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语研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1）02－0014－04
一
新时期以来，诗歌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最大成绩是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初步进入文体内部探照。故诗歌美学内涵的阐释，流量猛增，诗歌文体、文本的应对能力，渐步到位。不过，因历史阴影羁绊而产生某些“矫枉过正”——比如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相联系的逆反性淡漠，削弱了研究的某些潜能；过于投身西方资源的偏斜，也掣肘了融汇性局面的打开。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唤新世纪相关的“话语”研究，已然成为热门。
近年诗学界有意引入综合性话语分析方法，取得初步成效。突出的有青年学人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大，2005）、陈爱中《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作为论文的汇编，前者在单篇论述中不乏新锐的真知灼见，整体性正在做进一步深入；后者可能还没有足够篇幅光顾新时期语言，所以自觉停留于1949年。
《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王泽龙，中国社会科学，2008）抓住诗语中最重要的意象做专题研究，广纳周延，条分缕析，在同类著作中引人瞩目，惜乎也止步于现代文学时段，有待进一步完善“当代”。而耿占春多年对诗歌语言一往情深，《失去象征的世界》（北大，2008），继续以哲学的眼光审视语词修辞，保持一贯的洞烛察幽。
检视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研究的硕博论文约有十来篇，属于现代诗意义上的研究有《朦胧诗语言研究》（王维），王文提供现场大量语言资料描述，属于基础性的战场打扫；《诗歌语言意象研究》（刘芳），该文作者毕业于外语系，较深吃透西方相关理论，多采用中西比较方法，对意象语做了较全面论述，功课做得扎实；《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语言分析》（孙川梅），作者毕业于文字学专业，特别善于在字词句的细微处进行解读，可以看到在辞章学方面确实是下了功夫；《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特征研究》（冯佳），此作可谓嗅觉灵敏，大胆考察大陆后现代诗语的另类特征，在高校相对保守的体制里，颇有吃螃蟹的勇气。
《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观念的演变》（张向东），则梳理了百年新诗的语言节点，论述周全深入，有较大的启发性与说服力。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为现代诗和现代诗语言建设带来可观的愿景和继续踏勘的鼓舞。
诗歌语言研究的难度，在于诗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诗的探究都要从语言那里去获得理解、感悟；它和其他诗歌元素永远处于纠缠不清的关系。社会学分析、美学分析、原型分析、心理学分析、结构学分析……任何方法都可以进入，然而，种种尝试毕其役以完工的方法论，始终都处于“轮回”式竞争，每一回都会留下一些欣慰，也留下一些遗憾。
对于研究的不足，自然再导致人们对“新一轮”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追求。对于新的话语分析，首先我们应该感谢巴赫金，是他开启了当今适应性很强的话语理论。巴赫金看出索绪尔语言学的封闭与隔绝，重新把话语理论建立在交往对话基础上，他给“话语”下了一个定义：“任何现实的已说出的话语（或者有意写就的词语）而不是在辞典中沉睡的词汇，都是说话者（作者）、听众（读者）和被议论者或事件（主角）这三者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和产物。”[1]三者的互动构成“活的表述”，而活的表述不是纯粹的言语，它是与潜在社会机制、意识形态内容，混合成相互渗透、难以剥离的语言织体。
福柯进一步把话语运用全部等同于历史实践，他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揭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他的三维论打开新的话语天地，特别是将权力引入话语领域影响深远：“权力无所不在，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2]
福柯强调权力产生话语机制，话语是权利的表征，话语和权利共生于知识谱系，福柯俨然拒绝此前流行甚广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作为语言学家的诺曼·费尔克拉夫，则试图让福科开创的哲学话语和语言学话语整合一体：“我试图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这个努力的中心是把两方面的内容连接起来，一方面是这一更加带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另一方面是处于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中的、具有‘文本和相互作用’意义的话语。”[3]
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具有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文本关注语言分析；话语实践解释文本生产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关注社会分析问题。三方面有机结合使话语分析渐成热门显学。
国内有论者对此做出简化性理解，认为“话语”是一种言说，它是通过一定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来言说，所以，术语、概念和范畴是最重要的“话语成分”。思想、意义和价值与言说有关从而与话语有关，所以，话语是文化和思想的具体方式和形态。[4]
将热门显学“落实”于现代诗歌研究上，近年有青年学人李志元写出博士论文。他举荐诗歌话语分析，首先应当被视为意识形态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一种具备自身特殊审美形式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诗人有可能与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
其次，诗歌话语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诗歌话语反映了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并在各个层次上受到前者的限制；另一方面，诗歌话语在社会意义上又有助于整个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结构的建构，包括对它自身的形式及其背后的身份、关系和价值体系的建构。
他同时也批评其中的不足：“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较为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却远未得到完整、准确的理解和运用。一是诗歌话语研究并没有就此在批评实践上打开局面，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二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个案研究，而且几乎仍然将研究重心停留在具体诗歌流派、诗人诗作的语言风格方面——这样的研究既减缩、偏离了话语分析的要旨，又无法提升研究的层次。”为此，他具体提出诗歌话语分析六单位，即：语境、主体、诗意、意象、读者和文本形式。[5]
李志元提供的是众多诗歌话语研究框架中的一种，读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做诗语研究前期准备工作，参照上述六种分析单位，未尝不是一种借鉴思路。但是最终，本人还是决定放弃众人认可度很高的话语研究，改为“诗语”研究。诗语与话语虽一字之差，但并非就是“顶替”诗歌话语本身。顶着风险而“重返老路”，是为着突出诗语——突出话语中——隶属于本体的主要部分和特殊部分。
本人深信，诗歌话语的主要部分和特殊部分是诗语，诗语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集中探讨其属性特征、本质结构、体征特点就顺理成章了。
按话语理论本质，话语分析依然逃脱不了意识形态、历史化，以言语制度为中心的研究制约。诗歌话语构成要素如果以李志元为准（语境、主体、诗意、意象、读者、文本形式），可以看出其研究对象既要照顾主体又要涉及客体，既要考究发生学又要触及接收美学，既要涵括时代语境又要有文本形式，实际上6单元基本上都把诗歌里里外外要素全“承包”了，于此也容易引出泛化之虞。
一种新兴的综合研究，固然有跨学科的广泛的综合特点，但也不可能代替一切，更不能代替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为“长驱直入”话语中的特殊地带，笔者甚至不忌诗语对象的“单面”性而宁可集中瞄正靶心。在某种程度上，诗语研究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其实也有些变化。诗语研究，虽立足于更为单纯的侧重于文本形式为中心的研究，但并非决然排除文本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一方面要防止重新落入以前意识形态实践的附加，让大量的社会内容变相覆盖真正的“诗性”，从而轻慢了诗歌文本特征。另一方面，也要适当顾及历史化语境，警惕惟文本是瞻——只迷恋于语词、声音、修辞手艺，导致完全滑向“材料美学”和纯形式主义。
二
当下诗语研究中，少数人依然坚持工具论立场，认为语言仅仅是载体，再如何诗意，也要担负巨大的社会职责，主要服务于“言志载道”的教化；一些人虽转入本体研究，但在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框架中，难舍界限分明，尚留下割裂性痕迹；而另一些人则早早挣脱枷锁，视语言为第一要素，酣畅淋漓地举行语词狂欢，乐此不疲。
事实上哪一种倾向研究都难臻完美，因为诗歌语言是语言中的最大冒险，到处布满悬崖绝壁、孤峰峡谷，它不可能只做单一的行进，它与精神、思想、经验、思维永远“捆绑”在一起。故在诗歌所有元素中，它肩负最复杂的职责，要与所有诗歌元素发生关联，并且还要最大限度呈现诗意。它是诗歌的“基石”，又是诗歌内部高难的建筑与“装潢”。
换种说法，诗语研究的难度，是因为它根本上“纯净”不了，它与诗歌所有要素无法做一刀切的剥离，却恰恰要在所有“藕断丝连”中做出恰到好处的“剥离”。在这样冒险中，为留下多一点清晰的印迹，一开始就有意给自己规定若干原则：
坚持从本体出发，集中地拧出纠结而搁浅着的言说问题；
坚持从“在场”实践出发，借用的只能是某些舶来的语言理论和语言观念，最终还是得从活生生的诗语现实做出自己的阐发和领悟；
坚持从诗语的特殊性出发，主要以本文形式结构为分析重心，但也并不完全摈弃历史与社会学视野。
考虑到长期来诗歌语言研究的惯性套路，人们往往将古典诗语、西洋翻译诗语和白话诗语“一锅共煮”，导致过分看重诗歌语言的共性而忽略其差异，故本次对象严格锁定在现代诗这一时段。
考虑到诗学界对古典诗歌及其语言的研究已入堂奥，而对现代诗歌语言研究注意力相对“分散”，故奢望在勘测中，尽可能找到可以信赖、提纲挈领式的诗语“龙头”，并建立起相应的“核心范畴”。
当下，我们委实处在一个碎片的时代，任何构建体系或核心范畴的愿景，似乎都在与风车作战。都说碎片时代无体系可言，怀抱构建野心者总是一厢情愿。或许一厢情愿的积淤太久，经过反复酝酿，最后还是无法将“张力”割舍，甚至想做进一步“升华”。
美国新批评派退特1937年最早提出张力，20多年后香港前卫批评家李英豪于1964年首度引介，继而大陆赵毅衡博士1988年出版相关的“新批评”专著，三位文论家都对笔者产生了很大启发。尤其是收入台湾《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批评篇的李文，笔者1980年由香港购到，深受触动。诗歌语言的张力意识就这样较早打入意识和潜意识里，30年来一直“耿耿于怀”。
1985年写出自己第一篇张力文章《语言：来自两极的“传输带”》，其后陆续写出“矛盾情境”、现代诗语法“修辞变格”、现代诗的弹性与张力、隐喻与转喻等方面的文章，同时在其他相关文章中也多少埋入张力的伏笔。
可以说，多年对张力的关注，诱发这次将“张力论”作为专题，是张力逐渐了然于心、酝酿成型的漫长过程的结果。在这一漫长过程中，张力“装置”纳入诗的本位考量，实质上就是探讨张力朝向诗性思维在历史与现实性上的逻辑投影关系。
最近，有人在《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导读》中提出“其实，对‘文学张力’这一术语，文学理论界还一直处于‘用而不究’的状态，对其基本性质、原理和意义等方面几乎无专论，深入的、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但是对于使用却过于频繁，评论界动不动就用到张力这个词眼。今天我们对于诗歌中的张力应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呢？”[6]
的确，对诗歌的张力、尤其是现代诗语的张力应该是到了用而有究的阶段，不仅穷究，还要考虑能否把张力作为整个现代诗语研究的关键“轴心”？对此笔者整整犹豫了一年之久，深知其难度之大可能以偏概全。直到2010年南京的两次会议，分别与周伦佑、唐晓渡、树才深谈大半天，才终于下定决心。
近期检索将张力作为诗语重点考察对象、以张力冠名的硕士论文有2篇。一篇是《张力诗学论》（杨文臣），作者把张力纳入本体论，全文共分为三章：张力与诗的本质、张力与诗的形式、张力与诗的语言，该文在宏观中观上把握甚为得体，大有穷尽张力的一切。笔者最为看重的是触及张力语言实质的最后一章——大约占1／3篇幅的10个页码。但很可惜，10个页码“分羹”给悖论、含混、反讽等张力特性，这种过于平均分配法，使得对张力语言的探究反而变得有点强弩之末了。
第二篇是赵国惠《基本元素张力的自由轨迹——谈现代诗标准》，从副题和结构中可以看出，该文其实是借张力这一尺度来阐述现代诗标准，虽然关键词打上张力，结果醉翁之意不在酒，张力在此与语言不太搭界，只打了一个“擦边球”。
另有一篇《现代诗歌语言的语义偏离研究》（李茜），该文专门论述偏离问题，确实抓住诗歌语言的一个要害，也不乏深入，惜乎在结尾处匆匆几笔带过语义偏离与张力的关系，留下了一个空白。
硕博论文的普遍特点是引经据典，全面铺开，较好应用西方某一理论来贯通，但由于经院生活所限和诗歌实践经验不足，知识的集装程度和谱系性梳理是蛮高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某些“书袋”痕迹，比较缺少闪光的“一得之见”。
期刊论文中比较有新意的，是王剑《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将外延与内涵引申为语义、形象、情感、意蕴四个层面；龙彼德有关洛夫生命、精神、语言的综合张力，以及苍耳反张力反陌生化的特别提法等，都帮助笔者扩大延伸了思路。
三
但总的说来，关于诗歌语言张力系统的研究还处于相对分散、单一状态（虽然在单一路径上语义偏离研究相当出色），那么，能不能在六七十年中国现代诗实践积累基础上，来一次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乃至用某一范畴来加以整体性贯通？
经过多年反复思索，大致确立如下主干：
以“张力”作为轴心，探析现代诗语的运作。在比较古今诗语的主要分野、现代诗语的崛起、现代诗语对白话诗语超越的基础上，勘测现代诗语的审美张力指向——包括张力的属性、张力的逻辑结构重心；张力的“体征”；张力的分级与“推进”。其中要点是分析语词的基本秘密、语词的核心开发、语词的运动形式、语词的重要仪式：涉及能指与所指、意象与非意象、纵聚合与横组合、隐喻与转喻等各个“子项目”，它们多在张力的“支配”下有机运转。张力“活跃”在语词内部，由此扩散出巨大能量，辐射至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句群与句群，乃至整个语境。
继而分析张力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含混——模糊中的歧义多义；悖论——矛盾与互否的组合；反讽——基于对直陈语的“歪曲”；变形——大跨度的“远取譬”畸联，这些特征既凸显张力的实力又源自张力的强大支撑。
接下来进入诗语的生成机制，在诗语的内在映像与外化定型中，提出张力的两极动力：一极是以与生命本真同构，几近半自动言说的“语感”；另一极是以超语义、混沌为表征的“语义偏离”。两级动力构成现代诗语生成的基本路径。由此两极又分化出“去魅”与“反魅”两大流向。最后再进入操作层面上的修辞张力探讨。
总之，张力在现代诗语中无所不在。是现代诗语言的最大特征与标记，现代诗语言构建的终端如果确定为“陌生化”效果，那么“陌生化”的获得完全取决于张力的程度。
接踵而来的难点是，如何将巨细无遗的张力一一挖掘出来，做出合理的阐发；如何从内部的诗语“肌质”开始，即从最基本的语词单位发动，向周边的结构伸长联系的“筋架”，进而形成诗语的张力性网络。故本书稿竭尽努力：
不仅仅局限在张力的内涵与外延关系上做文章，对此应有所扩张、推进，力争在多对关系范畴中做结构性展示，这样既可长驱直入，又可平行推进，使之成为现代诗语研究乃至本体研究的一条重要“入径”。
注意打捞两岸现代诗语中新鲜的、未被推广却有潜力的语用景象，特别是对“意象”与“非意象”、“语感”与“语义偏离”、“纵聚合”与“横组合”、“去魅”与“返魅”等做出新解释，尽可能切中其内质性的萌芽状生长。
专注本文结构的细读式分析、照顾历史关联性的方法，克服长期来被诟病的理论“空转”与“脱节”，尝试完成一次基础性的诗歌语言研究，走一条基础理论与实用操作两结合的路子。
诗学研究的任一方法都不会是万能钥匙和依照线性进化论的，它的有效性多体现在对某一方面的侧重。任何研究方法也都有它的优长与局限，一味热衷研究方法的替换未免短视，考虑择优避短、多方吸收的“综合”，或许是更长久的策略。“弃”话语分析为诗语分析，是为更方便更纯粹直入诗本体，并以此为切入点（从来也不敢自诩为唯一切入点）。不管有无范畴作为“转轴”，重要的是激发活力。现代诗歌研究的活力是活在不断阐释的过程中，活在过程中对各种问题的清理、发掘和重新认知。赵毅衡在《新批评文集》重印的前言中告诫说：花三四年时间写一本公式化的博士论文，未免可惜，毋宁树好理论框架，然后讲究洞察识见，进而推崇文笔才气。[7]是的，搬用套用是懒汉的行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借用的消化反诌中，生发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才是最值得的挑战。
当张力的风帆高高升起，这会不会成为一次假想中的海市蜃楼，抑或一厢情愿的话语专断？在云波诡谲的诗语洋面，必须接受来自四面八方气压、水流、日照的检验。一个水手所能做的，是看顾好手中的桨橹与舵把，有可能的话，还要拉出长长的望远镜……
收稿日期：2011－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