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德文报纸的创办与德国殖民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文论文,德国论文,青岛论文,报纸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5—0079—09 近年来，在区域史研究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德国和日本出现了一批关注德占时期青岛的研究成果。其中德国学者余凯思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①从殖民体系中统治与被统治的相互作用这个观点全面考察了德国在青岛的占领情况，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日本学者浅田进史的著作《ドイツ統治下の青島》②从德国殖民地统治秩序和政策的角度，对青岛社会以及工业化、贸易构造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青岛的专题研究，例如，神户大学森纪子教授为首进行的“コロ二アル都市·青島の形成と文化多重性に关する综合研究”，关注青岛殖民社会中的文化多样性等。综观以往研究，或是关注两国的外交关系，或是关注德国在青岛的统治体系、政策，但是关于报业或者说报人的活动情况却无任何研究。③ 在青岛，报纸的出现以及报业的发展是伴随着德国的入侵实现的。而报业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体连接着传播方和受众，体现在青岛就包括了中国人与德国人、中国人与中国人，德国人与德国人、德国总督府与清政府(山东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以报业作为研究青岛的切入口，不仅可以从舆论的形成与影响角度考察沦为租借地之后青岛社会的变迁，同时，也有助于阐明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政策。 目前，关于青岛报业的综合性参考书仅有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辑的《青岛市志·新闻出版志/档案志》和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山东省志·报业志》④，但是叙述简单且错漏繁多，有必要在进行深层研究之前依照现存史料对德占时期发行过的报纸作一番梳理，包括创刊、停刊的时间，发行情况等。需要说明的是，看似简单的创刊、停刊，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营行为，而更多地受到了德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影响。因此，本稿将以德占时期经营的德文报纸Deutsch Asiatische Warte(以下简称《德华汇报》)、Tsingtauer Neueste Nachrichten(以下简称《青岛新报》)、Kiautschou Post(以下简称《山东汇报》)为考察对象，进一步阐明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殖民统治政策。 一、德华汇报——稳定在青岛的殖民统治 德华汇报，自1898年11月21日创刊后于1904年12月31日结束，是目前所知青岛最早的外文报纸，也是它揭开了青岛报业的序幕。从时间上看，该报创刊于德国占领青岛一周年之后，并且选用了德语而不是汉语，说明该报刊的作者和读者均非中国人，而是德国人。在山东的德国军人和商人，是该报刊创办的基础与直接的服务对象。 (一)《德华汇报》之发行状况——创刊及变迁 1898年11月21日，《德华汇报》在青岛创刊。创刊之初，该报以Deutsch Asiatische Warte为名，以Amtlicher Anzeiger des Kiautschou-Gebietes(直译：胶州租借地政府之公报)为副标题，并附有中文标题《德属胶州官报》。但该报发行至1903年时，其副标题已变为Wochenblatt des Deutschen Kiautschou—Gebiets(直译：德国胶州租借地周报)，中文标题亦同消失。1904年德文标题、副标题维持1903年原样，中文标题则改成《德华汇报》直至停刊。 短短6年时间，该报至少3次更名。那么，更名的意义何在？首先，分析一下中文名称。中文中所称“官报”指的是由政府发出的政府新闻，内容包括通知全体大众的各项官方信息。“汇报”则是指分类别编纂的短讯，内容要比官报广泛、丰富。其次，考察一下更名背景。在《德华汇报》诞生之前，青岛没有其他报纸。德国在中国代表其利益的御用报纸亦仅有上海《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 Lloyd)⑤一家，专门刊登一些中国有关的时事评论。⑥因此，1897年11月德国占领青岛之后一直利用《德文新报》的附录发布其军令，也是通过《德文新报》向山东的地方官吏施压以维持初时殖民统治的安定。⑦ 1898年《德华汇报》创刊，虽然并非总督府机关报，亦被要求与《德文新报》一样担负起发布总督府命令的职能。⑧但是，这种情况随着1900年7月7日Amtsblatt für das Deutsche Kiautschou Gebiet(青岛官报，后改称《胶澳官报》，以下简称《青岛官报》)的创刊发生变化。尤其在青岛最高统治者总督府对《青岛官报》规定“只刊登法律、命令以及官府公告、独此一份官报”⑨以来，《德华汇报》失去了作为政府喉舌的职能，这是它变身为普通德文周报的主要原因。此外，《德华汇报》在发行期间不断更换编辑，这可以从1899、1903、1904年报纸的出版栏看出(参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编辑都是没有名气的德国人，关于他们在今天大多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在一组人名中，有科巴赫·奥托(Otto Corbach)，他曾于1900年至1903年期间担任《德华汇报》的编辑，是历任编辑中担任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所在这一期间正是该报变身、更名的时段。科巴赫·奥托这个人颇有一些著作，仅目前能够查阅到的就有Fort aus Kiautschou⑩(远离胶州，1909)、Moskau als Erzieher:Erlebnisse und Einsichten aus Sowjet—Russland(11)(教育大师莫斯科——在苏联之体验与观察，1923)和Offene Welt(12)(开放的世界，1932)。在Offene Welt这本书中，科巴赫·奥托记录了他对中国“卓越文明”(即汉学)的体会，对变身后的《德华汇报》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德华汇报》的内容 编辑与报纸性质的变化影响到该报的内容。本文选取1903、1904两年的新闻，希望能够阐明变身普通周报后《德华汇报》在内容上的改变。首先，从不同时期的纸面构成来看。 1.锡塔拉(W.Schittler)编辑时期(1903年1月3日—1903年3月7日) 社论、敕令、腹地新闻(Aus dem Hinterland)、中国新闻(Aus China)、一周消息(Wochenschau)、短讯(Vermischtes)、投稿、图书介绍(Büchertisch)、广告 2.巴哈曼(F.Bachmann)编辑时期(1903.3.14—1903.5.30) 社论、殖民地新闻、中国新闻、腹地新闻、一周消息、短讯、图书介绍、投稿、广告、法庭(Aus dem Gerichtssaal)、日本消息(Aus Japan)、要人动态、电报(Telegramme)、文艺(Feuilleton) 3.莱阿(Victor Roehr)编辑时期(1903年6月6日—1904年12月31日)
(1)1903年6月6日—1903年12月26日 社论、一周消息、殖民地新闻、要人动态、腹地新闻、法庭、电报、文艺、短讯、图书介绍、广告、东亚新闻(后来又细分成：中国新闻、日本新闻、韩国新闻)、当地新闻、科学与艺术、文学与科学、科技(Wissenschaftliches)、中国格言、山东新闻、万言堂(Sprechsaal)。 (2)1904年1月2日—1904年12月31日 这一时期虽然没有编辑人事变动，但是由于附录Die Welt des Ostens(东方世界)的开设，原设在正文版面的文艺、中国格言、科技类的内容通通退出，而随着1904年日俄战争战事的发展，该报关注俄国、日本，并在正文版面上新设了“战事电报(Krieg-Telegramme)”与“关于战争(Vom Kriege)”。 “社论”的内容以对世界列强势力情况的报告、分析、德人对青岛的统治情况报告、中国历史的介绍为中心。“敕令”主要是传达德国皇帝的谕旨。“腹地新闻”报道的是青岛以外山东内陆的消息。当时整个山东报纸还非常少，所以消息来源除了自家记者的采编外，还转载青岛当地的中文报纸《胶州报》的内容。“中国新闻”刊登北京、上海等山东以外中国各地的消息。“一周消息”利用上海的德文报纸《德文新报》，收集刊登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书籍介绍”专门介绍的是德国人的著作，涉猎内容广泛，报社自身还承担代销业务。(14) 巴哈曼成为主编之后，报纸版面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了“法庭”、“日本新闻”、“要人动态”、“电报”和“文艺”5个专栏。“法庭”主要登载在青岛发生的一些案件的审理经过及结果。当时青岛以及广大的山东地区，围绕德国人与中国人的纠纷不断，并且经常被中国的报纸或德国以外的外国报纸报道，将德国置于遭人非议的地步。该报的“法庭”专栏自揭这些纠纷，让人感到这是为了表现青岛当地德国法庭的公正、公平。“日本新闻”事无巨细地刊载日本消息。“要人动态”负责定期传报德国、中国的政府官员或传教士的各种动态。“文艺”既登载中国历史、文学巨著的德文翻译也登载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由凯拉(Julius Keller)执笔的Chinesische Geschichtchen(中国小史)(15)就是这一时期的连载。 此后，莱阿成为主编，版面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新闻类专栏的增设，包括“当地新闻”、“山东新闻”以及包含了中国、日本、韩国的“东亚新闻”。为了丰富这些新闻类专栏的内容，该报向广大读者邀稿，坚定了自身以青岛为基地“客观地传播东亚发生的大事以及各国的情况”。(16)原来由“文艺”专栏包揽的文化信息也分设为“科学与艺术”、“文学与科学”、“科技”、“中国格言”，显示出文化信息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尤其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首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德文译作更被频繁地被连载。 1903年1月3日，发刊进入到第5个年头的《德华汇报》，新添设了Beilagez，即中文所说的副刊。在中国，副刊作为报纸的附属物出现于19世纪末的上海，不同于报纸新闻版面，有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种。综合性副刊大都有文艺色彩，运用多样化体裁反映社会面貌，丰富文化生活，介绍科学知识。(17)若按此定义归类的话，1903年《德华汇报》的副刊应属专门性一类。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创刊初始内容分为论文、少许的广告和“青岛交通状况(Tsingtauer Verkehrszeitung)”三个板块。登载论文甚至还包括“Von der neusten deutschen Rechtschreibung”(最新德文正楷书法)(18)这一类专业性非常高的内容。但是“青岛交通状况”却占据了大量的版面，其内容包括“火车时刻表”、“船只情况”、“青岛的海上运输”、“乘客情况”、“气象观察”、“青岛、大鲍岛、女姑口的满潮一览”、“亨利王子饭店旅客名单”、“房屋租赁信息”、“与故乡之邮递通信”、“日出、日落每月预报”等。原则上，该副刊定于每个星期三下午刊行，但是当“青岛交通状况”因故无法获取消息时，整个副刊就会暂停(19)。直至后来，还出现“青岛交通状况”充作一期副刊的情况。山东巡抚曾评价说“青岛是交通非常繁荣之地”(20)，可见副刊“青岛交通状况”是为市民、尤其是德国侨民日常生活的便利来开设的。 随着1904年主编莱阿的上任，副刊内容全面改版，“青岛交通状况”所有项目转入新闻版内的广告栏内，取而代之的是Die Welt des Ostens(东方世界)。《东方世界》的创设在《德华汇报》的报头打出了广告，以昭告广大读者。其内容正如其名，以介绍中国、日本、韩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历史文化为主。那一年，活跃在青岛的德国人传教士卫礼贤把孔子的《论语》翻译成德文在《东方世界》上连载(21)，之后于1905年首次将其放在德国杂志Zeitschrift für Mission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简称ZMR)上向本国读者介绍。(22)1904年12月31日《德华汇报》发行完年末最后一期后于1905年失去了踪影，而副刊《东方世界》则在后叙1908年发行的《山东汇报》中延续，内容也集中于介绍中日韩等亚洲各国历史文化。 联想到上述“文艺”专栏内容的增加，可以发现1903年，尤其是莱阿担任《德华汇报》主编之后，该报关于中国历史、文学、文化的内容比重增加。从内容来看，这些似乎无关青岛的殖民经营，但是却与当时德国国内对“汉学”的关心相联系。所谓“汉学”，德文表示为Sinologie，在德国被看作是“中国学(Chinakunde)”的一部分，始于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23)，具体是指在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或者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语言、历史、文化的研究活动。前文所提卫礼贤，他就是通过翻译活动而在德国国内获得“汉学”贡献者的称誉的。(24)“中国学”中还有一个与传统的“汉学”相对应，被称为“实用学”的东西，它强调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以期为帝国利益服务。为德国占领青岛立下汗马功劳的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他对中国的地理等系列实用性研究就曾备受讨论并归列为“实用学”一派。(25)20世纪初，德国国内出现了以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为首的“中国专家”，他们在德国极力呼吁不要刻意偏重政治、经济，应该宣扬中国文学、文化等传统“汉学”。可以说，1903年已变身为普通德文周刊的《德华汇报》虽然身处远离德国本土的青岛，但因卫礼贤等“汉学家”在青岛的逐日活跃，从德国殖民统治者的喉舌机构试图塑造成一个宣扬“汉学”的海外新闻阵地。 (三)与总督府政策相左至停刊 《德华汇报》进入到发刊第5个年头，逐步建立起传播包括“汉学”在内东亚信息的模式。其背景中暗含了传统汉学与实用学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也反映到了青岛的德人报业中。 1897年11月，伴随着德国入侵青岛，德国的军人、商人等相继涌入。在这个背景下，对报章杂志的需求就提上日程，并于1898年在德国总督府内讨论。虽说当时的讨论议题主要是围绕胶州图书馆(Kiautschou—Bibliothek)的设立，但青岛殖民统治者总督府的主要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即“为了让身处风俗、世界观不同，语言不通的中国，且吃尽各种苦头的德国年轻人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能够悠闲地放松、休息，防止染上德国人极容易患上的思乡病。也或者说为了给他们创造机会接触祖国的精神生活”(26)，“保证他们能够同步了解德国的知识财产，接触到所有专业的学问”。(27)由此可以推测，对于一早就在青岛发行的德文报纸《德华汇报》，总督府应该是怀着同样的期待和目的的。即希望其能向青岛当地以及其他海外殖民地的德国人提供信息。可以说，该报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总督府的这一要求。这可以从“图书介绍”专栏自始至终未受主编等人事变动而发生变化的事实可以看出。该报出版部还进行“各种有趣的学术图书及二手书”(28)的销售，这也让人感到《德华汇报》对于总督府的为德国侨民服务的方针是非常合作的。另外，该报有一套完善的邮递体制，不仅为青岛地区，对于德国以及其他的德国海外殖民地也提供邮递服务。(29) 德国总督府为了顺利进行在青岛的殖民统治，需要有正面的舆论给予支持。这是因为德国占领青岛之后，曾出现过不利于其殖民统治的外国报纸——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在山东登州开办的《山东时报》。(30)该报从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之时就注意德国人在青岛的行动，而且态度并不友好。1898年11月《德华汇报》创刊，即改变了德国总督府的被动局面，能够利用自己的报刊进行回击。举例为证：光绪25年2月7日(1899年3月18日)，《山东时报》曾登载一则消息，说基督教长老会的一美国少女归国途中经由沧口赴青岛，遭到德国士兵的无礼对待，由此斥责德国士兵纪律松散。对此，《德华汇报》马上给予回应，指责该消息是传闻，是“危害德人利益的行为”。《山东时报》于5月13日再次登报反驳，《德华汇报》也丝毫不示弱，两报之间的舆论战前后纠缠近2个月。可以说，《德华汇报》作为总督府官报期间，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随着主编的变动以及变身为普通德文周报以后，《德华汇报》即没有继续贯彻为安定德国殖民统治服务的立场，而在内容上开始偏重登载中国历史、文化等内容，也就是所谓“汉学”。下面这则社论是1904年7月2日发表的，题目为Die deutsche Presse im Auslande(海外的德国报纸)，更公开地表明了其对海外殖民地德文报纸所应有立场的认知。该社论开篇即强调了报纸力量的伟大，接着就海外报纸应该持有的态度进行了明确的定位。 海外的德国报章杂志情况则完全不同。海外的报纸不是政府的机关刊物，也无法成为机关刊物，正因为如此对当地政府的报纸进行反驳时就会感觉立场薄弱。定购海外发行报纸的读者，大多也会顾忌在国外因大肆反驳引发不可预测的结果而不热衷带有激烈反驳言论的报道。在国外，多数人都会与外国保持紧密的联系，登载在报章杂志上的报道不仅是内政问题而是以国际舆论为前提发表的。因此，在外国对有关政治问题采取控制的态度就成为一种义务。当然这不是说对于行政问题要保持缄默。所以我们开设了“Sprechsaal”(万言堂)，遵守礼节，对当地的情况进行说明。今后打算继续办下去。但是我们认为介入政治不是海外报纸的任务，编辑部把对政治始终保持适度克制的态度当作一种义务至今。(31) 可以看出，《德华汇报》此时已经把德国在海外的殖民统治看作是政治问题，而主张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德华汇报》的这一态度，可以说对青岛当地的总督府来说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德国总督府的不满，从原德国陆军中尉库劳普夫(Hans von Kropff)1904年11月1日在其创办的《青岛新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可见端倪。 随着胶州湾地区的发展，在落后许多的青岛也出现了《德华汇报》的创刊。不仅该报的主任、主编以及编辑方针都在不同的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这份小小的周报经常登载一些中国或者日本的文学作品，但是在政治、经济上却没有什么重要地位。这么说，是因为该报总体来说仅限于以报道客观事实为目的，除了日俄战争以外大多避免站在批判的立场。(32) 由于得不到德国总督府的支持以后，1904年12月31日《德华汇报》宣布停刊。 二、《青岛新报》与《山东汇报》的创刊——从经济政策到文化政策 1904年10月1日，库劳普夫在青岛创办了第一份日报《青岛新报》。10月1日发行的是试验版，1个月后即11月1日开始正式创刊。该报除“周日及法定休息日的第二天以外每天发行”(33)，据说是“青岛最有势力”(34)的报纸，1914年6月30日日德战争爆发前夕停刊。 库劳普夫在发刊伊始就对重视汉学而不顾殖民统治政治、经济利益的《德华汇报》进行了批判，这一点已在上一节提及，故不再赘述。那么，库劳普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日本外务省进行的《对清国报纸的调查》中是这样记载的：“退职陆军中尉，不喜日本，对日本非常不友好。”(35)1904年至1913年间(除1910年以外)，他担任9年的时间《青岛新报》的主笔，还于1908年创设《山东汇报》并担任主编，直至1912年停刊。《青岛新报》与《山东汇报》都是德国总督府的机关报。 与青岛最初的德文报纸《德华汇报》不同，《青岛新报》在创刊之始就通过社论表明了要发挥政治、经济作用的经营方针。 经营完善的报纸的意义及影响，已经得到了所有文化大国的承认。立场越是冷静、客观、公平，其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才会越大。1886年10月1日之前，东亚所有的报纸都是英文报纸，其立场也是亲英的。那天之后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德文报纸《德文新报》，初时为每天发行之日报，不久遭遇财政危机之后改为周报。该报作为远东地区德国利益的代表，其重要地位是在现主编1899年改编之后形成的。 在日本，先是6年前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Sprache创刊，接着1902年4月周报Deutsche Japan post发行，都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天津的军事报纸Brigadezeitung以及日本的Deutsche Missionsschrift都是为特定的读者层服务，政治作用不太重要。2年前在上海德文画报《远东报》创刊，该报从不议论政治、经济问题，刊登一些文化史、文艺相关的消息，尤其是优秀的中国、日本文学居多。目前在东亚，德文日报还是新手，但是就我们看来它是迫切必需的，而且拥有更大的发展可能性。(36) 在该篇社论中，库劳普夫不但强调了报纸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性，同时用“迫切”“必需”两个字眼强调了日刊报纸的重要性。这个“迫切”与“必需”具体所指为何？与报纸的文化性作用是对立还是可以相容？这似乎也是库劳普夫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带着这两个问题，以下将对《青岛新报》的创刊、变迁以及《山东汇报》与其副刊的创刊、停刊进行考察。这一系列报刊的发展、变化其实也反映了库劳普夫或者说德国总督府在青岛统治政策的变化。 (一)《青岛新报》的创刊 库劳普夫在创刊伊始所强调的“迫切”与“必需”，与德国总督府往经济政策倾斜的殖民政策息息相关。自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访问青岛以来，德国总督府与山东政府之间便开始了密切的互动，表面上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而双方领导人的定期互访也于1903年4月青岛总督特鲁泊(Truppel)的济南回访实现。这次访问当时在《德华汇报》上被详细报道，对于双方的关系来说，利害关系有冲突的一面，但是更希望能够借助合作完成经济的发展。(37)而两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态度为青岛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1904年3月6日，青岛大港的港湾建设第一期工程(即第一栈桥)完成。6月11日通往济南的胶济铁路(又称山东铁路)完工，博山线也举行了开通仪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基础设施的发展都预示着青岛经济发展的巨大可能性。而经济发展需要迅速、及时、准确以及全面的信息，能担当这种职能的只有日刊新闻。这应该就是军人出身的库劳普夫强调的为了保证报纸政治、经济作用而“迫切”启用日刊新闻的“必需”原因。 在《青岛新报》中，库劳普夫担任主笔，其经营权则掌握在居住上海的芬克(Carl Fink)手里。芬克是《德文新报》的主笔(38)，也是经营报章杂志的专家。他是德国人在中国报业的先驱，曾经使因经济困难而休刊的《德文新报》死而复生，自己担任主笔。除此以外，他还在上海创建了“东亚唯一的画报期刊”(39)Der Ferne Osten(远东报)——库劳普夫在前面社论中曾经提及，担任“德国联合通信社Deutsche Kabelgram Gesellschaft及Koluich Yeiting Ldanbnrg Nachrichten的远东通信员”(40)，是德国人中非常有影响的新闻评论员，这一点从库劳普夫在社论中对他的评价也可见一斑。由他改编之后的《德文新报》被人称作是商业报纸，“在外国人间颇有信誉”。(41) 《青岛新报》的商业性从其内容构成上也可得到印证。自1904年11月1日正式创刊以来，《青岛新报》的版面由“电报消息(Telegraphische Nachrichten)”、“上海股市(Schanghaier Kurse)”、“社论”、“东亚新闻(Vermischte Nachrichten aus Ostasien)”、“青岛当地新闻(Tsingtauer Lokalnachrichten)”、“腹地新闻(Aus dem Hinterland)”、“欧洲消息(Nachrichten aus Europa)”、“广告”构成，几乎没有改变。其中广告所占比重最多，约占总体页面16页的一半。关于广告，曾担任青岛土地局长官的单威廉(Wilhelm Schrameier)在谈及青岛的商业情况时说“欧籍商人起初不登出广告”，“商业范围尚小”(42)，鼓励在青岛的商人多登广告。这就需要刊登广告的平台——报纸。1904年《青岛新报》创立以前，青岛虽有《德华汇报》但其远离政治、经济的态度无法担此责任，所以，1900年以后身为总督府官报的《青岛官报》担当了广告的职能。1904年《青岛新报》创刊，接替了这一职能，除政府公告，在《青岛官报》上刊登广告的现象不复重现。(43)除此以外，“上海股市”是《青岛新报》在青岛报业的首创，消息来源主要依据芬克在上海发行的《德文新报》。股市信息讲求迅速，一方面只有日报才能实现这种传播，另一方面更加能够说明《青岛新报》重商的经营方针。 (二)《山东汇报》的创刊 1908年，库劳普夫在担任《青岛新报》主笔的同时，另又创办了德文周报《山东汇报》，同时负责经营与编辑。该报“每个月接受德国总督府的若干补贴”(44)，每周六发行。该报以创办“针对在青岛及山东省德国人的无偏见之周报”为宗旨，仔细观察下还会发现其版面专栏设计多参考了《德华汇报》。具体而言，该报除了社论以外，还设有“政治概况(Politische
)”、“陆军与海军(Heer u.Flotte)”、“贸易与交通(Handel und Verkehr)”、“东亚新闻(Mitteilungen aus Ostasien)”、“山东新闻(Nachrichten aus Schantung)”、“殖民地新闻(Aus der Kolonie)”、“读者之声(Stimmen aus dem Leserkreis)”等多个专栏。其中“读者之声”与“政治概况”颇有模仿《德华汇报》之处。 首先，“读者之声”与1903年6月6日莱阿任《德华汇报》主编之后开设的“万言堂”内容相似。两者都是以殖民地行政之问题，供读者讨论的专栏。其次，“政治概况”下细分“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等，按照国别分别介绍各国最近的新闻。这在《德华汇报》中是可以找到先例的。1904年9月10日至10月1日，《德华汇报》曾在给读者的公告中发布“本报预把东亚所发生最重要的事情以及各国的情况提供给大家”，并确实在今后分设了日本、韩国、菲律宾的信息专栏，内容与此后《山东汇报》的“政治概况”相近。其实不只这两个专栏相似，还需特别注意的是副刊Die Welt des Ostens(东方世界)随着《山东汇报》的创刊而复活。如前所述同名的副刊曾经在《德华汇报》发行期间出现过。复刊之后的《东方世界》，内容如其副标题所示《有关东亚国家、民族学之投稿》，分设“哲学(Philosophie)”、“历史(Allgem.Geschichte)”、“宗教史(Religionsgeschichte)”、“大众科学(Allgem.Wissenschaft)”、“诗歌(Poesie)”、“娱乐(Unterhaltendes)”，人文科学占大多数。该刊1908年随《山东汇报》的创刊而开设，辛亥革命爆发后于1912年停刊。 以上三个事实，尤其是副刊《东方世界》的再刊，显示了曾经强烈批判《德华汇报》人文特性的库劳普夫思想认识上的改变。结合此后德国总督府对中国文化政策、态度的变化，足能看出库劳普夫作为一名新闻评论员的先见与政治敏锐性。 (三)辛亥革命爆发与德国总督府文化政策的确立 时代发展至1910年，即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在青岛的德国报业以及以芬克为首的德国报人的活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月，《青岛新报》由库劳普夫经营改为股份公司。当年库劳普夫离开主笔之位，由巴尔特(J.Walther)、帅格尔(Fritz Secker)代任(参照表2)。巴尔特与芬克并列为报纸负责人，所以应该是股份公司的出资人之一。1911年，库劳普夫重回主笔之位，并且代替芬克跻身报纸负责人，广告与商业相关的报道仍由巴尔特全权负责。(45)
2月17日，帅格尔于就任之初在德国殖民协会青岛支部作了一篇题为《山东省经济事情梗概》(46)的讲演。讲演中，帅格尔不仅指出中国经济政策的执行有利于德国的利益，还提到了德国的文化政策。这个文化政策是指1905年出现在德国国内以教育事业为中心，旨在加强德国影响力的一项政策。(47)此项政策在青岛的总督府内也受到重视。发表这篇演讲时，帅格尔的身份是《青岛新报》的主编，他强调经济利益的同时，重视加强德国影响力的文化政策的态度，意味着勇于通过报业力量承担文化政策的报人力量在青岛出现。 同年4月，对德国在华新闻事业具有重大影响力并担任《青岛新报》负责人的芬克，一改长期反日的态度，接受驻东京德国公使的邀请，开始访日之旅。他的访日受到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要求对芬克尽可能提供一切方便。(48)访问结束后，10月芬克在上海创立了中文周报《协和报》(49)，次年他从《青岛新报》退出。《协和报》取名“协和”意为所有议论皆凭事实根据，以此区别于在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但前途未卜的当时舆论两边倒的其他西方列强。《协和报》最大的特点是大量登载宣传德国文化、科学、技术的内容。(50) 库劳普夫与芬克的转变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进行的。这些转变在革命形势尚不明朗的时候似乎让人摸不着头绪，但是若我们了解了辛亥革命以后德国的政策，将会发现他们的这些行为对德国在中国的活动，尤其是文化政策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后，青岛的德国总督府面对“英、美、日在中国有计划的势力扶植”，在总督府内担任试辅兼翻译的莫尔(F.W.Mohr)执笔，作了一份德国宣传方案。其内容包括出版德国书籍外，还注意到一直以来德国在新闻活动上倾向于德文，而辛亥革命后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人精通德语的甚少，所以，难以扩大德国在华的影响力的事实，呼吁重视新闻政策。(51) 在总督府推出这个方案以后，旨在促进在华势力的在上海的德国协会于1912年10月亦发布活动方针，其内容既包括向德国国内大力宣传包括中国文化、历史的汉学内容，也包括在中国各地创办、收买中文报纸。德国的这份有关新闻政策的方针，据说在日后的日德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被日本称为“新闻操纵策”而备受重视。(52) 本文选取德国占据青岛时期的三份德文报纸《德华汇报》、《青岛新报》、《山东汇报》为考察对象，分别阐述了它们各自的创刊、变迁的历史。大致可以判断，《德华汇报》是德国总督府为稳定殖民统治而生，《青岛新报》是德国总督府商业政策的产物，《山东汇报》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德国总督府从“经济政策”向“文化政策”转移的趋势。也就是说，1898年至1914年间德国在青岛的报业变迁史中交织着德国对“汉学”的关注、殖民地统治者所重视的商业利益、以及在华势力扶植所必需的文化政策。 活跃在青岛的德国报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除了维护德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以外，还以其职业的敏锐性，在德国的殖民统治体系中时刻捕捉先机，为其起到指明方向的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以前，因重视德国对于青岛商业利益，使得主张汉学的《德华汇报》陷于停刊的境地。辛亥革命爆发后，德国的报人却先于总督府提前对国内外进行文化宣传。 至于青岛在德国殖民统治者眼中的定位，从这三份德文报纸的命运也可见端倪。在《德华汇报》和《山东汇报》相继停刊后，唯独负责发送股市信息等与商业活动紧密相连的《青岛新报》得以延续至日德战争爆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彰显了经济政策在青岛殖民统治中的最重要地位。而最后担当德国文化政策主力的德系中文报纸《协和报》选择了在上海发行。青岛始终都是作为德国在中国的“商业基地”而存在。 ①[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Mühlhahn,K.,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Interaktion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1897-1914,R.Oldenbourg Verlag,München.2000. ②[日]浅田进史：《ドイツ統治下の青島》，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年。 ③有关德国人在华的报业活动，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海坤：《〈德文新报〉研究(1886-1917)》在报业史学领域，填补了在华德文报刊无人研究的空白，但德国人在青岛的报业活动目前依然缺乏关注。 ④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新闻出版志/档案志》，新华出版社，1997年。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报业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德文日报，中文名叫《德文新报》，1866年至1917年发刊。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民国丛书第2编·4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⑥[日]田原天南：《胶州湾》，满洲日日新闻社，1914年，第27页。 ⑦黄福庆主编：《胶澳专档光绪二十三年——民国元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256—257页。 ⑧[日]田原天南：《胶州湾》，满洲日日新闻社，1914年，第27页。 ⑨[日]田原天南：《胶州湾》，满洲日日新闻社，1914年，第179页。 ⑩Corbach,O.,Fort aus Kiautschou,in:Das Blaubuch 4(1909),135—140.本稿内容引自[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德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第524页。 (11)Corbach,O.,Moskau als Erzieher:Erlebnisse und Einsichten aus Sowjet-Russland,E.Oldenburg,1923. (12)Corbach,O.,Offene Welt.Berlin,Rowohlt.1932. (13)此指Otto Corbach。笔者虽然未见1900年版《德华汇报》，但凭据1903年1月3日《德华汇报》副刊Beilage z.Nummerl der Deutsch Asiatischen Warte.Januar，3，1903所登Deutsche 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德国印刷出版社)广告可明确判定Otto Corbach为当时《德华汇报》主编。另外，Corbach Otto所作Offene Welt.(Berlin，Rowohlt 1932)之作者介绍，也表明他于1900年至1903年期间担任青岛《德华汇报》社主编。 (14)Für Bücherfreunde，《德华汇报》，1903年2月28日。 (15)Chinesische Geschichtchen，《德华汇报》，1903年3月28日。 (16)An unsere Abonnenten，《德华汇报》，1904年9月17日—10月1日。 (17)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18)Berger,R,Von der neusten deutschen Rechtschreibung,Beilage z.Nummer 1 der Deutsch-Asiatischen Warte,1903年1月3日。 (19)Durch den sehr
Postverkehr der letzten Wochen konnten wir nur selten das stets zu
eintreffende Material zu unserer Verkehrszeitung verwenden.Da auch in dieser Woche die Post ausgeblieben ist,müssen wir leider die Verkehrszeitung ausfallen lassen,und bitten wir unsere Leser,dies entschuldigen zu wollen.Gleichzeitig machen wir darauf aufmerksam,dass die
Nummer unserer Zeitung schon am Mittwoch erscheint,"Deutsch-Asiatischen Warte," 1903年1月24日。 (20)Die chinesische Kaufmannschaft，《山东汇报》，1908年10月31日。 (21)[德]马汉茂等主编，李雪涛等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467页，注17。 (22)[日]新田义之：《リヒアルト·ヴイルヘルム传》，築摩書房，1994年，第100—101頁。 (23)[德]海尼士著，王光祈译：《汉学》，中德学会编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中德文化从书2)，Deutschland-Institut，1930年，第671—695页。 (24)[德]海尼士著，王光祈译：《汉学》，中德学会编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中德文化从书2)，Deutschland-Institut，1930年，第675、690页。 (25)[德]海尼士，王光祈译：《汉学》，见中德学会编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中德文化从书2)，Deutschland-Institut，1930年，第675、690页。 (26)[日]志村惠：《青島虜獲書籍についてー現在の所藏ん中心に》，《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27(言語·文学篇、別冊)，2007年，第24页。原注为Bundesarchiv/
，RM2/1836，B1.65/66，德国公文馆军事分馆藏。 (27)[日]志村惠：《青島虜獲書籍についてー現在の所藏ん中心に》，《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27(言語·文学篇、別冊)，2007年，第25页，原注为Klaus Mühlhahn:Qingdao(Tsingtau)-Ein Zentrum deutscher Kultur in China。 (28)Für Bücherfreunde，《德华汇报》，1903年2月28日。 (29)原文为：“Abonnementspreis:Im Kiautschougebiet und Hinterland durch die Post
1.75.In Deutschland und den Kolonien durch die Post
.Mark 3.50.In
des Weltpostvereins
2.10 preis pro Einzelnummer:20Cents=40Pfg”(青岛地区：青岛地区的配送不需通过邮局，直接寄送到住处，每3个月仅1.75墨西哥美元。送往德国境内及其他殖民地的订单，每周一送，费用为每3个月1.90墨西哥美金。德国以外的区域，按照惯例每3个月征收2.10墨西哥美金)，《德华汇报》，1903年1月3日。 (30)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在登州经营的会文馆发行。据《山东近代史资料》3(山东省历史学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76—89页)收录的有关《山东时报》的报道来看，该报消息主要取自山东各地的信徒、传教士或民间传闻。 (31)Die deutsche Presse im Auslande，《德华汇报》，1904年7月2日。 (32)Die Press in Ostasien，《青岛新报》，1904年11月1日。 (33)《青岛新报》，1904年11月1日。 (34)芝罘、青島及濟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130817100、清国ニ於ケル新聞紙ニ関スル調查/明治42年1月印刷(B—情—2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5)芝罘青島及濟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130558000、清国ニ於ケル新聞紙ニ関スル調查/明治43年5月印刷(B—政一—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6)Die Press in Ostasien，《青岛新报》，1904年11月1日。 (37)《德华汇报》，1903年4月18日。 (3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民国丛书第2编·4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39)《德华汇报》，1903年1月3日。 (40)上海ニ於テ発刊スル東亜「口ィド」関係雜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40855900、上海ニ於テ発刊スル東亜「口ィド」関係雜纂(B—1—3—2—05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1)上海ニ於テ発刊スル東亜「口ィド」関係雜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40855900、上海ニ於テ発刊スル東亜「口ィト’」関係雜纂(B—1—3—2—05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2)[德]沙美著，朱和中译：《胶州行政》，民智书局，1923年，第203页。 (43)关于《青岛官报》1904年以前大量刊登广告的现象，笔者曾在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海港都市研究中心主页的解题中提到。 (44)芝罘、青島及済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130558000、清国ニ於ケル新聞纸ニ関スル調查/明治43年5月印刷(B—政一—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5)《青岛新报》，1911年10月1日。 (46)[日]フリツツ·ゼツカー叙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译：《山东省经济事情梗概》，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年月不详。该讲演举行之前还曾在1910年2月26日登以“
erscheint als Broschüre:Streiflichter auf die wirtschaftlichen
in Schantung Von Fritz Secker”为内容在《山东汇报》刊登广告。他的中文名称为“帅格尔”，1913年在青岛出版了Zwischen Jangtse und Peiho(《杨子及白汉中间地域》)一书(袁荣叜：《胶澳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357页)。 (47)[德]余凯思，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德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7—281页。 (48)上海ニ於テ発刊スル東亜「口ィド」関係雜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40855900、上海ニ於テ発刊スル東亜「口ィド」関係雜纂(B—1—3—2—05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4)，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5页。 (50)1911、1912年的《协和报》相关叙述参考了范明礼：《协和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4)，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5—653页。 (51)在支独逸人ノ秘策ニ関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4018124200、公文雜纂·大正六年·第十四卷·陸軍省·陸軍省、海軍省·海軍省(国立公文書館)。这份文件是1916年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时，青岛守备军在收押的德国总督府文库中的秘密文书中发现，并将其翻译成了日文。从守备军参谋部的命题《在支独逸人の秘策》，可以看出该文件在青岛守备军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52)自大正三年十二月日独戦争ノ際新聞操縱雜件/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8090055500、日独戦争ノ際新聞操縱一件(B—5—2—18—6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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