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动下学术创新策略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基于大学学术生产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视角论文,逻辑论文,策略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行动”是理解中国教育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当前，由“国家行动”推衍出的“国家式创新”从理念的提出到政策的形塑再到实践的诉求已然被建构成结构化的话语体系和实践策略。在此背景下，大学组织中有关“学术创新”的行动可以说是方兴未艾。由此，“国家行动”下的“学术创新”也成为大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沟通理念和大学实践的“学术创新策略”更是屡屡见诸媒体和学人的议题之中。这样的讨论由于掺杂了“钱学森之问式的反思”和每年都会触发的“诺贝尔学术奖的情结”，显得尤为引人关注。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作为“国家行动”的教育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没能在认识论(纯学术)的意义上开花结果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框架，部分民众和学人将其归结于教育传统文化的桎梏，认为中国应试教育是阻碍中国教育和学术创新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学人则纠结于大学的“泛政治化特征”，认为只有将大学从“行政化”(官僚化)①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学术创新的空间才能得以释放；还有一部分观点涉及大学办学的经济主义取向，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工具价值至上”的理念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取向和实践，使得学术过于功利化。除此之外，“大师远去情结”则将学术创新乏力的矛头直指学者本身，认为是学者们的个体因素影响了学术事业的整体发展。以上各种归因都不乏可取之处，但其背后的内在关联仍有待进一步明晰。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学术创新策略的实践逻辑”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大学学术创新的问题，以进一步澄清“国家行动”与“大学组织运行”乃至“学术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学术创新策略的话语形塑
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影响下，“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成为现代人文社科研究中比较流行的研究范式。在福柯那里，“话语”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它不仅仅是一种言语表达的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实践。他尤其重视一些非常态的话语形式，譬如，精神病学、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视野下的话语形态，通过所谓的议论“涌现”、“建构”以至形成研究对象，从而探讨话语中以及话语背后蕴含的规则、权力的形成和演化。在福柯“话语分析”范式的指引下，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在其《话语与社会变迁》这本书中，为我们构造了一种能够更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理论和分析中的研究范式，使作为话语一个向度的“文本”拥有了“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构建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凸现社会历史变迁的作用”。[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过有关“学术创新话语”的文本分析能够凸显其背后蕴含的学术生产的社会和文化意蕴。
“学术”与“创新”都不是新鲜词，但将其赋予现代意义则是中国近现代大学产生之后的事情。与西方大学现代性的构建不同，中国大学现代性的形塑并未经历由富有神性的“僧侣村庄”向“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的转换过程，而是民国期间“教育救国论”背后的国家主义倾向奠定了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实际上，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又是通过中国大学与知识分子之间身份的“双向互构”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基于此，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生产”与“国家行动”就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关联性。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主导大学学术研究的合法性保障。
大致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学术创新策略”的话语呈现路径有三种形式：一是学术创新的“学者话语”，二是有关学术创新的“官方话语”，三是有关学术创新的“民间话语”。“学者话语”的呈现形式是这样的：一方面会强调“学术创新”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这种认识论上的必要性要和“国家行动”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者林中行于1985年发表在《福建论坛》上的文章《繁荣社会科学的关键是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就颇有代表性。作者在论述学术自由之必要、学术创新之路径的基础上，认为“只有掌握科研的客观规律，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整个国家、人民的需要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进入自由王国”。[2]“一个民族敢于在学术上创新的人才多了，它的科学一定会自立于民族之林。”[3]应当说，这样的论述逻辑不光有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观”的基础，还以新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开放(解放)为背景，很好地展现了学术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术创新的“学者话语”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知识经济”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国家行动逻辑”成为“学术创新话语”形塑的基础。当然，在此期间，一部分学者重新认识到“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学术创新”的话题。而由此产生的对中国学术创新乏力的反思也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创新的“官方话语”与“知识经济”的到来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之前，“官方”之于学术创新的认识总体上并不积极，“百花争鸣式的学术创新者”甚至会被施以“意识形态”上的政治迫害，这在“文革”中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基于学术研究的实用主义基础，官方对于“学术创新”表现出了浓厚兴趣。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讲话。其中谈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此后，“国家创新”的话语层出不穷，“国家创新话语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创新”的一环以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具体体现的“学术创新话语”日益兴起。这样的“学术创新逻辑”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有了更为清晰的阐述，“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5]有关学术创新的“民间话语”与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媒介的渗入及媒体的渲染莫不相关。近些年来，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出台总会引发民间对中国大学学术创新的种种隐忧和批评。有关学术创新的“民间话语”认为，由于体制、经济、文化及学者自身等诸多因素，当前中国学术创新乏力，“大师”日益远去。这种民间话语倾向连同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的屡屡曝光，以及风行一时的对民国老大学的追忆，为我们塑造了一种有关中国“学术创新”每况愈下的整体形象。这一整体性话语的涌现，背后掺杂了人们的种种心绪，但民间对于学术创新之工具性价值的强调并不比“官方话语”弱，多数人对于基于“认识论传统”的“纯学术观”的认识不但贫乏而且粗暴，而“诺贝尔奖情结”则更像是一种弥漫开来的国家主义行动逻辑的民间在场。
以上通过三种形式的话语呈现凸显了国家行动下的“学术创新”的内在理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术创新在中国是以一种“国家行动”的总体性框架为前提的，即这一总体性框架蕴含着中国大学学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即将大学本来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学术创新”提升到“国家行动”的高度，通过大学与政治、经济的紧密联姻，构建起中国“学术创新”的内涵和发展蓝图。在此基础上，有关学术创新的策略表达与实践不但要以“国家行动”作为合法性的前提，而且还要学者将其自我内化为学术生产的“知识品性”，以达到更高的实用主义价值。
二、学术创新策略的实践逻辑
约翰·S.布鲁贝克在谈及美国大学功能的转变时指出，“随着20世纪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谈到大学实际提供服务的问题。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不仅如此，在政府和企业的规划中，大学也名列前茅。”[6]基于这种社会脉络，“威斯康辛精神”主宰下的大学实践逻辑使得“大学的纯理论研究被用于确定政治目标，并被用于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7]这种实践逻辑在美国的大学中获得了很大成功，以至于美国著名教育家德里克·博克在《走出象牙塔》中写道，“1900年以前，就在人们追求现代形式大学开始之际，美国大学仍然还是一个小小的学院，主要功能是提供一种旨在促进智力发展，培养宗教虔诚和限制学生行为规范的学院教育，而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机构，它不仅是反映知识的中心，而且是磨炼生活意志的前沿阵地和体现工业化生活成就的主战场。”[8]实际上，如果剥离其中的社会情境，布鲁贝克与博克所描述的转变后的美国大学功能的形塑实在是中国大学实践逻辑的极好诠释。但如果将这一政治论的实践逻辑植入社会、文化情境之中，那中美之间又有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传统的差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等教育实践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虽然美国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以“威斯康星精神”为宗旨的所谓“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使命赋予美国大学以崭新的功能性意义，继而大学开始成为社会的“服务站”，但似乎“走出象牙塔”后的美国大学也逐渐被挟裹进“国家行动”的总体性框架之下。但这里，我们不应忽视从古希腊的传统到德国的纯学术观，再到纽曼“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的大学理念以及以赫钦斯、白璧德为代表的永恒主义、新人文主义给予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精神财富和行动理据。这种精神财富及行动理据外化到组织实践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组织能够保有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了布鲁贝克所说的“认识论传统”。故而，在日益强势的政府面前，学者们依然拥有较多的审视和抗争空间，而这是中国大学以及学者们目前难以做到的。正因如此，美国大学与政府或政治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合理的张力，这让以“永远创造”为理念的美国学术创新有了更大的释放空间，这是美国大学能够不断提升其学术创造力的重要保障。相形之下，中国大学从其现代性构建伊始就是与“国家行动”紧密相连的，民国时的“教育救国论”和“学术救国论”就是这种内在关联的体现。正是源于这种差异，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美国大学(研究型)的学术生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一种“内生型”的特质，而中国大学的学术生产模式则主要是“外生型”的。所谓“内生型学术生产模式”是指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之中，虽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整体意义上仍能保持其原有的“认识论传统”，并将这种传统赋予现代意义；所谓“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是指在知识创造中，外部因素有着整体意义上的支配作用，学术生产的实践逻辑主要不是“纯知识”的层面，而是基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图1“国家行动下学术创新逻辑的形塑”从一个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的特性。在这一框架下，由“国家到地方再到学校”的时空维度和制度运作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鲜明的自上而下的学术创新的实践逻辑，它遵循的不是“认识论的法则”，而是基于国家(地方)行动、国家(地方)需要、国家(地方)计划的总体性要求。正是这一总体性要求背后蕴含的实用主义倾向构成了“学术创新”之所以必要的主要理据。此外，还有一个例证实际上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随机观察任意一所中国大学的组织形态，它们在很多方面表现了相当大的一致性，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大学治理结构与政府治理结构的同构性。②按人们对大学组织的“理想建构”，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人才之地，与政府在性质、功能上都有很大差异，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运行逻辑，但现实中呈现给我们的“社会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何以会表现出这种同构性呢？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行动”逻辑在大学场域中的强势运作。与此相一致，从中国学术创新话语的形塑过程来看，与大学学术创新相关的语词表达以及相关修饰多半源于学术生产的外在价值，至于其本源性实践逻辑更多地局限于学者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理论探讨，而这样的系统化探讨还只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图1 国家行动下学术创新逻辑的形塑
近年来，“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广受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借助于媒体的宣扬还引起了社会民众对大学治理的广泛关注。最典型的便是近两年有关大学“去行政化”的热议。虽然“去行政化”的话语表述并不准确，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这一说法的心领神会。而在这种心领神会的背后，比较一致的舆论倾向便是中国大学的泛政治化组织特征严重制约了学术创新的可能，因此，唯有对其进行改革，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这种陈述的倾向实际上容易让人忽略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复杂性。对此，学者阎光才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学术为政治服务的主导逻辑，一方面促成了学术界与国家间的共生关系，因而使得体制内的学术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保障，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它自主构建的生态。”[9]实际上，我们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即便是“纯学术”的角度，除了较为特殊的时期，“国家行动”下的学术创造也并非乏善可陈。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国家行动”便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因为独立的个人或少数团体很难提供持续的经费支持和设备支持，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对学者在智力上、经费上的挑战则越来越大。当然，学术创新一味依赖于“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的弊端也很大。由于这一模式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上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政治论、经济论的倾向非常明显，从而导致大学的学术自主性和学术研究的自由被大大限制。另外，也正因为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的过度介入，知识分层中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学科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基础学科、人文艺术等非生产性或生产性不鲜明的学科地位则不断下降，这一趋势甚至是世界性的。从组织行为的角度来看，“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致使组织运转的动力主要源于其合法化诉求及外部规范，这在中国的大学组织中尤为明显，其标志便是大学的制度同形与组织同质性倾向，其结果是大学的组织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政治论的传统”，而这一传统与大学组织文化的特性并不相符，也阻碍了学术创造的可能。因为“政治论传统”追求的是科层式的权威与规范，而理想的学术组织结构应是“松散结合”的。对于学术组织中的个体来说，单纯通过外在性的规训要求其作出原创性的学术是有待商榷的，毕竟这种外在性并不能构成学者良性成长的内驱力。从根本上来说，学术创新需要个体拥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品质，这种思维品质的形塑和运用并不总在“国家行动”的总体框架下进行，也很难仅仅通过学术创新规划、人才支持计划、课题项目等形式予以呈现，它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延续了古希腊的“纯学术逻辑”，这也是学术创新的本源性动力。所以，作为“国家行动”的“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虽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甚至是大学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保证学术创新的持续和大学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进步。
综上所述，作为“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的典型，中国大学改革的理据常常建立在高等教育的外在价值之上，“国家—学校”是大学组织运行的总体框架，学术创新也不例外。基于学术创新的话语分析，中国学术创新策略的实践逻辑延续的是自上而下的时空维度和运作机理。这里的“自上而下”不仅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学校的科层式组织运行，还意味着从政治—经济到教育—文化的上下、高低之别，由此凸显了“教育—文化”的依附性存在，进而凸显了“学术生产的依附性存在”。这种“依附性存在”构成大学组织行为境遇的主要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内化为学者心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推动又是更大程度制约学术创新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
三、学术创新策略的制度缺陷及其矫正
在“国家行动”的整体框架下，长期以来，“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要么沦为政治的工具，要么用于经济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夹，效果堪忧。”[10]与此相关的是，在制度设计和组织行为层面上，由“国家行动”的整体主义和政治主义导向所带来的制度趋同和组织同构性使得大学组织文化日益僵化，组织行为取向不断偏离知识生产的“认识论模式”。这一实践逻辑作用于大学学术生产行为，使得“学术创新”与“学术失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大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学术创新与学术失范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一体两面性”。换句话说，“学术失范”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不仅受大的社会背景(譬如社会的经济主义、功利主义取向)的影响，更是“学术创新”国家化、经济化乃至集体化的变相反应。这里实际上存在一种实践悖论。从制度实践的原初意图来看，无论是相关教育政策的出台、践行，还是各类创新项目的设立，尽管其本意主要立足于维系“国家行动”、“国家创新”的整体性框架，但此等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却仍然被赋予正向的、积极的意义。只是这样的正面导向由于其整体性、功利性的局限，原本就不可能对“纯学术意义”上的“学术创新”有切实可行的指导价值。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行动逻辑”与离散的、非线性的、学科差异明显的“学术创新逻辑”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性使有关“学术创新”的教育政策在传播、扩散过程中很快被形式主义化，而相关的政策实践也产生了结构性的扭曲，这就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学术失范”。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因为对“学术创新”的“国家行动式的追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学术GDP”，③才使得“学术失范”成为一种引发广泛舆论关注的社会问题。对此，图2“学术创新与学术失范的生成”向我们明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这里要指出的是，学术创新与学术失范的内在关联不是局部或个体意义上的，而是基于“国家行动”下学术创新的实践逻辑的悖论得出的。所以，这一图示的解释性仅限于从整体意义上考量前文所述的学术创新与学术失范的“一体两面性”。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学术失范”成为社会问题的主要社会脉络实际上就是“国家创新”为主导的话语情境和政策运作空间。正因为有这种“行政指标化”的要求，才促成学校“表现指标化”的制度扩散逻辑。在这一制度扩散的背景下，以量化为典型特征的学术考核指标体系浮出水面，这不只意味着本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学术创新”被进一步赋予了“政治论的涵义”，还意味着学术生产者作为“计件工”时代的到来。
图2 学术创新与学术失范的生成
诚如前文所述，“中国式学术创新”带来的制度缺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实际上，由于过分强调高等教育的外在价值，由此建立起来的大学制度已经饱受人们的批评。作为“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的“国家行动”下的“学术创新策略”虽然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复杂性，甚至在中国“学术创新的历史景观”中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由国家行动催生出的一系列科研成就)，但这种带有鲜明依附性的“学术生产模式”毕竟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和自律精神，其结果很容易导致学术创新和学术人的异化。当下，一边是“学术创新话语”的不断“涌现”，另一边却是“学术失范”的屡禁不止，实际上正是此等“学术生产模式”局限性的集体化呈现！而要对这种学术生产模式加以改进，从实践的角度来讲，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学术创新”进行系统的制度矫正。从大学改革的总体导向上来看，“去行政化”所引发的制度性改革诉求已经映入人们的眼帘，并对大学办学实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譬如，南方科技大学虽经历了种种波折和各方权力的博弈，但终究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大学组织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而构成南方科技大学成立的重要理据，不能不指向“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等现代大学治理理念给人们带来的学术创新的想象力。基于此，相对于“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的弊端，“内生型学术生产模式”的植入与嫁接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制度实践。这里要说明的是，“学术创新的制度矫正”并不是一种“推倒重来”式的大学变革运动，而是基于原有学术创新模式和大学人的“原型体验”④而对学术生产模式进行的优化和改良。这种制度矫正的逻辑一方面顾及原有的制度实践逻辑，以不至于引起政府或大学自身关于合法性的结构化担忧；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学术生产要素的介入，原有的依附性特征能够得到学术内在逻辑的平抑和均衡，从而将“学术创新”的实践逻辑在合法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合理化，从而最终形塑一种良好的学术生产新模式。
想要植入“内生型学术生产逻辑”对原有的学术创新实践进行“制度矫正”，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释放学术生产的制度空间。如何释放呢？其一，重新审视“纯知识观”的学术价值。在西方语境中，“走出象牙塔”隐喻着现代大学的“认识论传统”日渐式微，而“政治论哲学盛行”，这意味着学术生产模式的巨大变革，但这样的实践逻辑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大学诞生伊始就被挟裹进“国家行动”的整体框架之中，故而，中国大学先天缺乏“认识论的传统”。⑤基于此，重新审视和提倡“纯知识观”的学术价值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学术创新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讲，乃是一种学术内在价值以及知识人内在生命力、创造力的呈现，这就意味着学者要从内在的理路去进行学术创造，那些过于看重学术的外在价值反倒不利于学术创新的开展，对此，前文已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言。其二，平衡学术生产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无论是国家层面、学校层面抑或是个体层面，用“价值理性”来平抑过于强势的“工具价值”给学术创新带来的弊端都是必要且可行的。基于“政治—经济范式”的实用理性主义的“学术创新”并不足以支持国家、社会以及学术自身的发展，而其所引发的学术创新乏力的负面效应，也需要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必要的矫正。其三，构建良好的学术生产秩序。尽管“制度惯性”、“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存在会阻滞新秩序的构建，但没有一种良好的学术生产秩序，我们就无法为学术创新提供行之有效的保障，因而学术生产秩序的重建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内生型学术生产模式”的特征和中国大学治理的现状，有必要在“国家行动”与“大学组织运行”之间构造一个必要的“缓冲环节”或“中间地带”，“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则是政治权力)的协调平台”，[11]这个“中间地带”与“协调平台”应是一种权力约束和保障机制，它要起到有效沟通学术生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的作用，以此治疗“国家行动”的泛政治化特征给学术创新带来的弊病。
四、结语
透过学术创新策略的话语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凭借着学术创新的“集体性名义”，在中国教育改革的“集体性情结”的指引下，[12]中国式的学术创新从一开始就被局限在“国家行动”的整体框架之下，沿着这样一种理路进一步构建出了中国学术创新策略的实践逻辑。事实上，作为“国家行动”的大学实践逻辑乃是现代大学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特征，并非中国大学独有。中国大学的问题是，缺乏“国家行动”与大学组织运行之间的张力，“国家行动”与大学组织运行无缝接轨导致大学组织文化的官僚科层特质浓重。在这种实践逻辑的作用下，“外生型学术生产模式”为我们构建出了中国大学知识生产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国家—学校”的内在关联至关重要。然而，这种嵌入性关联在“学术创新”的意义上并不总是自洽的，即使它能够理顺国家与大学的关系，很好地彰显“国家行动”的学术价值，也难以避免“学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其产生的深刻抵牾。尽管从表面看来，这种冲突不足以消解它的作用，但“国家行动”下的“学术创新”表现出来的“一体两面性”已经凸显了这一学术生产模式的弊病。针对这种情形，学术的内在理路和内在价值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基于此，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赋予“学术创新”以合理的实践逻辑，并运用这种实践逻辑进行必要的制度矫正，是值得每一位关心大学治理，关心学术创新的人士应该思考的迫切问题！
注释：
①“行政化”的说法虽常见于媒体报道、学术论文之中，但这一提法并不严谨。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学行政化”都是其现代性的面相之一，其核心要素是科层意识及科层组织结构，现代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中世纪大学或古典大学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便是“行政化”，它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当然，同样为“行政化”，两者的差异也很明显。相形之下，西方大学(譬如说美国)的“行政化”并没有过多地妨害大学学术权力的运行，这是因为其“行政化”的框架被限定为大学组织内部，而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实际上是“官僚化”(譬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校领导、院系领导都有实实在在的行政级别)或者说它并非“大学组织意义上的行政化”，它的组织运行逻辑是直接受“国家行动”制约的。所以，同样表现为“行政化”，不同的社会脉络决定了不同大学组织的运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做的也许并不是“去行政化”，而是要“去官僚化”，二者是不同的。
②这里主要是指中国大陆的高校，包括民办高校。制度同形及同质化倾向不仅仅表现为公办高校之间，也延伸到民办高校。“事实上，剥去‘类企业化运作’的外衣，民办高校的‘官僚科层制结构’便会很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组织结构几乎可以看作公办高校的翻版，而其精要之处并不在于组织结构的雷同，而在于组织文化的因袭。”见徐永．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1(12).
③“学术GDP”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其内在的机理耐人寻味。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的学术不仅仅依附于政治论逻辑，也受制于经济原教旨主义，因而既有了学术GDP的概念，更有了这一概念下以数字衡量学术生产的结构性特征，它在学术评价的场域中占有支配性地位。尽管学者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量的偏颇，但积重难返，因为学术的数字化标示容易衡量，便于实践操作。另一方面，量化又契合了政府、社会之于大学的渗透与可视化的心理诉求，这就是大学排名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④“原型体验”指涉的是原原本本的体验学术生活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形塑自己的学术意识和学术观念。这里的“原型体验说”借用了日本学者境野健儿的说法，参见日本“社区与教育协会”的“原型体验”教育模式[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06).
⑤由于部分高等教育研究者对本源于西方语境的“走出象牙塔”的理念缺乏本土化思考，导致这一理念一度成为中国大学要为社会、国家服务的理据，但这不符合中国大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中国大学既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的象牙塔时期，也没有出现过像西方那样与社会的真正融合，在我国传统文化里缺乏象牙塔这种精神。”既然没有，何来走出之说呢？实际上，这种“舶来的教育理念无意中强化了中国本土文化中固有的实用理性主义，使大学教育陷入了制度性紊乱和功能性错位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从而造就了一种‘异化的教育形态’。”见孟凡，“走出象牙塔”是中国大学的选择？[J].江苏高教，2008,(04)；徐永．“走出象牙塔”的荒诞——西方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思考[J].现代大学教育，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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