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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几年内卖了400多顶官帽，其中一次就调整了100多名干部；浙江平阳县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两年卖出副科以上官帽279顶，成为当时著名的“卖官大户”；山西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1999年2月到4月两个多月批发“官帽”432顶，其中副科以上278顶；河南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在任舞钢市委书记期间，有一次5天时间调动干部157人，每人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
以上事实说明，时下的买官卖官，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个别现象，而是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如果不充分重视，从根本上治理，后果不堪设想。
买官卖官为害最烈
卖官鬻爵，称为吏治的腐败，历来被视为为害最烈的腐败行为。发生在当今的买官卖官，依然是影响最坏、为害最烈、祸国殃民、举国痛恨的最恶劣腐败。
其一，买官卖官既是腐败严重程度的标志，又助长腐败使腐败更加严重。腐败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当今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存在，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同。就我们的情况来说，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和程度也很不相同。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匮乏，当时走“后门”，多占稀有财物，即构成腐败。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物资丰富了，腐败也“升级”了，出现了权钱交易，以权谋钱。不过80年代的权钱交易，主要集中在利用价格双轨、批地、批项目、贷款等经济领域的活动以权谋钱。到了90年代，某些人在利用经济活动以权谋钱的同时，出现了政治领域的以权谋钱，赤裸裸地把官职当商品。这是一个标志，表明腐败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且，买官卖官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经济领域以权谋私，一次交易过后，交易双方目的达到，交易行为基本结束。而买官卖官一次交易完了，腐败行为刚刚开始，因为买官者把买官视为投资，是想通过获取权力得到更多的利益，获取更多的金钱。所以一旦买到官职后，会利用官职再去卖官，再去疯狂敛财。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花钱买权，再用权赚更多的钱”。如河北沙河市一公安派出所所长，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地委一把手，送上2万元，很快成为该市公安局长。此人一当上公安局长，立即做起了卖官的生意。第一笔卖了一个派出所副指导员职位，得2万元，正好捞回了本。接着卖了一个警官职位，得2.5万元。接着又继续卖官，加之贪污、受贿4年获赃款77.8万元，是其当年卖官投资的39倍。
其二，买官卖官使一批素质不好甚至有问题的人混进官员队伍，影响了公职人员队伍质量，甚至会在一些地方形成官员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官员是代表公众管理社会的，所以必须有德才要求，要具备较高的素质。其选拔、考察、使用要有严格的程序。而买官卖官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钱。这就必然使一批素质不好甚至有问题的人混进公职人员队伍。山西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突击提拔、调整干部，就使一批根本不具备提拔条件的人被提拔重用。其中就有其妻子，此人调到该县法院6年基本没上过班，该县法院多数人也不认识她，竟也被提拔为该县法院副科级审理员。而一向惯于溜须拍马多年来不辞辛苦为这位书记夫人记出勤、送工资的法院会计竟被提拔为法院副院长，就连王虎林的司机也沾了大光，被提拔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其三，买官卖官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我们一直是这样宣传，也是这样实践的。千千万万各级各类公职人员，在薪水并不高的情况下，勤勤恳恳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一些人通过卖官而谋财，一些人通过买官而混入公职人员队伍以营私，使我们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公职人员的形象受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一些“大官”们卖官，一些人卖到“大官”，其影响更为恶劣。
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江总书记这段话的深刻意义，深刻认识买官卖官给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
买官卖官何以死灰复燃
买官卖官古已有之。我国从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起，卖官鬻爵便史不绝书。秦始皇本人便首开卖官之先河，史载秦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东汉汉灵帝时卖官更是分级明码标价。明代严嵩把官位竞价拍卖。而被称为“落日的辉煌”的“康乾盛世”，也出现过三年时间卖了500多顶乌纱帽的丑闻。
问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曾灭绝一段时间的买官卖官病为何在改革开放中却死灰复燃？这就需要认真思考。
首先，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政治领域。就买官卖官而言，这种赤裸裸的腐败行为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所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巨大的利益诱惑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因为对卖官者而言，他不需要投资，无本获利，而买官者以很小的成本获得了能带来很大利益的权力，这种双方利润颇丰的交易自然就有了巨大的诱惑力。这就是进入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腐败也进入高发期，买官卖官这种深层的腐败行为出现并呈蔓延之势的社会原因。
其次，这同我们的干部队伍的构成和思想状况有直接关系。建国初期，买官卖官所以得以灭绝，除了国家性质及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原因外，干部队伍构成与思想状况也是重要因素。那时的各级掌权者几乎都经历了革命战争的考验，特别是高层领导都是职业革命家。从战争走过来的那代人，深知政权得来不易。而且经过战争洗礼，他们形成了坚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使买官卖官这种极端的腐败行为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干部队伍变动得比较频繁，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也难免鱼龙混杂。在开放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的天地里，外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内有封建流毒的潜移默化，加之商品交换的影响，干部队伍中一些本来素质不高的人思想就会起变化，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出现倾斜，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金钱至上慢慢滋生。于是就干起了权钱交易、以权谋钱，乃至卖官鬻爵。
再次，是同我们的领导体制存在弊端有极大的关系。这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影响也好，干部队伍构成和思想状况也好，都只是会使买官卖官这种最丑陋的腐败行为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土壤，这种条件就是我们的体制存在弊端。邓小平早在二十多年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重要讲话中，就尖锐地指出了我们的领导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必然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他还指出家长制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了个人的工具。他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分析一下那些卖官的，无一不是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既不受限制又不受监督，他们凌驾于组织，把组织变成自己的工具，把干部看成自己的私产。这样的人把官职当商品出售便成为必然。
当然，买官卖官的发生还同我们没有及时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干部选用、考察、监督、奖惩、交流、辞退制度有直接关系。
标本兼治根除买官卖官
铲除买官卖官这一丑陋的腐败现象，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标本兼治
要加大对买官卖官者的打击力度，重典惩治。买官卖官，令人不齿，它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远甚于其他腐败行为。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针对目前买官卖官有扩大蔓延之势，应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对卖官者，必须绳之以法，对买官者，要坚决清除出干部队伍，触犯刑律者也必须绳之以法。要通过重典惩治，使买官卖官者不敢轻易染指。
要继续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权位观。近些年来，通过“三讲”教育、“三个代表”学习教育、“三个想一想”活动等，对广大干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也有人认为教育解决不了问题，搞了这么些教育活动，腐败不是照样滋生，买官卖官不是照样出现？其实不然，对绝大多数干部来说，教育是很有益处的。就以目前流行甚广的“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某些人的权位观来说，绝大多数干部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宁可降职、宁可原地不动，也决不丢官德，决不失人格。真正跑官要官者，买官卖官者，只是极少数人。的确，对这极少数人教育是无能为力的，对他们只能是按党纪国法办事。
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近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规定。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条例》、《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等。这些对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推进改革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一方面这些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认认真真地落实。另一方面，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和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真正建立起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的选人机制和优胜劣汰、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要增强干部人事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要加大对干部人事工作的监督力度。要建立和完善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责任制、干部选拔任用决策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追究制。
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领导体制上存在的弊端。这是根治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的最重要的治本之策。“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根除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