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赵尔巽与故宫保管委员会史实考略
章宏伟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 要 ]1926年8月14日，杜锡珪内阁通过决议改组故宫博物院，决定结束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故宫博物院维持员的工作，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聘赵尔巽、王士珍等21人为管理故宫博物院委员。8月21日，选举赵尔巽为委员长，孙宝琦为副委员长。但“故宫保管委员会”从它诞生伊始，就注定命运多舛，原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领导层受清室还宫声浪的余波影响，大多对故宫保管委员会持怀疑、反对态度，不仅抵制其接管，而且在事后的文字叙述中百般指责，影响及于今日之学术研究。但毕竟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段，有必要揭示、恢复历史的原貌。
[关键词 ] 赵尔巽； 故宫保管委员会； 清室善后委员会； 清室还宫声浪
赵尔巽(1844—1927)，字公让，号次珊，亦作次山，别号无补、补庵，晚号无补老人，祖籍奉天铁岭，寄籍山东泰安，生于北京，贯顺天府。为正蓝旗汉军。同治甲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改御史。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历任贵州石阡府、贵阳府知府；光绪十九年，题升贵东兵备道；光绪二十年，擢安徽按察使；光绪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旋改甘肃新疆布政使。丁忧起复后，光绪二十八年出任山西布政使，七月，护理山西巡抚；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擢湖南巡抚；光绪三十年内调，署理户部尚书；光绪三十一年改任盛京将军；光绪三十三年，盛京将军裁缺后，授四川总督，旋改任湖广总督；光绪三十四年，调补四川总督。其间，宣统元年九月初七至十月初十日兼署成都将军。宣统三年改东三省总督，加钦差大臣衔。入民国，1912年3月15日，由“东三省总督”改“东三省都督”。7月17日，改称“奉天都督”。11月，辞官归隐青岛。随后，接受袁世凯之邀出任清史馆馆长，为前朝修史。现今学界对赵尔巽的生平叙述大多到此为止，但事实上进入民国以后，赵尔巽虽逾80高龄却仍然在民国政坛上活跃了一段时间，并曾于1926年出任故宫保管委员会的委员长。只是因为故宫保管委员会随吴佩孚支持的杜锡珪内阁的解体很快夭折，学界关注不多。本文拟对晚年赵尔巽与故宫保管委员会的史实略加钩沉，请方家指正。
一、赵尔巽与故宫保管委员会成立前的北京政局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力邀段祺瑞出山维持时局。11月21日，段祺瑞发表通电，通告他拟于11月24日入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就时局善后问题发表政见，“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针为主旨”的“善后会议”* 《天津段祺瑞电》，《申报》1924年11月24日。 。国务会议于12月20日通过《善后会议条例》，24日予以公布* 《申报》1924年12月25日。 ，共选定128名出席“善后会议”的会员，孙中山、黎元洪两人符合有勋劳于国家之资格而被邀，有57人系讨伐贿选各军最高首领资格，有39人为现任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而赵尔巽是属于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人员被特聘的，同属这类的有唐绍仪、章太炎、岑春煊、王士珍、汪精卫、黄郛、熊希龄、胡适、李根源、汤漪、林长民、梁启超、虞洽卿、梁士诒等人。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在反对声中开幕。2月13日，善后会议开第一次大会，通过《善后会议议事细则》，选举赵尔巽、汤漪为正副议长。[1]
我们刚走到峡口，就看到一条“大龙”活灵活现地盘旋在半山腰上。我想这是什么呢？妈妈曾经给我讲过，世间是没有真龙的，人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创造出这样的大龙呢？我带着好奇心走向那条大龙，哇！那条龙里竟然是一部电梯，人类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怪不得这里叫龙庆峡呢！
1925年5月1日，段祺瑞公布修正的《临时参政院条例》，设立临时参政院作为代替国会的临时立法机关，特派赵尔巽为议长，汤漪为副议长。7月30日，临时参政院开幕，到会114人，正副议长赵尔巽、汤漪专门通电全国：“溯自善后会议告终，政局改造之机于焉确立，一切根本问题，当由国民代表集议解决……惟关于临时期内政务因革之宜，所以保持均衡、宣达民隐、孕育省治、维护国权者，则特惟临时参政院是赖。此其取权所寄，既重且大，仍须……集全国之心思才力以赴之，临时参政院始克有济……”。[2]
段就任临时执政后，为集思广益，对外交及政治、经济各要政，组织外交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协助进行。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就有赵尔巽。
8月18日，教育部部务会议通过议案：故宫永定为国产，防止移转、变卖、抵押，及藉名整理迁出宫外，或隐涉借款等事，以断觊觎者非分之心。因今日总长未出席，容与总长商决，函请国务院查照办理。[注] 《敎部主张故宫定为国产》，《申报》1926年8月22日。
1926年3月15日，赵尔巽与王土珍等受段祺瑞委托，发起全国和平会议，请前敌各军退驻原防，择定地点，派代表开停战分权会议。同日，赵、王等联名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等，提出和平办法五条：一、划直隶、京兆、热河为缓冲区，仅设民政长官，所有驻军均须退出，地方治安由中央会同各省区改编武装警察维持；二、国民军悉数退回西北，专力开发西北；三、奉军悉数退回东三省原防；四、岳维峻部退入陕境，李景林部退入山东；五、豫、鲁及其他各省暂维现状。至于政治问题，共同和平商决。[3]19日，赵、王等继续发出通电，建议各军先行停战，召开和平会议，解决上述问题。3月31日，北京已陷于围城状态。4月1日，段祺瑞授意组织京师保安会，推王士珍为理事长，拟在冯玉祥军撤退时责成该会维持北京治安。4月9日上午，鹿钟麟示意王士珍等组织“北京临时治安会”为代行政权机关。当夜，北京发生政变。鹿钟麟派兵包围国务院，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避入东交民巷。10日，段祺瑞允辞职。4月15日晨，通州陷落，冯玉祥国民军决定即日撤退，当天下午三时托陆军次长熊斌携带警察厅大小关防往访王士珍等，告以国民军即日退回，京师治安应请临时治安会设法维持。下午五时，临时治安会在纯一斋开会，公推吴炳湘暂以本会会员名义担任维持京师治安职务，即日视事。16日下午二时，临时治安会又在市政公所开会，将该会分设治安股、市政股、慈善股、会计股、交际股等五股，办事分任，进行维持京师治安各事项。京师临时治安会的领袖是王士珍、赵尔巽两人，推王士珍为会长。王士珍、赵尔巽等发布《京师临时治安会宣言》和《京师临时治安会简章》十二条，在北京城内没有政府之时，由京师临时治安会主持一切。京师临时治安会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目的是维护京师的秩序，而不涉及各派政争。他们首先做的是吁请各方迅速进京共商停战及组成政府等大计，“第政局一日不定，诸事无人主持，局势日迫，务请诸公迅赐伟略，早定大计，国家幸甚。”为民请命、为国分忧之情跃然纸上。赵尔巽和王士珍等出面维持京师治安，使首都人民少受战火之苦。
二、故宫保管委员会之成立
一、为暂行保管故宫博物院起见，设故宫博物院保管委员会。
同时由国务院函聘赵尔巽、王士珍、汪大燮、颜惠庆、孙宝琦、王宠惠、庄蕴宽、范源廉、载洵、梁启超、李兆珍、宝熙、刘若曾、李家驹、汤尔和、田应璜、马君武、江瀚、孟广坫、高金钊、梁士诒等21人为管理故宫博物院委员。[注] 《十四日之阁议》《故宫保管委员会办法》，《申报》1926年8月15日；《清室委员会改组 十四日阁议已通过办法及委员》，《申报》1926年8月18日；《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办法》，《政府公报》1926年8月16日第3716号。
“清室善后委员会，自委员长李石曾因政变离京后，即无形停顿。政府方面前此有由内务部专管之议，嗣因窒碍之处尚多，未克实现。惟该会所管理之故宫博物院，关系重要，若任其长此停顿，将来不免有陷于不可收拾之境”，杜锡珪在8月10日的国务会议上提出讨论。* 《院部筹备接收故宫博物院》，见《申报》1926年8月15日。 8月14日，杜锡珪内阁通过改组故宫博物院，决定结束故宫博物院维持员的工作，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办法》六条：
6月22日，以吴佩孚为后台的杜锡珪组阁。杜锡珪的上台，逊清遗老以为有机可乘，一面以清室内务府名义上书国务院，一面由康有为函电吴佩孚，公然提出“应请恢复优待条件，并迎逊帝回宫”的要求，请求恢复民国十三年修改优待条件以前状态，将故宫交还溥仪。吴佩孚复电康有为，“如果推翻，物议必多，只好听其自然。”没有上当。报纸揭露了清室遗老的这些活动，也大量发表了各方面人士包括章太炎和一些国会议员纷起谴责的消息。7月16日，杜锡珪内阁内务部议定：溥仪已永废帝位，优待由政府以赈济方式拨款；拒绝发还皇室财产，唯赠与不含历史性之一小部分公产；允许溥仪岁时以平民礼仪祭扫其祖先陵寝。至此，有关迎溥仪还宫、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的种种活动才有所收敛。* 《申报》1926年7月19—26日有连续报道，如：《北京通信：清室要求恢复民十三之旧观》(7月19日)、《吴佩孚对交还故宫之谈》(7月20日)、《内务部决拒绝溥仪要求反对恢复十三年原状》(7月21日)、《北京通信：溥仪复宫运动之急进》(7月24日)、《章太炎反对还溥仪故宫与吴佩孚往来电》(7月24日)、《北京通信：已告段落之溥仪复宫运动》(7月26日)。
一、保管委员会设委员二十一人，由国务院聘任，管理本会事务。
一、保管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由委员互选之。
女生笑着跟温衡打招呼，她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陶小西让女生先回家。女生刚走，温衡也抬脚要走，却被陶小西一把拉住。
一、保管委员会设干事二十四人，承委员长之命执行本会事务。
周围也有很多女性作家和记者、编辑朋友，她们身为母亲，却因工作繁忙而根本无暇去为孩子挑选书（也或许是觉得没这个必要），但她们的孩子无一例外都是阅读高手，这些孩子从小就看到母亲孜孜阅读的背影以及母亲书房里那些丰富的书籍。这样的孩子，想不爱上阅读都难，而且母亲不会动辄就训斥他这本书不许读那本书不许看，或者逼迫他去读一本所谓的好书。这些孩子往往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能给母亲推荐自己中意的私人藏书，我觉得具有这种阅读能力的孩子，才真是了不起！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阅读品位及独立的思考。
从表8可以看出，以中国为出口国计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中，0类产品的互补性大于1，说明中国和约旦在此类产品中，互补性强，约旦在0类产品中具有出口优势，而中国在此类产品具有劣势；6类产品中，互补性指数大于1，中国在该类产品中具有出口优势，而约旦具有出口劣势，中约互补性强；8类产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说明中约在该产品中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1类、2类、3类、4类产品的互补性指数小于0.3，其中9类产品的互补性在0.02左右，互补性最弱。
赵、孙两人“即发请柬四张，邀陈垣、马衡、袁同礼、吴景洲四人于三日晚在清史馆便饭，藉商交代事宜。届时只陈垣一人代表前往。席间赵、孙说许多客气话，意在敦促赶快交代。陈垣谓该会四人对于清宫物品曾费多少气力，为国家保存故物计，应郑重将事，势须组织交代委员会，以明责任，否则无人敢负此责。赵、孙见如是困难，且共请四人只来一人，极为不欢，遂无结果而散。”[注] 《京政府有将武装接收故宫说》，《申报》1926年9月9日。 吴瀛说赵、孙出面在清史馆设宴，招待善后会代表陈垣、江瀚、俞同奎、吴瀛，商谈新旧任交接手续[4]107，恐有较大的误差。虽然出于吴瀛回忆，但笔者更相信记者文字更客观、真实。至于吴瀛所说，陈垣以善后会代委员长身份，提出8月23日善后会议决的交接手续三条。新保管委员会着眼于立即接管故宫，当即表示反对，主张一切从简办理。先接管，不必办点交。陈垣郑重重申：“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我们方才可以点交。”“总之，必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未点以前，用旧封；点完，交新会换封、负责。”对于旷日持久、费事费时的疑虑，陈垣针锋相对地回驳：“本院同人认为，点交为最重要关节，如此才可清手续、明责任。如果保管会不同意点交，就该登报声明，自愿承担一切责任。此后故宫文物、图书、珍宝、陈设，如有损失，概与旧人无干！”云云，是符合当时情势的。
一、保管委员会办事规则，由委员会自定之。[注] 《政府公报》1926年8月16日，第3716期，第4页。
一些抗生素修饰到磁性颗粒上，加入其目标物，也能引起磁性颗粒聚集。如万古霉素，一种糖肽类抗生素，它可以与许多革兰氏阳性菌形成紧密的连接，其机制是通过细胞壁上的端肽D-Ala-D-Ala的氢键与万古霉素联接[54]。Lee[55]等人将万古霉素修饰到磁性纳米颗粒上，结合芯片技术和 MRS技术，用于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研究结果表明，加入金黄色葡萄球菌后，纳米粒子团聚，T2有显著性的变化，T2的变化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浓度有很好的线性关系。该检测系统所需样品量少（5～10 μL），检测速度快（＜15 min），可以用于微生物的快速筛选。
近年来，许多地区已经对古树名木进行了摸底调查，但调查指标设置不合理，数据较为粗放，不能准确反映当前古树名木的生存现状。笔者以济源市王屋镇为例，通过设置一些完善的调查指标，对古树名木的树种构成、生长状况、存在问题等进行调查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保护措施，以期为古树名木调查指标的合理化、标准化提供参考，也为古树名木的精准保护提供支持。
8月21日下午，故宫保管委员会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第一次大会，赵尔巽、载洵、颜惠庆、王宠惠、汪大燮、孙宝琦、李兆珍、汤尔和、宝熙、刘若曾、江瀚、田应璜、孟广坫、高金钊等14人外，国务总理杜锡珪、外交总长蔡廷干、内务总长张国淦、财政总长顾维钧、陆军次长金绍曾(因蒋雁行赴长辛店)、教育总长任可澄、农商次长王湘、司法总长罗文干、交通总长张志潭、卫戍司令王怀庆等亦皆被邀列席，会议规格之高，实属少见，足见其事之郑重。下午2时，由杜锡珪宣布开会旨趣，并请各委员即日选举正副委员长，以便进行会务。结果：赵尔巽当选为委员长，孙宝琦当选为副委员长。[注] 《赵尔选(巽)当选保管故宫委员长》，《申报》1926年8月25日。 故宫保管委员会是政府组织的故宫博物院管理机构，而且如同当时盛行的民主选举，当场唱票，根据得票多少当场宣布结果。无论是选举者与被选举者，都有着一种责任，要保护好故宫物品。故宫保管委员会之所以选举赵、孙二人为正副委员长，社会声望、活动能力固然是重要原因，赵尔巽在京师临时治安会中的作用和表现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庄蕴宽因不久前血压高中风不良于行，他向报界公开发表启事，一则对自己主事期间“社会监视之严，同人扶助之切，此蕴宽所应为故宫博物院永永致其感谢者也”，二则政府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使得自己“仔肩既卸，借得养疴，其为忻忭，尤难言喻”。[4]105-106
前项干事除由国务院及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教育部、农商部、交通部各派一人充任外，其余各员由委员长得委员会之同意遴选充任。
三、赵尔巽与故宫保管委员会接管工作受挫始末
事实上，赵尔巽与故宫保管委员会对故宫博物院的接收工作在一开始就受到当时溥仪还宫声浪余波的影响，遭到当时的保管者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抵制。8月23日下午2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大高殿开全体职员大会，庄蕴宽因病未到，由陈垣主席，商量对策，议决：政府一定要接收，我们亦不反对，须附有条件数项：(一)要求政府下命令，声明负保障故宫一切官产之全责，不能任意抵押，不能归还溥仪。(二)慎重移交，组织移交委员会。(三)清宫前所发现溥仪一切复辟文件，接收者不能私自毁灭。故宫博物院仍当保存。此外该会职员同时并组织一监督故宫博物院同志会，当时推定李宗侗、汤铁樵、马衡为该会组织大纲之起草员。[注] 《清委会对移交故宫之意见：提出附带条件三项，并组织监督故宫博物院同志会》，《申报》1926年8月27日。
8月27日为接收故宫博物院事，国务院致函清室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庄蕴宽，陈述政府苦衷：“敬启者，前者以中枢政务接续之际，故宫博物院承执事及院内职员竭力管理，公义之心，国人所同钦佩。近以政躬违和，恐该院事务殷繁，重劳擘画，且以事关重要，理宜慎重，故本月阁议，有组织故宫博物院保管委员会之议决。该会事务完全公开，职责惟在保管，并无其他意味。此本院所可为执事及爱护清宫博物院诸君子所敢掬诚相告者也。至该委员会委员，均系当代名流海内耆宿，赵、孙两委员长尤属物望咸孚，对于故宫事务悉按原定章程办理，惟原章程之有未妥者，当亟图修正耳。其原有院职员，闻平日办事极尽勤奋，尚望执事曲为喻解，勿生误会。当仍本其旧有之精神，共策进行。至接事日期，祈迳与赵、孙两委员长接洽可也。此致庄思缄先生。国务院启。”[注] 《故宫博物院问题》，《申报》1926年8月28日。 8月29日下午，马衡与吴瀛同到大院胡同见庄蕴宽商谈交接问题。庄蕴宽与吴瀛拟订《组织移交委员会及其章则》，主体意思是要一一清点，方可以明责任，为将来监督张本。[4]106
9月2日，赵尔巽、孙宝琦率随员到故宫博物院就职。当时的报纸《申报》都报道是庄蕴宽9月1日下午电话通知清室善后委员主要职员，赵、孙明日下午三时到院就委员长职，请届时悬挂国旗表示欢迎[注] 《京政府有将武装接收故宫说》，《申报》1926年9月9日。 。但后来吴瀛的史著文字却说：“八月二日[注] 《京政府有将武装接收故宫说》，《申报》1926年9月9日。 ，赵次珊、孙慕韩二老，欲至故宫参观，事前曾告之舅氏。舅氏允之，以电嘱余及叔平往招待。余以事辞，叔平亦然，乃听其自往，由庶务预备照料。下午有人来报，谓赵、孙二老之往故宫，乃接事而非参观，故到时率同多人，已执行委员长职权。”好像赵、孙藏着掖着，偷偷摸摸接收似的，由此可见当时故宫一班人的心理。故宫博物院是国家的，并不是你们几个管理者的，政府加以改组，并无不妥，原管理者自应积极移交。“闻事先赵曾询庄，对院中职员应如何称呼？庄答该院系委员性质，一律平行。故二人是日到院，态度极为和蔼。赵、孙就职毕，即向各处参观一过，意欲陈垣即办交代。陈谓院中物品至为繁琐，仓猝不能检清，如须交代，非组交代委员会不能当此重任。赵、孙见陈多困难，亦未相强，但已十分不高兴矣。”[注] 《京政府有将武装接收故宫说》，《申报》1926年9月9日。 如果说在当时有清室妄图复宫的企图，因而为了保证故宫博物院的存在，旧管理者坚持点交，在情理之中。但显然当时院方对媒体通报的是与吴瀛后来记述的一样：“次日阅报，始知委员会只承认赵孙二日到院，为参观，而非就职。”[注] 《京政府有将武装接收故宫说》，《申报》1926年9月9日。 如此报道的显然是北京的报纸，笔者还未找到。我们是相信以李煜瀛为首的管理者忠于职守，为保护国宝尽心尽力，但我们同样要相信后继者也同此心，甚至在后继者那里还有要比前任做得更好的思想。怎么能把自己看成是唯一的守护者呢？而且后来竟然发展到诋毁赵、孙，“珪内阁时，明令赵尔巽等接收本院，危害同人。”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联动机制是指某一领域内，各个主体通过一定的联系方式，进行相互协调合作响应，各服务环节的互动交流、联动协作，以提升服务效率的机制。[7]
一、保管委员会得设办事员若干人。
面对这种情况，“先是赵孙曾以委员长名义请各委员及院部派员在神武门内开会，临时见陈垣态度如是，遂改发通知移在清史馆。闻大部份委员及院部派员出席，讨论结果，决定至必要时以武装接收。”[注] 《京政府有将武装接收故宫说》，《申报》1926年9月9日。
惟赵尔巽、孙宝琦两委员长，因陈垣传达的态度，颇为消极，9月6日乃以头绪繁多、责任非轻为理由，致函国务院辞职：“敬启者：八月十七日接奉钧院公函，聘任为故宫博物院保管委员会委员。受聘以来，瞬逾两旬，与各委员讨论数次，并推尔巽为委员长、宝琦为副委员长，迭与分委员会诸人商洽一切。本应次第筹划办理，惟念兹事体大，头绪繁多，断非羸躯所能胜任，若有贻误，责任非轻，不得不知难而退，为此合词陈明辞职，应请钧院另行聘任二人补充，俾改选正副委员长，共策进行，以免延误。不胜祈祷之至。此致国务院。赵尔巽孙宝琦同启。”[注] 《赵孙辞保管故宫委员长》，《申报》1926年9月10日。 赵尔巽毕竟年纪已高，在接管遇阻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知难而退、偃旗息鼓的态度。因而，这届故宫保管委员会虽然是政府任命的，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有始无终，不了了之。9月7日国务会议，就故宫保管委员长赵尔巽、副委员长孙宝琦辞职，议决复函慰留。[注] 《七日之国务会议》，《申报》1926年9月11日。 故宫保管委员亦有六七人均先后去函辞职，故“故宫保管委员会”在清史馆开会三次，均无结果而散。[注] 《赵孙辞保管故宫委员长》，《申报》1926年9月10日。
9月8日下午四点，故宫同人在神武门召开点交委员成立会，江瀚年高德劭，“公推江瀚主席，议决故宫博物院因政府业经另组保管委员会预备接收，原有院中物品异常重要，旧日院中人员，如各部原派助理员，及所聘各界顾问，及本院职员等，均主张非组织点交委员会专办点交，不足以昭慎而清手续。”[注] 《故宫博物院组织点交委员会》，《申报》1926年9月12日。
9日早八时，京畿宪兵司令部以清宫交接问题，传询前委员会事务长陈垣。[注] 《申报》1926年9月10日《陈垣因故宫事被传》：“昨故宫委员会事务长陈垣被宪兵司令部传询，经梁士诒方面斡旋，由孙宝琦、庄蕴宽保释。闻系清宫交代问题，陈云并无不交代情形，正在办交代手续。”《汉文京津泰晤士报》1926年9月21日：“宪兵司令王琦，则以委员会拒绝接收之故，遂令武装宪兵传拘陈垣问话，陈即据词答复，王无以难，乃送至回家，犹命便衣侦两人，监其出入。” 原故宫管理层为了表示受到刁难、迫害，把陈垣被问询强说成“逮捕”，因而就有了“斗争”。
此后，国务院秘书长孙润宇多次催促庄蕴宽交接，庄蕴宽定于18日下午开会办理，但双方到会的人都不多，赵尔巽等始终未再出面，交接工作于是拖了下来。[4]108
双方相持至10月1日，杜锡珪内阁解体，以赵尔巽、孙宝琦为首的故宫保管委员会也随之消失。正如1927年9月21日《国务院拟具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条例致大元帅呈》中所说：“上年八月十四日国务会议议决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办法六条，同时由国务院函聘委员并遴派保管员在案。嗣因各委员未尽就职，所定办法迄未实施。”
在治疗组36例患者中，显效22例，有效10例，无效4例，总效率为88.89%。对照组36例患者中。显效13例，有效9例，无效14例，总效率为61.11%。两组比较有明显差异，治疗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四、结 语
赵尔巽作为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长，按照政府任命，是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却连接收工作都没能做成。更为可惜的是，对于这个故宫保管委员会，原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领导层大多在相当长时间内持反对、抵制的态度。1928年北伐胜利后，他们在招待南京政府要员参观故宫时散布的揭帖中竟然说：“珪内阁时，明令赵尔巽等接收本院，危害同人。几经奋斗抵抗，始得无事，情势尤殆。”[注] 《故宫博物院开放三天 接收委员函请维持该院原案》，《申报》1928年7月14日。 当然，这是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案的背景下，故宫同人为了保全故宫博物院原案，申述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而采取的一项举措。但他们对故宫保管委员会这样的态度，却无形中成为一种定论，后来吴瀛的铺叙就成为现在对于这段史事叙述的范本，吴瀛叙述中的差错，比如记述时间的误差[注] 吴瀛在关于故宫保管委员会的相关记述中，时间全部上移一个月。 ，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的人员构成从未被揭出，以至于“旧人惟汪伯唐与舅氏(庄蕴宽)而已”[6]等随口之说均陈陈相因[7]。万依主编的《故宫志》在“故宫历届领导名录”中干脆对故宫保管委员会略而不提[8]。现有的有关故宫博物院的相关叙述都刻意强调赵尔巽、孙宝琦的清室遗老、旧臣身份，并且说“在当时溥仪还宫声浪尚未完全平息的情况下，不能不引起故宫博物院全体同仁的警惕和对故宫博物院前途的担忧”。笔者认为，故宫保管委员会从它诞生伊始，就注定命运多舛。即便不是赵尔巽、孙宝琦，而是别的人当选委员长，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结果。这实际并不是因为两人的身份问题，在那个年代，那些在社会上有声望的，除了职业革命家，又有几个不曾在前清政府中供过职？就是几个月前被举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副委员长、维持故宫院务的卢永祥、庄蕴宽，也都做过清室旧臣。关键不应看其是否清室旧臣，而应看其在民国时期的现实表现如何。赵尔巽此前是民国的参政院议长，孙宝琦做过民国的总理为何不被提及？再者，庄蕴宽在国民军撤离北京，北京进入治安会时代时，亦为治安会之一员，并邀赵、王诸老为故宫博物院顾问，相助维持。为何此时赵、孙身份一变成为故宫保管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就发生如许变故？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赵尔巽与故宫保管委员会受到抵制，首先是时势造成的悲剧，为清室还宫声浪余波所累。此前，1924年的驱逐溥仪出宫，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室问题与古物问题，已为万众所瞩目。庄蕴宽为维持员接管故宫，因国民军撤出，改用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警卫时，谣诼就已四起。当1926年8月《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办法》通过之时，逊清遗老一面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上书国务院，一方面由康有为致函吴佩孚，公然提出“应请恢复优待条件，并迎逊帝回宫”的要求，希望借助吴佩孚之力，推翻冯玉祥对逊清室所采取的措施，清室遗老的活动后被报纸揭露，并遭到各方面人，包括章太炎和一些国会议员的谴责。可以说《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办法》通过的时机并不佳。而且“暂行”二字颇引起许多疑窦，有谓暂行保管即寓有仍将还诸清室之意，于是颇有人主张保管则可，归还则不可；院内可以改组，国有必须坚持。而持论之较激者，则谓如果交还，依清室之往事，或押诸银行，或曰赏溥杰，或被遗老中之师傅亲贵久假不归，或且将上述三事之证据及一切有复辟嫌疑之档案由彼等消灭之，均为可虑。而对21人中之有逊清亲贵、遗老亦颇有訾议。出于对当局时时欲将故宫收归政府的顾虑，清室善后委员会曾调用内务部警卫队。这一点在吴瀛的回忆文字中曾有特别强调，但陈垣则不承认是借用内务部的卫队，并将代表旧委员会交代演说致词当日说成是“我们自练守卫队成立之期”[4]97。故宫博物院从1925年成立到1949年为共产党接管，历经了多少次转折，除了这一次，点交并不是必须的手续。因此，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保管委员会的抵制中或许也夹杂着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故宫管理的领导者们对故宫博物院的一种不舍心理。
总之，以赵尔巽为委员长的故宫保管委员会，虽然因种种历史原因未能在故宫历史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毕竟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中无法抹杀的一段，对当时的前因后果和史实本原，我们理应理性、客观地加以探讨，还原其本来面貌。
[参 考 文 献 ]
[1] 松涛.善后会议开会[J].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1925-02-10).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4-5.
[3] 政之.北京政局蜕嬗纪:上[J].国闻周报,第3卷第16期.
[4] 吴瀛.故宫尘梦录[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94.
[6]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69.
[7] 刘北汜.故宫沧桑[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67；万依主编.故宫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666.
[8] 万依主编.故宫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Zhao Erxun in His Later Year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the Palace Museum Preservation Commission
ZHANG Hong-wei
(The Palace Museu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 On August the 14th, 1926, the cabinet represented by Du Xigui passed a resolution to reorganize the staff of the Palace Museum.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that an end would be put to the preservation work of the Palace Museum by the former Qing-dynasty Rehabilitation Commission, and instead the Palace Museum Preservation Commission would be set up, with Zhao Erxun,Wang Shizhen and other 19 members recruited as commissioners. Then on August the 21th, Zhao Erxun was elected as the chairman and Sun Baoqi the vice-chairman. However, ever since its very birth, this commission was bound to suffer a lot, for many of the leaders from former Rehabilitation Commission, influenced by the residual support of inviting the imperial family back to the Palace Museum, showed their doubt and rejection toward this new commission. They refused to hand over this preservation work and wrote with bitterness and criticism later, which have exerted its impact even on today’s academic studies. Yet considering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this part of history happening to the Palace Museum, I feel it a necessity to reveal and demonstrate it as far as possible.
Key words : Zhao Erxun; the Palace Museum Preservation Commission; the former Qing-dynasty Rehabilitation Commission; the residual support of inviting the imperial family back to the Palace Museum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3LSB009)。
[作者简介 ]章宏伟(1964-)，男，浙江温岭人，历史学博士，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G26；K825.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2-0015-06
(责任编辑：谢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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