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1]2004年在《《荀子》介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属于专书语法研究。专书语法研究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基础，选择各个时期能够反映当时语言特点的重要作品进行专书语法研究是当前汉语语法史研究的重要的基础工作。《荀子》一书是战国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所使用的语言是战国后期汉语的一个代表。但是目前对《荀子》介词的研究还是零星的、个别的，全面研究《荀子》介词系统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是第一次对《荀子》介词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研究。文章采用穷尽性考察和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静态描写的基础上，对《荀子》中出现的17个介词：“于”、“乎”、“以”、“与”、“为”、“自”、“及”、“由”、“用”、“于”、“当”、“比”、“至”、“从”、“因”、“乘”、“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描写了《荀子》介词系统的面貌,揭示了每个介词的语义语法功能，并对其中常用的介词作了重点的研究，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荀子》一书的整个介词系统。
李佳琼[2]2017年在《近叁十年先秦汉语专书词类研究述评》文中指出由于专书语法研究在语法史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专书语法研究着述颇丰,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先秦汉语专书词类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综述,希望对先秦汉语专书词类研究的现状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便利。本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对先秦汉语专书词类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介绍,说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分两章分别对先秦汉语专书实词、虚词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第二章为实词研究述评,实词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等,但由于时间有限,仅选取实词中的叁个小类——名词、动词、形容词,进行述评,对它们的的研究成果概述;第叁章为虚词研究述评,分为四个部分: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梳理各部分的研究现状,并对每一部分进行了总结。第叁部分为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如下结论:(1)从成果数量看,研究成果丰富,从研究内容上可分为整体研究、部分研究以及个体研究;虚词研究成果多于实词研究成果,实词中,动词的研究成果最多,名词、形容词成果较少;虚词中,副词研究成果最多,有近百篇,其次为介词、语气词,均为40多篇,连词最少,只有20篇。(2)每类词的研究成果呈显出不平衡的状态,比如语气词,主要集中在《论语》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有相关成果出现,涉及语气词的连用、复用,句法类型、功能等方面。介词研究虽然有四十多篇,但集中在“以”、“于”的研究上,除了少数单独以其他介词为研究对象的,均会对其进行论述。动词研究在实词中相对较多,但是针对专书全体动词的研究则比较少。针对动词的一个小类的研究较多,研究动词配价情况的成果较多。(3)从涉及的语料来看,《论语》《诗经》《左传》《孟子》《庄子》是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较多,其他专书则成果相对少。(4)先秦汉语专书词类研究存在着不足,研究呈现不均衡的局面,虚词的成果数量多于实词,动词、副词研究较多,名词、形容词、连词较少;研究中描写较多,深入研究不多,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挖掘;研究方法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虽有运用,但是明显不足。因此,先秦汉语专书词类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邱峰[3]2009年在《《南齐书》介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古汉语在汉语史上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其对古代汉语各个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古汉语介词研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介词,有些研究者已经对部分先秦汉语典籍中的介词作了梳理,但更系统的专书介词研究还有待于全面展开,而中古介词研究相比较而言,要薄弱许多。中古汉语无论是在语音、词汇或是语法方面,较之先秦两汉,都有较为显着的变化。在语法方面,此时期的总体特征是新旧语法形式的交替,在旧有语法形式继续沿用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这些新的语法形式可分为两类:一是萌芽于先秦两汉,到此时才成熟,并与其在先秦两汉时有很大不同;二是此时才萌芽的新形式,这种又可分为两类,或者应用范围并不广泛,使用时期短暂,在中古或其后不久就消失了,或者就此沿用下去,并持续至后代。本论文的目的就是以《南齐书》为切入点,同时辅助以《世说新语》和《颜氏家训》两部文献,细致梳理其所涉及的各类介词在其中的存在形态,并将之与先秦《左传》、《韩非子》、《荀子》、《论语》和《孟子》5部文献中的介词系统作详细比较,构建中古介词系统的一个侧面,弥补目前古汉语介词史研究的某些缺陷。我们要解决的不仅是《南齐书》中有什么介词,更重要的是这些介词以什么状态存在,它们在这些典籍中构成什么样的系统,这个系统与《左传》、《韩非子》、《荀子》等5部文献所代表的先秦汉语中的介词系统相比有何不同,其不同有无系统性的差异;同时我们也注重单个介词的微观变化分析,于正文中将《南齐书》中所涉及的近二百个介词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所具有的种种细微变化条分缕析。这样,我们本文的工作主要有叁个方面:首先,在将介词分为五大类即处所、对象、时间、方式和范围的基础上,对这8部文献所涉及到的介词作详细分类描写。不仅要尽可能对它们的使用情况作定量、定性描写,同时还要给它们以必要的、充分的分析性描写,如使用频率、语法位置、关涉成分如主语、谓语、介宾的性质等等。因为,从历时的角度看,总有大量的兼类词存在,这些词仅从单个用例上是无法分析出其词性的。这时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专书中某个词项所涉及的同类用例收集起来,用归纳的方法,从各个角度将其所在某部专书中所蕴含的语法特征描写出来,归纳出其在这两个不同时期专书中的存在状态。这一步主要是共时层面上的工作,相对于给所涉及到的词项定性而言,这一步才是我们所做的较为有价值的工作。其次,在前一步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介词系统作详细比较。总体来说,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即介词的功能、使用频率、介宾的性质、介词短语相对于谓语动词的位置、谓语动词的性质及主语的性质等。当然,具体到每类介词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甚至同一类中不同介词其关注点也不尽相同,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所要描写的重点。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从各种微观角度描写出《南齐书》中介词系统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所具有的特点,所发生的变化,并对其演变规律作些初步总结。同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我们的结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南齐书》在所涉及的介词种类、用例数量及句法格式上要远多于先秦5部文献及另外两部六朝文献。先秦5部文献中的常用介词,多数在《南齐书》中都有用例,非常用介词多数也会在《南齐书》中涉及到。从《南齐书》中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些介词从先秦5部文献到《南齐书》中在使用频率、句法位置及其它语法特征方面的变化,部分不足之处可以由另外两部六朝文献来补足。而《世说新语》和《颜氏家训》主要涉及到了部分常用介词及新生介词,但在使用频率及相关句法格式的展现上远不如《南齐书》,非常用介词的使用频率更不如《南齐书》,这两部文献中的常用和非常用介词用例数量差要比《南齐书》中大得多,它们反映的往往是部分常用介词比较稳定的语法特征,有时因为其语料篇幅的限制,其对这些语法特征的反映甚至是片面的,而《南齐书》却往往能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些介词的相关语法特征。《南齐书》中介词系统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所具有的特点和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就《南齐书》与先秦5部文献中介词系统的继承关系(指每个词项的具体表义功能之间的继承性)来看,《南齐书》中介词系统对先秦5部文献中介词系统的继承性是很强的,整体上有61%的介词在先秦5部文献中就已有用例或正处于向介词转化过程中。这些介词在《南齐书》中分化为两类:一是从多个语法角度看,已完全转化为介词,但在其它相关方面如上面提到的句法成分、使用频率、句法位置等方面发生了或明显或细微的变化;二是仍然处于向介词转化阶段,但从各种语法角度分析,其介词性已较为明显。这61%的部分在《南齐书》中表义功能不同的5大类介词中,其比例是不同的,简单来说继承性较强的是处所、方向类,然后依次是方式、原因类、对象类、范围类,继承性较弱的是时间类。另外,《南齐书》中仍有39%的介词在先秦5部文献中未见用例,这部分介词或者来源于两汉时期或者产生于六朝时期。这一部分显示了《南齐书》中的介词系统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在成员更替上的剧烈程度,同时也显示了《南齐书》中介词系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其具体语法特征正文也作了详细分析。2.就《南齐书》中介词系统的双音节形式及框式结构的变化上看,均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发生了比较显着的变化。《南齐书》中复音介词共有16个(包括未见于《南齐书》而见于另外两部六朝文献中的“逮于”),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多出14个来。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表时间类里,特别是表终到点类里。复音介词的大量滋生是《南齐书》中介词系统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所具有的一大特点。不过,同先秦5部文献一样,这些复音介词所涉及的用例数量相对于其它单音介词要少得多。框式介词情况同复音介词情况有所不同,框式介词均是在旧有比较常用的介词如“自、及、当”及一些常用的“以下、以降”成分上组合而成的结构,在先秦5部文献及《南齐书》中均比较常用,但以《南齐书》为主的六朝3部文献在框式介词使用方面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用例较多,形式比较多样,且用法也较为灵活,一种形式可以用于多个语义类别中,反映了这种形式在此时介词系统中新的发展态势。3.就具体语法特征上的变化来看,不同类别甚至不同词项多数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从每类介词内部成员的竞争替换程度来看,不同类别的介词其替换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较为稳定,有的调整要剧烈一些,而有的只是缓慢调整。整体上这5大类的介词成员呈增加趋势,所以多数小类仍然是以增加新成员为其趋势。调整相对较为剧烈的有时间类、对象类及处所、方向类,而方式、原因类和范围类相对小一些,但从绝对数量上看,每个类别均有大量成员在参与替换竞争。从这5大类内部每个小类别来看,其成员的竞争替换程度也是不均衡的。如对象类里,成员替换比较明显的有交与对象、求索对象、涉及对象,方式、原因类里有凭借、利用,范围类里有对象范围、视角,时间类里有终到点、时点。每个小类的具体变化,我们正文中都作了详细分析。从介词句法位置的变化看,同先秦5部文献相比,《南齐书》中介词短语相对于谓语动词发生位移的情况可分为四类:一是先秦5部文献中某一介词绝大多数用例均用于某一位置,而到《南齐书》中则换到另一个位置;二是某一介词在先秦5部文献中绝大多数用于某一位置,到了《南齐书》中则发展为用于两种位置的用例接近均衡;叁是先秦5部文献中某一介词可用于谓语动词前或后,差别不是很大,到了《南齐书》中,这种差别稍微扩大;第四种情况是,有些介词的位置比较稳定,从先秦5部文献到六朝3部文献用于同一位置,均用于谓语动词的前或后,或者两个位置均可,没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另外,除了单个介词的位置变化外,还有某类介词整体上的位置变化。如表经由处和始发处两类均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较为整齐的向前或向后的位移,当然这种结论可能会因为语料的限制而不准确,但在我们接触的语料中的确是这样。从主语或宾语及句法格式的变化上看,有些介词如表面对某个方向类,从先秦5部文献到《南齐书》由动词向介词的转化过程中,其句中主语的变化起着比较重要的决定作用;而表凭借、利用类和依据类在向介词转化过程中,其宾语的变化及连带的句法格式变化对其转化过程起着加速和推动作用。从谓语动词及句法格式的变化看,一些类别的介词如处所方向类,其部分词项在先秦5部文献中仅具备向介词过渡的句法格式条件,但到了《南齐书》中因谓语结构中另外一个动词的变化,便加快了其向介词转化过程,句中谓语动词的变化对其起着重要的引导、加速作用。这些句法特征方面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比较清晰地掌握《南齐书》中所涉及到的词项相对于先秦5部文献所具有的种种细微变化。4.通过将《南齐书》同先秦5部文献介词系统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部分相关问题的结论同目前的一些定论不相符合,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目前研究者们未曾注意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多数在正文中已作了说明。这样,在参照《世说新语》和《颜氏家训》这两部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同先秦5部文献相比较,我们对《南齐书》中所涉及到的介词在这两个不同时期文献中的存在状态有了比较系统的把握,对它们在前后两个时期文献中的相似性、差异性,不再仅限于撷取例句式的笼统的理论上的认识,而是有了细致、微观上的把握,并对其变化趋势有了相对准确的了解,同时还可对当前研究者们的介词研究提供具有启发性和补足性的研究素材。介词是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变化的,正因为其比较稳定,所以研究者们多关注那些比较有特点的介词(如被动介词)及一些常用介词的比较有特点的表义功能(如“向、到、去、从”等表处所、方向类的功能),而却常常忽略对其它用例相对较少、个性并不鲜明的介词或常用介词某个并不常用的表义功能的研究。实际上很多介词的研究都是经历了从忽略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而学术研究的深入正是这样被逐步推进的。正如被动介词的研究一样,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对被动句的源流作了初步考证,并对一些常用被动介词的相关语法特点给出了初步论断。但后世学者并不满足于这种成果,在唐钰明、袁宾等先生的推动下,被动介词的研究最终取得了在介词研究方面具有典范作用的成果。我们本文便是以这些先生的研究为模范,以《南齐书》及其它7部语料中所涉及的各类介词为研究对象,以细致、谨慎的作风进行微观化的研究,以期能对目前古汉语介词研究提供些补充式素材。
刘玉环[4]2005年在《先秦汉语介词的判断问题》文中指出目前,还没有着作或文章专门系统地研究先秦汉语的介词。语法学界对部分词语在先秦是否是介词存在不同看法。本文主要针对这一分歧,将理论研究和具体考释相结合,探讨先秦汉语介词的判定问题。 本文对五部比较有影响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和一部古代汉语语法着作中的介词做出统计,确立大致的范围,针对其中存在争议的介词,对虚词词典或语法着作所举的例句进行分析,同时考察先秦十几部有代表性的古籍中的用例,探讨它们在先秦究竟是不是介词。介词主要由动词衍化而来,又进一步虚化为连词,因此主要和动词、连词存在划界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介词还和助动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等存在划界问题。本文从词义入手,主要依据语法特征标准,运用直判法、排除法、类比法、句式分析法等证明方法,运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引进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论例结合地对先秦有争议的介词进行归类研究,力求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并针对存在分歧的原因,阐明先秦介词判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本文还具体分析了一些存在争议的词语,考察这些词语的词性归属,从而修正前人在具体词语归类上的错误。并进一步探讨了产生错误的原因。
卿叁伟[5]2010年在《《搜神记》虚词研究》文中指出《搜神记》是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公元300年前后。其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同先秦两汉语料相比较,在语法特征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搜神记》有明显的承上启下作用。一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语法形式在此期间消失、沿承。二是在此期间产生了新的语法形式,这些新的、旧的语法形式有些最后进入了近、现代汉语中。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在汉语语法史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搜神记》虽然出自于文人之手,但仍保留了许多当时的口语。汉语几乎没有形态变化,虚词在古汉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从专书语法研究的领域来看,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而中古汉语则较为薄弱。本文结构分为叁章:分别论述《搜神记》中的介词、连词、助词的语言特点,并对这些虚词地演变加以论述。本文采取静态描写、穷尽式统计、比较分析等方法,准确统计分析出《搜神记》中虚词的数量、具体用法和特点,然后通过共时、历时比较总结出汉语虚词在中古汉语时期的特点,为中古虚词系统研究提供一个具体的语言事实。
李华[6]2014年在《“为”字的介词用法研究——以《荀子》一书为例》文中指出一、引言"为"字在古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极高且用法广泛而灵活,而《荀子》一书是春秋战国时期比较经典的一部语言学着作,为上古汉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而精湛的语言材料。故本文将以《荀子》一书为例,对"为"字的部分用法进行较深入而系统的探究。"为"字在《荀子》中的使用数量较多且是一种实虚兼属的语言现象,既有作动词、名词等实词的使用情况又有作介词、助词等虚词的用例,当然还有由"为"字
马丽丽[7]2014年在《先秦汉语介词“于”、“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介词“于”、“于”是上古汉语中出现较早、使用频率较高、语法功能丰富的介词，但是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既可以并用，又有独特个性，因此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是研究角度不够全面，而且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认识，鉴于此，本文从内外因两个角度、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讨论影响介词“于”、“于”使用的因素，进而探究它们的本质关系。我们首先以时代为主线运用穷尽性统计的方法探究介词“于”、“于”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使用情况，发现西周时期是介词“于”的全盛时期、介词“于”的萌芽期，以使用介词“于”为主；春秋时期是介词“于”由盛转衰、介词“于”由弱转强的发展时期，仍以使用介词“于”为主；战国初期介词“于”、“于”的使用较为混乱，属于介词“于”开始替代“于”的时期，因此不同文献中介词“于”、“于”的使用情况不同；战国中期以后，介词“于”的使用数量远远超过介词“于”，占据了绝对优势，介词“于”、“于”在两周时期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嬗变过程。通过探究两周时期不同文献中介词“于”、“于”使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发现介词“于”、“于”的使用除了主要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地域、语料来源、语体、载体、文体内容等的影响。然后我们从语法语义功能、语法位置、和宾语的搭配、和谓语中心语的结合四个方面讨论影响介词“于”、“于”使用不同的内因，试图揭示介词“于”、“于”的本质关系。在语法功能上，二者都可以用来引介处所、引介对象和引介时间，介词“于”在引介处所方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介词“于”在引介对象方面更胜一筹，介词“于”不但拥有介词“于”具有的旧功能，而且具备介词“于”所没有的新功能，语法语义功能更丰富。在语法位置上，介词“于”和“于”都以用在谓语中心后做补语为主，在谓语中心前做状语以用介词“于”为主，而且随着汉语介词结构的前移，介词“于”用在谓语中心前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在和宾语、谓语中心语的搭配上，也许是因为介词“于”、“于”的兴盛时期有早晚之别，而汉语词汇、汉语语法不断有新的发展，因此介词“于”的宾语和谓语中心语的形式更灵活多样。总之，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介词“于”、“于”在语法功能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不同是由时代的不同而造成的，介词“于”和“于”是同一个词先后产生的两种不同形式，介词“于”拥有的是这个词的旧有功能，而介词“于”更多地承担了其新兴功能，并逐渐替代介词“于”。
史冬青[8]2008年在《先秦至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的历时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引进,有关汉语介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从汉语史的角度对介词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见,将方所介词作为研究对象的几乎没有。他们或是将它视作介词中的一个小类来描述,或是仅针对某个方所介词进行个案分析,所以已有的讨论还比较零散,溯源探流工作做得还很不充分,研究的力度也较浅略不够深入。因此,研究方所介词的演变过程及规律对整个介词系统的研究乃至汉语语法史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先秦的语言与魏晋南北朝的语言差别很大,汉又处于过渡时期,如将前后贯穿起来,足以看出语言变化的痕迹。介词的界定本身没有绝对的标准,再加上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对象不能包括所有的方所介词,而只能是针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礼记》、《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荀子》、《庄子》、《韩非子》、《史记》、《论衡》、《叁国志》和《世说新语》十六部文献为主要的调查语料,为这一时期方所介词的形成及演变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不仅有助于系统、完整的汉语介词发展史的形成,也有助于探寻近代汉语介词的来源和演变,并且能给相关语法现象的研究以理论上的启示。本文首先对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进行全面的描写。根据产生时间的不同,大致分为先秦时期的方所介词和两汉魏晋时期新产生的方所介词两大类。在第一类中按其语法功能的不同又细分为表示动作行为的所从、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在、表示动作行为的所到、表示方向和表示沿途义五类进行描写,力图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方所介词的概貌。为了展示每类语义下介词的历时演变过程,我们都会涉及到它们在两汉、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对于后面个案分析中没有谈到的介词,我们会尽量溯其来源、判断其出现的时间,梳理其语法化过程,展示其清晰的演变脉络。由于介词功能的逐步单一化,在第二大类中我们就不再细分语义类型。在这一类中我们会判断其出现的时间,描写它跟相关成分的关系,将最初的动词义素与变化后的义素作一比较,根据其义素的消长、扩缩等情况来确认这个词的介词性质。其次,在共时平面描写的基础上,对一些主要的、使用频率较高的方所介词作专题性的研究,以期在方所介词的形成、演变以及与其他语义范畴的关系方面摸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文中分别对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于、从、在、由、自、乎、以”和“着、向、就、即、临、顺、缘、沿、寻”进行具体考证。对于魏晋时期新出现的方所介词既考证其出现的时间,也考察演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来源及演变原因。在先秦的方所介词这一部分,我们详细分析了其表具体方所及抽象概念的各类用法,并剖析了决定其语义类型的各种因素。此外我们从认知对“于”题元角色关系的影响谈了方所介词“于”的进一步虚化;通过重新分析考察了表“随行”义的动词“从”到方所介词“从”的演变;从语法化的单向性这个角度阐述了方所介词“自”进一步虚化为表原因的介词和连词;还辨析了“Z以VP”和“以Z VP”两种句法结构中的“以”,认为同样作为语段中的人物对话,“Z以VP”结构要比“以Z VP”结构表达的意思主观性程度高,“以Z VP”到“Z以VP”这种构式的演变,正是语言“主观化”的过程。实词虚化是有层次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从实到较虚再到最虚逐步发展的;另外实词虚化的层次性还表现在虚化的方式上,一般是由某一词汇意义演化出一语法意义,由这语法意义再进一步演化出新的语法意义,如此环环相扣,朝着同一方向转化。在第四章我们通过描写介词的时间用法,进一步阐释了介词的方所范畴和时间范畴之间的关系,发现古人对时间的理解很少是纯粹时间性的,更大程度上跟他们所熟悉的概念诸如事件、空间等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种运动方向和时间流向的相似性、空间范围与时间段的相似性以及空间点与时点的相似性,使得多数方所介词兼有表时间的功能,其中转喻和隐喻构成了范畴转移的重要机制。通过对先秦至魏晋时期方所介词的历时考察,我们发现虚化是一种词汇—语法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转变。作为语言发展的客观趋势,虚化现象首先是通过认知得到语言使用者的认同,然后逐渐完成其虚化过程的,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有句法位置的改变、语境影响以及认知因素等。最后以“至于”、“于是”、“从来”、“自来”为例谈了方所介词的进一步语法化—由介词发展为词内成分的问题。它们虚化的途径是多样的,连词“至于”是由跨层结构发展而来,“于是”是从介宾短语发展为双音连词,而时间副词“从来”与“自来”则是通过短语省缩词化的。
白钰[9]2007年在《《荀子》连词的语法化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汉语发展的重要阶段。《荀子》成书于战国末期，在先秦诸子着作中，篇幅最长，语言表达准确严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汉语的基本特征。作为比较成熟的书面语着作，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连词。这些连词，部分来源于对殷商时代的连词的继承，有些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出现的，而在连词内部，各类关系连词性质明确，用法趋于固定，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连词系统。研究《荀子》的连词不仅对于汉语史研究和上古汉语断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益于理清连词和介词、副词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汉语语法化研究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深化汉语语法化理论。本文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对《荀子》的连词进行研究，首先采用数据统计的量化分析和静态描写的方法对其连词的语法特点进行总体概述和描写，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对连词进行历时的考察方面，着重对该书中的有代表性的典型连词进行微观的个案分析。个案分析方面，我们运用语法化理论和方法，结合语义学、认知心理学等理论思想，从句法结构、语义变化分析的方面入手，将共时描写与历时分析相结合，试图探寻连词的语法化过程，通过比较法辨析相近连词的语法功能的差别，并试着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给出解释，最后对连词演变的机制和规律进行初步归纳和总结。本文首次比较全面地对《荀子》中的连词进行溯源，探寻连词语法化的具体过程和动因，归纳连词语法化的规律和特点。我们考察发现虚化和同音假借是连词的主要来源。虚化又可以分为实词虚化，虚词转化和词组虚化。其中实词虚化根据来源不同，又分为：源于介词的、源于动词的、源于代词的等；连词语法化的过程也可以分为直接虚化和间接虚化。语义演变和句法结构是连词语法化的内部动因，而重新分析和类推的认知心理在语法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国末期连词系统已经建立，连词的发展具有精密化、单一化、系统化的特点。
魏兰[10]2014年在《汉语单音节原因介词演化过程研究》文中认为介词是汉语表达一定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的作用举足轻重。作为汉语介词中的一个小类,原因介词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原因介词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来源于动词的语法化,二是来源于其他介词的功能扩展。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原因介词或者和其他介词组合,成为一个语素,形成双音节原因介词；或者由于语言经济原则失去表示原因的用法,被其他词所替代。本文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运用义素分析、语义结构分析、次类比较等方法,对“因、缘、坐、做、于、乎、由、以、用、着、将、被、吃、为”等14个原因介词的来源及其发展的演化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解释。第一章对介词、原因介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界定本文“原因介词”的范围。第二章、第叁章通过运用义素分析、语义结构分析、次类比较等方法,对原因介词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第二章重点解释直接来源于动词语法化的“因”“缘”“坐”“做”等,它们最初都是表示实在意义的动词,但当句子中出现了其他动词取代了它作为主要动词的地位时,动词的虚化开始了,当这种句式被广泛应用并固定下来后,动词的虚化完成,“因”“缘”“坐”“做”成为了句子中表示原因的介词；第叁章重点对来源于介词功能扩展的原因介词进行分析,如直接来源于方所介词的“于”“乎”“由”,直接来源于工具介词的“以”“用”“着”“将”,直接来源于被动介词的“被”“吃”和直接来源于目的介词的“为”等。
参考文献：
[1]. 《荀子》介词研究[D]. 王静. 新疆大学. 2004
[2]. 近叁十年先秦汉语专书词类研究述评[D]. 李佳琼. 吉林大学. 2017
[3]. 《南齐书》介词研究[D]. 邱峰. 山东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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