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普遍性与实践特殊性相统一的逻辑发展——从列宁、毛泽东到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遍性论文,列宁论文,特殊性论文,真理论文,相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从理论上讲具有科学的真理性和普遍性。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尤其是在20世纪里，各国共产党人为解决社会主义真理普遍性与实践特殊性的矛盾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努力。
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的一个重大历史性飞跃，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相结合，以“一国胜利论”作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给予它致命的一击，并在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国内状况十分严峻的条件下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式。列宁的探索和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根植于国情，有错则纠。1918年夏至1920年底，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人民面临的最大考验是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以避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为此，苏维埃俄国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夺取战争的胜利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正因为是在特殊环境和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政策，其弊端在战争结束以后愈加凸现出来，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了农民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关系，制约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21年春，列宁和俄共中央在十分紧迫而又严峻的形势下，果断地抛弃这一政策，采取新经济政策。
第二，在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上，列宁提出了既符合俄国国情又可供后人借鉴思考的有开创性的思想。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4月撰写了《论粮食税》，较集中地阐述了关于在俄国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一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俄国，通过一个经济上、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后再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二是关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成份并存互用的问题；三是关于如何对待、利用和发展小农经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问题。列宁的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合乎东方国家的国情。但是，自列宁以后，苏联从斯大林开始，社会主义实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真理性和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特殊性相结合的问题上产生严重的偏差，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凝固化，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把原苏联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甚至包括一些违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东西当作经典来学习，作为普遍真理和模式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而全然不顾本国的具体国情，忽略了实践的特殊性。实践证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即通常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对别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
毛泽东曾经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P.287)。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他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方面的探索有两个特点：
第一，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1)强调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过渡时期；(2)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3)以“和平赎买”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这是我党在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合理利用“资本主义成果”的典范；(4)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实现了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中国千百年来未解决的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
第二，理论上的前清后浊，实践上的晚年失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1956年至1957年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其中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例如，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重新认识和合理利用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等。但是，1957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同志忽略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具有的特殊性、规律性和艰巨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逐渐产生了偏误，其标志是1958-1960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尤其在其晚年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这一错误，原因在于：首先，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驾驭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由“必然王国”过渡至“自由王国”有待于人们去不断地探索和求知，其中产生偏差和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其次，毛泽东晚年确实存在着个人崇拜、脱离群众、教条主义等倾向；再次，毛泽东同志是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者，在经济斗争上却表现出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色彩。对他来说，一方面，政治斗争的经验有史为鉴，而经济斗争尤其是怎样在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却是无例可循。另一方面，毛泽东忽视经济建设，尤其是对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估计不足，他企图用民主革命时期大规模群众斗争运动的经验，利用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与期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却事与愿违。
三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不尽完美，却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底蕴。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解决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就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作了科学的概括和表述：“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都得不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长期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252)“中国特色”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个别性的高度科学概括，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我以为“中国特色”就其内涵来讲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个别性，即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基础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是指如何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在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把建国初期的中国国情描绘为“一穷二白”，抓住了“中国特色”的第一方面，可谓精辟深刻：钢产量13.8万吨，仅相当于英国1860年的水平；人均粮食约200公斤，仅相当于美国当时人均粮食的25%。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如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即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的第二方面时却违背了中国的国情，未能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复杂性、特殊性；未能把握军事斗争与经济斗争本质特点的区别。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甚至在某些方面陷入了唯意志论，“设想革命热情和思想纯洁能够弥补技术能力和物质手段的不足”[2](P.223)，寄希望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片面地认为只要有亿万群众的热情参与以及通过对生产关系领域的人为变革，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赶英超美的目标，其结果是适得其反。而邓小平同志牢牢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的真谤，从理论和实践上辩证地解决了以上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邓小平的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阶段问题上的规律性、特殊性、长期性、必要性的认识问题。(1)从宏观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至少要到21世纪的中叶。(2)目前，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至少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只有当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中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才能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合格的。(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既不能超越也不能缩短，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4)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探索，我们已经具有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了本质化的科学认识。
第二，在从认识论上解决关于“中国特色”第一方面问题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又从方法论上来解决“中国特色”第二方面的问题。(1)切入点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20世纪初中叶，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俄国和中国这样两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获得胜利，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先天不足，尤其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跳跃式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因而工业化、市场化、法制化的基础极度缺乏，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更多地是依靠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实现的。取得政权后的共产党人应充分认识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和内容方面都注意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便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正确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真谛。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以至于我们在建国以后虽声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大胆的实践和辩证的思考，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精辟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理论原则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它从理论上澄清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姓“社”姓“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2)“本质论”中蕴含着方法论。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贯穿了“一个坚持，一个核心”。“一个坚持”就是我们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社会形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未能充分地展现出来，但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一个核心”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解决“中国特色”第二方面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论。首先，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一个已搞了30年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尤其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次，要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P.116)建国以后的前30年我们之所以发展缓慢，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他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但往往方法不对；再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变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根本出路和关键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依然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P.370)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结晶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和精华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2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是真理，并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根本之处就在于邓小平理论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实践中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样，从列宁、毛泽东到邓小平，在近85年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史上，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真理普遍性与实践特殊性相统一问题上形成了探索——挫折——再探索——成功的逻辑性发展，而逻辑性发展的集大成者是邓小平，他的理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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