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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今年已整整20年了。 回顾这场大讨论，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启发也不少，略述几点如下。
（一）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在中国历史迫切需要结束过去、开辟新阶段的背景下发生的。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将近20年的“左”，特别是十年“文革”，搞得政治上大混乱，敌我关系大颠到，经济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陷入深深的灾难之中。这不仅表明了“左”的危害极大。也表明了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中国迫切需要结束过去，通过改革走新路。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实际上就是要将原有的一套东西，包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等，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简单地说，就是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这样，历史就不能前进。
当时，迷信盛行，思想普遍僵化，“两个凡是”似乎很有群众基础。但这决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根本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很快就醒悟，从高级领导干部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理解和接受了实践标准。这场大讨论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压力。尽管如此，从1978年5月到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仅用半年多时间，就推倒了“两个凡是”，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场大讨论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场大讨论符合和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正如《理论动态》第70期《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所说：“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的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人民之中。”人心所向，归根到底取决于历史前进的方向。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迅速觉醒、发挥历史主动性的过程。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虽然有“两个凡是”的阻抗，有“左”的干扰，出现了两个徘徊。但这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而不是在徘徊中后退的两年。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在徘徊中前进，实际上就是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这是完全不符合那两年实际的估计和判断。那两年的历史进步是很明显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并逐步取得成功，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邓小平同志说：“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页）对两年徘徊的看法，既是对那两年历史的估计问题，也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历史作用的估计问题。
（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基本建设
这里讲的基本建设，是指思想路线问题。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代表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什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基本建设？因为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2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我们已经经历多次思想解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而且是名符其实的思想大解放。以后的历次思想解放，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次思想大解放为基础的，都是这次思想大解放的继续和深入发展。这充分说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确是基本建设。
回顾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确立到重新确立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思想路线的建设是很不容易的。
民主革命时期，在我们党内，有些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想问题，办事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本本。以后，这种教条主义发展泛滥，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成为共产党的大敌。通过延安整风，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教条主义的表现和特征，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文章中作了具体生动的描绘和精辟的概括。那么，搞教条主义的人自己是怎样说的呢？有一位犯教条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在总结自己的教训时说，为什么犯错误，因为当时认为：“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杨春贵《党的思想路线研究》第269 页）这也是“两个凡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推倒这“两个凡是”的结果。
事隔30多年，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一切从本本出发的严重倾向，而且，通过权威方式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推倒这“两个凡是”的结果。
民主革命时期有“两个凡是”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两个凡是”，历史背景不同，具体内容不同，但从思维方式看，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看，从学风看，是颇为相似的。
再从改革开放以来时起时伏的“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看，那些指责改革开放是“姓资”“姓私”的人，是从本本出发，从某种固定模式出发。来判断改革开放。他们漠视群众的实践，不承认实践标准的权威。从思维方式看，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看，从学风看，还是“两个凡是”那一套。
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两个凡是”，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两个凡是”，到改革开放以来“姓资”、“姓私”的指责，从思想路线说，也是一脉相承的。深入研究这一现象，揭露其认识论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对于肃清根深蒂固的“左”，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很重要的。
（三）实践标准本身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具体化
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实践标准的内容也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具体化。现在，我们的基本实践是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标准必须体现这个历史特点和要求。
还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这个讨论时就阐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这里，邓小平同志已经表达了这样的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把实践标准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联系起来。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完整地阐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十四大和十五大都强调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也可以看作是实践标准的发展。
在实行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中，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最好地坚持了实践标准。
我们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三个有利于”是根本的判断标准。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观念、理论、制度、办法，都要加以破除和改革，这就是解放思想；一切新的主张、办法、制度，究竟对不对、好不好，都要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检验判断，这就是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是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又是实事求是的主要标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整整20年。我们要认真总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验，认真总结20年坚持实践标准的经验，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在更高水平上坚持实践标准，推动新的思想解放。
（四）政治上发展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时，邓小平同志就对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说，不要设禁区、下禁令。这就要给这场大讨论提供一个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又着重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强调，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开始，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采取压制手段。由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民主空气还是比较好，大家基本上能够畅所欲言。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要有政治民主这个重要条件。民主越发展，越能促进人们解放思想。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20年来的思想解放一再说明的一条重要经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最终要落到“求是”上。在现实生活中坚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要否定一些东西，又要敢于创新。这首先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较广博的知识，同时要有勇气和胆略，还要有民主这个政治条件。
“求是”就是要说新话。这个新话，或者是属于新开拓的领域，没有人涉足过，或者是别人已经涉足过，要说不同于别人已说过的话（这个话具体表现为理论、路线、方针、对策、决议、指示、权威著作等等）。这个新话同原来的话相比，或者是有所差别，或者是有很大差别，或者是对原来的话作否定、纠正。你的新话所涉及的如果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比较好办，所涉及的如果是你的上级领导、理论学术权威，甚至是政治权威，那就可能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除了要有勇气和胆略等主观条件外，客观的外部环境就很重要。这个外部环境，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政治的发展，讲民主，个人的民主作风、平等态度，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完善的民主制度，是依法治国，以党规党法治党，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党员的民主权利，各种委员、代表的民主权利。
在中国，“左”、迷信、专断，这三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左”的一套不符合实际，违背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就借助于专断和迷信这样的“硬件”和“软件”来推行。在十年“文革”中，这种情况表现得很典型。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以后，这种情况也很明显。在中国的条件下，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解放思想，政治民主确是一个重要条件。
（五）中央党校任重道远
邢贲思教授在拙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在真理标准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讨论中，中央党校功不可没，胡耀邦同志功不可没。”这是中肯之言。
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祥地，也是推进这场大讨论的重要阵地。
在1977年6月4日的一次小会上，胡耀邦同志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胡耀邦同志讲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
1977年8月2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由胡耀邦同志出题，拟定框架、审阅定稿的这篇文章强调，要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要破除迷信。文章批评一些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篇文章已经提出了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复校后的开学典礼。 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鲜明地提出理论要敢于接触实践问题，并说，“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这里还明确讲到理论要受实际检验。在开学典礼前二三天，胡耀邦同志在同我谈话时说，叶帅的讲话是他动手搞的。因此，这也是胡耀邦同志的思想。
1977年12月1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31期，刊登了《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这篇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文章从认识路线的高度，明确地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同志在讨论党史教学计划的党委会上， 就明确地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会后，在胡耀邦同志指导下，撰写了文件，明确提出，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 组织全校800学员进行了讨论。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端倪和前奏。
1978年5月， 胡耀邦同志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在5月10日出刊的第60期《理论动态》发表， 并决定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精心指导撰写了多篇针对性很强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又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胡耀邦同志又抓了在教学中贯彻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使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理解和掌握了实践标准，成为这场大讨论的骨干力量。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刊物工作，搞得很出色，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今天，面临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性课题，中央党校作为党中央的重要理论阵地，责任很重大。
现在有一个重要提法，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要达到十五大的新水平。什么是十五大的新水平。这个提法本身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我们要着重领会和掌握的。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努力达到十五大的新水平。要像十五大文件那样，敢于和善于总结新鲜经验，分析现实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判断，从而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精神状态上、在科研能力上、在组织领导上，我们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央党校的同志，既要肯定过去的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的差距，扎扎实实地努力，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