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论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文学论文,述评论文,论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乡土文学论战”是当代台湾文学发展中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它的影响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被及台湾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台湾社会。它的发生，则至少应追溯至台湾乡土文学历经20年的蛰伏后于60年代中期的重新出发，以及其后十余年来的迅猛发展和演变。如黄春明、王祯和早期所谓“纯正”的乡土小说和70年代王拓、杨青矗等着重揭露社会阶级矛盾创作的先后出现；70年代初以“现代诗论战”为中心的对于现代主义的普遍反省运动，以及由此确立和带动的“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的文学思潮，在在显示台湾乡土文学迎来了它的又一次高潮并成为70年代台湾文坛的主流。这种日益浩大的声势引起各方人士的不同反应，也使它成为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一场震动台湾社会的“乡土文学论战”于1977年爆发并延绵了一、两年。本文拟对这场论战的发展过程、争议的焦点、论战的特征和意义等，加以概略的描述和论评。
一、战火初燃阶段：乡土文学的正名
1977年4～5月间，《仙人掌》、《中国论坛》等杂志先后刊出若干讨论乡土文学的文章和尉天
主编的《当前的社会与当前的文学》专栏。银正雄在《坟地里哪来的钟声》一文中针对黄春明、王拓等的小说，指称1971年后的乡土文学有“逐渐变质的倾向”一一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从中再也找不到原来朴拙纯真、温熙甜美的“乡土”精神，而是看到这些人的脸上赫然有仇恨、愤怒的皱纹。而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等文却明确提出文学要“正确地反映社会内部矛盾，和民众心中的悲喜”、“文学运动必须能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或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改良功能。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形成了乡土文学论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此后报刊杂志和一些大学纷纷举办座谈会和发表相关文章，文坛气氛渐趋热烈。可以看到，这阶段乡土文学阵营所受的外来压力还不是很大，它同时也进行着对乡土文学本身的检省和讨论。
其一，关于“乡土文学”的名称问题。乡土作家内部对此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如钟肇政认为没有所谓“乡土文学”，因文学作品几乎都有它的“乡土味”，与其说是“乡土”不如说是“风土”，并表示不能赞同所谓乡土文学是“乡下的，很土的”说法①。王拓据此加以发挥，力图为具有现实主义性质，却被不甚恰当地称呼的“乡土文学”正名。他列举了这个称呼的几种弊害，如使人误会而排斥都市题材，太过强调方言而陷入分裂的地方主义感情里，忽略了乡村注定要没落的历史发展事实而陷入怀旧感伤情绪里。他指出乡土文学不只是以乡村为背景，同时也可以都市为背景，凡是生自这个社会的任何一种人、事物和现象，都是它所要关心、反映和描写的，因此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文学。这种说法获得广泛的认同。如杨青矗指出反映此时此地大众的心声，启发社会的改进与人性的向上，这是所有为人生而艺术作品的共同点，以“乡土”名之实在很笼统和容易被歪曲②。南亭更认为：“乡土文学”在进入70年代时就完成了它的过渡使命，“死亡”在另一个更大的、综合性文学潮流中③。
其二，关于“乡土文学”是否具有偏狭的地域观念的问题。对此，一般乡土文学作家均持否定态度，一些作家则将之当作一种值得警惕和预防的倾向。如杨青矗指出：凡写的是中国的某一土地为背景，以当地社会发生的现实为题材，都是中国的乡土文学，近来写乡土的高潮，“无非要作家们不要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迷失自己……提倡的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这是社会的需要，相信大家没有偏狭的地域观念”④。王拓则指出：“乡土文学”是在台湾的社会和知识青年普遍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觉醒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基本上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学，绝不是某些人所诬指的地方主义的文学”⑤。不少人还从台湾与大陆、台湾乡土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夏潮》读者胡晴羽称：因当局的限制，很难看到台湾新一代作家对于五四以后文学思潮的承续，“但是我们认为台湾跟大陆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分开过”，所以他们“即使是承袭着台湾本土过去作家文艺思想的源流，也不会产生一种某些人所谓的‘分离主义’的特性，因为，基本上，文学思想原是跟中国相通的”⑥。
其三，关于乡土文学“挑拨”社会矛盾的问额。针对银正雄等的指责，王拓反驳道：“我始终认为，把事实告诉大家，才是真正关心社会，热爱国家的表现，捏造美丽的谎言欺骗大众，歌功颂德以讨好上级，这才是最自私，最不顾社会国家前途的”⑦。《夏潮》读者钟志成认为：“一个希望自己的理想能被实践的现实主义者，当他揭发社会黑暗面而不歌颂光明面时，并非他有意看不见或曲解光明面，而是他认为光明面对旧社会而言，已经是一连串揭发、改革的结果”⑧。杨青矗则称：“小说家的任务就是从不健康的开刀，割清烂肉，达到健康的目标”；如何诱迫读者扬弃人性的阴私走向光明，有的作家“可以谆谆善诱，写理想人物让人学习，这是最爱管文艺政策的人欢迎的健康路线”；但对待那些麻木不仁的人等于蚊子叮牛角，这就要改用以毒攻毒的手法，找出病源，重重一击，让他心痛吐血而后豁然觉醒，“这种手法往往会被诬为偏差、不健康”⑨。然而，这无疑是乡土文学作家所致力的目标之一，也是他们通过文学促进社会改革的方式和途径。
总的说，第一阶段的气氛尚较平和，乡土文学作家占有较大的优势，理直气壮地申说着自己的理由，并得到文坛内外广泛的支持。这是乡土文学思潮持续发展走向高潮的必然结果。这种正常的讨论，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然而这时也埋下了后来论战大爆发的导火线，这就是所谓“工农兵文艺”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主要有高准主编的《诗潮》诗刊和理论家尉天等
《诗潮》与70年代大多年轻诗社一样，注重文学的民族性和现实性，如其揭橥的《诗潮的方向》中，即包括关心社会民生，建立民主心态，发扬民族精神，创造广大同胞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等。比较特别的，它一反惯例地以题材分组排列，如第1期分为《歌颂祖国》、《新民歌》、《乡土的旋律》等9组。当时有人不问其实际内容地从中站出《工人之诗》、《稻穗之歌》、《号角的呼唤》等3组的题目，暗示它有“提倡工农兵文艺”之嫌。尉天则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工农兵文学不伤害别人，有什么不好呢，一些自由主义者平常讲自由，工农兵文学还没有出现，即表示深恶痛绝，这能说是自由吗？”(10)此后，在《文学为人生服务》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鼓励农人、工人、军人努力创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应走出象牙之塔，多关心他们的生活。尽管他强调这不等于大陆的“工农兵文学”，但仍未能避免成为当时和此后被攻讦的焦点。
二、论战爆发阶段：台湾社会性质的厘辨
从1977年8月间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等在《联合报》上发表开始，论战进入第二阶段。这时的论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模急剧扩大。据侯立朝统计，至该年11月24日止，《中央日报》、《中华日报》、《青年战士报》、《联合报》等9家报刊发表的抨击乡土文学的文章近60多篇之多(11)。另一方面，《夏潮》、《中华文艺》等也发表了大量反击的文章。二是情势更加复杂化。由于与官方有深厚渊源的一批作家、文人的介入，使原有的现代VS。乡土的文坛格局发生变化并进行新的组合。在乡土文学的对立面中，“不少学院出身的学者纯从西方文学的美学标准批评王拓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而“握有执政党文宣责任或依然强调反共怀乡创作路线为主流的作家，则从30年代的‘历史经验’，或‘台独文学’，‘工农兵文学’大声挞伐乡土文学。两者同样反对乡土文学，然而所依据的认知标准却是相异的”(12)。同样，乡土派内部的分歧也仍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三是气氛更为紧张。由于有人指称乡土文学是大陆“工农兵文学”的翻版，这在当时的台湾自然引发高度紧张的情势。
这时的论战自然延续着前一阶段的一些主要论题并有所深化。如在“乡土文学”的正名问题上，齐益寿提出了“一般的”和“特殊的”乡土文学概念加以解释。他认为前者是一种具有田园牧野风光、地方特色情调的文学，而后者却是“在本土文化受外来文化压制侵蚀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之后，开始觉醒的文学”；当前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否定的应当是一般意义的乡土文学，“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外来文化文明，有鲜明的批判，对国人的崇洋媚外，有辛辣的嘲讽；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大地，有热情的拥抱；对广大的中下阶层，有焦灼的关注和悲悯的批评。这一切，已充分具备了特殊的乡土文学的内涵”(13)。这样的说法显然把握了“乡土文学”的真正特质，避免继续纠缠于含义模糊的字面意义的争论上。王晓波则试图通过“中国文学大传统”的接续，证明文学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宣民志，达民情，为生民立命，关怀民生疾苦，是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当前的乡土写实文学，对于“与外国勾结以鱼肉我同胞的买办财阀”、“欺压百姓或勾结外国资本家的官僚”都有一定的批评，这样的文学，无疑地是“重新回到了中国文学历史的主流”(14)。然而，这一阶段的论战也呈现了明显的焦点的转移，即从文学是否可以和应该“反映”社会黑暗面的问题，转化为黑暗面是否“存在”的问题，或者说，转移至对当前台湾社会性质和特点的厘辨和评价问题上来。正如胡秋原一针见血的笃论：当前文学之争“是满足现状与不满现状之别”。
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台湾是否属于“殖民经济”的问题。彭歌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中针对王拓的观点称：正当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之时，却被形容为“殖民经济”、“买办经济”，这不仅是对当局的“不公道”，也是对于沤心沥血努力建设的同胞的极大侮辱。王拓立即写了《拥抱健康的大地》一文加以反驳。他引用许士军、胡秋原等以及《中国时报》社论上的资料和论断说明台湾的经济过分依赖外国且被外国所控制，所以是一种“殖民经济”。此后这一问题被反复加以讨论，其中直接相互辩驳的有孙伯东《台湾是殖民经济吗？一一王拓先生〈拥抱健康的大地〉读后》（《中国论坛》1977年10月）和王拓的《殖民地意愿还是自主意愿一一孙伯东〈台湾是殖民经济吗？〉读后》（《中华杂志》1977年12月）等，而杨选堂、王文兴、尹雪曼、田滇、侯立朝……等也发表许多相关意见。
孙伯东以外国投资在台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甚小以及台湾自然资源缺乏，需靠加工生产以获取国民所得为由，否认王拓的“殖民经济”之说，尹雪曼《乡土文学的走火入魔》也以台湾缺乏原料、技术和市场作为“不得不拉紧别的国家，希望‘人家吃内，我们喝汤’”的理由。王文兴写道：“我反对的是新义和团思想”，“把美、日帝国主义请出去，我们靠什么来过活？”美、日的投资“能够创造出成千成万的就业机会，这分明是一种互惠，不宜称是一种剥削”(15)。杨选堂则称：“我们吸收外来资本、技术、管理、甚而观念来改善生活的水准……具有民族独立的大前提，决不是美、日殖民地经济所能达到的”(16)。与此相反，另一方指出外国投资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所占的比例，特别是科学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就难于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胡秋原指出：“把大的利益分给人家，自己卖劳力的经济，就是殖民地经济”(17)。王拓更指称孙伯东其实是满足于即有现状，“掩饰我们经济系被人控制、被人操纵的事实……而不俗我们的经济独立起来而已”(18)。
除了台湾经济和外国资本的关系外，这时论争的又一个焦点，在于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和内部生产关系问题。针对王拓，彭歌等否认台湾已是“被少数寡头资本家垄断了的社会”，也否认台湾社会内部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彭歌援引官方资料证明社会所得差距已有很大缩小，“循此渐进，一定会走上民生主义的盛轨”；又称：“以平易的、合理的经济手段”消除特权和剥削，求得均富乃当局努力的目标，而“阶级对立”的想法，则与这一理想根本不相容(19)。孙伯东也认为王拓所谓乡村人物在发展工商经济政策下被牺牲的说法，“恐去事实太远”，相反，工商业快速成长乃农村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20)。杨选堂则称，很多小说描述女工、渔民、盐民生活的困苦，而“这是经济发展进步所必须经过的过程所产生的摩擦……所以我们文学作品反映低工资的现象时应了解经济发展的过程，描写整个过程的全貌……而不必一味执着经济问题的一些表面而强调为剥削”(21)。此外，针对着陈映真、尉天等关于市镇小知识分子在工商社会中必然沉落的说法，彭歌反对将之“一概归之于‘层级结构’”并举例说明知识分子与农友之间协力同心的合作关系(22)。这些论述都旨在说明台湾乃一个安和乐利、万人同心的社会。
在这种对社会的基本评价下，乡土文学作家所强调的揭露社会矛盾和黑暗面的取向，自然为他们所极力贬责和否定。而他们用以对抗乡土文学的武器之一，是文学须反映普遍人性的论调，这成为论战的又一个焦点。如针对王拓提出的赋予低收入的人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的说法，彭歌认为：以“收入”的高低而不以人的“善恶”为标准，很容易陷入“阶级对立”、“一分为二”的错误，而与“民胞物与”、“广慈博爱”的说法有着基本分歧；延伸到文学创作，便会呈现出暖昧、苛刻、暴戾、仇恨的面目。此后，类似的意见大量涌现。如董保中称陈映真对王拓《金水婶》的批评具有“讨厌资本主义社会”的“偏执”，“看见穷人就同情，就如看见有钱人就恨一样是无原则的，非理性的”(23)。陈克环也认为：文学创作者“把自己局限于社会一角，把人生看成全黑，不但是误解了文学的真正意义，而且也贱估了人类生存的价值”(24)。侯健在总结“第二次文艺会谈”时称：“其成就在于理论原则的再次认定。首先，它表示相信，文艺的内涵，应当是超越时空的普遍、不变的人性……是揭发人性的弱点，发扬人性的光辉，其黑暗面是全人类的黑暗面，而不是特定的个案”(25)。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文学反映普遍人性的强调，仍是为了反对对某个具体时空（即当时的台湾社会）的黑暗面的揭露，本质上是为统治当局服务的。
在这一问题上，乡土文学作家并不甘示弱。如尉天继续对抽象人性论加以批判，指出彭歌所谓“人性”等乃其“遮羞布”，“由于各人的立场和背景不同，自古以来，所谓‘人性’、所讲善恶是非，实有不同的解释”(26)；在此认知上，胡秋原指出赞成现状固然是人性，不满现状也是合乎人性的，唯其不满，才有进步(27)。陈映真说得更为深刻：“因着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立场，对于现实就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居于得利地位的人，基本上想永远保持这利得，从而不希望这个世界发生变化。这些人对现实有他们的看法。但这看法常受囿于他们即有的利得。另外有些人，是非利得者群，对于现状怀着批评的态度，主张现状的改变。这些人对‘现实’又有他们的看法，这看法富于变动、创意和幻想。”因而，“如果当代的年轻一代的作家没有刻意去歌颂‘繁荣’、‘国民所得’和舞台歌榭，不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在冰冷的经济指数、繁华但寂寞的城市建筑和颓废的夜生活中，看不见漫暖的人性。他们描写在激变中的台湾农村、渔港和无数的厂矿中，为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描写处在社会转型期中乡村同城市中人的困境；描写外国的经济和文学的支配性努力下中国人的悲楚歪扭反抗和胜利，不为别的什么，而为的是他们在这一切之中，看见了人性至高的庄严，从而建造了以这庄严为基础的自己民族的自信心”(28)。
如果说上述论争虽已超出文学的范畴，但尚属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看法，那论战中滋长的另一种倾向则使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化，这就是诬陷谩骂、人身攻击乃至扣红帽子等行为的大量涌现。乡土文学作家被戴上的“帽子”有丑化社会、煽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乃至共产党的“文化渗透”、“统战阴谋”等。彭歌早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之前的《三三草》专栏中就频频发难。他称：台湾和任何迅速发展的社会一样，免不了呈现若干缺点，“中共统战的矛头，就难准了这一点作文章”，近时一些以“关心大众”为名，刻意反映社会内部矛盾的作品，无论如何辩解和掩饰，“其主要的效果是在挖墙脚”，对于这些“分化堡垒的黑手”，应该“痛予打击，固我心防”(29)。引起文坛大哔的则是余光中发表于《联合报》的《狼来了》一文。该文指称：近年台湾的某些文艺批评和毛泽东的“工农兵文艺”“竟似有暗合之处”；由此大喊“狼来了”，并称：“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此后，对乡土文学进行上纲上线的政治性攻击愈演愈烈。如有人指称乡土文学乃“作者有意在现实社会内，传播一种与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思想愿望”(30)。“甚至对国家从事破坏和颠覆”(31)，因此这场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共斗争在文艺领域上的局部反映，是统占分子在文化阵地上的变相渗透”(32)，令人“不能不敏感的联想，三十年代的……黑线，有在这里借乡土文学而还魂的趋势”(33)。
当然，“戴帽子”的情况在对方也是存在的。“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共有奴性、清客、买办、伪善、野孤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余光中语），而在论战中，至少又增加了二毛子、联经集团“七武士”、麻疯诗人、颓废意识、色情主义、流亡心态等，其中不无偏狭不实、甚至人身攻击之词。然而，在当时台湾现实政治环境中，双方互戴“帽子”的后果却是不一样的。正如胡秋原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中所写的：“纵使都是戴帽子，前者（指对崇洋媚外等的批评一一引者按，下同）是潮流，后者（指被称为‘狼来了’）是要坐牢的”。徐复观也指出：大喊“狼来了”的先生给别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34)。
“乡土文学论战”延续至翌年已渐趋平息。1978年元月举行的所谓“国军文艺大会”上，“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在大会上发出“团结”的呼吁，称：“纯正的‘乡土文学’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基本上应该‘团结乡土’爱乡土是人类的自然感情，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这是高贵的感情，不应该反对的。就算是有些年轻的乡土作家们偶或偏激了点，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过去流传下来的某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反对社会上某些黑暗与不公平，这也可能出自年轻人的一种天赋的正义感，只要是动机纯正的，我们就应该听，应该谅解，应该善意的交换意见，应该团结这些人，不要把他们都打成左派，统统给戴上红帽子。事实上我也知道有些乡土文学作家并非如此的……”不管这番话的本意如何，它都说明当局并不想让论战继续发展下去。然而当局显然无法容忍乡土文学对于社会矛盾和黑暗面的揭露，特别是文学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取向。在70年代末的“高雄事件”中，杨青矗、王拓等作家被捕入狱，宣告“乡土文学论战”最终以一种可怖的方式结束。
三、特点和意义：本土化及其双重解码
综观这场论战的全过程及其前后的文坛风云，可见它具有如下特点和意义：
其一，乡土文学论战中，不同的文学脉流交集、碰撞并进行新的组合。当代台湾文坛始终或隐或显、此起彼伏地存在着乡土主义、现代主义和所谓“三民主义”文学等不同脉流。它们在一些重要文学问题上存在着有同有歧、相互交叉的复杂态势。如在文学反映人性问题上，乡土文学作家以阶级性否定抽象、普遍的人性；而现代文学作家和追随官方的“三民主义”作家却都承认普遍的人性，只不过前者对人性的理解侧重于弗洛依德所揭示的人的共同自然本能，后者却标榜社会性的追求美、善的共同“人性”。在60年代现代主义盛行时，“三民主义”文学是与之对立的，到了乡土文学论战期间，尽管他们之间仍有很大区别，如一者更多地从政治角度立论，一者较常地从艺术纯粹性的要求出发，但它们在反对乡土文学这一点上却携起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乡土文学的盛大，使二者均感受其自身所秉持的艺术典范将被取代的威胁，从而起来抵抗。这种组合变换使文坛呈现更为复杂的态势。三大脉流在激烈碰撞中反倒都获得了延续的契机，从而为80年代的多元化发展埋下伏笔。
其二，论战实际上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正如杭之所指出的：“它植根于70年代初期因国际情势及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貌而导致之有关‘台湾的现状’及‘台湾的未来’等问题之追问时见解及立场之歧异”(35)。或者说，它是要实行改革或保持现状、要进行激烈的触及社会政治制度的革新或进行温和的无关痛痒的“修正”两种路线的纷争。在此意义上，它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和非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对抗。以彭歌为代表的一方属于前者的代言人，他们与统治当局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他们所奉行的文艺观点，亦属于所谓“三民主义文学论”的范畴。如张道藩早就提出：就民权意识的文艺来说，它要“表现各阶级在政治上的平衡，表现人民与政府的平衡……”；就民生意识的文艺来说，它要“表现个人经济与国家经济活动的平衡，表现各阶级间经济生活的平衡，表现劳力者和劳心者的生活的平衡……”(36)。王集丛在其被称为“以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代表性著作的《三民主义文学论》中也认为：文艺的最大目的，就是发扬人性，消除兽性，“在人的道德或善行中，最基本的是爱”，而“所谓爱，其最高境界是仁，是博爱”。彭歌等人的论调显然与此一脉相承，而其为统治当局粉饰太平、安定民心的政治需要服务的本质特征，也显露无遗。以王拓为代表的一方，则属于非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他们希望改变现状，消除社会弊端，以建立一个平衡合理的社会为其奋斗的目标。乡土文学作家固然坦率、公开宣扬“使命文学”观，而另一方表面上强调文学是自由的创造，但又称“创作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仍是以政治标准来衡量文学，从而使论战双方都因政治观点的对立而趋于偏激，反而忽略了文学本体问题的讨论。与官方关系密切的一班文人，从起先对于“纯正”的乡土文学的认同和对现代文学抨击，转向对所谓已“变质”的乡土文学的大肆挞伐和与现代派的某种程度的联合，折射出当时官方态度的微妙变化，即当局已由因西方式民主制度和理念的潜在威胁而产生的对西方的戒心，转向对岛内日益高涨的政治反对力量的戒心，因为后者更为当局所难于接受。
其三，通过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加强了本土化的取向。正如韦政通后来所回顾的：“乡土文学运动最大的意义是本土意识的觉醒……政治上从大陆意识转变到本土意识……文化上从西化意识转变到本土意识。”(37)这也提示了“本土化”口号的双重解码一一它既是相对于大陆而言的关注台湾本土现实的“本土化”，也是相对于西方世界的中华民族本位的“本土化”。或者说，克服“过客心态”，扎根现实，关心台湾本土甚于“反共文学”、“乡愁文学”作家对于大陆的现状和过去的关注；克服“西化倾向”，回归民族传统，关心台湾本土甚于现代派作家对西方的向往，乃乡土文学论战所引发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
“本土化”取向的提升具体表现于乡土文学尽管遭受很大的压力，但它并没有消失，反倒更为蓬勃地发展起来。论战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陈映真、王拓、杨青矗、宋泽莱等的作品继续大量发表，洪醒夫、吴锦发、古蒙仁等新人不断涌现，优秀乡土文学作品在各大报连连得奖，大型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和《日据下台湾新文学选集》问世，乃至《中外文学》等学院刊物也对赖和、杨逵、吴浊流等的创作加以关注，在在说明乡土文学运动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
其四，论战对此后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方面之一，是埋下了乡土文学作家内部分裂，展开所谓“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之争的根苗，而这与“本土化”的两种内在含义的分歧不无关系。对于某些人为了压制乡土文学而提出乡土文学过于狭隘，有台独倾向的论调，陈映真、胡秋原等作家断然加以否认，指出这种“政治性的诬陷和攻讦”，应该立刻停止(38)；同时也自我警戒：“我们不应因为这一小撮人的错误，被逼出分离主义的情绪”(39)，“不要逼人上梁山，也不要一逼就上梁山”(40)。凤兮则称：日据时代台湾作家透过乡土文学维护黄帝魂。“乡土”是“微言”，“民族”才是“大义”，而此时此地，狭义的乡土文学，毋须提倡，要谈，“最好名正言顺，标出中国乡土文学一一乡土是中国的乡土，文学是中国的文学”(41)。高准在一篇当时未发表的文章中说得更尖锐：“当‘乡土’一词高唱入云之际，就不能不注意有时也可能会流入另一种歧途，那就是过分的发展了地域性，而助长了一种具有排斥心态的狭隘的地域主义心态。甚至于被一些政客野心家所利用而成为激化台独思想的工具……把凡是广泛涵盖整个中国风土历史为题材的作品，都恶意加上‘流亡文学’的帽子，再不然就说是什么‘身在台湾，心在大陆’而扣上个‘不忠于此土此民’的‘罪名’。”(42)
尽管陈映真等也认为这时的台湾文坛尚无“台独”论调出现，然而乡土文学作家内部的深刻分歧确已萌发，这主要存在于分别由陈映真和叶石涛为代表的两种观点中。叶石涛认为：乡土文学应该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便是以“台湾为中心”写出来的作品，其作家应具有根深蒂固的“台湾意识”；又解释道：一个作家构成其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中，积累下来的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将占有一方广大的领域；“既然整个台湾的社会转变的历史是台湾人民被压迫、被摧残的历史，那么所谓‘台湾意识’一一即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压迫的共通经验以及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跟大自然搏斗的共通记录，而绝不是站在统治者意识上所写出来的，背叛广大人民意愿的任何作品”(43)。陈映真除了指称文坛出现的“台湾立场”、“台湾意识”等概念暖昧不清外，又指出：在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各别民族的特点，也莫不以农村中的经济底、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割切的一环”；而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中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联，因此“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44)。两个人的观点不无共通之处，但一个强调台湾文学的“中国的特点”，力图将台湾的近代历史和文学纳入整个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其文学运动的巨大潮流中，甚至纳入整个第三世界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和共性中加以考察；另一个则更强调台湾的特殊经验，强调以台湾为中心的出发点。这种微妙而深刻的区别，正构成了此后“第三世界文学论”和“台湾本土文学论”之争的雏形。
乡土文学论战将乡土文学思潮推向顶点，使文学与当前社会发生紧密的关联，使文坛内部不同流派、观点激烈交锋、猛烈碰撞。对它的评价以及论战双方的是非评说至今仍见仁见智，当时的一些观点和论战本身的泛政治倾向现在看来已颇多可商榷之处。但这一切，也许只有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给予正确的理解。“论战”为文坛提供了正、反面的经验，它对台湾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至今仍可清晰可感。80年代台湾文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也许正可视为“论战”的一个反弹式的结果。
注释：
①引自《出版家》杂志52期64页。
②④⑨杨青矗《什么是健康的文学》，《夏潮》第17期，1977年8月。
③南亭《到处都是钟声一一“乡土文学”业已宣布死亡》，《中国时报》1977年8月18日。
⑤⑦王拓《乡土文学与现实主义》。
⑥⑧《〈夏潮〉读者谈文学问题》。
⑩见李行之《五四，与我们同在》。
(11)见侯立朝《联经集团三报一刊的文学部队》。
(12)李祖琛《乡土文学论战后的台湾文学》，《台湾文艺》105期第48页。
(13)齐益寿《乡土文学之我见》。
(14)王晓波《中国文学之大传统》。
(15)王文兴《乡土文学的功与过》。
(16)(21)见《中国论坛》座谈记录《当前中国的文学问题》。
(17)胡秋原《谈民族主义与殖民地经济》。
(18)王拓《殖民地意愿还是自主意愿》。
(19)(22)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
(20)孙伯东《台湾是殖民经济吗？》。
(23)董保中《〈金水婶〉与〈金水婶〉批评》。
(24)陈克环《乡土文学不容偏狭》，《中华日报》1977年8月12日。
(25)《过去一年的文艺批评》，《联合报》1978年1月7日。
(26)尉天
《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
(27)(40)胡秋原《谈“人性”与“乡土”之类》。
(28)(38)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
(29)见彭歌《对偏向的警觉》、《勿为亲痛仇快》、《堡垒内部》等文。
(30)(32)徐达文《值得重视的文学论战》，香港《万人日报》1977年9月10日。
(31)闻见思《异哉！乡土文学？》，《中华日报》1977年8月30日。
(33)尼洛《不是文学问题的辩论》，《中央日报》1977年9月7日。
(34)徐复观《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
(35)杭之《从大众文化观点看30年来的畅销书》。
(36)张道藩《三民主义文艺论》。
(37)《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回顾》专辑，《台湾文艺》第105期第2页。
(39)陈映真《关怀的人生观》。
(41)凤兮《中国的乡土，中国的文学》，《中华文艺》第80期。
(42)高准《“乡土文学”的前途》。
(43)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
(44)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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