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我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机理分析与政策研究（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151(2012)15-0035-38
五、固守静态比较优势使我国呈现分工锁定和经济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的状况
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政策层面，在强化现有比较优势还是重点培育动态的潜在比较优势之间经常存在争论。我们认为，发挥现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促进当前经济和就业的快速增长，但是如果在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上，恪守静态比较优势，将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分工锁定状态。以下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是，相对固化在劳动密集型分工部门和劳动密集型环节，也使得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呈现出难以持续的困境。
(一)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特征分析。
1.分享了全球化利益，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增长9.9%的骄人业绩，2010年与1978年相比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36 339万人，年均增长4.5%。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分享了全球化利益分不开的。在此期间，货物出口增长了160.8倍，年均增长17.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4%；2010年出口依存度(出口额与GDP比值)达到26.7%。
2.我国贸易结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而实际上不足。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数量增长来实现的，出口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固化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能源消耗比较多的加工制造环节的特征，表现为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而实际上不足。
贸易结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主要是出口结构实现了从过去以纺织服装为主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2010年商品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占60%，高新技术产品占到31%。根据Rodrik研究，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程度与人均收入比中国高3倍的国家相当。Schott认为，中国和OECD国家出口商品的相似程度高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27%～39%。(30)这也使得以传统标准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朝着高度化方向演变。按现价计算，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提高到2007年的47%；在制造业内部，交通运输设备、机械、电子等高加工度行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上述比重均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上述结构高度化只是名义上的或部门比例上的，而从实际技术含量、实现效益和机会成本等角度来看，呈现出固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特点，实际高度化与名义高度化呈现出明显的背离，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外贸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国内基本上都是采用OECD的行业分类结果，将其定义的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产业移植到国内。根据这一分类，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呈现上升的趋势。(31)然而，简单套用这一分类方法显然不能反映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从产业间、部门间分工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转变的趋势。我国高技术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但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类产品，其占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90%以上，按实际水平不过是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而需要高端专业技能、复杂技术和供应网络的产品所占比重下降；(32)中技术产品中，主要是生产环节易于分解的机电产品的比重稳步提高，而可以反映一国技术深度的自动化产品的比重却在下降。(33)表4所示的进出口价格比较表明，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与进口的差距越大。所谓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机床，也不过是承担光机生产和利用进口数控系统组装而已，这就决定了其附加值差距悬殊。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之下实际分享贸易高速增长的利益有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所谓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甚至低于纺织、服装行业。
(二)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被严重高估。
在理论上，人们通常用贸易条件来分析贸易增长背后的交换利益，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和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表示一国每出口一单位商品可以交换获得多少单位的进口商品，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表示一国用出口支付进口的能力，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是考虑了生产率上升对产品价格下降的支撑作用以后的贸易条件。(34)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尽管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所谓收入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被严重高估，而要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是误判。我国出口收入增长完全依靠出口数量的扩张，出口价格的下降并没有被生产率上升所弥补。
1.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单位出口产品对进口产品的相对购买能力大幅度下降。尽管立足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增长，但如前所述，在国际分工中经常存在不平等交换，影响发展中国家国民福利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近乎完全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而发达国家含有技术创新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这种不对称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竞争和交换的不平等，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参与国际分工水平得到提高，但其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的状况没有改变，不过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产品的变化，从过去的初级产品，延伸到制成品而已。我国也是如此，尽管我国出口商品中制成品比重达到95%，但2009年与1980年相比，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32.1%，也就说，2009年我国单位价值的出口产品对进口品的购买能力只相当于1980年67.9%。专题研究还表明，出口增长和收入贸易条件增长越快的行业，其价格贸易条件下降幅度更大，我国工业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年均变动速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2.名义上的收入贸易条件快速增长，而实际上被严重高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依靠数量扩张而实现的，似乎是通过“薄利多销”而使得我国国民福利增加了。但是，上述收入贸易条件中的“收入”是出口额，而不是国民收入。
在出口额转换成国民收入时，要有两方面的减扣：一是要减扣中间投入(包括能源、原材料消耗，甚至生态环境影响等)；二是要减扣外资所得。这通常被以往研究贸易条件的学者所忽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两方面的因素的影响都很大，使得我国实际收入贸易条件被大大高估。
(1)减扣中间消耗因素以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明显缩水。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1995-2007年间，(35)中国出口价值指数为812.9(以1995年为100)，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600.8(以1995年为100)。但是，由于上述数据中外贸收入是出口额，而不是增加值，其中包括了中间消耗。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1995年中国产业中间消耗率为62.02%，2007年上升到67.51%。据此对出口价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价值指数为695.4，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542.6。也就是说，考虑到中间消耗上升因素以后，1995年到2007年间的出口收入由名义增长712.9，下调为按增加值增长595.4，收入贸易条件指数由634.3下调为542.6。
(2)外资在出口中的高比重使得收入贸易条件被高估。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被高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2007年“三资企业”占全部出口额的55.4%，而1995年仅为31.0%。根据“三资企业”比重变化，对出口价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价值指数为525.5，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410.0。也就是说，扣除“三资企业”在出口中比重上升因素以后，1995年到2007年间的内资企业出口收入增长425.5%，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比修正前的634.3减少了224.3。如果考虑三资企业并不是全都是外方所得，外资资本所占份额为22.7%，但外方对企业的控制和所得不但与出资比例有关，还与技术控制、销售渠道控制有关，假定外方所得占50%以后，那么根据国内所得对出口价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增长为595.6，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542.4。
综合中间消耗率上升和外资因素，修正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350.8，只相当于原来名义收入贸易条件的58%(其中，中间消耗率上升和外资影响力程度相当)。如果考虑到对土地、资源、工资等要素成本的低估和环境软约束，以及外资企业的价格转移等因素，国民福利流失的幅度则要大得多，而国民所得远远低于出口收入所表现出来增幅。据统计在28个制造行业中，修正后的收入贸易条件低于名义收入贸易条件80%的行业多达22个，其中以机电产品为主的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贸易条件下调幅度最大。
3.要素贸易条件被误判，生产率上升并不能弥补出口价格下降。严格来说，价格贸易条件下降，虽然降低了对进口产品的购买能力，但如果由于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也有可能使得出口规模扩大，出现薄利多销而带来出口总收入的上升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因此，关键要看出口产品价格下降是生产率提高带来成本降低的结果，还是不平等竞争的结果，即要看要素贸易条件是恶化还是改善。如果生产率提高使得成本率下降的幅度高于价格的降幅时，要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便能获得更大利益；但当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成本下降的幅度时，要素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就会受损。但在具体实证分析时，国内外学者现有测算的要素贸易条件(本文称之为“名义要素贸易条件”)都是采用劳动生产率来代替要素生产率或成本变动率指标。根据这一方法，我国名义要素生产贸易条件是显著上升的。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备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并不能反映总体成本的变动。(36)计算表明，1996年到2007年间，我国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计算的名义要素贸易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增长了2.94倍，年均增长13.28%；但以总成本率变动为基础计算的实际要素贸易条件却是恶化了52%，年均下降6.47%。分行业来看，而且几乎所有行业以成本效益衡量的实际贸易条件都显著低于以生产率衡量的要素贸易条件。可以说，居高的名义要素贸易条件掩盖了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实际要素贸易条件恶化的事实。
(三)固化分工模式带来比较突出的问题。
我国出口增长并没有像经典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实现在海外市场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益，而是，由于固化静态比较优势和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使得我国出口商品海外价格甚至低于国内，以至于招致很多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也使得出口企业利润微薄，工人收入增加缓慢，还加剧了资源、环境矛盾突出、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这表明恪守既有比较优势、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1.出口企业效益差，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固化比较优势虽然带来了名义上的出口额和就业的增长，但也使得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在全球分工中，我国主要集中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依靠廉价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和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形成了技术进步对降低成本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收入水平增长空间有限。很多企业通过压低工资等要素成本来保持竞争力，使得东部地区外来民工工资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提高。(37)
下面的公式推导表明，成本变动率取决于增加值率变动与工资率变动，而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从上式可以看出，要降低总成本率可以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价格，降低成本所占比重；二是降低中间消耗率(提高增加值率)；三是降低工资率。我国实际情况如何？首先，我国出口商品很多出口价格低于国内，没有出现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降低总成本率。也就是说，我国出口企业以基于价格竞争的战略，加上市场势力很弱，产生了对降低要素投入成本和降低工资率的路径依赖，而不是设法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增加附加值。其次，1992-2007年间，我国中间投入使用率虽然经历过了一个阶段的下降，但总体来看是有所提高，从1997年的0.6212，提高到2007年的0.675；制造业从0.7239提高到0.786。再次，根据上式由于产品价格下降、中间消耗率上升，因此，要降低成本率就只可能是通过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来实现。当然，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并不等于降低工人工资，可以通过提高装备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事实上，我国也正是按照这一路径来实现的，即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资率下降的特点。(38)这就使得我国陷入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即：提高竞争力要求降低工资率以降低成本，而提高收入有可能导致总成本的上升，企业效益下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国尽管出口增速很快，但企业效益很差、工人收入增长缓慢。数据表明，我国出口率越高的行业，其利润率越低。如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出口率在60%以上的行业，其销售收入利润率只有3.6%，出口率在40%～60%之间的行业为4.8%，出口率在20%～40%之间的行业为5.5%，出口率在20%以下的制造行业为6.7%。从行业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虽然取代纺织服装成为出口主导，但其总资产贡献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却低于纺织、服装行业。(39)
2.贸易摩擦增加，贸易环境严峻。固化既有比较优势，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依靠降低价格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出口规模，一方面是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对外贸易的增长完全靠数量增加来弥补；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制造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承担分工的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也使得中国的出口贸易成为众矢之的，贸易摩擦显著增加，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华反倾销，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已经连续16年列全球第一。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贸易保护倾向加强，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但凡反倾销、反补贴被判成立，则我国企业几乎退出该国市场。(40)
3.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相对于产业链两端的高端环节，一般加工制造环节具有能源、资源消耗比较多、环境污染比较重的特点。因而，固化在一般加工制造环节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在能源、资源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除了煤炭等少数矿种外，多数大宗矿物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而国际市场供给却由少数几家公司垄断，即使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缓慢恢复过程之中，但出于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进口的预期，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利用垄断和炒作，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仍呈现快速拉升的态势。过高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沉重负担。
在环境方面，虽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但环境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善。地表水污染严重。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加重，饮水安全存在一定隐患，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态势。近两年来，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这一问题仍比较突出。
4.成本快速上升，面临产业转移的压力。在国内外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正成为我国出口市场的强力竞争者。同时，因劳动条件较差、工资过低引起的社会冲突正在增加。2010年深圳富士康“几连跳”事件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等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国际上以保护环境、劳动条件和劳动权益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正在得到强化。这表明廉价劳动时代已不再适合我国当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我国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廉价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总体来看，固化比较优势和强化成本价格竞争模式，不但导致企业效益差、收入增长缓慢，加剧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也使得依靠差异化、服务化等非价格竞争的活动很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具有服务特征的高附加值环节缺失，反过来也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纺织、服装等行业的调研表明，那些在研发、设计及产品差异化等方面走在前面的明星企业，则在国际竞争中显现出更强的适应性。(41)
(四)制约我国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
1.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所形成的制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品生产按照技术复杂程度被拆分为多个独立的节点在全球范围进行布局。这样发达国家就将重点放到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将关键部件和设备的生产放到韩国、中国台湾等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环节或部件的加工组装。在此条件下，国别之间的分工，便由过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进口发达国家的制成品的产业之间的分工，转变为制成品内部不同要素密集的部件或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产业升级不仅仅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产业链的升级，还表现为从贴牌生产(OEM)到原始设计生产(ODM)再向自主品牌生产(OBM)的功能升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或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不仅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按要素禀赋进行分工，还利用其在技术、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品牌、甚至是矿石原料等产业链两端方面所形成的市场势力，并促使我国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扩大产能和加快工艺升级，达到降价和获取超额利润的目的。(42)在这种分工模式治理之下的市场结构中，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环节，由于进入门槛低，产能扩张很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而发达国家或地区所占据的产业链、价值链两端，则有着较高的利润率，形成所谓“微笑曲线”。(43)
2.我国企业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产业战略学家波特将竞争战略区分为成本领先、差异化和细分市场，并认为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企业的竞争转向产业价值链的竞争。(44)而价格战仍是我国企业竞争的主要方式。最典型的是2005年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价格，在取消配额限制后平均降幅达53%。(45)虽然对单个企业而言，采取什么样的竞争战略，这是微观问题。但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并带来要素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和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问题，那就演变为需要借助国家战略和相关体制与政策进行调整的宏观问题。这是因为竞争战略与发展方式和技术进步方向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竞争战略定位于追求低成本、低价格，那么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将沿着按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径，靠大规模的自动化设备更新来实现；在政策上，也将产生不断降低资源要素价格的诉求。如果竞争战略立足于差异性、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靠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响应速度等能力建设和无形资本投资来实现。也就是说，是普遍采取价格竞争战略还是普遍采取非价格竞争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决定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能否实现。因此，如果我国企业不改变固化比较优势，就不能实现由以价格竞争为主向以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难以摆脱传统发展方式、分工方式和技术进步对大量使用低廉要素投入的路径依赖。
3.追求数量增长的体制机制环境所形成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有利于依靠要素投入实现数量增长的制度环境，维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一制度环境也为我国企业固化比较优势、陷入价格竞争、形成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当前的结构性缺陷埋下了伏笔。
一是政绩考核体系还不尽科学合理。追求GDP增长和外贸增长成为事实上的政绩目标，使得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和政策，在降低要素投入成本方面进行招商引资。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不惜减免税收，以及在土地、能源、资金、用工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同时，为鼓励出口，即使是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很低、而且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也仍然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进一步强化既有比较优势商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虽然实现了GDP和外贸收入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国家税收和国民所得等方面却是增长缓慢。
二是扭曲的资源要素价格与环境的低约束，强化了要素密集型产业和粗放型增长，造成了对资源要素的过度需求和浪费。另一方面，对低要素成本和低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而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培育等关键环节的滞后，还导致了我国用工主要集中于对较低文化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而大学生等较高文化层次劳动者就业困难。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和诚信体系缺失，缺乏足够的向依靠品牌、服务、质量等非价格竞争转变的外部环境。尽管当前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生产需求越来越转向品牌、质量和服务，但是，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仿冒成本过低；另一方面，由于诚信体系不健全，制约了那些企业向依靠品牌、质量和服务转变的企业的发展。
六、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趋势分析
(一)我国比较优势因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对比较优势的认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从单一要素禀赋，到综合要素禀赋；从要素禀赋，到人力资本、技术等后天因素拓展延伸。我们认为，除此之外，产业配套条件和生产网络、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等构成产业竞争力的其他因素也能够带来比较优势。同时，比较优势因素还随着工业化阶段而发生变化。比如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比较优势主要依赖于初级要素，如矿产资源、一般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行业主要是初级加工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比较发达的阶段，比较优势主要依赖于受正规教育的劳动力，适宜于大规模运输的基础设施，资本深化与金融，标准化等；比较优势部门主要是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产品。在发达阶段，比较优势则主要依赖于高级化、专业化人才，专业化的风险资本，知识产权制度，信用体系，高效率的分工制度和现代物流配送等；比较优势部门则主要是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向行业内部和产品内部转变，使得比较优势部门的变化和比较优势因素更为复杂。
我国正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上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比较优势因素也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人口数量优势正在逐步减弱，而人口素质、人力资本优势逐步增强；资本积累能力和市场规模优势显著提高，技术能力也明显上升。同时，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能力、基础设施等软性比较优势也不断增强。
1.人口数量优势逐步减弱，而劳动力素质与人力资本的劣势正在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充分享受到了“人口红利”。但是，“十二五”期末，我国劳动力供给将进入转折时期，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如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从提高的趋势转为逐年减少。据研究，由于农业劳动力不断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力以中老年为主，40岁以上的占近50%；16～30岁之间的不到20%。(46)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一代信奉替家庭分担负担、养家糊口的信念，而20世纪80年后和90年后不但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而且，也很少有上述观念，相反，更加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一价值观念的变化，无疑将影响我国劳动力的供求格局。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在用工上升时出现“用工荒”，也在显示中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如每10万人口中拥有在校大学生数，由2000年的439人增加到2009年的2145人。(47)2008年以来，我国每年高等学校毕业人数达到500万人以上，相当于挪威或者芬兰人口总量。从《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对125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来看，中国教育和培训排名第77位，但小学入学率排名48位，当地专业研究与培训服务的可获得性排名46位。
2.资本积累、产业配套和企业经营管理等能力显著提高，市场规模优势凸显。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我国资本积累能力显著提高。首先从过去的资金短缺转变成相对富余，2011年我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净输出国。第二是人均装备水平的显著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从1980年的0.8万元，上升到2000年的9.31万元，2010年更高达22.13万元。第三是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也越来越体现为资本深化，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快速提高，经济增长中代表资本密集程度的资本—产出比率大幅度上升，投资与GDP增量之比由20世纪80年代的算术平均0.26，提高到90年代的0.32，21世纪头10年则提高到0.50。
随着资本积累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市场规模优势显著增强。从人均来看，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430美元，2011年达到人均5000美元左右，正迈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从总量来看，无论是经济总规模，还是进口规模，我国市场规模全球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
与此同时，企业经营和投资管理能力、产业配套能力迅速增强。如过去投资一个大型钢铁企业需要7～8年或更长时间，现在只需要2年左右。通过长时期的投资，我国产业配套能力显著提高。最为显著的是电子信息行业，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配套最为齐全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加工组装方面形成比较优势奠定了基础。
3.技术能力明显增强，虽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明显优势。过去一段时期，通过快速的工业化，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干中学”，再加上国家实施国家创新战略，增加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为我国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储备和实物资本积累，较快地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除了前述人口素质的显著提高外，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GDP从2000年的0.9%，提高到2010年的1.76%。“十二五”时期有望继续提高。(48)我国专利授权量也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1990-2010年，我国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9.6%。从《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来看，我国企业现代化程度从2002-2003年度全球第69位，上升到2010-2011年度第41位；我国创新能力排名由全球排名第39位上升到第26位。我国产业发展也已经具备了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条件。随着中国装备工业水平和高新技术企业比重的提高，本土装备制造企业、研发型企业与用户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但为装备制造业和研发型企业的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也为庞大的用户部门提高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可能。
4.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已开始发挥比较优势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优劣，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效率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通过大规模投资，我国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已开始发挥比较优势效应。如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基础设施全球排名，虽然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远高于印度，并实现了对巴西的赶超。如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和水平快速提高。1990-2010年年间，我国铁路、公路和民航运输路线长度和管道运输长度年均分别提高2.1%、7.2%、8.4%和8.0%。与此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也呈现出提高趋势。国家铁路营业里程中复线里程比重从1990年的24.4%提高到2010年的44.8%，高等级公路里程占公路里程比重从72.1%提高到82.4%。同时，信息化水平提高更快，电话普及率由1978年的0.4%提高到2010年的86.4%，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3%。
(二)我国比较优势部门变化趋势。
由于上述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化，我国出口优势行业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经历了两次重要飞跃，分别是1986年纺织品、服装取代石油和1995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通过对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及其变化趋势值的计算，(49)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上仍然保持比较优势状态，仍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但比较优势呈明显下降趋势。中等要素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显著上升，其中：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变明显；中度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由比较劣势下降明显，甚至接近于逐步具有比较优势。(50)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然呈现出比较劣势。具体来说，可以将我国主要行业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稳定处于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塑料制品、金属制品业。从静态来看，这类行业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行业。但从动态来看，其中比较优势因素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其纺织原料、劳动力成本上升，纺织、服装行业的成本价格优势下降，但随着产业技术和营销能力的积累，其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中高档面料国内供给能力和装备制造能力得到提升，功能性、个性化、时尚化的中高附加值纺织服装产品增加，使得纺织服装仍然保持了比较强的比较优势。如2009年全国大中型纺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0.7%，比2005年提高0.2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新产品产值比2005年增长了1.5倍。从产业链来看，过去依靠进口的中高端纺织纤维材料、纺织面料、纺织装备，有相当部分实现了进口替代甚至出口。从未来看，这类行业如果继续按照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方向提高技术水平，只会进一步恶化贸易条件，其动态比较优势培育的重点应是侧重于产品开发、设计、高档面料的开发和生产、品牌培育、营销渠道的建立和强化供应链管理，促使其逐步由成本价格竞争转向功能化、差异化和品牌等非价格的竞争。
2.由比较劣势转变为比较优势的行业，或比较劣势显著下降转至接近比较优势的行业。这种类型集中在中等要素密集程度的行业，由比较劣势转变为比较优势的行业，包括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橡胶制品业；比较劣势显著下降转至接近比较优势的行业，包括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甚至包括普通机械行业，虽然在关键技术、品牌等方面存在劣势，但由于在管理、配套协作、产业集聚和生产网络方面形成了比较强的比较优势，其在出口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未来动态比较优势培育重点是提高研发设计能力，攻克关键部件、关键设备的生产，强化供应链管理，着力提升分工层级。以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主的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类行业，在过去一段时期，通过“干中学”，企业在加工工艺、流程管理、投资和经营管理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加上相关装备行业在研发和制造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提高竞争力、形成比较优势奠定了基础。比如，随着钢铁行业自身的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和装备水平的提高，(51)虽然面临铁矿石等原料方面的劣势，但钢铁行业的综合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显著上升。如果不是出于能源原材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原因在出口方面加以限制，钢铁行业的比较优势还会更为明显。该类行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应着力通过规模化、清洁化，强化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强化节能减排，进一步提升中高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3.长期处于比较劣势或比较劣势强化的行业。主要包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医药制造业，资源指向性强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石油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比较劣势得到强化。同时，从产业链和价值链角度分析，机械电子类产业中的多数行业，尽管比较优势增强，但其中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还主要依靠进口，仍处于比较劣势。从未来动态比较优势培育来看，石油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应通过提高装置规模化水平和技术研发能力，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强化节能减排，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医药制造业、机电产业中的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则应通过强化新产品开发、提升设计水平，强化供应链管理，着力提升分工层级。
总的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还具有比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优势因素在转化，原料、劳动力等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弱化，而设计、技术、管理、产业配套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但后者尚不能弥补成本的变化，总体比较优势程度在下降。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变明显，中度资本技术密集型和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潜在优势应该着力提升国际竞争能力，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差距还比较大。上述变化特征提示，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产业政策重心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外一个行业，而是要求我国产业政策的设计，必须根据不同行业特征，实施差别化的政策。
七、相关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是转变发展方式、摆脱分工锁定，实现价值链提升的必然要求。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不等于培养动态比较优势产业，还包括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升级的环节。它涉及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产业组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同时，产业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而不是单纯的贸易政策。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战略也不应该简单地在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之间进行选择，而应针对不同部门类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应注意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动态比较优势培育方式等问题。
(一)适应竞争重心变化和成本上升的要求，着力培育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等后天优势。
一是把促进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落到实处。这是培育和提升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依托。重点突出发挥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推进产学研合作体系建设。打破行业、地区、所有制及军用民用的界限，发挥全社会的技术优势，实现科技与经济、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同时，积极引导自主开发企业充分利用国际人才和技术资源。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提高资源效率的机会，通过与国际技术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和实验室等方式，引进、消化、吸收更高档次的技术和开发更前沿技术，开展面向国际市场的适应性开发，海外市场认证，构建全球研发体系。
二是注重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性，着力支持功能升级。着眼于功能升级对改善我国市场势力和贸易条件的积极作用，把新产品研发、价值链提升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作为科技投入支持的重点。
三是高度重视共用技术研究和公共平台的建设。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科学基金对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支持力度，针对重点产业领域，整合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成立专门机构和组建专门队伍，重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积极开展共用技术研究，提高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水平，为企业自主研发产品提供基础服务。
四是强化对人力资本培育的针对性。人力资本是培育新的动态优势的重中之重。应创新教育及培训机制，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建立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促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联合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以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着眼于关键环节，增强对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咨询等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国外成熟的培训体系和教育资源。积极支持企业从国外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特别是各专业紧缺人才。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转业职工的职业培训，尤其是强化对失地农民的培训支持。同时，改善职业企业家、领军型企业家形成的环境。
(二)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等软性要素积累和形成非价格竞争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
在过去我国建立起了适应以要素投入驱动和成本价格竞争的体制机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增长。但这一体制机制对未来追求以品牌、质量和服务竞争形成明显制约。创新体制机制，应从改变考核机制，强化对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的保护等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改变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等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企业之间的竞争由成本价格竞争向质量、差异化、品牌和响应速度等非价格竞争转变。
二是强化对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从战略的高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利于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等软性要素积累和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这是提升比较优势的基本要求。企业应强化申请专利、保护创新成果的意识，国家应加大对海外知识产权注册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技术成果流通。健全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体系和融资方式。
三是建立健全征信体系，强化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提高失信成本。加强服务，对信誉良好的名牌产品实行出口免验和便捷通关。
(三)增加产业政策的多样性，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分类指导。
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别之间的分工已由产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分工，向行业内、产品内分工演变，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简单的产业调整或扶持，还应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培育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的价值链环节。
一是针对既有比较优势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价格竞争已十分惨烈，而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应重点支持这类行业提高研发设计水平，培育品牌，促进由成本价格竞争向以产品多样化和设计、服务、品牌等差别化竞争和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变，缓解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应把建立海外营销网络，作为提升该类行业国际竞争地位的重要方面，在融资、通关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
二是对于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正在或即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点行业，应在促进提高生产率、降低出口的交易成本，支持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其中，通信设备、电子、电器机械等行业已经成为出口的主导，政策重心是支持研发设计和关键设备、关键部件的国内生产，提高国际分工层级；普通机械、专业机械及钢铁、化纤等行业有国际竞争能力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前者主要是强化研发、设计和关键部件等环节，后者应在提高环境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的前提下，支持其提高产品档次和“走出去”。
三是对于一直是比较劣势而地位重要的行业，如医药制造、高端装备以及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则应以适度的市场保护和投入支持为重点，并着力提高开发设计水平，强化供应链管理，着力提升分工层级，支持高新技术行业和关键环节的战略性进入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以打破海外垄断，形成有利于我国国民福利的市场结构，改善贸易条件。对石油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应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强化节能减排，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四)加强品牌建设，建立培育自主品牌支持体系。
一是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质量管理，争创名牌，走名牌兴企的道路。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标准化体系和计量检测体系。支持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二是完善法规，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开展“国家品牌工程”。完善中国名牌产品评价机制。鼓励各地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名牌发展和培育规划。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实施名牌战略中的作用，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
三是努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品牌成长发展的环境。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舆论宣传，增强全社会品牌意识，努力营造有利于品牌成长的环境。通过政府采购、贴息和信贷支持等方式，支持自主品牌企业的成长壮大。在合资合作以及对国内企业和品牌的并购过程中，防止外资企业的恶意收购。
四是建立和强化海外融资支持体系，支持企业联合在海外主销市场建立物流中心、分销中心等营销网络。
(五)提高产业转换能力，降低产业转换成本。
我国正进入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产业政策应着力降低结构转换成本，重点针对资产的专用性、劳动技能培育的时间要求和专业性以及市场渠道建立的长期性等形成的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一方面，提高环境准入标准和技术准入标准，加速淘汰落后能力；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政府和企业达成共识的产能过剩行业，政府可以在促进重组、债务减免、再就业培训、淘汰设备补贴等方面加以支持。
(六)着力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我国企业市场势力。
从提高国民福利的角度，既要解决制造行业过度竞争和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也要解决一些服务行业的垄断性问题，实施“内外有别”的方针，促进有效竞争。对外，要尽量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实施战略性进入及提高产业集中度，努力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能力；对内，要促进形成经济规模和适度竞争。
一是要推进服务行业的改革攻坚，加快银行、保险、铁路、民航、邮政、电信等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
二是通过集中化、集团化，提高我国市场势力。对于钢铁、石化、汽车、船舶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推进跨地区兼并重组，促进规模化、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和“航空母舰”。对于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重点推进大中小企业在研发、生产、市场和人才培养上建立战略联盟，形成合力。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总体设计、成套能力和系统服务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
三是营造集群创新环境，打造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引导、培育围绕集群主导产品的专业化市场，促成一大批专业分工明确、特色突出、技术能力和配套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四是强化行业协会的协调能力和企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阻止恶性竞争。促进各种中介组织的发展，在协调市场行为、组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等行动中，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特殊作用。
五是严格对外资并购的审核，要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制造业排头兵企业和服务业关键领域的控制。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决定一个国家市场势力，保持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形成比较有利的市场结构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同时，应从产业安全的角度，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排头兵企业和服务业关键领域的控制。
(七)注重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区域政策之间的协调。
一是外贸政策重心要切实从以推进出口增长为主向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为主的转变。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的市场上占有很高比重，继续通过价格竞争的方式提高市场份额，很容易导致贸易摩擦，也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不相符。在出口结构调整、企业转型过程中，面临出口速度减缓、部分企业效益下降成为必然，应尽量减少出台为了缓解上述矛盾而出台与转变发展方式相反的出口退税、延缓要素价格正常化等政策。
二是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应顺应贸易条件改善的方向扩大出口规模，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品牌产品提供市场，同时，扩大那些中间要素密集型行业进入这些国家，开拓市场。探索通过国家层面的合作，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推进我国比较优势衰退的产业进行转移。对发达国家出口应着力改变产品结构，增加出口种类，培育自主品牌，改变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状况。
三是顺应产品生命周期规律和利用区域发展差异，促进产业转移，延长产业生命周期。我国区域差异很大，随着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其原有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虽然在本地区失去了竞争力，但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产业转移的基础。一方面，应该出台政策防止简单的落后生产能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应该鼓励发达地区外移企业采用先进或适宜的技术，与欠发达地区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但物流成本高、产业基础薄弱、配套能力差是制约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的重要障碍。为此，政府应加大对公路建设的投入，降低公路收费标准，减少收费站点，调整不合理的收费期限。同时，要培育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强化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
四是注重培育方式，减少贸易摩擦。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各级政府以补贴或其他手段进行支持，但也给未来企业面对国际竞争带来了隐患。再加上企业以价格竞争为主的战略，使得我国不但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正在成为反补贴重灾区。培育我国动态比较优势，应研究与WTO规则相适应的政策支持方式。重点通过支持专业教育培训、研发、平台建设、共性技术研发支持、网络建设、专利申请补助等功能性政策。对产业化的支持由直接支持向间接支持转变，比如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力度，以及对专利和其他软技术购买的补贴，支持产学研合作，组建开发联合体或技术联盟，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孵化器等。对那些具有可诉性和不可诉性双重特点的补贴，如对环保设备，技术进步政策应该强化其中的不可诉内容；对非绿灯补贴范围的补贴形式，将“明文政策”补贴改为一事一议的事实上的补贴。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生产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为必然。但在继续推进人民币升值之前，应先理顺国内的各种要素价格，让各种要素价格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否则在人民币升值到位以后，再提高要素价格，将严重威胁我国产业竞争力。要清理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完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理顺要素市场价格，让土地、能源、环境等反映正常成本，尤其应使工人工资和福利保持在具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水平。（续完）
注释：
(30)Rodrik Dani.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R].NBER Working Paper,No.11947,2006.Schott P.K.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R].http:// NBER Working Paper,No.12173,2006.Xu Bin.Measure tge Technology Content of China's Exports[R].www.rieb.kone-u.ac.jp/academic/apts/pdf/Bin_XU.pdf.2006.引自王平、钱学锋，从贸易条件改善看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导向，《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3期第47-53页。
(31)郭克莎等：《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业》，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32)最典型的如计算机制造行业，在OECD国家就是R&D/销售收入及工程技术人员与研发人员比重超过5%的高技术产业，在我国绝大多数承担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属于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
(33)王岳平：《“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及政策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2009年度重点课题报告。
(34)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出口数量指数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乘积。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商品生产部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同期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乘积。
(35)由于投入产出数据的原因，我们这里侧重分析1995-2007年之间的变化。
(36)最简单的例子是搬运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如果在使用简单人力车时为1，那么在使用重型装卸车以后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到100。这并不能表明，单位货物的运输成本能够下降到原来的1/100，货运价格更不能下降到原来的1/100，因为其中虽然人力资本有所提高，但资本的贡献起到了绝对作用。
(37)虽然近几年各级政府出台政策提高最低工资，但这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人大代表李耀明提交议案，要求重视为农民工涨工资的问题。李耀明说：“近10年来，农民工工资基本上没有涨多少。而支出却增长不少。扣除基本生活费用后，已所剩无几。”引自南方新闻网，2007年1月28日。而近几年各地提高最低工资，加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则普遍反映难以承受。
(38)如按现价计算，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从1997年的5.6万元，提高到2007年的15.8万元；劳动生产率从1997年的2.27万元/人，提高到2007年的6.1万元/人。但与此同时，总产出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全部经济从1997年的0.2079下降到2007年的0.1344，制造业从1997年的0.1155下降到2007年的0.0692。
(39)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4位代码数据计算。
(40)如2010年8月12日，美商务部对中国输美钻管反倾销初步裁决结果如下：宝钢实际倾销税率2.66%；适用应诉企业山西风雷钻具、江苏曙光华阳钻具、江阴朗博特钻杆的平均税率104.33%；强制应诉企业德玛斯特倾销税率为206%，适用于其他未应诉涉案企业的税率为429.29%。
(41)如山东即墨红领集团采取收缩战略，强化优势产品，以高品质、差别化、个性化及量身定制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以自有品牌打入美国市场，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实力。
(42)拉法尔·卡普林斯基在其《夹缝中的全球化》中把全球采购巨头对市场的垄断和产能过剩，看做是挤压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两个“硬”约束条件，但我认为还应该包括发达国家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对主要原料生产和贸易的控制。
(43)如据美国参议院对外商投资中国的一份报告分析，美国从IT产业的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和销售中得到的利润占60%，日、韩、中国台湾等地区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利润占30%，而中国内地在加工装配中所得利润仅为10%。引自朱荣林：《壮大上海产业整体实力的迫切需要》，载于《文汇报》，2008年1月3日。
(44)波特：《竞争战略》，三联书店，1988年中译本。
(45)引自：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http://www.ctei.gov.cn/bzjc/bzzsk/alzj/93210.htm。
(46)马晓河、马建蕾：《我国农村劳动力到底还剩余多少》，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调查研究建议》，2007年第49期。
(4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
(48)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
(49)RCA指数变化趋势公式中，X系数为正，表示呈上升趋势；相反，负的系数表示呈下降趋势。
(50)关于中度劳动密集行业、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等分类是按照人均固定资产和研发强度进行划分。
(51)如冶金装备中厚板和薄板轧机等关键设备已研制成功。刚刚自主研制成功的世界首套3.6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打破了少数跨国公司在这个领域的垄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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