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蒲松龄的农本思想及其农业著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思想论文,蒲松龄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的文学家蒲松龄，以他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聊斋志异》，名满天下，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爱写诗，一生共写了1295首，感物咏怀，嘲讽时政，诸体兼备，独具风骨。尤其是悯农诗，继承和发扬了唐宋悯农诗优良传统，充分表现了他关心农民疾苦的高风亮节，算得上是一位大诗人。他还写了通俗俚曲十四种，利用人民喜闻乐见的俚曲这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的爱好和要求。如《墙头记》等，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以说，他又是一位戏曲家。他的散文，抒情、写景与政论相结合，独具匠心，如《淄邑流弊》、《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上孙给谏书》等，有力地抨击了统治阶级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与土豪劣绅肆虐乡里及衙役胥吏营私舞弊、鱼肉百姓的罪行，堪称是一位政论性散文家。蒲松龄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作出贡献，而且还涉足自然科学领域。他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农本思想，重视农业，关心农业生产，潜心研究农业科学，搜集整理前人成果，总结农民生产实践经验，提倡科学种田，愈到晚年，益愈弥坚，不遗余力，功绩卓著，向社会奉献了《日用俗字》、《农桑经》、《家政外编》、《观象玩占》等几部农业技术著作，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继南北朝贾思勰、明代徐光启之后，又一位对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蒲松龄的农本思想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官方正统农本思想；二是与其生活经历有关。
农本思想，源远流长。孔子不赞成他的学生去种田，但他说过不误农时的话，他也看到农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孟子提倡的五道，农本思想是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历代开国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这是因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业是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基础，农业的丰歉关系到其统治政权的存亡。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多数开国皇帝都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一些有力农业发展的措施。
西汉初年，由于经过长期战乱，国家十分贫穷。汉高祖亲眼看到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因而注意吸收秦亡的教训，推行养民生息的政策，下令士兵复员务农。减轻田赋，十五税一。文帝和景帝时，注意给农民足够的生产时间，田税减为三十税一。粮食大大增加，社会上出现了太平景象，此所谓“文景之治”。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把政府掌握的无主荒地，按各户劳力情况，分给农民耕种。这些土地不准买卖，农民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租税，并承担徭役和兵役。即《木兰辞》中所反映的情况。实行“均田制”以后，调动了北方农民生产积极性，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产生了农学家贾思勰。他是今淄博市临淄区人。他在发掘前人农业科学成果，总结农民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农书《齐民要术》。书中介绍了选种、施肥和轮作的精耕细作方法，还介绍了谷物、蔬菜、果树和林木的栽培方法，家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方法。《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业技术专著。
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他推行北魏的“均田制”，税收改为租庸调（农民向政府交纳绸绢叫调，50岁以上农民可以纳绢代役叫庸），把服役年龄由18岁改为21岁。农民获得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20多年耕地面积大大增加，政府征收的粮食和布匹堆满官府的仓库。唐太宗时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每个男子授田一百亩，纳粮二石，纳绢二丈或布二丈四尺，服徭20天。农民获得足够的土地，以绢代役，保证了生产时间，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明代初年，明太祖也采取养民生息政策，鼓励开荒，兴修水利，奖励种桑种棉。不多年荒地大量被开垦，军队采用屯田制，基本自给。政府收入大量增加。清初朝廷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调整政策，减轻赋税，奖励开荒，疏浚河道，禁止贵族圈占民田，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蒲松龄深受这些传统农本思想影响。其《日用俗字·庄农章》开头说：“朝廷自古重耕田，生意百行他占先。”《农桑经》序云：“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拟上东巡，轸念民生疾苦，特将康熙二十九年分钱粮尽行蠲免，群臣谢表》称：“捐租养老，汉文有渭南之巡，赎子赈饥，唐宗有洛城之幸。”康熙皇帝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关心民间疾苦。他很注重河道疏浚工程，在他统治期间，曾多次对黄河、淮河、永定河等重要河道进行疏浚。遇有灾荒，他便谕旨赈济。蒲松龄对此十分赞赏，并加以歌颂。他所写60余篇拟表中，关于疏浚河道和遇灾赈济的17篇，约占三分之一。表是一种官府专用文体，多是朝臣呈给皇帝的表章。蒲松龄没做过官，有的专家说，他写这些表体文章是习作，但也是他正统农本思想的具体反映。如《拟上以河工告成，允河臣请，修著〈平河要略〉，永昭法守，群臣谢表》、《拟上以山左饥荒，截漕赈济，全蠲四十三、四两年钱粮，仍亲巡地方，省民疾苦，群臣谢表》、《拟上以河工告成，躬亲巡视，兼念山左饥荒，连年蠲赈，民固新苏，即以省问疾苦，群臣谢表》等，都对康熙皇帝极尽颂扬。
蒲松龄后半生在康熙年间，对康熙皇帝所作所为有一定了解。他写这些拟表，不是无中生有的想象虚构，人为美化康熙皇帝，这些拟表所述内容，都有史料作根据。在王渔洋的著作中或《圣祖实录》里可以找到证据。王渔洋作京官多年，官至刑部尚书，当朝一品。他著作中记录了许多宝贵史料。康熙四十二年(1703)夏天，山东闹水灾。《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三云：“刑部尚书王士正等，因山左被灾，奉旨截留漕米，并派八旗官员，领帑往赈，具疏谢，得旨：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贫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此等情由，尔等东省大臣庶僚及有产业之富人，亦当深加体念。似此荒欠之岁，虽不能大为拯救，若能轻减其田赋等项，各瞻仰其佃户，不但深有益于穷民，尔等田地，日后不致荒芜。如果民受实惠，岂不胜谢恩千百倍耶！”
康熙皇帝这些救灾措施和谕旨，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地方官员阳奉阴违，匿情不报，为了取悦上司，显示政绩，听任灾情泛滥。老百姓背井离乡，饿莩载道，盗贼蜂起，人无宁日。淄川知县张世良，山东巡抚王国昌，山东布政使刘皑，互相勾结，“匿情不报”，“朝廷截漕五十万石，遣旗官百余员，分道赈济，独淄不成灾，未与赈”，山东巡抚王国昌“挪用库帑”，山东布政使刘皑“侵用库银”，粮仓“亏空至五十余万石”（《圣祖实录》卷二百十六）。康熙帝下旨，王国昌“革任”，刘皑其人“甚劣，发往奉天”，“今应将山东合省官员，停其升转”（《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蒲松龄虽知皇恩浩荡，但实际感受却是“时值太平终岁苦”（《十一月初五，官徵漕粮》）。尽管如此，他仍相信皇帝的重农思想，造成人民终岁苦的原因，一是地方官府；二是天灾。
蒲松龄关心农业，重视农业生产，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一生困顿，时时受着天灾的威胁和官府租税的盘剥。他虽出身书香门第，但家道中落。他一生舌耕度日，其妻一直种田养蚕。他析炊时，只分到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蓬蒿满之。他南游归，写诗云：“家无四壁妇愁贫。”（《拨闷》）33岁时因家计无着，外出游学，其妻养亲教子，耕种着分到的二十亩薄田，艰难度日。34岁时已有四个孩子，这年大旱，收成无多，一家饱受饥饿的煎熬。他的诗《日中饭》说：“午时无米煮麦粥。”家中无米，只好煮麦粥充饥。四个孩子饥肠漉漉，“携盘觅箸相叫争”，“翻盆倒盏如饿鹰”，可见他家饥荒惨状之一斑。40岁诗云：“忽然四十岁，人间半世人，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坐爱青山好，忽看白发新，不堪复对镜，顾影欲沾巾。”（《四十》）40岁的人，白发丛生，未老先衰。41岁其母董氏卒，因母丧借下债，几年后无力偿还友人，深感内疚，写下感人至深的《薄有所蓄，将以偿所负，又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而有作，情见乎辞矣。寄怀王如水》诗。其云：“慈帏昔见背，正值年岁荒”，“兄弟相痴对，枯目以仓皇”，王生闻此变，慷慨倾错囊”，“恨为啼号累，数载不能偿”，“清夜时一念，身如负刺芒”。他六十多岁仍受贫穷困扰。蒲箬《柳泉公行述》中说：“顾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故每当吾父回斋，不孝辈绕骑捉辔提鞭，扶曳以升，目视出村，不孝退至私室，不禁涕零自恨，老亲素丝垂领，尚不得安享人子之奉，此岂复以为人！”年过花甲，理应坐享天伦之乐，而因家计窘困，不得已远离家庭，奔波在外，舌耕课徒，可窥见其家境困顿之实况。
蒲松龄一生不仅饱受天灾威胁，更受官税的盘剥。他33岁写的《田间口号》诗云：“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完得官税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可见他年轻时就饱受官税的荼毒。六十多岁，屡屡被官税逼迫，痛苦万分。其《灾民谣》诗云：“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输奈何？吏登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纵不雨，死无他，勿讼公堂，长官诃！”再如“兽游鬼哭秋租催，飞签掷地声如雷。”（《短禾行》）“粜尽官税完，陶然捧枵腹。”（《西成》）“我方踟蹰怀百忧，租吏登门如怒牛。”（《田家苦》）大灾之年，官府匿灾不报，照旧逼税，置民命于不顾，官虎吏狼，凶相毕露。这些诗深刻地反映包括作者在内的广大农民遭受剥削的惨状和痛苦愤恨心情。他盼望皇恩畅通无阻，遇灾赈济，制止横征暴敛。正如其诗句“惟有翘首望清官。”他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历史的局限。
蒲松龄没有消极等待清官，而是变被动为主动，广造舆论，抗言直书，为民请命。六十岁前他主要用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反映他的重农思想。他的诗歌和散文，像匕首，像投枪，矛头的锋芒直指各级贪官污吏。如其政论性散文《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后篇》、《救灾急策上布政司》、《淄邑流弊》等。他写了上百首悯农诗，批评官府，直言不讳。如《口号》诗云：“南北流民道路僵”，“月中传说要征粮”。灾情未过，尸横于野，官府又开始征粮。《旱甚》诗云：“报到公庭犹不信，为言庭树尚婆娑。”匿灾不报，谎言院中树木生长茂盛，牺牲人民性命讨好上司。更有甚者，官府不但不体恤灾民，反将灾民当犯人。《离乱》诗云：“村舍逃亡空四邻，纵横盗寇乱如尘。公庭亦有严明宰，短绠惟将曳饿人。”官匪勾结，荼毒人民，昭然若揭。
他为民请命，大声疾呼，几十年收效甚微。在封建社会，士子入仕，是为了效忠皇帝，光宗耀祖，发家致富。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的所谓“清官”，实则寥若晨星，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些理想化的人物。像高念东，唐济武、王渔洋等人，为官比较清正，好善乐施，但他们身居高位，有丰厚的经济基础，受不着天灾的威胁和租税的盘剥。他们看到农民的辛苦，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但缺乏自身的体验，缺乏解决问题的自觉动力。而蒲松龄呢，一生受着贫困的折磨，晚年仕途无望，清政治世理想随之破灭，引起他深刻的反思，传统的观念开始转变，从以诗文为民请命转向务实和服务方向发展。他在《聊斋》诗中说：“聊斋野叟近城居，归日东篱自把锄。”像陶渊明那样，亲自躬耕，以酒会友，互相酬唱，怡然自乐。另一方面“苦闲拈秃笔，拨闷检农书”（《岁著》），从社会科学领域转向自然科学领域，减少对文学创作的投入，转向对农业技艺的研究，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他辑著农业丛书，是想“化天下”，“公之同人”，让全社会各界人士都重视农业生产，懂得农业生产知识。他告诉“抱卷终生”的举子们，不要把科举与仕进当成美好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生各有营，岂必皆贵官，但能力农桑，亦可谋豆箪。”（《示诸儿》）种好田也可以获得美好生活。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往往口头上奢谈农业的重要，而实际却认为农业是农民的事，把自己和子孙置身农业之外，像古诗“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描写的那样。蒲松龄告诫“纨绔子弟”、“贵介子孙”，应该学会耕田种地，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他要把自己的农业著作当成“家政”和遗产传给后代。他提倡科学种田，注重农业技术的研究。用“捍御之法，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和生物学知识指导农业生产，防虫治虫。
蒲松龄清楚看到当时中国农业技术的落后和广大农民对农业技术指导的迫切需求。而一些农业技术专著如《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却因印刷术落后和价格的昂贵，没有广泛流传开来，只收藏在藏书家的书阁里，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此，他在一生最后的十年中以自己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并利用毕家万卷楼的丰富资料，辑录整理前人科学成果，总结农民生产实践经验，完成了十余万字的一套农业丛书，为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其农业科学著作在当时的价值和辅导作用。
《日用俗字》是他第一部农业著作，写于1704年。是年蒲松龄65岁，这年淄川大旱，是作者思想最愤激的一年。这一年他写了27首悯农诗，对淄川县官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的《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也是这年写成的。《日用俗字》是一部词类工具书，是专为老百姓从事农事活动和记事服务的。其序云：“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该书共三十一章，每章分类写一个方面，约一万二千字。专门讲述农业生产知识的有九章，即庄农章、蔬菜章、果实章、花草章、树木章、禽鸟章、走兽章、昆虫章，约五千字。部分讲述农业生产知识的有九章，如木匠章、石匠章等，约三千字。与农业关系不大的如赌博章、疾病章，约四千字。此书用韵文形式写成，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分类编写，便于查找，是一本便民的工具书。有关农业知识的如“畦中萝卜带蔓菁”（讲间作套种）；“百合好吃兼为药”（百合是一种常用中药，有滋阴润肺止咳清热作用）；“三遍四遍全要浅”（锄谷即中耕，系种谷农艺知识，这时谷苗生长旺盛，地下根系发达，深锄易伤根）；“芝麻要选霸王鞭”（指优良品种的选择，笔者家住蒲家庄附近，从小就听说“霸王鞭”是当地芝麻的优良品种，至今仍普遍选种）。再如“蛹化蝴蝶蛆化蝇”（乃生物学知识，对防虫治虫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等等。《日用俗字》与蒲松龄的其他农业著述有着一种内在联系，可以说其庄农章、养蚕章是《农桑经》的绪论（或前言），树木章、蔬菜章、走兽章是《家政外编》的导言（或概说）。足见蒲松龄是有计划按顺序来编著他的农业丛书的。
《农桑经》是蒲松龄辑著的一本农艺科普著作，是其农业知识丛书中主要著作，六十六岁写成，比《日用俗字》仅晚一年，可见他勤奋程度。该书主要介绍北方地区粮食作物种植和养蚕种桑知识，分粮食生产和种桑养蚕两部分。其中《农经》七十一则，《蚕经》二十一则，补蚕经十二则，蚕祟经二十七则，约二万四千字。《农经》部分是根据一位韩姓者写的一部《农训》书增删而成的，编著这部书的指导思想是“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旨在帮助农民解决吃饭和花钱问题，是他的农本思想具体反映和深化。其目的是“化天下”，“贻子孙”可供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他认为韩氏《农训》“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而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为求将道理说透，使其更具有普遍性。韩氏不知何许人？未见有人介绍其人其书，故增删情况亦无从稽考。
《农经》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线，按月份顺序从正月到九月，分别介绍农具准备，土壤改造，精耕细作，合理施肥，田间管理，抗灾防虫，良种选择，劳力调配及生产技术，并收入多条农谚，叙述了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其“御灾”条提出两个正确的观点，人定胜天思想和强调实践经验的重要。其云：“天灾流行，所时有也。力田而不逢年，岂曰无之？然旱涝之逢，天定可以胜人；而捍御之法，人定可以胜天。因即凶年所经验者，记告后人。”人定胜天思想，最早是由战国时唯物论者荀子提出，后来汉代王充等人又有所发挥。蒲松龄自觉接受了这一朴素唯物论思想，并用于农业，十分可贵，对于坚定人们的信心，战胜自然灾害，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即凶年所经验者，记告后人。”即总结前人实践经验，再用于实践，指导实践，遵循这一正确认识过程，人们就会逐渐发现客观规律，认识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从一个长期过程来看，人们就能战胜自然灾害，实现人定胜天的目的。他在“虸蚄”条中记载的两则防治经验，在当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云：“蚄出小如蚕蚁，一见便打之……勿以小而忽之也……又法：虫畏日，半伏地中，夜则俱出。宜多雇人乘夜打之。夜凉，即不苦热。工人亦省三餐，而虫亦易尽。此甲申年验过之方，慎勿听愈打愈胜之妖言，以自误也。虸蚄之害，惟除子之法最捷最易，用力少而见功多。盖每逢蚄出之前，必先阴雨连绵，或雾气熏蒸，此时必有小白娥，飞扑谷内，谷稍嫩叶，必有子卷裹嫩尖。早拿白汁一缕，少晚者渐有子形，再晚者即蠕蠕欲出，一叶内小蚁可藏八九十个。此时速用剪子剪去，其子挫死地上。趁此拿一日，胜后来拿十日。顺治九年信此法者，及早拿之，俱不为害，迟疑者即荡然一空，悔亦何及。力田者倘遇此灾，经过方法，慎勿谓老生常谈耳。”
《蚕经》可以说是一本养蚕种桑的教科书，是蒲松龄“博采古今之论蚕者”，辑编而成的。《蚕经》按蚕的成长过程，从择种到择茧分21个方面，介绍其喂养和防病等知识。如喂养方面，按蚕成长的不同阶段，每日喂养都做出量性分析。笔者小时跟祖母喂蚕，每天摘来桑叶，祖母都要放到怀里暖一暖。问她原因，说是聊斋先生教的法子，早摘的桑叶有露水，太凉，蚕吃了会拉肚子（腹泻）。此即“择叶”条所云：“叶勿湿，勿干，勿寒，勿沾水露……”当然，《蚕经》中亦有部分迷信的东西，是不可取的。
《农桑经》涉猎广泛，内容丰富，具体实际，像一本种粮养蚕的说明书，极具操作性，对当时及后来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在淄川与周边地区，有广泛影响，现已有数种抄本发现，可见流传之广。
《家政外编》是蒲松龄第三部农业著作。其手稿是由蒲松龄十世族孙蒲文珊解放初期在辽宁省西丰县捐献给国家的。该书稿无名、跋、序，且首尾皆残缺，先后被专家们拟名为《农桑经残稿》、《蒲松龄杂著逸稿》、《蒲松龄杂著》、《聊斋杂记》等。这些拟名多因内容与《农桑经》有渊源关系之故，缺乏史料根据，惟杨海儒同志考证可信。他说《聊斋杂记》上册，即《家政外编》，下册为《家政内编》。因为《聊斋杂记》上册有文无序，而《家政外编》有序无文。仔细分析《家政外编》序，可知与《聊斋杂记》上册所叙内容相吻合。该书大约三万五千字。内容包括树木（绿化木材树11种、经济树10种、果树9种）30种，蔬菜38种，粮食作物8种，水果12种，中药19种，花卉121种，禽畜8种，兼叙养蜂养鱼救荒多项，内容丰富。有的内容前后重复，似一未定稿。从内容上看主要讲述树木和蔬菜种植技艺及家畜家禽饲养方法，是《农桑经》姊妹篇或续篇。
《家政外编》序云：
窃以四民之生，胥资南亩；八口之计，重赖西成。今日而无宵旰之劳，则明日遂无寝食之适。人生斯世，虽欲无劳，不可得矣。然或贵介之子孙，不分菽麦；秀才之庄稼，贻笑耕夫。日用之事，习而不察者，宁乎少哉！他如朝饔夕爨，云剪夏畦之蔬；乘屋牵萝，实落秋园之树。为橐驼之弟子，乃神农之功臣也。下此释耜耒而问花竹，亦田舍之高风；去淫赌而耽林泉，犹陶朱之令嗣。又乌知蓝蔚之生风月，非所以慰藉劳人乎？集为外编，公之同人。
从以上这篇序言看，蒲松龄辑录《家政外编》的目的与《农桑经》一样，即希望全社会都要重视农业，懂得种树种菜知识。所谓“集为外编，公之同人”与“化天下”含义一致。他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认为只有劳动才能获得舒适生活，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对置身农事之外的“贵介子孙”和热中科举的“秀才”，想不劳而获，满足于寄生生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严正的忠告。
《家政外编》资料来源已有充分论证。该书是抄录的《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蕉窗九录》、《二如亭群芳谱》以及宁戚《相牛经》、伯乐《相马经》、公孙弘《养猪法》、卜式《养羊法》、寡妇清《养鸡法》、王仲宣《养驴法》诸书，自己编写成分甚少。其中仅录《齐民要术》的就三十余条。该书只讲种植方法与用途，不叙整个生产过程，与《农桑经》不同。
关于该书写作时间，我以为是在蒲松龄70岁至74岁之间，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五十二年(1752)之间。其理由有三：一、他70岁自志手稿称：“……己丑初夏，偶阅《齐民要术》，见其树畜之法，甚有条理，乃手录成册，以补家政之缺。”广为搜集资料，开始编写。二、他72岁在《岁暮》诗中说：“苦闲拈秃笔，拨闷检农书。”大概就是选择摘录《农政全书》、《蕉窗九录》诸书。三、他75岁开始整理气象学《观象玩占》，74岁时《家政外编》就已告成肯定无疑。农业是一个大范畴，其中内容繁多，为人民所必需。他66岁写了一本《农桑经》，人们还迫切需要种树种菜和家畜家禽饲养知识，他从70岁开始，提出“补家政之缺”，历经数年，辑著《家政外编》，完成自己夙愿，满足了广大人民需要。
蒲松龄75岁时看到唐李淳风的《观象玩占》一书。该书是一部气象学方面的书，里边有些看云识天气的知识，也有一些隐晦迷信的东西。他的《抄录〈观象玩占〉跋》云：“先得《会天意》一册，以其有量晴课雨之益，故依样录之。后见《观象玩占》，无论其卷册浩烦，不能缮写，且天文星宿，多所不解，仅取其人人共知，如日月北斗，风云雷雨之属，录为三卷，聊以备旱涝之秋，为瞻去望岁之助云尔。甲午五月下浣，柳泉氏志。”
从此跋中可知，蒲松龄先后看到两部气象学著作，一是《会天意》，一是《观象玩占》，两书已都有“量晴课雨”、“瞻云望岁”的知识，与农业丰歉极为密切，于是遵循实际和服务的原则，认真删减整理。经蒲松龄整理的《会天意》、《观象玩占》两书已佚。现在仅能看到《〈会天意〉序》和这篇跋，无法窥见原书全貌。
蒲松龄从65岁开始到75岁，十年中含辛茹苦，不遗余力，向人民向社会奉献出一套农业丛书。通览他的全部农业著作，可概括如下几个特点：
一、全面性。从整体看，有为农业服务的《日用俗字》，有种粮养蚕的《农桑经》，有种树种菜和家畜家禽饲养的《家政外编》，有防旱防涝的气象学方面的《会天意》和《观象玩占》。从局部来看，种粮、养蚕、养蜂、养鱼及家畜、家禽饲养都是讲述生产生长全过程，像一部农业知识大全。
二、通俗性。他的《聊斋志异》及诗文等著作，都是用文言文写的，群众很难看懂，而其农业著作却都用群众口头白话语言写成，人人可以看懂。如《家政外编》“桃”条：“连肉埋粪土中，至春生，合土移栽，三年结实。六年，以刀削其皮，令胶出，多活数年，以多年竹檠挂树上，虫自落。”
三、可操作性。他的农业著作，像一本本教科书或说明书。讲述具体操作及其过程中的农艺知识。粗通文字的人，可照本操作。如《家政外编》种树条：“凡栽树，先以树植坑中，次下土，次下水，埋一半，再下土，再下水，埋平；待略干，以土壅根，无不活。若从俗语，深埋湿砸，即活也不旺也。”
四、超前性。他的农业著作，是以科学的态度，在尊重实践的基础上编写的。在《农桑经》“御灾”条中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以朴素唯物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指导防虫治虫，增强人们战胜自然的信心和决心。书中还介绍了一些生物知识，引导人们自觉运用科学知识指导生产实践，在当时具有很大现实意义，无疑对农业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
五、史学价值。《农桑经》全面介绍了北方粮食作物种植，这对研究北方地区农业发展断代史，很有参考价值。玉米自明朝中叶传入中国，由南向北发展。他的农业著作中没有介绍玉米种植情况，大概尚未传入淄博地区。漆树都认为是南方一种经济树种，而《家政外编》“漆”树条称：“春分前后移栽。”离蒲家庄南不远有一沟名曰漆沟，七十年代笔者的自留地就在此沟。当时堰边尚有小棵漆树，因其能引起部分人过敏，误认为是坏树，时时被斫伐，是一种被淘汰的树种。这些演变对研究地区农业发展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纵观蒲松龄的一生，因为他受到历代正统农本思想影响，所以重视农业、关心农业生产。而生活的贫困，又强化了他对农业的关注。他曾以文学形式表达对农业的重视，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六十岁后转变观念，以实用和服务为宗旨，苦心研究农业，著书立说，希望全社会都重视农业，特别劝那些“贵介子孙”、“抱卷书生”，不应置身农事以外，要懂农业，躬身农业，不要做不劳而获之人。他率先“归日东篱自把锄”，劝自己孩子从事农业生产，并当成“家政”规定下来，传给后代。在农业生产中，以科学态度，注重实践，突出实用实际的原则，学以致用。他的农本思想是他的人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的人民性思想的延伸和深化，对广大人民来说，更富于现实性和实际意义。由于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里，轻视自然科学，他的农业著作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更由于他的文学成就太大，人们多注重他的文学成就的研究，而对他在农业方面的贡献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笔者不揣谫陋，撰写此稿，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专家和同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