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增长的规模递增效应与经济结构转变——卡尔多—凡登定律对中国经济适用性的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适用性论文,生产率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定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技术进步机制的分析中，从新古典的要素替代体现的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到诱致性的技术变迁，甚至是内生增长理论，都是从供给角度对技术进步机制进行理解，而卡尔多—凡登定律(Kaldor-Verdoorn Law)则是一种技术进步的需求驱动模型。卡尔多1966年11月2日以“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为题，在他任剑桥大学个人讲座教授的就职讲演中对这一定律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在这篇讲演中，他认为英国经济“过早成熟”，以至于“在英国取得高的生产率水平或实际人均收入之前，已经耗竭了增长潜力”。[1]在他看来，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率是最高的，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大量过剩人口的情况下，制造业产出增长越快，劳动力向制造业的转移也越快，同时带来其他部门过剩人口的减少，这些部门生产率提高。但是在英国，已经没有过剩人口，各部门生产率是一致的，这种过度成熟使生产率难以提高。围绕这一解释，他提出了三条经验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卡尔多定律，以此来概括在生产率增长规模递增机制下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过程。这一经验规则提出以后，大量文献对此展开了研究，并应用于对各国和各地区的经验验证。本文正是试图就这一经验规则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进行验证。
二、技术进步的需求驱动：斯密、卡尔多—凡登机制与调节学派
现在人们一般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之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并更多将这种提高解释为企业创新的结果，然而在对生产率提高的解释上始终存在着另外一条并不为大家所重视的解释路径，即生产率增长的需求驱动分析路径。所谓的卡尔多—凡登定律正是这一理论路径上有代表性的，并广受争论的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2]
凡登(P.J.Verdoorn)1949年的文献在最初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足够注意，但是当卡尔多在他1966年那次就职演讲中再次提到凡登的时候，才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泛讨论。[3]凡登最初的文献以及卡尔多再次提到并更全面加以表述的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是认为生产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本身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卡尔多将这一思想的来源归于亚当·斯密，认为斯密所强调的正是交换促进市场规模扩大，带来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生产率提高。卡尔多认为这条分析路径除了少数几位如马歇尔、阿林·杨(Allyn Young)之外，被大部分新古典学者所忽视、贬低。[1]
卡尔多认为凡登定律所表明的是在工业中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工业部门产出增长率g[,QIND]越高，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PIND]就越快，这一关系可以称之为生产率变动方程：
但是，卡尔多在这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就业变动方程，即：
式中，g[,EIND]表示工业就业的增长率，认为产出增长的同时如果就业同时下降，那么生产率的提高有可能是就业下降的结果，而非规模递增的结果。因此，在生产率变动方程拟合效果很好，而就业变动方程拟合不好时，可以判断前者并非真正是规模递增所导致。这正是卡尔多1975年对罗桑(R.E.Rowthorn)的一篇置疑文章[4]进行反驳时指出自己之所以提出就业变动方程，并在两个方程中将产出增长率作为外生变量的原因。[5]
除指出与凡登的不同之外，卡尔多还提到对这一问题做过相关研究的索尔特(W.E.G.Salter)和贝克曼(W.Beckerman)，认为他们显然没有强调这一规模递增效应只是存在于制造业或是工业中。卡尔多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笔者看来其用意在于并不只是限于揭示卡尔多—凡登定律，而是以此为核心，把工业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借此提出自己完整而系统的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论。
卡尔多基于生产率的规模递增，认为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界定的全部含义不仅在于工业的发展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工业扩张带来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其他部门剩余劳动向工业部门转移，也使得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正是在工业生产率规模递增机制基础上，带来整个经济的结构转变。具体到对劳动力转移的分析中，卡尔多认为在不同部门就业增长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GDP增长率g[,GDP]与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g[,EIND]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式(3)），同时与总就业增长率g[,E]无相关关系（式(4)），那么就可以断定存在劳动力转移，而且在这个时候，一般是GDP增长率与工业就业增长率成正相关，同时与非工业就业增长率g[,ENIND]负相关（式5）。[6][7]其中涉及的模型如下：
在卡尔多之后，沿用生产率的规模递增机制，对技术进步进行分析，比较突出的是调节学派。该学派代表人物博耶(R.Boyer)把经济增长归结于生产率机制和需求机制(demand regime)两种机制对宏观经济动态综合作用的结果。[8]生产率机制表达生产率增长受产出增长的规模递增作用，需求机制表达需求变动取决于收入分配关系对生产率成果的分享，也就是需求受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两个方程的系数关系最终将决定经济系统是收敛还是发散，以及趋向稳定的还是不稳定。这样，调节理论的生产率方程通过模型中系数间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产出增长与生产率变动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从而将卡尔多—凡登机制引向更为具体的形式。
三、对中国生产率增长中规模递增效应的检验
卡尔多定律尽管最初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发达国家问题所提出来的，但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却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
卡尔多运用两个方程对各部门的分析表明[6]：制造业和整个工业都表现出两个方程比较好的拟合效果，多国的回归分析表明两个方程的常数项符号相反，加起来为0，而两个β系数加起来为1，实际上这是由于采用指数增长率的一种数学结果；对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回归结果则表现出难以使两个方程同时达到很好的拟合效果，也就可以判定这些部门中不存在生产率的规模递增效应。
卡尔多—凡登机制通常认为存在于工业或制造业，有时也用于分析第二产业，具体到对中国经济进行经验验证时，根据我国的数据资料情况，笔者选择针对第二产业进行考察。实际上在卡尔多1966年的文献中，也测算并指出，规模递增现象除制造业外，在第二产业的其他部门也同时存在；[7]其次，在方法的选择上，笔者沿用已有文献大多数的做法对增长率采用指数形式计算，但这类文献主要集中于分析跨国的横截面数据，而现在将考察的是时间序列数据，考虑到卡尔多—凡登机制主要是一个长期机制，因此，在增长率的计算上除了采用指数增长，同时采用五年移动平均，即：
，以更多体现长期变动趋势。
利用式(1)和式(2)，对我国三次产业历史数据进行分段考察，分析不同阶段的变化。阶段的划分上考虑到市场关系的深化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事先通过比较选择20世纪9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进行对比分析。所选数据从1952年到2004年，经五年平均数据年份为1954-2002年，相应年份数据实际代表前后五年的平均数。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与《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或据此推算得到：GDP可比价数据通过可比价指数推算；三次产业的可比价数据通过各自可比价指数推算，并结合GDP数据进行误差分摊调整得到；生产率数据则是可比价产出与相应的就业人数相除得到。计量单位产出一律为亿元，就业人数为亿人，劳动生产率为元／人。回归分析的结果汇集在表1中。
表中，GPSEC,GQSEC,GESEC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和就业的增长率，GPPRI,GQPRI,GEPRI分别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和就业的增长率，GPTER,GQTER,GETER分别表示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和就业的增长率。
表1显示，第1个方程运用式(1)对1954-2002年的回归分析结果及R[2]值和F统计量都非常低，无法证实这种效应的存在。为此，进一步划分1954-1990年和1990-2002年为前后两个阶段仍利用式(1)进行回归，得到方程2和3，显然对第一阶段方程2回归的结果指标仍然较差，甚至比第1个方程更差，而第二阶段方程3中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R[2]值达到0.59,F统计量为15.6，这表明在1990-2002年我国第二产业中可能存在凡登的规模递增效应。进一步，对利用式(2)对这一阶段采用卡尔多的产出增长与就业增长间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中方程4,R[2]值为0.37,F统计量为6.5。从这一结果看，这一阶段虽然生产率方程表现出一定的关联，但卡尔多关系的就业方程并不理想，表明这一阶段的生产率递增效应可能存在就业变动的影响。进一步，笔者选择1992-2002年进行考察，生产率变动对式(1)的回归由方程5来分析，就业变动对式(2)的回归由方程6来分析，结果发现两个方程的整体效果有显著提升，生产率方程R[2]和F统计量值分别达到0.86和53.8，而就业变动方程这两个值也达到0.71和22。
因此，从整个阶段联系起来看，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改革前并不存在产出增长带来生产率增长的规模递增效应，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这一效用逐步显现，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分析表明，初期在伴随着规模递增效应作用的同时，就业方程的不显著可以看作是我国改革中隐蔽性失业显性化造成的下岗等就业制度性变动的结果，随着隐蔽性失业因素的逐步消除，使规模递增效应在生产率方程和就业变动方程两个方面获得了支持。
在确定第二产业1990-2002年存在递增效应之后，进一步分析这一阶段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是否同样存在递增效应。模型的结果在表1中表示出来，其中方程7、方程8为第一产业运用式(1)和式(2)回归的分析结果，方程9和方程10为第三产业相应的结果。从这些方程的回归结果看，R[2]值都非常低，模型整体效果都很差，由此可以判断我国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在此期间并不存在生产率增长的规模递增效应。
前面分析的一些结果，在相应阶段的生产率变动和产出变动关系的散点图中也可以看到对上述关系的一种粗略的描述（见图1）。
图1 相应阶段的生产率变动和产出变动关系的散点图
在对中国经济分析得出20世纪90年代后第二产业存在生产率规模递增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这一阶段生产率递增基础上是否存在剩余劳动的转移。笔者利用20世纪90年代后的相关数据，对式(3)、式(4)和式(5)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的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就业增长与GDP增长间存在稍弱的相关关系，而整个经济的就业增长与GDP增长间没有任何相关关系，把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率与非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放在一起对GDP增长率的回归表明，GDP增长率同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率成正相关，而与非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率成负相关，这些结果呈现出与卡尔多理论比较一致的规律。由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完善，生产率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逐步显现，与之相伴的是这种增长机制所带来的剩余劳动从其他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
四、理论与政策含义
现阶段，由于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别人手中，造成国内企业利润率较低，单纯的技术引进使企业间的竞争简化为仅仅是生产能力和资金筹集能力的竞争，而迅速形成的生产能力又进一步摊薄了行业利润率，低的利润率加上过剩人口带来的低工资劳动力，导致技术创新的不足和采用简单技术，这种以消耗大量资源为特征的低水平扩张经济最后将因为资源与环境的限制而被迫进行调整，从而陷入调整——增长——再调整的循环中。在经济增长方面，我国经济长期以来更多是得到了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的消费率却持续走低，并影响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此外，在发展过程的理解上，只看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发展当今的现象，而忽视了工业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含义的深刻理解，可以说资本主义现今的整个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产业资本和工业经济基础上的。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并不缺乏对技术进步的重视，但政策思想上沿用经验主义，简单把技术作为一种产出来看待，认为在一种类似于生产函数的关系中只要有投入就能带来技术进步的成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杰夫·马德里克甚至进一步把这一经验主义的技术进步观归结为“来自于经济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9]
理论方面，在对斯密的理解上，人们现在更多关注于他有关市场机制的“看不见手”的思想，由此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理论及其传统显然背离了这一均衡思想，从而更多将斯密看作自己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莫里斯·多布也试图将全部经济学史划分为两条主要研究路线：一条是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经济剩余”决定论的分析路线，另一条是斯密—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价格决定论的一般均衡分析路线。[10]包括大多数人在内，因为斯密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强调而将他划分到一般均衡路线上时，实际上忽视了斯密理论历史和综合的特性，以及他对分工和专业化加以强调的独特一面。在斯密看来，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首要动力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分工与专业化推进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在斯密那里，市场不仅发挥着自发调节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不断演化，这种演化本身会带来经济发展。新古典理论把市场机制作用抽象化、神圣化，抛弃了斯密对经济发展机制的过程的、历史的分析，在效用这种心理规则基础上，把交换关系无限放大，用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并彻底与古典理论坚持生产和劳动关系决定所有社会关系的分析路线相背离。
我国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所面临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义的国家干预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自发调节这种非此即彼的发展观的抉择，而历史与综合的分析观念难以确立。正是在现今的特定条件下，卡尔多的理论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变提出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含义，包括从经济增长的规模递增角度，理解经济增长对于结构转变的全部意义，同时树立一种有远见的发展观和相应的政策调整。强调把技术看作是一种基础设施，能够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在收入分配关系上进行调整，积极推行全面的义务教育、劳动保障和国民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专利权的保护、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的无偿科研投入等，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提高人才素质和扩大需求，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06-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