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涵义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涵义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利维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www.ssrn.com)2009年8月10日刊登了美国学者托马斯·I.帕利题为《金融化：涵义与影响》的文章，认为金融化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业精英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果的影响力日益深化的过程。金融化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改变着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金融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2)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3)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并导致一般工人工资停滞。此外，最重要的是，金融化使经济面临债务型通货紧缩及长期萧条的风险。作者特别提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经济政策如全球化、小政府、弹性劳动力市场和摒弃充分就业等都是有利于金融资本的，而且都是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实施的，——这揭示了近三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即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化和金融化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值得重视。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金融化是什么？为什么要关注金融化？
本文将探索“金融化”的涵义。爱泼斯坦对金融化的定义是：
“金融化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
因为美国的金融化似乎最为发达，因此本文将以美国为研究对象。但从食利者收入份额提升这一现象判断，金融化的影响似乎已经波及所有工业化经济体。
金融化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改变着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金融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2)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3)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并导致薪资停滞。
金融化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都有不利影响。在宏观层面上，金融化时代导致实体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的趋势。此外，有迹象表明金融脆弱性在不断加剧。从国际上看，金融脆弱性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最近肇始于美国、波及欧洲的次贷危机中，金融脆弱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于金融化的可持续性，人们也持有相当的保留意见。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家庭债务与收入比率和公司负债与权益比率的迅速提高，这不仅表明金融体系在不断扩张、金融体系脆弱性在不断加剧，而且也暗示了这个过程的不可持续性，因为债务终有一天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一旦经济受制于债务，债务型通货紧缩和长期衰退的风险将增加。
在宏观经济层面，人们的另一个担忧是分配问题。金融化时代出现了工资水平与生产率增长的脱节，引发了人们对薪资停滞和财富收入的不平等扩大化等问题的严重关切。
我们对金融化的观点是：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模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部门的发展不仅放宽了资金约束，而且也加强了金融部门对非金融部门的影响力——对家庭来说，家庭的借款额度大幅增加；对非金融公司来说，公司行为发生了改变。上述变化，加之经济政策的变革（经济政策的变革得到了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精英们的支持），改变了经济的宏观特征和运行模式。
金融化和传统经济理论
传统经济理论对金融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传统理论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从“代理”角度（詹森和麦克林，1976）阐述了公司和金融市场的关系——即如何使公司经营者代表股东获得利润最大化。这种“代表”导致了重要的后果。首先，“代理”理论把经营者利益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利益的统一看成是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途径。这为大幅增加高管们的薪金和优先认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证明了日渐兴起的公司收购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正当性。其次，“代理”理论推动了一种新的法律观点的形成：即公司的唯一目的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股东收益最大化（而实际上，公司是一种社会组织）。因此，政策讨论的唯一焦点是：如何使股东拥有比经营者更大的控制权；而宏观层面的问题，如公司的目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等，完全被排除在政策讨论之外。
同时，传统经济理论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传统理论声称：金融市场的扩张提高了经济效率。其逻辑依据来自阿罗和德布鲁(1954)，他们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的现金流的索取权。因此，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加使得金融工具涵盖的原初状态得到了扩张，从而提高了效率。市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估计就更为准确，就可以针对未来各种可能的经济状态预先改进资源配置，代理们就可以设计出更有利可图的、更为安全的投资组合。用次优理论可以驳斥这个观点。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那么增加市场的数量从理论上讲可能会使结果更糟，因为这提高了扭曲贸易的收益，从而扩大了扭曲贸易的规模。但是，这只是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没有任何先验的证据证明这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
传统理论往往还会援引弗里德曼(1953)的理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来消除对人们的金融投机行为的质疑。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市场价格建立在经济基础要素之上。当价格偏离基础要素时，获利机会出现。投机者随后跟进，买入或卖出，使价格回落到基础要素确定的水平。
增加交易者的数量和交易额也被认为会改进金融市场的运行结果。交易额增加，市场流动性就会增强，小的随机干扰或个人操纵行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就会降低。
最后，宏观经济理论的“q理论”（布兰纳德和托宾，1977）也为金融市场的乐观前景提供了理论支持。“q”代表资产的市场价格与重置成本的比率，被认为是引导企业投资和资本积累的有效信号。当q大于1时，市场价格大于重置成本，这意味着“资本供不应求、投资获利机会出现”，公司将根据这个信号进行投资。
一如往常，一些主流著作对以上结论提出质疑。随着行为主义金融理论的产生，质疑的文章不断增加。例如，理性预期理论（弗勒德和加伯，1980）确认，如果市场参与者能够预见到价格的上涨，他们就能够理性地参与到经济泡沫中。德农等人(1990)首先提出了噪音交易理论，指出如果其他交易者是风险厌恶者，那么完全根据噪音进行交易的风险中立者的投机行为可能导致市场无效率。希勒菲尔(1971)提出，如果金融市场行为是发散的主观思维的结果，那么这种行为更像是赛马博彩，而不像是生产性投资，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赛马浪费了珍贵的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产出。最后，克罗蒂(1990)和帕利(2001)对“q理论”的逻辑提出批评，指出“q理论”把经营者的行为和期望与股东的行为和期望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股票市场释放的投资信号可能是极其无效率的。
但是，这些对金融市场行为的批判更像是漂浮在河面的气泡。因为这些批判只是说明，根据传统理论，金融市场可能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但这些批判不会在实质上影响政策走向或人们对金融市场的广义思考。“金融市场扩张和放松管制会增进福利”的信念仍然左右着政策走向和人们的思维。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判是在传统理论的范式之内产生的，因此在结构上仍然摆脱不了范式的制约。最终，人们仍在新古典主义资源配置效率的范式之内评价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没有被看作是对生产性质和收入分配发挥着影响力、并参与权力分配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金融化的概念对此做了纠正。
剖析金融化
债务规模扩大是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表1列出了1973年到2005年美国信贷市场中未清偿债务的总额，为了便于分析，表1只提供经济周期中各波峰年份的数据。1973年、1979年、1989年和2000年为各经济周期的波峰年份。表1提供了波峰年份的数据，以便于进行周期间的对比。2005年不是目前经济周期的波峰年份，但是代表了现有的、最新的数据。
在此期间，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从140%上升到328.6%。金融部门负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非金融部门。同期，金融部门负债占全部债务的比例从9.7%上涨到了31.5%。1979年似乎是个转折点：1979年之后，金融部门负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非金融部门。
表2是根据不同信贷类别对非金融部门负债所作的分析。该表不包括循环消费信贷，因为循环消费信贷主要反映了支付技术的变化（即信用卡使用的增加），而不是债务的根本性变化。第6列数据表明，1973年到2005年之间非金融部门债务（扣除循环信贷）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其占GDP的比例从136.3%上升到189.5%。第8列数据表明抵押债务的增长尤为迅速，其占GDP的比例从48.7%上升到97.5%。抵押债务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的增长尤其迅速，表明美国房地产价格存在泡沫。
表3按借方类别再次对非金融部门债务进行了分析。家庭债务的急剧增加是表3的突出特点。第6列和第7列数据表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债务相对于GDP比率增长迅速，转折点出现在1979年。第9列为家庭债务占国内非金融部门债务的比例，据此判断，家庭部门的债务增长速度甚至更快。家庭债务从1989年开始出现相对较快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家庭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开始加速增长，但保持着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从1989年起，所有部门的债务都持续攀升，但家庭债务的增长速度遥遥领先。
再来分析实体经济。从表4可以看出，金融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从1979年到2005年，金融、保险、房地产(FIRE)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15.2%上升到20.4%。表5说明同时期FIRE部门就业人数占全部私人部门就业人数的比例从6.6%提高到了7.3%。
在宏观经济层面，金融化时代总体上只导致较慢的经济增长率。表6列出了1960年至2004年主要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在始于1979年的金融化进程中，所有国家（英国除外）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下降。而且似乎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率高于90年代，而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率也相应高于21世纪初期。
表7为美国投资支出总额占GDP的比例，这一比例在1979年之后似乎呈下降趋势。当前经济周期的突出特征是投资支出不足；扣除大幅增加的住宅投资，商业投资支出更为薄弱。
上述表格反映了债务水平和宏观经济活动内容的变化。与此同时，工资和收入分配也在变化。图1表明，在金融化时代，占美国就业人数80%的生产工人和非管理类工人的工资水平与生产率增长脱节。1959年到1979年，工资增长大致与生产率增长保持同步，但此后二者出现偏离：一般工人工资增长停滞，而生产率持续增长。
图1 1959年—2005年美国生产工人和非管理类工人的生产率和小时工资
数据来源：经济政策研究院
一般工人工资停滞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加剧。根据米舍尔等人(2007)的报告，1979年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之比为11.4。到2004年，这个比率已经上升到20.7。
经济学家指出了导致薪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诸多原因，包括工会权力弱化，最低工资作用失效，劳动力市场分裂，全球化和贸易，移民，技能偏向型技术变迁，CEO薪酬增加（CEO的高薪据说得到了明星经济学的支持）。但是，此类分析倾向于把这些因素看成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对金融化的认识是，上述因素中有很多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并应被看成是新经济框架的组成部分。而新经济框架的形成明显受到了金融部门利益的推动。
薪资停滞和个人收入分配改变的同时，功能性收入分配也在发生改变，后者的改变深刻反映了金融化的影响。图2为国民收入树状图。首先国民收入被分解成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接下来，工资被分解为管理者工资和一般工人工资，资本收入被分解为利润和利息支出。最后，利润被进一步地分解成金融部门利润和非金融部门利润。
图2 金融化和功能性收入分配
表8给出了公司利润（包括利息）相对于员工工资的变化数据。利润和利息与员工工资的比例从1973年的22.3%上升到了2005年的25.8%，表明收入从劳动力向资本转移。
表9为公司利润和利息支出数据。从1973年到1989年，利息支出与利润的比率从44%上升到了101.3%，反映了资本份额构成的改变以及20世纪80年代美联储政策导致的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截至2005年，公
。
最后，表10反映了国内公司利润在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分布。1973年至2005年，总利润占GDP的比例从7.3%上升到10.3%。金融部门利润的增加尤为显著。1973年，金融部门的公司利润为非金融部门公司利润的25.7%，但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9.7%。最近，非金融部门利润呈现急剧上涨势头，因此这一比例在2005年下降到了43.2%。
总之，金融化时代有以下明显特征：(1)收入向资本小幅倾斜；(2)资本收入构成发生变化，利息份额增加；(3)金融部门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增加。
在工资份额构成上，目前还没有工资在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分配的正式数据。但是有证据表明，工资份额从工人向管理层转移。根据米舍尔等人(2007)的报告，1979年的CEO薪金为普通工人的38倍；到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62倍。根据别布丘克和格林斯泰(2005)的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标准普尔500强公司中，薪金位于前五位的管理者的薪金之和占公司利润的5%；到了本世纪初，这一比例超过了10%。根据杜贝克和戈登(2005)的报告，从1966年到2001年，只有在收入分配中位于前10%的人（这很可能包括管理层），其实际工资增长等于或超过生产率增长。此外，米舍尔等人(2007)报告说工人内部的工资分配不平等也在加剧，工资较高的50%的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位于底层的50%的工人。
金融化的渠道
我们关于金融化的观点是，上述变化——如债务增加、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变化、一般工人工资停滞、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的主要诱因是金融部门利益的变动，它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都产生了影响。
图3 金融化的渠道
图3为金融化的运行机制。如图3所示，金融部门的利益通过三个不同的渠道施加影响。第一个渠道是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运行，第二个渠道是非金融公司的行为，第三个渠道是经济政策。其实这些渠道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但为了简单起见，图中没有显示。总之，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的结构并改变公司行为；同时，公司展开游说以影响经济政策。
金融市场结构和运行方面的变化
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直为宏观经济学家所关注。金融化导致了金融市场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目前的金融化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变化（特别是信贷可得性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上。下面是对此类研究成果的简要综述，可能不太全面。
一些与金融化相关的早期著作主要研究金融资产和负债表变动的影响（托宾，1961）、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托宾和布雷纳德，1963）。另一个早期的研究方向是财富和信贷配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托宾的“q理论”（布雷纳德和托宾，1977）主要研究股票市场对商业投资支出的影响。
这些早期的、以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影响为对象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信贷和债务，而这两个领域是当前金融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明斯基(1982)因提出了经济周期的心理理论（代理人的借款行为抬高了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上升到经济不能承受的水平，随后价格暴跌）而享有盛名。此外，费雪(1933)因为关于衰退的债务型通缩理论重新受到关注，这个理论与凯恩斯经济学中的著名辩论相关，即在有名义债务的货币经济中，价格水平的调整能否导致充分就业。
明斯基(1982)的经济周期理论与伯南克和格特勒(1996)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明斯基更关注主观的心理作用和投机行为。金融加速器理论强调资产价格膨胀的作用，认为资产价格膨胀提高了担保品的价值，使更多的借贷成为可能，从而使投资支出增加，刺激经济扩张。但最终，公司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借贷和投资减少，经济开始低迷，资产价格下降。信贷约束收紧，导致经济中出现渐增的下行螺旋（清泷信宏和穆尔，1997）。
金融加速器机制也可以被称作“资产负债表渠道”，是当前人们研究金融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主导领域。其研究重心是金融市场变化对担保品价值和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包括公司资产负债表约束的放宽、经济周期的变化（经济周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持续时间更长，甚至可能不太稳定）等。
另一种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方向强调债务对收入分配和总需求的影响。其主要研究内容为：债务如何使收入从边际消费倾向高的债务人转移到边际消费倾向低的债权人以及这种转移过程导致经济周期的可能性。但是，主流观点往往只关注公司资产负债表机制，这种重视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方向往往被忽视。
最后，近期出现了一些后凯恩斯学派的著作，主要关注金融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著作强调债务增长、利润份额增加、劳动力收入转移、公司留存利润降低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较为统一的观点是，这些因素倾向于降低短期的均衡增长率。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总需求与利润份额变动关系”的假定之上的。如果投资对利润份额的增加反应强烈、而消费几乎不受工资份额降低的影响，利润份额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增长率。
公司行为
金融化发挥影响力的第二个渠道是公司行为。金融市场为了自身的利益一直试图改变公司行为。如上文所述，主流经济理论将公司治理问题诠释为代理问题，对金融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理论催生了一种市场参与公司管理的理念，即让管理者意识到，如果不能为公司获得最大利润，他将面临被免职或公司被收购的风险。根据这个观点，发行垃圾债券的杠杆化收购、私募股权投资等金融创新是市场效率提高的标志，因为它们促使管理者满足股东——即所有者——的利益。
从代理角度研究公司治理问题也导致了优先认股权的增加，理由是优先认股权会促使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公司高管们受益于这些新的薪酬方式。优先认股权使管理者们关注公司短期股价的最大化；当股价升高，金融市场的投资经理们也将受益。但是，当公司高管们的薪酬高得令人难以置信时，股东们是否会受益并不明确；同时，过于重视短期股价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公司的长期盈利状况。
在公司管理者利益与金融市场利益趋向一致的过程中，工会权力的没落为这个调整过程扫除了障碍。而在从前，工会的制衡将阻止公司管理者为金融部门的利益提供过度支持。
公司变得过于迷信债务融资。一个原因是税收法对利息支出的规定优惠于利润。第二个原因是：管理者可能把债务当作手段，因为债务增加了，公司可利用的自由现金额减少，这一方面对工人施加了压力，另一方面，有权对公司索取收入流的各方也受到了压力，留给他们分配的数额很少。第三个原因是，债务融资强化了杠杆作用，潜在地提高了股权资本的报酬率。这些使公司赚取高额回报的金融工程手法正合华尔街的心意。
这些变化的最终后果是，公司行为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的控制，公司越来越对金融市场感恩戴德。这意味着公司管理者可能效仿了金融市场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已经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和商业决策构成冲击。从代理理论角度看，这是他们渴望得到的结果。但是，当金融市场行为受到短期盈利主义和羊群效应的支配时，公司利益或整体经济可能会受到损害。此外，公司管理者的“代理”身份可能直接转移到金融市场的投资管理者身上。
金融化对公司行为的这些影响体现在公司融资行为模式的变化中。图4为非金融公司在1959年到2006年新增信贷市场借款和名义新股发行的走势图。图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新股发行在1980年突然变为负数。1980年之后，股市不再是募集资金的绝对源泉，而是变成了吞没资金的黑洞。
图4 1959-2006年非金融公司股票发行和新增借款
来源：美联储《资金流动报告》表F2和F4
图5是非金融公司新增借款和新股发行与非住房性投资支出的比例。这些数字从侧面反映了股票回购的规模：2006年的股票回购额达到了非住房性投资支出的43.9%。1980年以后，新增借款和股票购买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公司在用借款回购股票。这种新模式表明公司借款目的已经改变。1980年以前，借款用于投资。1980年以后，似乎相当大的一部分借款用于回购股票。这导致债务与权益比率的上升。
图5 1969-2006年非金融公司新增借款和新股发行与非住房性投资的百分比
这些模式符合我们对金融化的认识。金融市场往往乐于见到公司为经营而举债，因为，一方面股票回报率在杠杆作用下提高，另一方面还可享受减税的优惠。金融市场还支持那些给予管理层优先认股权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需要购买标的股票。此外，金融市场希望公司不要分发红利、而是用利润回购股票，因为红利的税率较高，而回购股票将导致股价上升、产生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较低。最后，债务的增加使利润转变成了利息流，公司留给其他非金融部门的收入所剩无几了。
经济政策
金融化的第三个渠道是经济政策。在其他商业利益的支持下，金融部门已经建立了有利于自己未来发展的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框架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种种限制，推动了金融市场的扩张，同时帮助公司将收入从劳动力手中转移到资本手中，这样金融部门从中受益。这种政策框架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扭转20世纪70年代资本回报率下滑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3个月的短期实际利率几乎一直为负值，现在则上升到了接近2.5%的水平。同样，税前和税后利润率在1979年处于低位，现在则有了大幅的提高。见表11。
表11 公司部门的利润率
税前利润率(%) 税后利润率(%)
1973 11.7
7.0
1979
9.6
5.7
1989 10.6
7.0
2000 10.6
7.1
2005 11.9
8.6
数据来源：2007年米舍尔等人的数据。
新的政策框架的另一个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盒子”，盒子的功能就是围困工人（美国劳联－产联的罗恩·布莱克威尔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盒子的四壁分别是“全球化”、“小政府”、“弹性劳动力市场”和“摒弃充分就业”。工人被困在盒子里。
图6 经济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盒子”
“全球化”是指与自由贸易、资本流动、跨国公司、全球采购有关的政策总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政策也包括在其中，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宣扬“新自由主义的盒子”方案，扩大了该方案的影响，同时推动了国家之间放松管制的竞赛。一种激进的金融化国际视角已经形成，主张放弃资本控制、鼓励各国放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
“小政府”是指抨击政府活动的合法性，主张私有化、减税（这些政策将导致公共财政收入缩减）和放松管制（包括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小政府方案也包括养老金改革政策和储蓄政策。这些政策强有力地推动了养老金改革运动：团体的固定福利养老金计划变成了个人的固定缴款计划（如401[k]退休储蓄计划）。这些新计划可以从几个层面增进金融部门的利益。第一，金融部门收取保管服务费和经纪佣金，从而提高了收费收入。第二，扩大了私人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提高了股价。第三，家庭开始具有投资者属性，大金融利益集团的政策主张将获得有力的政治支持。
“小政府”方案降低了对财阀的税收，使公共部门也出现了金融化的苗头。减税政策降低了所得税的纳税级别，降低了资本收入的税收，导致了严重的预算赤字。表12表明，公共部门负债占GDP的比例在1973年为20.8%，到2005年达到36.9%，同期，政府利息支出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从7.5%上升到了15.6%。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公共债务和债务还本付息额的增加尤为显著。只有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执政时期是例外——虽然克林顿政府推行“小政府”政策，但仍是平衡预算背景之下的“小政府政策”。
“弹性劳动力市场”是指弱化工会权力、破坏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如最低工资、失业津贴、劳动保护、职工权利等）的计划安排，这在今天已经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导政策，也是欧洲激烈政治辩论的主题之一：传统经济理论将欧洲失业率上升归咎为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而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有问题。
“摒弃充分就业”意味着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已经改变，低通胀目标取代了充分就业目标。通过推行低通胀政策和中央银行独立性政策（这些政策都得到了金融利益集团的支持），宏观经济的目标成功转向了低通胀。此外，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工会入会率与通胀水平的正向关系，但有证据表明在工会入会率高的经济体中，中央银行都提高了利率。
新自由主义“盒子”所确定的政策框架从各个方面对工人提出了挑战，并对工资形成了持续的向下的压力。这有助于解释工资与生产率增长脱节、工资不平等加剧等现象。在私人部门工作的工人受到了“盒子”中的“全球化”方案的挑战；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工人受到了“小政府”方案的挑战；所有工人受到了“弹性劳动力市场”方案和“放弃充分就业目标”的挑战。
金融化和新经济周期
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1980年以后的新经济周期，一个因素是金融市场中贷款渠道的增加，另一个因素是新自由主义“盒子”所确定的新政策框架。罗纳德·里根总统、乔治·H.布什总统、比尔·克林顿总统和乔治·W.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所处的经济周期与1980年之前的经济周期既有诸多相似之处又有显著不同。相似之处包括：估值过高的美元、贸易赤字、反通货膨胀或低通货膨胀、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资产价格（股票和住房）上涨、收入不平等加剧、工人工资与生产率增长脱节、家庭和公司的负债上升等。
新经济周期的基础是金融繁荣和廉价进口商品。金融繁荣和资产价格膨胀为消费者和公司提供了抵押，从而推动了贷款消费。同时，借款得到了金融创新的持续支持：金融创新导致了新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强化了杠杆作用，扩大了可抵押资产的范围。此外，近些年来，贷款标准降低了，家庭、公司和金融投资者更容易获得贷款。同时，廉价进口商品缓解了工人工资停滞的影响，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减少了制造业工作岗位，增大了经济风险。
这种结构和1980年之前的经济周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1980年之前的经济周期是建立在工资增长的基础上的，而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充分就业直接相关。工资的增长（不是借款的增长）刺激了消费和需求的增长，从而刺激了投资支出、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长。
新旧经济周期的差异突出表现在贸易赤字政策的走向上。1980年之前，贸易赤字被看成是严重的问题，因为贸易赤字使一部分国内需求转变成进口需求，从而破坏了国内强劲需求和产出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1980年之后，贸易赤字被看成是经济代理人抉择的结果，贸易赤字被认为促进了福利最大化。对美联储来说，贸易赤字有利于其进行通货膨胀管理；对政客们来说，他们可以用贸易赤字收买深受工资停滞之苦的消费者。
最后，新的经济周期悄然定下了新货币政策的调子：资产价格比实际工资重要。不言而喻，1980年之前的政策致力于制定劳动力市场的最低价格，以保证就业和工资；而当前的政策则设定了资产的最低价格。这种政策行为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美联储救市的本意不是解救投资者，而是因为宏观经济中存在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因此不得不插手阻止资产价格下跌，以避免宏观经济受损。但是，救市行为产生了双重后果，同时也潜在地增加了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使投资者有了更强烈的追求高风险回报的冲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经济形势不妙，美联储出手救市的几率很大。
而且，美联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认知失调。一方面，好的政策要求投资者承担错误决策的金融成本；另一方面，为维持经济增长，金融化了的宏观经济体系可能需要提高负债率和资产价格。结果，美联储不仅有理由采取阻止资产价格下跌的措施，它也有理由维持资产价格泡沫的持续膨胀。这就是2001年到2006年房价泡沫带给人们的教训。
怎么办？
金融化和金融化的产物——新经济周期——引发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当前的经济形势是：经济增长缓慢，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风险增加。此外，还有人担忧，金融化引发的经济周期可能是不稳定的，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周期可能会以长期停滞结束。补救之道是从根本上改变政策范式，以重建经济力量的平衡、重塑经济周期的动力。
金融市场是金融化进程的中心，这意味着恢复对金融市场的有效控制十分紧迫。今天，货币当局拥有的唯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但是，短期利率像老式的大口径短枪，已经不那么管用了。因此，以提高利率的方式控制金融投机行为将给实体经济造成附带损害。这说明，有必要在ABRR（资产项法定准备金政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金融部门管理框架，以构成对利率政策的有益补充。这个框架将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并可作为利率政策之外的补充性货币政策选项。
“新自由主义盒子”所确定的政策框架是另一个关键的金融化要素。这意味着需要对“盒子”的构成要素逐个批判，需要回归充分就业政策，需要用预留政策空间和提供公平发展机会的全球化替代目前的公司全球化，用进步的“更好的政府”方案代替“小政府”方案，用好的工作岗位、富有生产力的劳动方案代替弹性劳动力市场方案。
当公司越来越听命于金融市场时，新的公司行为模式也成为金融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政策方案。一种方案是主流公司社会责任方案，强调对CEO薪金过高、公司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公司内部激励方式不当等进行治理。这个方案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在过去20年中，所谓的公司治理方式的进步实际上只是统一了公司高管和投资管理者的利益。第二种方案比第一种更为宏大：重新构建公司的法律意义和义务，以使公司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不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三种方案是调整对投资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以促使他们成为共同基金储蓄者的利益代表。
最后，政策对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而政策受到了政治和游说的强劲驱动。这个现实意味着政治改革也是必需的。特别是要正确对待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的政治权力及富人的权力。应对这个问题需要处理好游说问题和财富对政治的影响力问题。这与民主政治进程的组织形式（包括政客对相关信息的披露）也是密切相关的。此外，改变选举规则可能也是必要的，一种可能的选择是用比例代表制（这种选举制将赋予资源匮乏的民众以更多的话语权）代替“赢者全赢”的选举制。我们面对的社会现实是：经济权力影响政治；政治影响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果，再反过来影响经济权力。这意味着以前将政治和经济政策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用联系的观点对待政治和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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