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决策中的认知心理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心理学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风险”的界定，专家们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如果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风险”加以界定的话，我们说风险是指人们对损失可能性大小的分析与判断，对于风险问题是一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领域研究。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特别是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风险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人们对风险的主观性评估即对风险的认知方面，不同的人对同一风险的判断不同，这些差异是由许多复杂的心理因素造成的，其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认知心理基础，掌握正确的风险认知策略，是提高风险决策有效性的重要前提。
一、风险决策任务的认知模式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决策者进行风险决策时，通过认知对风险决策任务做出内部表征，即在决策者的头脑中建立起相应的心理模型，这些内部表征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概率判断，即决策者对决策任务及其结果运用概率进行描述，当决策者对决策后果无法做出确定性的预测时，就只能采取概率性估计。另一类是归因排列，即决策者对决策任务的风险性按其重要程度加以排列，在头脑中形成把每种决策方案的风险性排列起来的模型。这种归因排列，可以帮助决策者对各种决策方案的风险性进行权重分析。第三类是确定性构想，即决策者在面对风险决策任务时，会在心理构想这项任务并不是由任何随机变量构成的，每种备择方案的结果都可以是由一些只要我们想建立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规则严格规定好了的，即把本来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确定性问题，把风险问题转化为具有理性的，可以找出确定性规则的问题。在确定性构想的过程中，决策者有时会更多地采用直觉的认知方式进行。
显然，决策者对风险决策任务是一种主动的、有组织的认知加工过程。由于个体认知上的差异，不同的决策者会对同一决策任务形成完全不同的心理模型。每个决策者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或偏好对风险决策任务进行分析与判断和归因排列，从而形成决策者之间完全不同的内部表征。而风险决策的有效性如何取决于决策者所建立的心理模式与决策任务是否适应。因为只有适应于决策任务的心理模型，才能有利于决策任务的实现，而决策任务越是复杂，越是需要抽象性与创造性俱佳的备择方案，也就越不容易形成适宜的内部表征。这常常是决策者在进行风险性决策中发生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认知心理学提醒决策者，风险决策不是单一的思维活动，决策者的知觉、记忆（特别是长时记忆）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决策过程。例如，认知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求解模式提出，人类解决问题要靠在问题空间进行搜索，由于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和各因素可能的取值是相当多的，因此，树形图中的可能途径就会呈现出组合爆炸的趋势，这就给问题的解决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西蒙提出了模式策略，即要求决策者只要记住与能够运用适合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模式就可以了。这些模式是决策者分析判断的原型或模板，即决策者在长时记忆中将过去经验以原型或模板的方式贮存起来。它要求决策者从某一问题的解决中获得模式，也即从决策路径中概括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对于解决与这一问题相类似的问题是非常有益的。这就是确定性构想，它可以将风险决策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转化为确定性因素，从而进行一系列有组织的加工。由于经验的积累，决策者的原型概括水平也由低向高发展，主要表现为决策者对头脑中原型的提取与运用的灵活性不同，这就是专家与弱手的区别之一。产生区别的原因就在于，当被决策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时，专家的内部原型多，可以很快地实现转换，使之匹配；而弱手的内部原型较少，匹配难以成功。所以在风险决策中，一些弱手只有解决与原型形式同样的问题，而问题有所变化则无所适从，而专家则相反。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提出了“专家同时工作”策略，即让一组专家对同一风险决策任务同时进行认知并提出各自的备择方案，然后可以用群体决策的数学集合或行为集合策略加以排列，最终确定最佳方案。
二、风险倾向中的认知中介作用
在决策中，每个决策者都会表现出一种风险倾向，这是个体的一种心理品质。这一心理品质在过去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不变的与稳定的。其实，决策者的风险倾向一部分是遗传的，例如决策者的神经类型或气质特点等。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后天的认知习得的，例如决策者的管理经验、决策者的知识结构以及认知能力等。这就如同人的头发颜色与面部特征一样，本来是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但它们也会在太阳的照射下与外科整容的作用下发生变化。同理，作为承担风险与回避风险的倾向也会随着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而发生一致性变化。我们过去所认为决策者的风险倾向具有“不变性”的结论显然是保守的，它是具有“稳定性与可变性的”。其中，决策者认知因素的改变在极大地影响着风险倾向的可变性。
以往研究风险决策行为的学者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一、二种主要的风险变量上，但是这却不能反映出风险决策的复杂性。因为风险决策的复杂性并不只是从任务的复杂性、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以及认知水平的高低程度等角度确定的。其中的一些被人们检验过的变量受到决策者对风险认知的间接影响而发生改变，特别是风险倾向中的认知中介作用常常被决策者们所忽视。风险倾向中的认知中介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决策者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极大地影响着他今后对风险的追求。即决策者先前成功的经验多，会导致他今后追求风险的倾向性增加。这是认知中直觉的作用，也是认知中归因的作用。因此，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验都会对决策者的风险倾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第二，决策者的风险倾向与他对风险的可接受性的认知密切相关。如果在风险知觉中，决策者认为情景中风险的可接受性高，即情景中固有的风险性突出，则会导致回避风险性决策，因为决策者往往会将这些固有的风险因素与消极的决策后果相联系。反之，如果决策者认为，情景中有的潜在因素可以减少损失，由于提高了对机会特色的认知而降低了对风险因素的认知，从而导致对风险的追求。因此，对风险的认知影响着决策者对风险因素的权重。第三，决策者的职业经验影响着风险倾向。根据作者对300名个案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在企业经理、行政干部、 管理专业的大学生中，企业经理对风险追求的平均数最低，而大学生最高（见图1）。这一结果说明了，面对风险决策最多的企业经理， 由于职业经验决定了他们在风险问题上比较慎重，而职业经验作为认知因素在决策者与风险倾向之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图1—风险追求的职业经验
第四，决策者对问题构架的认知影响着风险倾向性。特沃斯基（A.Tversky）提出， 决策者对问题构架的认知，影响着人们对问题结局的估计及选择的偏好。问题的构架是指当同一种决策问题被用不同方式进行描述时，会导致决策者不同的选择，它是由于参考点的不同决定的。例如，一些公司感到让顾客用信用卡购物会给公司增加额外成本，因此建议增加一点货价，对这一部分增价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主张原价格维持不变，但让信用卡购物者加付一笔“信用卡增收费”；另一种主张是把价格提高一点，即在原来的价值上再加上增价这部分作为新价格，但让现金付款购物者享受“现金购物优惠卡”。其实两种说法对于顾客来说付费总额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结果的参考点不同，因此顾客宁可接受“现金购物优惠卡”，而不愿接受“信用卡增收费”。可见，决策者对问题构架的认知影响着决策者的风险倾向性。而对问题构架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决策者过去的知觉经验，并以此为参考点进行方案的选择。
影响决策者认知改变的因素在过去的研究中更多地着眼于决策者的人格因素，如决策者的认知风格、决策者的成就动机、决策者的自我评价等方面。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研究影响决策者认知改变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费孝通认为“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差异在于，西方不断追求，而中国满足现状。”这主要表现为儒家文化中“中庸”、“大一统”理念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各阶层人士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风险防范和风险抗阻心理。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为，无不缘于这种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的多元化，促使中国人步出风险防范、风险抗阻的心理误区，而不得不面对由于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动态性与复杂性形成的种种风险。文化的发展使中国人的认知模式发生了变化。
对风险倾向中认知中介作用的研究其意义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它不仅使研究者们更加重视风险决策中的心理学问题，也可以为决策者进行风险决策时提供一种有效的指导，使决策者头脑中的无意识的东西变成有意识的东西，以大大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三、风险决策方案的评价与选择中的认知策略
对风险决策方案的评价与选择的研究中，早期主要集中在对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研究上，很多学者都认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EU 理论）可以用来理解风险决策的选择过程。因为该理论认为，在风险决策中，对主观期望概率和效用值进行整合可以选择主观期望效用值最大的备择方案。但是由于这一模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它在决策实践中遇到了很多困难。H·西蒙曾经提出， 对风险决策不应以最大目标函数值确定最优方案，因为决策者既然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有多少种备择方案，那么最优方案也就无从谈起了。西蒙提出了在风险决策方案的评价与选择中的启发式策略，作为风险决策中的一种认知模式，引起了心理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国外一些学者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决策者在进行风险决策的方案评估时所运用的启发式策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内部策略，一种叫做外部策略。内部策略是决策者将每种备择方案的特征当作是离散的变量，在这些离散的变量之间进行相互比较并做出分析。分析的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决策者对这些特征进行比较并确定出收益与损失、风险与所得之间的关系并按其排列顺序做出评价；另一种是决策者将各种备择方案与某一特定的标准进行比较，然后进行选择，最后确定最佳方案。外部策略是决策者对各种备择方案的同质特征进行比较（如方案A 的收益对方案B的收益；方案A 的成本对方案B 的成本）后再进行选择。 斯维森（Svenson）在1972年的研究中发现，决策者在进行风险决策时， 运用的是一种混合策略，既包括内部策略也包括外部策略。这就使得研究者更加重视决策选择的复杂性。沿着这一方向，贝特曼和杰克比（ Bettman& Jacoby）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决策者在进行选择时，使用的是一种反馈信息控制的复杂的选择性策略，这种策略使决策者交替地使用短序列的内部策略和外部策略。我国学者郑全全于1994年提出，决策情景的不确定性与决策策略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决策者不是用一种固定的认知策略去进行方案的选择。在比较确定的决策情景中，决策者也不是全部依靠最优策略进行概率判断的，有的决策者采用的是发现法策略。在不确定性情景中，决策者并不是像实验者所预测的那样采用的是发现策略，而是一部分决策者采用的是渐进策略，一部分决策者采用的是控制策略，还有一部分决策者采用的是混合策略。在混合策略中，有发现——渐进策略、最优——控制策略、渐进——控制策略。因此，不仅决策情景与决策策略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在一种决策情景中，决策者也会采用多种策略进行方案的选择，这主要是由于决策者对决策情景的认知结果不同，对各种决策策略的认知偏好不同所造成的。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信息推翻策略、探试性试点策略等风险决策中的认知策略。这些认知策略的研究结果，弥补了SEU模式的不足， 使决策者在更大的空间上实现了理性决策与非理性决策的结合。
四、风险决策中的认知差异
决策者对风险的认知水平的高低，是风险决策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认知水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认知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决策者对风险的判断能力，这是高明的决策者总能以高概率获得决策成功的直接原因。因此，风险判断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是决策者认知水平的函数。所谓一定的范围内，是因为决策者的认知水平是有限的，有再高认知水平的决策者，也不可能作出绝对正确的风险判断。
风险可以分为主观风险与客观风险。主观风险是指决策者依自己的认知水平对风险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进行的评估。客观风险是指风险决策中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它并不依决策者认知水平的高低而转移。显然，决策者的认知水平越高，主观风险与客观风险的一致性就越高。我国学者王英于1995年提出，决策者对决策方案的风险认知呈这样的认知过程：当决策者对决策问题知之甚少或认知水平较低时，其主观风险以较大的可能性偏离这一方案的客观风险表现为或高或低。但随着决策者认知水平的提高且认知方向是正确的，其主观风险必然经历一个单调的或波动的收敛过程，其收敛目标必然是这一方案的客观风险。 （见图2）
图2—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水平差异图（注：《经济科学》1995 年第4期。）
图2可以说明风险与认知水平之间的关系。其中b[,2]代表卓越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曲线；b[,1]代表平庸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曲线；a[,2]代表卓越决策者的无差异曲线；a[,1]代表平庸决策者的无差异曲线。 显然，b[,2]比b[,1]更接近于客观风险，由于a[,2]的认知水平高， 因而在同样风险下一般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时，我们也必须考虑三个问题：一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决策者不能对风险的认知达到完全理性，因此，主观风险与客观风险必然会出现不一致现象，即主观风险或高于或低于客观风险。二是认知水平不同的决策者，其决策的临界点可能不同，即高明的决策者，由于其认知水平高，在等量可得信息的条件下，能做出更多、更正确的判断。他的无差异曲线分别为b[,2]和a[,2]，他的决策临界点为x[,2]； 后者由于认知水平低，他的无差异曲线、风险认知曲线与决策临界点分别为b[,1]、a[,1]、x[,1]。两者的临界点不同，高明的决策者表现为利润率而风险却较低。三是决策者的认知水平受许多复杂的生理与心理因素的影响，它是相对稳定的，但又是可变的。认知水平的改变受决策者认知方式的改变、决策者认知能力的提高、决策者决策经验的积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意义在于揭示了决策者的认知水平与风险追求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作用，这对于提高决策的有效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另外，决策者的认知方式也在极大地制约着风险决策。认知心理学中将人的认知方式分为场独立型与场依存型、冲动型与沉思型。在一般情况下，场独立型的决策者更多地倾向于依靠自己对各种因素的分析以及自己的价值观作出判断。而场依存型的决策者则更多地依靠外部信息进行决策，他们对风险的认知更容易受周围事物、权威人物的影响。冲动型的决策者在面对风险决策时，反应的时间短，但精确度差，失误较多，而沉思型的决策者倾向于深思熟虑，尽管反应的时间长，但精确度高，决策的失误少。
目前对风险决策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在风险决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对个体决策行为的研究多，而对群体和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的较少。还没有通过实证研究说明群体决策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个人决策的风险；组织的文化倾向作为组织精神、组织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如何影响一个组织对风险的认知；领导者确定的奖酬体制如何影响着个体对风险的偏好；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家决策思想之精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现代风险决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