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家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周恩来论文,政治家论文,品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20世纪最伟大、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但是，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使一些人对他产生了误解。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笔者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也不是他盲目愚忠、推波助澜；更不是他留恋名位、明哲保身。要探讨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为，必须从他在特殊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政治家品格中寻求答案。
一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发生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十年浩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评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行为，首先要对毛泽东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相互关系。“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发生分裂的一场悲剧，是人民共和国探索自己发展道路过程中良好愿望与实际效果发生背离的一场悲剧。但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愿望是善良的，但由于这种动机和愿望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估量之上，因而其结果与动机和愿望完全背离。
同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爱国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着衷心敬仰之情和长期共事之谊。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同毛泽东达到了伟大之间相互信赖、相互理解、相互吸纳的境界。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就明确而响亮地提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口号。他指出：“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4～335页。）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一开始怀有真诚的愿望，希望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有组织有步骤的方式，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机体上的弊端。在“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日益显露之后，他从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以其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动乱波及全国的形势下，尽量减少损失和错误。因此，他不可能也不应该拍案而起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分道扬镳。对待毛泽东，他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他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尽可能地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品格，是不能仅仅从个人的修养、性格、心理和道德来进行理解和阐释的。周恩来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个人思想、感情、行为的简单直接的反映。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动乱的年代里，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智慧，总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他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因此，研究周恩来，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不能离开近现代中国百年沧桑，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现实背景，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组织结构及各自个性与作用，更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家，特别是那些意识到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政治家，他们的一切作为已不是个人行为。人们不能因政治家与人民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而要求政治家的每一个行为都与自己的认识一致。人们只能要求政治家做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政治家也只能够、只应该按着历史分配给的角色，来确立自己的位置和行为模式。好比我们不应该对演员提出超越舞台、超越角色规定的苛刻要求一样，对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也不能提出超越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苛刻要求。
二
“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捣乱、破坏的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既不能与毛泽东决裂，不能损害毛泽东作为党和人民领袖的地位与威望，又要尽可能地缩小他的错误影响，减少他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这是一个困境，一个矛盾，是万分痛苦、复杂、艰难的。周恩来一方面必须而且应该与毛泽东同舟共济；另一方面要与当时受毛泽东重用的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进行巧妙而坚决的斗争；还要对失去理智、激情勃发的“疯狂”的人们作大量艰苦深入的说服解释工作。这是在困境与矛盾中的抉择。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于其他一些老革命家的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下自己所处地位和应起作用的重要性，他也深知，在惊涛骇浪中，要使共和国的航船化险为夷，需要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时过多的争论并不明智，而慎选航道，才能趋利避害，因而他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这集中表现在他处理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方面。当“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政治局的决策地位后，周恩来作为召集人，面对着江青等人的鼓噪，以极大的耐心和智慧，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掌握着趋利避害的原则，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他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选择当时对国家和人民最有利的方案进行工作。如果周恩来拍案而起，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被打倒的人更多，党和人民的利益损失更大；二是有引起党分裂、国家分裂的可能。因此，正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才迫使他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的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这也正是一种“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高度自觉的牺牲精神。他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相忍为党，相忍为国，相忍为民。他顾全大局，担当大任，忍辱负重，苦撑危局。
分析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况和他的选择，就不能把政治斗争简单地理解为争权夺利、阳奉阴违，不能理解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能理解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尽管这是政治斗争中屡见不鲜的。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混肴了担当历史责任的政治家与维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权谋者之间的界限，就不能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对周恩来的选择和作为作出公正的、适当的评价。我们要站在党和国家、人民和民族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分析问题。在这里，我们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是否有利于党的事业和目标，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团结，是否有利于确保民族的发展与振兴，是否有利于人民、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个全局和大局，作为标准和尺度，来分析和评价政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恰恰是最集中、最生动、最高度地反映了他作为伟大政治家识大体、顾大局、担大任的杰出品格。
实践证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是唯一可行的抉择。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几亿人民进行民族解放与振兴事业的执政党，是历经数十年革命风雨考验而证明它是坚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信仰相同、组织周密、纪律严格、行动统一的现代政党组织。它的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党的领袖集团的重要成员怎么能够意气用事，怎么能够不合自己的心意就指袖而去，又怎么能够仅仅以个人进退荣辱为依归？！邓小平于1980年8月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关周恩来的提问时， 对周恩来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48页。）这个评价不仅代表了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看法，而且也是为全国大多数人民认同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毛泽东的团结、合作，创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外交关系的突破；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就不可能在四届人大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主要人选而组成新的国务院领导集体，一批又一批老干部就不可能重新出来工作，并担任重要职务；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并能保持国家稳定、党的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局面，就不可能实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我们迅速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不可能实现。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的极其特殊的时期，而正是在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下，每个人党性的修养和特殊品格，才会有极其鲜明的表现。周恩来也是如此。这10年无疑是他坎坷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复杂，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他毕生的信念、智慧和忠诚的岁月。“文革”是共和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章，也是周恩来一生中悲剧性的一页。但也正是在这场全民族的大悲剧中，周恩来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正是因为这样，几乎所有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在他们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中都认为，周恩来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不仅认识基础是一致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对于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的斗争方式，也是最终能互相理解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的逝世才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才出现了百万群众泪洒数十里长街的令人痛断肝肠的场面，并于同年4 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政治家，是政治舞台上表演出色、贡献卓著、为民众与民族所接受与公认的人物，是政治舞台上的最高荣誉称号，是政治角色扮演者应该努力追求和达到的理想境界，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学习榜样和楷模。政治家品格应当表现在，如何认识权力的性质与作用，获得权力的根据与途径，运用权力的方向与动机，放弃权力的理由与程序，总之，是如何对待权力的价值与目的。如何对待权力又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人民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对待政治集团的目标与任务，如何对待职务的责任与待遇上。踏上政治舞台的人，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自我角色与工作角色的关系，普通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个人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关系，便是衡量他能否成为政治家的最基本标准。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研究周恩来，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行为，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把握作为当代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周恩来的杰出品格的内涵和境界，就不难发现周恩来为我们示范了可歌可泣、可敬可学的优秀政治家品格。
三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自我牺牲的精神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是他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锻炼的结果。
早在青少年时代，周恩来就立下了强国富民兴邦的远大志向。他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张龙原非常感慨地说道：“恩来的心中总是想的国家大事，他把中国的命运当作我们每个人的责任。”19岁时，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之时”，并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22年，周恩来在致觉悟社社员的信中表示：“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他在另一封信中又明确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生平》一书指出：“周恩来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以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实际考察并对各种社会思潮比较推求，才最后作出这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注：南山、南哲主编：《周恩来生平》，吉林人民出版1997年版，第90页。）如果说，周恩来确立信仰、树立信念是他慎重选择的结果，那么，他为信仰和信念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终生奋斗则是他慎重选择的延伸。这恰恰是政治家品格中极可宝贵的表现之一。周恩来用一生的斗争实践，树立了自己负起历史责任的政治家形象。
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拥有权力。但他始终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人民赋予的，是党委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受限制、受监督的，是用来履行职责的。他从不为自己的荣辱进退和地位名利使用这个权力。他对亲人、对朋友、对身边的人从不忘记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不让他们利用自己拥有的公共权力、组织权力和职务权力谋取私利。他为自己及亲属定下的“十条家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这“十条家规”是：（1）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4）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许请客送礼。（6）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7）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家规本是个人行为、家庭生活的产物，但是，周恩来是把自己的个人行为融入国家和民族利益、自觉用政治行为规范个人行为的政治家，他从不认为自己的个人生活、个人行为能够脱离政治行为规范。他努力把共产主义信念、天下为公的理想渗透到自己的一切行为领域。这也是周恩来政治家品格的突出表现之一。如果仅仅以品德高尚、严于律己来评价周恩来的这种行为，那么，还是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认识周恩来的政治家品格的。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时代向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历史要求，呼唤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政治家走上政治舞台，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思想这一宝贵精神遗产的同时，也把周恩来的政治家品格作为宝贵精神财富继承下来。非常幸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开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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