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贫困的实践及其启示
王志章 郝 蕾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400715)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的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阶段,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是决胜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为解决国内贫困问题,在农业、就业、社会保障与贫困地区开发方面实施了诸多反贫困举措,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监管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提高农民收入；加大职业培训,解决就业困难；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均衡发展。
关键词： 日本；反贫困；脱贫攻坚；农村经济；经验启示
1 引言
日本作为一个人多、山多、地不多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损失惨重,重建任务繁重。日本依托自身的条件,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一方面加速发展被破坏的现代工业,另一方面出台诸多措施加快改善本国贫困状况。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日本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迅速恢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经济滞胀,贫富差距扩大,出现新的贫困现象。日本积极修订保障措施,贫困状况得到缓解。
中国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日本的贫困治理进行了剖析。丁英顺关注日本老年贫困,提出日本积极完善相关保障制度,鼓励老年人就业和再就业,提高了非正式员工待遇等保障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1]。郑军和章明芳认为日本农业保险的法律政策环境、制度模式和理赔方式等都成功地促进了保障水平的提高,在反贫困绩效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李丽表示日本社会福利制度保护了女性的利益,减轻了妇女的贫困[3],但从日本公共年金制度角度出发,老年单身女性的贫困问题仍然严重,必须改变只为主流生活方式提供保障的思维模式[4]。刘冰心认为日本北海道地区与中国连片特困地区极为相似,总结了日本北海道的贫困治理措施[5]。综上,目前中国对于日本贫困治理的研究多局限于日本的某一问题,分析日本的状况。中国的贫困治理应是整体性的治理模式,多管齐下,因此本文全面分析了日本反贫困的实践路径,以期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借鉴。
2 日本贫困的主要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经济受到重创,出现大面积饥荒,贫困问题尤其突出。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滞胀,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状况加剧。
由于资源有限，当前众多高校并没有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融入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体系之中。具体而言，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缺乏宏观层面的把控，这使得创新创也教育仅仅是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的一个版块。当前，许多高校开设了《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必修或选修课程，里面包含2～4个学时的创新创业的相关内容。这样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本身而言，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教学意义，而且这些内容往往还是通过开展相关讲座或辅导报告等形式开展，学生的参与度明显降低。从大背景来看，几乎少有学校能做到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完整纳入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的各实施环节中来(童晓玲, 2012)。
2.1 相对贫困占据主导，单身妇女贫困率较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经济与发展受到重创,日本投降后的3个月,东京每天至少有1 000人死于营养不良。1945年日本稻米产量仅为1936年的2/3,最危险时,东京的粮食储备只能供应3天。日本提出措施着力发展经济,人均GDP逐年增长。1960年日本人均GDP为479美元,1995年便涨到了43 440美元,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 (图1)。但20世纪中后期,日本相对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相对贫困率较高[6](图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相对贫困率调查也指出,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在33个加盟国当中排名第六,相当多的国民经济拮据连普通生活都无法保障。例如,相对贫困国民一日只能吃两餐,没有电视机、通信工具等日常用品。
1945年后,日本女性工资缓慢下降,但平均工资与男性工资持续增长。1975年以来,女性就业率虽不断上升,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育儿的状况并没有较大改变。与日本男士相比,日本妇女多从事非正式的社会交往。多数女性的生活和活动都集中在家庭内,很少参与工作,这使其处境更难以改变。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表明女性的贫困风险不断增加,单亲母子家庭及单身女性的生活非常困难。单亲母子家庭相对贫困率的上升,使得贫困代际相传现象愈加明显,贫困家庭子女难以接受好的教育,年轻人群的相对贫困率也不断提高 (图3)。
图1 1960—2017年日本人均GDP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所得。网址为：https：//databank.shihang.org/data/country/JPN/556d8fa6/Popular_countries。图2、图3、图5同。
图2 1985—2015年日本相对贫困率
2.2 自然与历史因素影响大，区域贫困现象尤为突出
日本的经济发展受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影响深重,山地丘陵和农村区域贫困显著。首先,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山地和丘陵占据国土面积的大部分。在山地丘陵地带,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农业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经济发展落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低,贫困率高。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受到重创,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农村人口大规模迁徙到城市,农村地区人口稀少,以致耕地荒弃,农业经济发展落后,农村地区贫困率较高。20世纪50年代,农业就业人数为16 111人[7],1955—1971年农业人口从1 600万减少到760万[8],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40%下降到13.9%,1985—1998年比重又从8.3%下降到5.2%[9]。
图3 1985—2015年日本单亲家庭与孩子的相对贫困率
2.3 国民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明显
日本农业发展成本高、收入低成为趋势,年轻劳动力无心务农,青壮年农民数量骤减,农村农民老龄化严重[12]。据日本政府统计,1980年日本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8%,到2011年仅为2.5%。农村现有的从业者中,65岁以上的劳动力占64%以上,平均年龄达68岁左右[13]。日本农业发展本就受到资源不足的限制,加上青壮年农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发展更为落后。为此,日本实施了以下措施：①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采用安定基金及差额补贴的方法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完善农业保险。日本的 《农业基本法》对日本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做出了规定,提高大米的收购价格 (美国米价的2.7倍),大米价格的提高带动了日本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业补贴的主要方式有差额补贴和安定基金,差额补贴是由政府直接给予补助金,安定基金由政府、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按比例共同出资组成,对不同农产品给予不同的补贴,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保障农民收入。日本非常重视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定以保险合作社、农业保险组合联合会和政府为中心的农业保险制度,覆盖日本国内全部农作物和家畜,颁布并完善 《农业保险法》《农业灾害补偿法》 《农业共济基金法》等法律,保证农业保险制度的有序运行。自2000年提出 “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日本每隔5年会根据农民实际情况制定目标,以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②注重农协的作用,大力发展精准农业,促进农民增收。日本农协是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其将日本的农民聚集起来,功能主要有落实农业政策、服务农业生产及购销、组织农民进行教育培训、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以及社会服务等。日本农民十分拥护农协,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日本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精准农业,以微观和实用为主体,既保护环境又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3 日本反贫困的主要实践经验
多年来,日本针对其贫困现状,分别从农业、就业、社会保障及贫困地区开发等方面采取了多元化的减贫措施,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人口,缓解了绝对贫困状况。
图4 1986—2012年日本家庭基尼系数变动
数据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网址为：https：//www.jpo.go.jp/resources/statistics/index.html。
3.1 注重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日本农地面积小,且呈分散化、零碎化,农业资源非常稀缺。随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耕地抛荒、撂荒现象严重,农业发展更加衰败,农村贫困问题不断加剧。随着科技的进步,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兼职农户收入远远大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为解决农业经济发展给日本农村带来的贫困问题,日本采取以下措施展开脱贫工作：①注重农地规模化,鼓励农户自立经营,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体。日本出台的 《农业基本法》规定,将农户所能拥有的最高土地面积提高到3hm2以上,建立农业生产法人制度,允许其租用购买土地；规定农协可经营农地信托事业,以期加强农地规模化,解决农地分散、零碎的问题。政府通过教育培训、技术指导等,鼓励农民成为自主经营户,使其与非农业者享有均等的生活水平。随后,政府还颁布了 《农促法》,鼓励农民个人及公司发展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体,促进农地规模扩大及农业经济发展。②流转农地所有权及经营权,扩大农户耕地面积。1970年 《农地法》规定不再限制土地租赁最大数目,还对土地的租金问题及租赁数量进行了规定,鼓励土地流转和自主经营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体租赁土地进行农业活动。③实施偏向性金融政策,保障农地市场顺畅。1980年,日本出台 《农地利用增进法》推动土地流转工作的进行。一方面,采取奖励的方式促进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另一方面,给予农业专业经营者以及农业生产法人贷款优惠,鼓励其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土地出租率为7%左右,到了80年代中期则达到了21%以上,15年间增长了15%；较大的规模经营者的数目也在提高,2hm2以上的土地经营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占所有土地经营者的比例为8.5%左右,到90年代中期增长到了12%左右[11]。
图5 1960—2017年日本失业率 (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
3.2 把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放在显著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行经济民主化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国民收入差距减小。但自平成时期以来,新民主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不断发展,经济金融危机频发,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结构处于不断变迁状态,雇佣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导致日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两极分化态势明显。1940—1986年,日本家庭基尼系数由0.641下降至0.3左右,1950—1984年基尼系数变动稳定在0.25～0.40[10],收入差距渐趋均等,但自1986年开始日本家庭基尼系数逐渐上升,日本家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图4)。20世纪中后期的金融危机导致日本略有恢复的经济再次崩塌,从1960年起失业率持续走高,失业问题极其严重 (图5)。正式雇佣职务大幅减少,非正式雇佣者的数量不断增加。非正式雇佣者工资低,缺乏社会福利等保障,使得日本国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困问题愈发突出。
3.3 强力实施就业帮扶政策
(2)日本的就业帮扶政策拘于表面,“社会保险中心主义”需要检讨[16]。日本国内的就业帮扶虽然提供就业培训,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确保劳动者就业竞争力的提高,留给妇女的工作机会也极少。公共养老金是将工作一代的收入转移给老年人,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减小,但只有有限的老年人可以有较好的福利。社会保险是 “互相帮助”的机制,然而日本社会保险制度互助的基本假设是全职正规就业和居民充分就业,因此社会保险已经成为低收入者的一大负担。
日本作为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健全的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基本确立了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为生活陷入困境的国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健康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以及劳动保险制度已经非常完善。首先,日本对国民普及公共年金。日本早在1942年就开始实施劳动者年金保险法,1961实施捐赠制国民年金,20世纪70—80年代就强制性地全面普及了公共年金,对国民实行差别保障,这种有差别的全民保障缓解了老年贫困问题。1985年引进 “第3号被保险人制度”,明确工薪族妻子可以加入,有效缓解了女性的贫困。其次,扩大救助规模,细化救助体系。日本社会救助覆盖面广,住房与教育救助帮助了很多贫困群体从根本上脱贫。日本将救助标准规范化,满足了贫困人群的生活需求；将救助的程序和方法统一化、严格化,切实保证了救助人员的真实性。第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日本的社会福利制度从最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贫困救济发展为 “福利元年”,对贫困人口提供了诸多帮助,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保险制度保障了老人的基本生活。例如,将厚生保险金的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将定额改为有最高值限定的固定比例制度；1980年修订的 《健康保险法》规定将家属住院给付率提高至80%。政府全面推进儿童贫困问题的解决,降低儿童贫困率、改善育儿环境、提高儿童补贴。此外,政府还提高了儿童入学率和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儿童每月发放13 000日元 (100日元约合6.29元人民币,2019),各地也设立了 “儿童扶贫会议”减少儿童贫困[14]。对于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加全面,减轻医疗保险、65岁以上护理保险费用,降低医疗费用自付金额,扩大年金和医疗保险适用范围,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社会保险制度也为失业人员提供了劳动保障和收入保障,实现了政府保障国民基本生活的承诺。
3.4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将自抗扰控制方法应用到大型油船辅锅炉汽包水位控制系统中，由于汽包水位系统表现出的非线性、时变和强干扰等因素影响，传统的自抗扰控制器需调节的参数多。用反正弦双曲函数代替fal函数改进自抗扰控制算法并对比设计了3种控制器,对汽包水位控制系统进行建模。从仿真试验结果可得出:基于反正弦双曲函数比fal函数的自抗扰控制更能对系统很好地控制，具有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和适应能力强等优点，证明了这种改进算法的有效性。
3.5 注重贫困地区优先开发
(3)日本对脱贫后如何退出,各地做法不一。日本虽然对本国脱贫后如何退出做出了大致的规定,但并没有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各地区的贫困退出做法不一,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
4 日本反贫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巩固唯物史观时期阐述上的这种侧重带来的副作用，恩格斯后来曾专门做了解释。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1]为此，恩格斯晚年花了不少精力做了精心弥补，使唯物史观得到非常重要的丰富、完善和发展。例如，他本封信中提出了“历史合力”说；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中深入阐述了政治权力、法、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1)日本农地规模经营实现不顺利,政策落实不彻底。日本农地规模化措施使日本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但规模经营并没有顺利实现,日本的农业发展仍面临很大的问题。日本以扶贫为落脚点制定的措施与政策契合本国发展,但落实不彻底,地区政府监管力度不够,导致对本国贫困状况的改善不明显。
在日本,老龄化现象严重,女人比男人贫穷这一社会弊端也非常明显,女性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家庭的贫困,家庭的贫困又导致子女缺乏教育,使得贫困状况恶性循环。为此,日本实施了以下措施：①加强就业保障,实现老年人再就业。日本政府制定 《高龄者雇用安定法》《雇用保险法修订案》等,从两个层面干预劳动力市场,在内部劳动力市场,政府主要是通过加强工作场所对老年工人的就业保障,延长老年工人的工作年龄；在外部劳动力市场,则以协助年长的求职者求职为目的,帮助老年人找到高薪的工作机会。由此,日本大龄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2011年日本大龄劳动力工作参与率为68.2%,远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德国 (63.8%)、英国(59.6%)和墨西哥 (55%)[7]。②提供事实上的财政工资补贴和就业培训。自1995年以来,日本政府开始持续对老年人提供就业评估,目的是补偿60～64岁的工人,使其在达到强制性退休年龄后,能够由同一雇主以工资减少25%的条件重新雇用。2005年,日本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国民工作收入尤其是非正式员工的待遇。政府与企业合作,为妇女及老年人提供免费的培训和教育,包括职业技能培训、讲座以及职业生涯规划和策略咨询服务等,旨在提高其就业能力。③实施奖励计划,提供企业雇主补助金。日本部分工作场所允许员工工作到70岁再退休,政府对这些企业以及雇主实施奖励计划,提供相应补助金,鼓励其他企业效仿他们的做法,留住老员工至少到70岁。④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和政治参与度,促进男女雇佣平等。2000年日本制定女性参与国家政策与方针决策计划,提高女性政治参与度。2001年颁布一系列政策,建立国立女性教育会馆等,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维护女性平等受教育权。2006年修订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消除以往的性别不公,促进女性再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为解决贫困问题,对贫困地区加大开发力度,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加大金融支持,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拨给地方政府,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还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给贫困人群提供援助。同时,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约占财政支出40%～50%的资金,制定法律规定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工作。例如,对于国道维修,对其他省府提供2/3的补助,对北海道地区则提供4/5的补助。其次,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日本对北海道地区的开发属于因地制宜,石狩市凭借毗邻首府札幌的位置优势性,建成了北海道的第六大港口。此外,日本还协助北海道地区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农业、渔业、旅游、物流等一、三产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第三,制定法律引导,建立机构专职管理。日本针对贫困地区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还曾颁布 《北海道开发法》,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引导贫困地区经济持续发展；设立国土厅为贫困地区合理分配资源并实时制定政策解决贫困问题[15],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相关性吉兰-巴雷综合征1例报告……………………… 康健捷，杨红军，邓兵梅，等（4·314）
5 日本反贫困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的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阶段。针对2019年的脱贫工作,政府提出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反贫困的相关经验,设计契合中国现状的反贫困路径。
5.1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监管机制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应完善配套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做出近、中、长期的系统规划,指导脱贫工作开展；加大财政投入与政策倾斜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全面有序开发；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监督管理机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监管,保证投入资金切实用于解决贫困问题。
5.2 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提高农民收入
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农业种植种类,调整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引导,着力保障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建立政府、地方与公司三方承担风险机制,分散农业保险赔付额,降低农户种植风险；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选派专业代理人实施农业保险理赔,保障农民种植收入。加快深度贫困地区 “三变”改革,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丰富农户收入来源,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标准化、科学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大政府补贴,尽可能地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②核糖的制作：DNA的基本单位是脱氧核苷酸，一般用五边形材料代替脱氧核糖，制作模型时会用“直线”把磷酸和五边形连接起来，这是有悖科学事实的，会使得学生无法理解教材上连接脱氧核糖和磷酸的为什么是“折线”。这是因为五边形的五个顶点并不都代表碳原子。其实五边形的顶点是氧原子，其他四个顶点才是碳原子（从右侧顺时针依次是1、2、3、4号位碳原子），而第5号位碳原子不在五边形上，是通过化学键与4号位碳原子相连的。因此仅用五边形不能准确代表脱氧核糖，所以应在在五边形的4号碳原子处延伸出一个短枝。这样就可以按照脱氧核苷酸的分子式准确构建出脱氧核苷酸的模型。
EMBBO算法中栖息地之间共享信息的操作为迁移操作，迁移操作将HSI高的栖息地的信息共享给其他栖息地，实现所有栖息地的共同进步。本文在原始迁移操作的基础上，根据文献[12-13]，采用余弦迁移率模型和迁入主导部分变量迁移(PI)算子，实现迁移操作的改进。
5.3 加大职业培训，解决就业困难
政府要加大与社会团体或企业的合作,在深度贫困地区针对缺乏技能或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展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业合作社等,为接受培训的农户解决就业问题,以确保培训落实。结合深度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建设老年人才服务中心,引进城市已退休员工,培训贫困地区老龄劳动力,增加老龄人口收入,减轻社会负担。
5.4 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均衡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由政府统一规划、引导,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俗资源等,合理确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三产融合的 “第六产业”；依托 “互联网＋”这一契机,积极培育电子商务主体,完善物流体系,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均衡发展,实现地方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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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856/j.cn11-1097/s.2019.06.011
收稿日期： 2019-04-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查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18ZDA1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西部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的路径设计与政策协同研究”(18ASH006),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中国与南亚国家产能合作推动反贫困的路径研究”(CYS18081)。
作者简介： 王志章 (1956—),男,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 “一带一路”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社会学、区域经济学、企业管理。
通信作者： 郝蕾 (1994—),女,山东人,硕士研究生,西南大学 “一带一路”反贫困研究中心特聘人员,研究方向：企业管理,E-mail：785154353＠qq.com。
(责任编辑 张雪娇 肖时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