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作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6)08—0055—10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作用究竟是怎样的？本文尝试采用我国1978-2014年的数据，对该问题展开研究。 一、文献回顾 (一)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同步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赵鹏，2011)[1]。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工业革命所开启的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表现，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贺叶玺，2011)[2]。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必须正确发挥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韩长赋，2011)[3]。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广受学者关注。夏春萍(2010)认为：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协调统一的关系[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四化同步”战略思想后，徐君等(2013)系统探究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四者之间的耦合互动机理和规律[5]。在“三化”互动关系中，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赫修贵(2013)的研究提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质是人口的城市化和人的现代化[6]。李静和高继宏(2014)的研究发现：城镇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科技、资金等的支持，促进其快速发展；而农业现代化产生的农产品剩余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是相互促进，互相辅助的关系[7]。曹俊杰和刘丽娟(2014)强调新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8]。胡若痴(2014)则论述了马克思经典文献对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注[9]。 (二)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 许多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三化”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评价。钱丽等(2012)发现，我国1996-2010年“三化”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明显，仍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而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10]。周建群(2013)发现，研究期内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基本上协同发展，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严重滞后[11]。贺翀和肖功为(2015)发现我国中部六省2001-2012年“三化”协调发展程度呈现逐年递减趋势[12]。李文忠和游斌(2014)发现，2005年起天津市“三化”协调度和发展协调度失调现象日趋严重[13]。徐君(2012)发现中原经济区18个城市整体的“三化”发展程度较低[14]。 在“三化”协调发展评价中，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得到了特别重视。汪晓文、杜欣(2015)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经历了“严重失调—初级失调—低度协调—中度协调”的进程，要真正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高度协调任重而道远[15]。韩国明和张恒铭(2015)发现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东部高、中部低、西部最低”的逆地势阶梯分布状态，优质协调发展地区仍未出现[16]。 “四化同步”提出以后，“四化”协调发展的评价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黄安胜和许佳贤(2013)发现我国“四化”高度协调发展的省份还很少且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17]。王新利和肖艳雪(2015)发现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其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相互依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之间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18]。张林等(2015)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尽管1998-2013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系统间的耦合互动效应不明显[19]。 徐维祥等(2014)发现我国“四化”发展呈现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和地区内发展不同步的双重矛盾，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20]。进一步，徐维祥等(2015)发现，尽管我国的“四化”发展水平总体上扬，但地区差异明显，“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发展水平相似区集聚明显；“东高西低”态势依然显著，但南北发展逐渐趋于平衡，在此过程中低级别重心逐渐向西南方向移动，高级别重心较为明显地由南向北移动[21]。 (三)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了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徐大伟等(2012)认为：工业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手段，城镇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外在体现，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22]。杨曙辉等(2012)不仅论述了工业化、城镇化对现代农业建设带来的推动作用，也指出工业化、城镇化在侵吞或掠剥土地、淡水、劳动力、资本等农业自然与社会资源，胁迫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与农产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产生多层面的消极影响[23]。 大量的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夏春萍和刘文清(2012)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三者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24]。苏发金(2012)的研究发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在短期和长期内具有不同的相互影响关系，并且相互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别[25]。方健雯(201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6]。王春丽(2013)的研究也注意到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互动作用[27]。在信息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部分学者研究发现长期内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都能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董梅生，杨德才，2014)[28]。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相关研究的结论不一。周战强和乔志敏(2012)利用1978-2010年的全国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化、城镇化变动是农业现代化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农业现代化变动不是工业化、城镇化变动的格兰杰原因[29]。与此结论相反的是，王贝(2011)通过对我国1995年至2009年“三化”动态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尽管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呈反向变动趋势，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30]。此外，董梅生和杨德才(2014)进行分析后发现，短期内只有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引起城镇化的原因，其他“三化”之间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28]。 (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主要问题 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宋洪远和赵海(2012)发现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31]。陈俊梁和陈瑜(2012)认为我国“三化”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现代化显著落后于城镇化，城镇化显著落后于工业化[32]。黄祖辉等(2013)的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33]。周建群(2013)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基本上协同发展，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严重滞后[11]。曾福生和高鸣(2013)发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没能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坚实的保障，是“三化”中的“短腿”和“三化”协调发展的瓶颈[34]。马敏娜等(2013)以吉林省为例的研究发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缺乏有效的支持[35]。 “三化”协调发展水平存在空间不平衡现象。钱丽等(2012)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各省份“三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差异，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10]。曾福生和高鸣(2013)发现，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及各地区内部发展不协调[34]。韩国明和张恒铭(2015)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东部高、中部低、西部最低”的逆地势阶梯分布状态[16]。吴振明(2012)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协调是制约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36]。 (五)文献评述 上述文献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已有研究的结论差异很大。例如：部分研究证实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另外的研究却没有发现这种关系；部分研究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变动是农业现代化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农业现代化变动不是工业化、城镇化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周战强，乔志敏，2012)[29]，但另外的研究却认为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王贝，2011)[30]。因此，构建适当的指标体系，采用我国较长时期的样本数据，对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框架 (一)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概念 工业化通常被理解为一国(或地区)的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张培刚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张培刚，1991)[37]。“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引起并决定了其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农业经营也受到了来自基要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工业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的工业化，也包括农场经营的工业化(张培刚，2008)[38]。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进行结构改造是实现城市和农村地区共同大发展的重要路径(Rosensten-Rodan，1943)[39]。 与张培刚等人从探索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不同，美国学者钱钠里(Chenery)尝试通过一系列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来阐述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钱钠里通过对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分析，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点强调工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提出应通过工业化过程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Chenery et al.，1975)[40]。 与工业化过程相伴的是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一般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从而使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历史过程。刘易斯(Lewis)、拉尼斯(Ranis)与费景汉(Fei)、乔根森(Jorgenson)以及托达罗(Todaro)等学者，从城乡人口流动的角度研究城市化问题，表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Lewis，1954；Ranis and Fei，1961；Jorgenson，1967；Todaro，1969)[41-44]。缪尔达尔(Myrdal)、赫希曼(Hirschman)以及弗里德曼(Friedman)等学者，从经济发展引起资源空间配置变化的角度研究城市化问题，表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乡区域空间一体化的过程(Myrdal，1957；Hirschman，1958；Friedman，1966)[45-47]。 “城镇化”是对应于西方“城市化”概念的中国提法。费孝通提出了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农村内生城镇化”思想(费孝通，2010)[48]。我国的“城镇化”在城乡人口比重这个基本概念上与西方的“城市化”并无差异，但在实现方式上却体现出了中国特色(温铁军，温厉，2007)[49]。我国既不能盲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作为城市化先行国家采用的“A模式”，也要摆脱以美国生态学家布朗教授为首的众多学者倡导的“B模式”的诱惑，要坚持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C模式”(仇保兴，2009)[50]。 美国学者舒尔茨(Schultz)批评了当时盛行的轻视农业和片面强调工业化作用的观点，反对将农业视为工业的附属，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由于传统农业并不具备这种潜力，因而需要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Schultz，1964)[51]。进一步，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从而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Schultz，1964)[51]。 由于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因而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历史性概念，人们对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会随着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的不同而不断扩展和演变(毛飞，孔祥智，2012)[52]。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领域，实质上将“农业现代化”等同于“农业机械化”(张冬平，2012)[53]。就当前而言，农业现代化通常指传统农业向具有机械化、集约化、市场化、社会化特征的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 (二)工业化与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1.工业化与城镇化对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变化，不仅直接导致肉、奶、水产等动物蛋白和食用油、食糖等产品的消费数量逐步上升，还通过产业链的传导带动了大豆、玉米等粮食品种消费数量的增长(孔祥智，毛飞，2014)[54]。从2001年到2011年，我国的猪牛禽肉、液态奶、食用油、食糖、大豆、玉米的消费总量分别提高了25.4%、185.4%、104.8%、61.9%、147.0%、49.7%(孔祥智，毛飞，2014)[54]。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是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升级后消费需求的主要途径。 2.工业化与城镇化提高了农业发展所需技术装备的供给能力 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可以保障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物资和耕种、施肥、收割等技术装备的充分供给，可以提高我国农业集约生产的节地、节水、节肥、节种、节能、省工的技术水平，还可以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社会化生产的组织经验，为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毛飞，孔祥智，2012)[52]。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为农业提供了稳定的产品销售市场，还有助于促进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中介组织的发展，提高农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3.工业化与城镇化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大大提高城镇就业人数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的转移。1978年，我国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为29.5%，而2014年增长到了70.5%。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改善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199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784.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的比例为23.5%，家庭经营收入的比例为71.6%。而到了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到了889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的比例达到45.3%，已经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比例的42.6%。 4.工业化与城镇化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为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降低农民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的依赖，增加了农民进行非农职业选择机会，提高了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促进了土地的相对集中。第二，土地的流转和相对集中，促进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用，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三)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量化分析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本文分别用INL、URL和AML代表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变量，相关指标如表1所示： (四)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 本文选取了我国统计年鉴数据较为完整的1978年至2014年作为研究样本期间。各年度数据均来源于1979年至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指标的主要数据特征如表2所示： 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降维，确定工业化水平(INL)、城镇化水平(URL)与农业现代化(AML)变量数值。然后，进行变量水平序列平稳性检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协整分析、相关分析。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判断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否对农业现代化具有拉动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