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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或者说哲学心理学（philosophical psychology）、心理学哲学（psychological philosophy）是在传统哲学的心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门哲学分支学科。开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心理现象的本质及其与大脑、身体的关系以及其他派生问题，如心理学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语言、概念与物理语言、概念的关系问题。最近，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种具体心理现象、心理概念的分析上，集中在这些现象出现于心理解释模式的方式以及各种心理解释模式如民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神经科学等的关系上。
当然由于各心灵哲学家所处的国度、文化背景以及所属的哲学派别的不同，尤其是知识结构、兴趣爱好上的差异，各人所用的方法、所强调的角度以及所形成的理论自然不尽相同。不过，从总体上看，又存在一些共同的倾向。例如，英美分析哲学家尤其是宠爱日常语言分析的哲学家，一般都把语言分析当作是心灵哲学的基础和根本方法，认为心灵哲学的任务不是提供新的知识，而是对有关的心理概念进行语言分析；心灵哲学的功能不是解释、预言，而是通过达到完全的明晰性使传统的问题完全消失。由上所决定，他们在研究心灵哲学时所做的具体工作就是对心理词汇作繁琐细致的分析。通过分析所得的是一些否定性的结论，如认为不存在非物质的精神实体，没有独立于生理过程的心理过程，因而也没有心与身、心理与生理的关系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心灵哲学家或关心心灵哲学问题的自然科学家在从事心灵哲学的具体研究工作时，强调或侧重于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有关具体经验科学所产生的哲学问题的探索，密切关注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的最新进展和有关的概念争论。J·玛戈里斯在《心理学哲学》一书中说：这股新的思潮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哲学的探讨主要是从有关的经验科学的详细研究中引出它的问题”[①]，如思维、记忆、学习等的心理物理过程与机制问题。有的研究者还认为：有关经验科学不仅为我们引出心灵哲学的问题提供了基础，而且还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根据。P·M·丘奇兰德说：“如果不利用科学哲学，几乎不可能开展心灵哲学的研究工作。”具体的经验科学为回答心灵哲学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如心理学为我们的内省知识贡献了某些有用的东西，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认知模型，神经科学开始揭露相互联系的大脑细胞的巨大微观系统[②]。总之在有关科学的基础上，心灵哲学问题可望得到合理的解决。由于研究者的专业基础不同，所重视的科学门类不同，在这股科学主义的心灵哲学思潮内又有神经科学的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心灵哲学的分别。前者主要是在神经科学等具体科学的基础上开展他们的心灵哲学的研究工作，所提出的理论打上了这类科学的烙印，如等同论的唯物主义、突现一元论、取消论、还原唯物主义等；后者主要以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研究为基础，所提出的理论主要以这些科学中的新观点、新材料为论证根据，如功能主义、认知主义等。
尽管各人各派所研究的心灵哲学在方法、角度、侧重点和内容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仍可以说，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中心是清楚明确的，是一有自己固定对象和领域的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因为在长期的演化发展中，尤其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心灵哲学形成了它的一些具有独特的提问方式和意蕴的、相对稳定的问题和问题域。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类问题。
第一，本体论问题——心身或心物问题，即心理的东西（the mental）的本质以及与身体的相互关系问题。具体地说，它包含这样一些子问题：（1）人有没有“心”（mind），有没有民众心理学所说的那些现象如相信、愿望、思维、情绪、意志等？（2）如果有，它们的结构、形态和本质是什么？是独立存在的实体、现象，还是可还原为物理实在、现象的东西？（3）心理的东西与生理的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否相互作用？如果能，怎样相互作用？（4）心灵、心理的东西在肉体死亡之后能否续存？（5）心理学理论与生理学理论、民众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前者有无自主性？最终会不会被还原为、归并为后者？会不会像民众物理学、民众化学那样被淘汰或取消？如果前者能还原为后者，那么还原的根据是什么？
第二，认识论问题，有两个特别令人困惑的子问题。（1）他心知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我”以外还存在有“他心”，那么如何予以证明？从认识上说，我们能否认识自己以外的、他人的心灵或心理活动、过程、事件和状态？如能认识，是怎样认识的？其基础、根据、过程是什么？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何确定自己以外的某东西——机器人、他人、其他动物——是不是一能思维、有感情、有意识的存在？如何判断一种无意识的自动机，它的行为是来自于不同于真正的心理状态的某种东西？怎样把这种行为与人的行为区别开来？由于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接近他人内心世界的通道和手段，因此他心知问题上的怀疑论便得以产生，并早已有之，且影响大而广。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的他心知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克服怀疑主义的问题上。对这一问题。通常的看法是罗素所作的“类比说明”，而当前的争论则是围绕着这种说明而展开的。（2）内省与自我意识问题，即有意识的存在是怎样得到关于自己的思想、情感、信念、愿望等的直接知识的？这种知识如何可能，有什么价值？内省能不能作为认识自己心理的方式和途径？如果能，内省又是怎样进行的？怎样回答“意识流”之类的责难？如果不能，人又是怎样得到关于自我的意识的？
第三，语义学问题，即日常心理概念的意义问题。它包括：（1）我们通常关于心理状态的常识术语在什么地方获得它们的意义？（2）我们运用于我们自己和其他有意识、有智能的造物的那些心理概念的恰当定义是什么？对它们可作出什么样的分析？
第四，心理现象学问题，即诸心理现象的分类、表现形式与本质问题。主要包括：（1）心理现象的表现有哪些？（2）如何给它们分类？传统的“知情意”三分法是否合理？如果按三分法，信念、期望、后悔等应包括在哪一类？（3）诸心理表现形式的关系和本质是什么？（4）心理现象的基质或主体是什么？是人、身体、大脑、心灵、精神实体？
第五，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问题。超心理学或特异现象学（psiology）是以超感官知觉（如遥视、透视、思维传感等）和心灵致动（如意念拨表、意念断物、意念搬运等）这类特异心理现象为对象的学科。心灵哲学作为以心理现象及其本质为对象的哲学分支不可避免地要反思批判超心理学，必然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特异心理学是否存在？若否认其存在，其根据是什么？怎样解释日常生活中常发生的那些现象？如果特异心理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那又应作什么样的解释？是否应在充分考虑特异心理现象的基础上重新规定心理、精神之类的概念？
最后一类问题是方法论问题，即建立心灵哲学所应遵循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案或方法论是什么？是传统的思辨方法还是语言分析方法？抑或是科学的方法或从有关科学中移植过来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能否在心灵哲学中并存或结合？其次，心灵哲学把什么样的材料当成是合理的、有用的？是内省的材料、行为，还是神经生理学所提供的材料？还是认知心理学、计算机模拟和人工智能研究所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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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论，就其对心理的本质、心理与大脑的关系问题作出了鲜明的回答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哲学理论。不可否认，与西方其他心灵哲学理论相比，它包含有更多、更丰富的真理颗粒，是人类认识心灵的历史中的重要里程碑，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心灵哲学问题提供了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原则。因为它把意识或精神当作整个宇宙特别是种系和个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把意识当作是人脑的机能、属性和产物，当作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肯定精神对人脑乃至外部客观世界的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因此既坚持了心同一于身、统一于物质从而贯彻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则，又肯定了精神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坚持了辩证法，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旧唯物主义的还原论的片面性。由于借助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两个锐利武器，因而既继承了以前的有关理论中的精华，又超越于旧理论之上。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运动和发展，而且历史和现实也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客观的、紧迫的要求。
首先，最近几十年来，与心理、意识现象有关的具体科学如心理学、生理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诞生了像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这样一些新兴的部门。它们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极为丰富的材料，其中有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释，而有些对某些旧的理论带有否证性，有些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提供了基础。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论赖以建立和巩固的自然科学基础，即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生理学、心理学尤其是巴甫洛夫的学说，在现在看来就显得陈旧和不相适应了。这些无疑要求我们站在当代有关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去思考和回答心灵哲学的一系列问题。其次，在有关科学诸如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的推动下，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问题、范围大大拓展了，认识的水平大大深化和提高了，所形成的理论较之本世纪以前则更为丰富和深刻。尽管在西方心灵哲学的发展中，不时出现许多错误的、乃至荒唐至极的学说和观点，但也不乏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论相近或可供借鉴、利用的理论和观点，例如各种形式的功能主义、各种形式的同一理论就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深入思考。第三，由于认识的拓展和深化，当今心灵哲学提出和探讨的问题有许多是经典作家在创立自己的理论的过程时所未曾触及的，从上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就可看到这一点，例如他心知问题、语义学问题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在对上述问题作深入探讨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著名难题，有些哲学家为此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些奇特的理论。这些不仅是当代西方的心灵哲学家关注和争论的中心或焦点，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来说也是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里我们不妨略举一二，以期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
（1）意识本质问题上的难题。不可否认，唯物主义或物理主义自始至终是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但近来碰到了一些棘手的、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和理论劲敌。首先在一些人看来，唯物主义的逻辑终点要么是二元论，要么是还原论，要么是取消论，必须在三者之中选择一个。因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或心理是人脑的功能、属性，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所说的功能或属性本身指的究竟是什么。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功能或属性”这类语词指称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大脑的生理功能属性，那怕是最高级的，那么实际上投入了还原论的怀抱。因为这是将心理等同于生理，用生理学术语定义、说明心理学术语。如果“功能或属性”指的不是生理的功能、物理的过程，而是指的一高于、不能等同于生理功能的功能，即使强调它依赖于生理、物理过程，也难以避免二元论。因为根据P.M.丘奇兰德等人的看法，二元论有两种形式，一是实体二元论，一是属性二元论。现代唯物主义一般都避免了实体二元论，但有些唯物主义者难逃属性二元论的厄运。因为只要承认有不能等同于或高于生理属性、功能的心理属性或功能，就陷入了属性二元论。为了使唯物主义既避免还原论又不致陷入二元论，有些论者如奎因、费耶阿本德、丘奇兰德、罗蒂等另辟蹊径，提出了“取消论”的唯物主义。它主张：民众心理学的术语如“意识”、“相信”、“期望”如同民众物理学的术语如“以太”、“燃素”等一样，是人们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对存在或事物的一种不科学的指称、描述方式，必将随着认识的发展而被取消或淘汰，代之以成熟科学如神经科学的精确严格的术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意识论也强调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或属性，很显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说明和解释功能或属性，因此也必须在三者之中作出选择；如果要避免在三者中作出选择，那就必须研究新的方案。
其次，著名生理学家J·艾克尔斯对唯物论的一元论的责难和对二元论的论证颇值得我们深思。他从人的经验具有统一性、人具有创造性这些事实出发，认为已有的科学成果并不能说明经验的统一性来自神经生理过程，创造性也是如此。他说：“经验的统一性不是来自神经生理的综合”[③]，还说：“自我意识精神同与它有相互作用的大脑必须是部分独立的，如一个决定是自由地作出的，它必须由精神开始，……这种顺序在运用创造性想象中甚至更为必要。”[④]当然这里有一个怎样解释已有科学材料的问题，同时有些科学材料和理论本身还不完备，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和发展。但无论如何，艾克尔斯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
另外在意识的本质问题上，当代一些著名哲学家如T·内格尔等人通过一些常见的事例或思想实验，极力证明：在大千世界之中，除了存在物理的现象、状态、属性之外，还存在某种或某些不能归结为物理实在、不能用物理学、生理学解释的东西，如主观的观点或经验、“感受性质”（qualia）之类。感受性质是人们在经历各种心理活动时所体验到的东西，它们不同于心理活动本身，我们每个人只要注意它们，便可得到这种感受性质。这种性质是当代唯物主义、物理主义很难同化的，有些人据以得出了二元论、副现象论的结论，无疑有待我们加以注意和研究。
（2）反作用问题。唯物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论一般都承认：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不是无用的副现象，它对大脑以及外部世界有巨大的、能动的棿作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当代许多哲学家如M·邦格等在这里发现了长期为人们所忽视或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意识既然是一种机能，那么它怎么可能反作用于大脑呢？因为作用和反作用以物质、能量的消耗、转化为前提条件，而机能、属性本身并不具有物质、能量乃至信息，因此说意识主动地发挥对大脑的反作用是不可能的。他别出心裁地说：意识对大脑的反作用实际上是神经系统的子系统对子系统或者是它们对机体的其他部分的反作用。邦格的结论值得商榷，但所提的问题无疑有合理性，因为意识的确不具有物质和能量，如果它具有物质和能量就不再是意识了，因此，反作用如何可能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然而长期未引起注意的哲学难题。
（3）命题态度和意识内容问题。意识不仅作为一种机能、属性、过程和状态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心理的内容。换言之，意识一经现实地发挥它的功能作用时，它就有其指向性，即指向存在或不存在的对象，总是“关于”（about）什么东西的。任何意识形式，如相信、期望、思考、认为、知道都可以说是一种态度（attitude），而态度都有其内容，即是说每一种态度之后都可以带一命题，如“相信：‘天要下雨’”。这就是当代心灵哲学常说的“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不管哪一种说法，要研究的都是意识、思想的内容问题。本来，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即认为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从当代西方关于意向性、命题态度、“关于”（about）的激烈争论中，我们发现这里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首先，意识怎么可能反映存在？或者说意识或命题态度怎么可能关涉到它之外的事实？怎么可能指向、表征不存在的东西？许多哲学家例如齐硕母等都认为：对一系统或有机体或计算机的纯物理解释是无法说明意识为什么具有这种指向、关涉外物的属性的。由于语言哲学、语义学的影响，意向性问题又有了新的形式，即心、意识怎么可能具有语义的属性或语义内容？即使像同一论那样把心同一于脑，那么纯物理的脑如何具有语义的属性或内容呢？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意识的内容或语义属性本身的本质问题。我们知道，我们都能意识到我们的心理内容，它们总表现于一定的语言之上，即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一定的语义性。但问题是，意识中的这些语义内容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以什么形式被提取和加工的呢？显然，仅说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并没有回答这里的问题，因此意识内容的本质问题是我们研究中的一片空白。
（4）思想的语言或心灵的语言（mentalese）。这是一新出现的、在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谈论得极多的概念，表示的是一种假设的、不同于自然语言的、类似于形式化语言的东西，它正是大脑或心灵能对之进行直接的把握、理解、加工、操作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思想家认为：自然语言是不能进入人脑为人理解和操作的，因为自然语言有声波、物理化学结构之类的物质外壳，例如我们听到的话语与声波不可分割，我们在书本、图表上所看到的文字和图案有其特定的物质构成，它们不能直接进入人脑，因为视觉、听觉不能将它们原封不动或按比例缩小搬进大脑之中。人的感觉器官在接受语言输入时能同化的只是分散的光性刺激或声波，这些刺激是在经过人的多次换能作用后才成为能为心灵所把握的信息的。事实上，人脑中也不储存有自然语言。我们也不能设想人脑加工的是自然语言。计算机的类比也能说明这一点。计算机能模拟人脑，完成人脑所完成的许多工作如逻辑推理、计算、解决问题，但计算机在工作时不能以自然语言为自己理解、加工的媒介，所用的只能是形式化语言。基于这些，许多研究者便推想心灵、思想必然拥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自然语言的语言。它是一种“隐喻”，但正如H·普特南所说：“它是科学上有用的宝贵隐喻。”[⑤]对它的进一步认识，将导致人类对心灵的内部结构、奥秘的认识的重大突破。由于这一概念有这样的重要性，因而便成为当今心灵哲学、认知科学中的重大研究课题。“思想的语言”的形式、结构、本质是什么？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它的语法、结构、语义向度与自然语言有什么联系和不同？是怎样起源的，即是天赋的、还是习得的？“思想的语言”作为一种隐喻，与“理解”这一概念密不可分。因为某物确实不能是一种语言，除非它能被理解；某物不能是一种语言类似物，除非存在有相应的理解类似物。但是如果大脑中的某些表象是句子类似物、谓词类似物，那么相应的理解类似物又是什么呢？如此之类的问题正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中心，有关的论著纷至沓来，并且还诞生了像心理语义学这样的专门的“尖端”的学科。毋庸讳言，“思想的语言”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来说是一全新的课题。我们以前只考虑到了思想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如果真的存在“思想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必须讨论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那些问题，并修正、发展我们有关的概念图式。可以肯定，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改变现有理论的那种简单、抽象、笼统、含糊其词等不足或缺陷，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是存在的主观反映”的基本原则有血有肉、生动、具体和科学。
（5）思维与自然语言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两者密不可分，没有脱离思维的语言，也没有离开语言的纯粹思维。这一理论在当今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至少有两种学说与此尖锐对立。首先，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可以分离的，不仅存在着没有思想的语言，而且存在着没有物质外壳的思维。倡导和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搜集了从日常经验到人类学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翻译，如将一种语言翻译成为另一语言，将无声的思想转化为有声的语言或将有声语言转化为内部的思想。在两头，思想都表现于语言，但在两者转化的中间，总有一段时间哪怕是一瞬间，思想是脱离语言的。另外，如果思维没有独立性，怎么可能由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语言呢？通常人们体验到“言不达意”、“言不尽意”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从有关科学提供的材料看，思维与语言不是同源的，各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从一些黑猩猩学习人类语言的情况看，它们的思维发展存在着一个前语言阶段，这种语言表现为没有思想的纯粹语言；它们的有声语言发展中有一个前思维阶段，这种思维是没有语言外壳的纯粹思维。有些科学家还根据对动物特别是大猩猩、黑猩猩的研究推论：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思维和语言不是同时产生的，思维先于语言。
有的论著不仅赞成上述观点，而且还进一步提出语言决定论之类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语言支配思维，决定、塑造思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生产的工具，是个人心理活动、个人分析现象、个人综合思想资料的纲领和指南。我们从世界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分离出来的范畴和类型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存在那里的；相反，五光十色的世界是通过我们内心的语言系统而组织起来的[⑥]。J·杰恩斯明确地说：“意识以语言为基础。……如果意识是在语言的基础上、经过训练而习得的一种操作，那么就可以说，只有具有语言的物种才是有意识的。”[⑦]
应当指出，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著名难题、激进观点以及向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所提出的挑战远不止这些，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要使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得到坚持和发展，当务之急就是研究和回答当代西方心灵哲学所提出的挑战。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对立、挑战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在一定的意义下，可以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良好契机。因为新的问题本身就是新的发展、新的理论诞生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认真总结概括当代有关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吸收、改造、利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合理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我们就一定能将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
[①]J·玛戈里斯：《心理学哲学》，1984年英文版，第1—7页。
[②]丘奇兰德：《物质和意识——当代心灵哲学导论》，1984年英文版，XⅤ—XⅥ。
[③]艾克尔斯和波普：《自我及其大脑》，1977年英文版，第7章。
[④]艾克尔斯：《大脑——精神问题是科学的前沿》，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2期，第89—96页。
[⑤]H·普特南：《计算心理学与解释理论》，中文译文见《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第25页。
[⑥]参阅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85年，第172—174页；P·卡鲁瑟斯：《语言、思想和意识》，1992年在“第四期中英暑期学院”（天津）的讲课提纲。
[⑦] J·杰恩斯：《关于心灵起源的四个假说》，见“第9届国际维特根斯坦专题讨论会”文集《心灵哲学·心理学哲学》，1985年英、德文版，第135—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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