越、楚等国游说诸侯，影响巨大，致使越王欲以“故吴之地五百里”封墨子。“说书派”弟子总结墨子思想主张，形成了节用、非攻、兼爱、天志明鬼的政治、经济、伦理、哲学四位一体的早期墨家学说。此阶段墨家主要在鲁、齐、宋、卫、越、楚一带活动。孟胜率领的“从事派”弟子一百八十余人因鲁阳文君的牵连而集体自杀，使世人对墨家献身精神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自公元前381年至秦惠王（卒于公元前311年）晚年的“秦墨”与“东方墨者”相争，是战国墨家的衰败阶段。此一时段，墨家三派后学依然在活动，“说书派”后学在传播墨家兼爱、借用节葬等学说。“从事派”后学入秦著《墨子》“城守各篇”。“谈辩派”后学在更大范围内从事游说谈辩活动，争相入秦游说。但各派活动皆发生重大变化。“说书派”无新学说创立而转入宣扬墨家学说，自己却往往不能力行；不再见有“从事派”后学从事军事城守的记载(69)，他们转而总结墨子等人防守学说；“谈辩派”后学变化最大：已不再见墨子在世时那种学派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统筹计划的活动方式，转而为各派系争用而相互攻击、倾轧；其谈辩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已有转至与惠施等名家辩“同异”等“空言”论题者，成为下一期活动的先声。另外，墨家巨子的绝对权威至此失势，墨家行义忘身、守法不越、身体力行等诸种信念发生重大变化。此阶段墨家活动中心转移到秦。
自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50年公孙龙去世，是战国墨家的转型阶段。此一阶段三派墨家后学中最为活跃的应为“谈辩派”后学，但其不再积极参与宣传墨家政治思想学说而是热衷于空言思辨，继上一期后学“谈辩派”的“同异之辩”等“空言名辩”后，此期“谈辩派”后学更为积极参加公孙龙等主倡的“坚白之辩”等“空言”辩题，丢弃了墨子“言多而不辩”因“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的教导。“说书派”后学仍在宣扬墨家的“兼爱”、“节用”等的理论主张。
自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是战国墨家的重兴阶段。此一时段，墨家“说书派”后学对墨家“兼爱”、“非攻”学说的宣传，墨家“从事派”后学对墨家献身、执著精神的继承，墨家“谈辩派”后学与儒家的尖锐争辩、与法家的尖锐争辩，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收稿日期：2011－04－07
注释：
① 详见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附录一《中国历代墨学书目及版本》，第599－634页，附录二《中国墨学论文目录》，第635－799页。
② ［汉］刘安等《淮南子》，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9－710页。
③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7页。胡适所谓的“第二组材料”，是指《墨子》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等24篇。
④ 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4页。
⑤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95－496页。
⑥ ［战国］庄周等《庄子》，《新编诸子集成》收［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5－1078页。
⑦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亦有一“田襄子”，但言其相齐宣公而通晋，为取代姜齐作准备，且于齐宣公四十三年（公元前413）前已卒，显然不是在宋被授为墨家巨子的田襄子。又，孙诒让谓《说苑·尊贤》中的田让“疑即田襄子”，《说苑·尊贤》曰：“卫君问于田让曰：‘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赏赐尽御府缯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让对曰：‘君之赏赐，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诛罚，不可以理避也；犹举杖而呼狗，张弓而祝鸡矣，虽有香饵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田让主张赏赐以功、诛罚以理，其说近于法家而远于墨家，从学理派属而言亦不当为墨家巨子之田襄子。
⑧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32页。
⑨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24页。
⑩ 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载《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11) 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载《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4页。
(12) 此“强弩射之，校机藉之”原作“强弩之，技机藉之”，从孙诒让校改。见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94页。
(13)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93－494页。
(14)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06－507页。
(15) “火汤”原作“太氾”，从孙诒让校改。见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21页。
(16)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20－521页。
(17) ［战国］孟轲《孟子》，杨伯峻《孟子译注》本，《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页。
(18)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5页。
(19)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01－502页。其所载此事发生于公元前314年前后。
(20) ［战国］庄周等《庄子》，《新编诸子集成》收郭庆藩《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9页。
(21) 杨俊光《惠学锥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191页。
(22) 张习孔《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353页。
(23) 谭戒甫《墨辩发微》，《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8页。
(24) 谭戒甫《墨辩发微》，《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80页。
(25)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第1268页注［六○］。
(26) 钱穆考证认为，公孙龙活动在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间。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97页。
(27)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97页。
(28) ［清］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民国十九年景清光绪本，卷四十五，第1985页。
(29)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70页《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
(30)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9页。
(31) 杨俊光《惠学锥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页。
(32) 《庄子·秋水》、《淮南子·齐俗》、《史记·平原君列传》等书所载。
(33) 杨俊光《公孙龙子蠡测》，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1页。
(34) 《墨经》中留有诸多“坚白”辩题，如《墨子·经上》“坚白，不相外也”，《墨子·经下》“宇久不坚白。无久与宇，坚白。说在因”。《经说》中亦有诸多相应解说文字，如“坚白之撄、相尽”，“无坚得白，必相盈也”，“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
(35)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14页。
(36)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6页。
(37)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8页。
(38)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8页。
(39)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2页。
(40)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92页。
(41)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1页。
(42)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9页。
(43)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14页。
(44)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37页。
(45)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07页。
(46)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4页。
(47)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15页。
(48)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1页。
(49)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32页。
(50)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5－3186页。
(51)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页。
(52)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0页。
(53)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2页。
(54)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82页。
(55)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页。
(56) ［清］黎翔凤《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53页。
(57) ［汉］刘安等《淮南子》，见《淮南鸿烈解》卷一，《四部丛刊》影钞北宋本，第12页。
(58)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0－3291页。
(59)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5页。
(60)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6－267页。
(61)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80－482页。
(6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7页。胡适所谓的“第二组材料”，是指《墨子》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等24篇。
(63) 墨子破公输盘云梯之械而止楚攻宋事，钱穆考在楚惠王四十五年（公元前444年）后，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9－162页；韩非死于公元前233年。
(6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6－107页。
(65)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79页。
(66)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7－458页。
(67)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5－446页。
(68)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24－425页。
(69) 李学勤等谓其转入秦，助秦防边胡，这只是猜测之辞，似无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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