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实用主义——对海外邓小平研究提出的一个挑战性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性问题论文,海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海外邓小平研究中，有一种观点称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为“实用主义”，这种说法在海外涉及面较广而影响较大。海外学者称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为“实用主义”的基本含义和根据是什么？它与英美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
海外邓小平“实用主义”论最早产生于8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学者派伊、俄罗斯学者佩弗兹涅儿、杰柳辛、日本学者渡边利夫和矢吹晋、美国学者戴维·W·张、迈斯纳等人。他们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强调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英国学者派伊在《论80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指出：关于中国奉行实用主义的观点，成为目前学术界较为正统的观点，是人们对中国政治的判断。“中国的实用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与英美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主义不同。西方分析家们所运用的实用主义的意思是中国的政治已经变得较少意识形态而更多实际的因素，并因而公共政策强调经济理性以及与物质现代化相联系的世界进步。”（注：（英）派伊.论80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J].中国季刊，1986,（夏季号）：209.）在《邓小平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一文中，派伊又讲道：“用一个词，实用主义来概括邓小平的政治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邓小平赢得这个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两只猫的理论，这种理论表示，他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因而能够把精力集中于效益，把效益作为他的指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就经济政策而言，这是一个公平的判断标准。”（注：（英）派伊.论80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J].中国季刊，1986,（夏季号）：212.）前苏联学者佩弗兹涅儿曾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实用主义，意图十分明确，就是旨在加速社会进步，它甚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从这一观点看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基础上的实用主义，考虑到实际情况，考虑到每一特定时期而不同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不同所有制、贸易方式的相互作用等等）。这是旨在加速社会进步的实用主义。”（注：（苏）苏联学者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1989,(1):43.）
第二种说法认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从实践出发，反复试验，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加坡学者林住君认为，邓小平改革的一个特点是，“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开放问题。”“贯穿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种表面看来似乎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注：（新加坡）林住君.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国际影响[J].见覃火杨.海外人士谈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3.）日本学者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行动方式“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主义性的实用主义”，“所谓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反复实验，在其奏效之前，要想在制度上给予承认是很不容易的。”（注：（日）渡边利夫.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6):3.）
第三种说法认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强调行动的效果，强调手段的灵活性。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石池雨、俄罗斯学者彼沃娃洛娃、香港学者林住君为主要代表。美国学者石池雨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一书中提出，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邓小平有句很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带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哲学被称为功利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注：（美）石池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M].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90.）。俄罗斯学者彼沃娃洛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与探索实践》一文中指出：“中国学者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找到国家最有效的进步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文明社会到底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冠以其他名称，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它能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生活。显然，为建成这样的文明社会，可以遵循中国的这一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质上，这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注：（俄）彼沃娃洛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与探索实践[J].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3,(8).）美国学者戴维·W·张也指出：“邓小平认为，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结果符合人民的要求和革命目的就行。如果群众支持和要求改革，那么这一定是革命的目的。”（注：（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60.）由罗伯特·克林伯格著的《中国的对外开放——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之一也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口号，“宣布了政策上的新的灵活机动性的实用主义性质。”（注：（美）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43.）
海外学者还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了邓小平“实用主义”形成的原因。
一是从邓小平的个人人生经历出发。美国学者本杰明·扬通过对邓小平早期生活的考察，指出：“完全通过回忆的方法来解释一个人现在的行为，这或许过于简单。但如果邓小平是一个实用的共产主义者，这种个性的形成完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邓出身地主家庭而深受其父的影响，他父亲坚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邓走向共产主义更多地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整个1949年以前的经历使邓小平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品格，一种指导他革命生涯的品格以及改革的哲学。”（注：（美）本杰明·扬.建造一个实用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M].中国季刊，1993.456.）
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实用主义”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的历史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是对中国建国以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回答。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中，他指出：“邓小平领导的特征，可能来自这样的背景：他是20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共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法国的几年生活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1978年中美两国外交大门正式打开后，作为中国的‘铁腕人物’，邓立即作为美国政府的国宾访美。这样，邓象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注：（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23.）香港学者林和立在《江山辽阔多立时：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认为：实用主义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而只是由邓小平做了发挥而已。“邓在建立其经济思想时，将中共方略中的实用主义，重视成效的传统发展得淋漓尽致。”（注：林和立.江山辽阔立多时：论中国现代化[M].香港青文书屋，1989.106.）
二是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出发。派伊认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国人是至高无上的现实主义者。中国实用主义的典型特征是适时而变，注重和谐，强调行动，积极进取而永不知足，强调民族自豪感和生活的乐观主义。所有这些都对邓小平的思想行为及其政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注：（英）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M].中国季刊，1993.441.）
俄罗斯学者杰柳辛也认为，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以及富民富国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关于统治者的作用的中国传统观念的。中国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管子曾说：“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就是共同富裕和避免两极分化的思想。在这里，邓小平遵循着儒家的传统说教，即孔子说过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注：（俄）杰柳辛.革命家、毛泽东主义者、改革家[M].见齐欣等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3.）。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邓小平对农村采取的合同制（即责任制），它既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治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治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的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治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注：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327-328.）
从以上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海外学者把邓小平理论归结为“实用主义”，其根据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同志讲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等判断，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及其后果，对邓小平的个人人生经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影响也都有一定的考查和了解。那么，我们是否由此可以称邓小平思想、理论为“实用主义”呢？
二
以上的分析说明，海外学者称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为“实用主义”，并没有刻意贬低的意向，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邓小平的赞扬。但是，用“实用主义”来概括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确是不恰当的，它很容易导致人们把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与英美国家流行的实用主义相混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所谓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与盛行于英美国家的实用主义作一比较分析。此处笔者亦从思想来源、哲学观点着手。
从思想来源看，美国的实用主义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马赫主义以及生命哲学哲学是其主要的思想源头。詹姆士一再宣称自己的理论来自英国实证主义。他在《实用主义》一书中给英国实证主义者约翰·穆勒的献词中说：“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实用主义的思想的开朗性；要是他现在还在世的话，我极愿把他当作我们的领导者。”（注：詹姆士.实用主义[M].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2.）杜威则宣称他与新康德主义有着师承关系。他说：“我自己以及和我共同提出工具主义的人是从作为新康德派开始的。”（注：杜威.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M].见刘放桐.实用主义述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22.）列宁认为：实用主义同马赫主义只是大同小异。“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像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注：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361.）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经验概念作了反理性主义的解释，把一切非意识性的情感，体验均当作是经验。他们否认理性思维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认为它们不过是意志的工具，理性服从情感、意志。他们的这种观点正是师承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衣钵。实用主义的一些主要代表也公开承认他们对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师承关系。例如詹姆士对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就赞扬备至，说“阅读他的著作使我有了勇气。”（注：詹姆士.多元的宇宙[M].纽约英文版，1912.214.）詹姆士著名的“意识流”（即“纯粹经验”、“主观生活之流”）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柏格森关于生命之流（“生命冲动”的学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利斯认为，实用主义的理论来源有四个，即：“1、科学方法在十九世纪所享有的威望；2、当代哲学中经验主义的力量相应的上升；3、生物进化论的流行；4、美国民主制理想的流行。”（注：莫利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M].1970,（英文版）：10.）这里的第1、3两个都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莫利斯认为，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就是将科学方法推广于哲学。其他实用主义者也推崇科学方法。因此，莫利斯宣称“对科学方法的高度评价是所有美国主要实用主义者的基本思想的一部分。”至于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论，更被实用主义者用来当作自己的主要的科学根据。他还说：“主要的实用主义者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人是作为处于长期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生物而产生的，实用主义无疑是达尔文主义以后的哲学。它的经验主义是朝生物学方向演变的经验主义。”“怎样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人心、人的认识、人的自我、人的道德，这是实用主义者的最重要的问题。”（注：莫利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M].1970,（英文版）：10.）总之，实用主义承袭并集中了它以前的唯心主义哲学派派的许多观点，同时也吸收了某些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但实用主义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带有折中主义的思想特征，很容易走向唯心主义。
邓小平理论来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再申明：“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髓。邓小平一再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4;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则，如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
从哲学观点来看，重视实践、强调效用、注重改造世界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讲实践、讲效用、讲改造世界，但它与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真理观、历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在哲学世界观上，实用主义反对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反对对哲学进行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关于这一点，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讲得很明确。他认为关于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的问题纯粹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假设。他指出，“不论哪一个假设，我们实际所经验到的世界，在细节上总是一样的”，“世界已经存在在那里，是无法消除的了；它好象一件送出去的礼物，不能收回。把物质说成是产生世界的原因，不会使构成世界的各种项目减损一分，把上帝说成是原因，也不会使那些项目增加一分。”因而，谈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的假设中推论不出什么经验或行为上的未来细节，那么唯物主义与有神论之间的辩论也就完全变得徒然而无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物质与上帝意味着恰恰是同样的东西——即不多不少，恰好能够创造出这个已经完成了的世界的能力。”（注：詹姆士.实用主义[M].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3.）詹姆士特别强调“情感”因素在人的世界观形成中的作用，他认为，情感是比感觉和理智更根本的心理作用。也正是在情感观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人的气质决定其哲学的观点。他说，气质能够“造成比较重情感或比较冷酷的宇宙观”，气质是人的情感的结构和一般特征，它与哲学立场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也有类似的论述。
邓小平一再强调：“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8.）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关系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4.）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折衷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其次，在哲学真理观上，实用主义真理观把“效用原则”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皮尔士认为，事物、观念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实际效果。他在《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一文中说到：“一个观念之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生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认某种观念时有那么些效果，不承认他时，又有那么些效果，如此，我们就有这个观念的完全意义了。除掉这些效果之外，更无别种意义。”（注：现代西方哲学纲要[M].191.）意思是，通过实践和试验，在人生行为上发生了效果，那即是观念的全部意义。詹姆士也认为，思想产生行为，而行为必有效果，要研究思想的正确与否，与其从思想本身来辩论，倒不如干脆就看他行为的效果如何。由此，詹姆士把“皮尔士原则”作了更进一步的、直接了当的发挥，提出了“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的著名公式，从而把观念的真理性与观念的主观效用直接等同起来。“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与“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注：詹姆士.实用主义[M].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04.）。实用主义真理观实质上是把效果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真理观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主观主义。
邓小平理论的真理观，同样务实，强调效果，讲求实效，强调管用，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一样强调“管用”，“学马列要精，要管用”。但对邓小平来说，效益只有在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才是第一位的。邓小平讲“猫论”、讲“管用”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针对性。“猫论”是60年代邓小平同志针对“大跃进”脱离我国实际、不顾经济规律而造成的严重失误而讲的，其目的是根据各地的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快速恢复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讲“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是针对90年代一些“左”的教条主义者不顾改革开放的实际，动辄拿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套社会主义的作法而讲的。它并不排斥专业科学理论工作者把理论工作搞得更扎实、更深入。相反，他一再强调：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它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8.）“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一定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来“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讲真理的效用，其价值主体不是资产阶级狭隘的个人私利，而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认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好不好，关键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这与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显然是不同的。
再次，在社会历史观上，实用主义主张积极进取，改造世界，但实用主义强调改造世界是以反对决定论为前提的。虽然詹姆士和杜威也承认世界有某种稳定性、秩序性，但主要强调的是世界的不稳定性、动荡性。胡克则十分明确地反对认为社会生活领域有必然性、规律性，认为决定论不适合社会生活领域，如果把决定论用于社会生活就会取消人们的积极活动；胡克还认为，只要人们积极行动，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詹姆士提出了一种“创造的实在论”。他认为，所谓实在，不是现成的、永远完全的，不是被展示出来的，而是逐渐创造出来的。人类最大的优势就是主观能动性。人类的发展史也就是不断地改变世界的历史。拯救和改变世界不是不可能的，其条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人都得尽力去做。实用主义者强调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反对决定论的作法却是不可取的。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3.）他主张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一个大胆的试验”。要注意总结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很贵，今后要花钱买经验，要力争花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8-269.）。从表面上看，邓小平讲“实践”、“实验”、“经验”似乎与实用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实际上邓小平的“实践”、“实验”与实用主义的“实践”、“实验”有着本质的差别。他讲的实践是以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为前提的。他特别强调，在实践探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认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8.）“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2.）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更强调集体和组织的力量。他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都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实用主义在批判绝对主义的同时又走向了相对主义，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所谓解放思想并不是瞎闯蛮干，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传统与习惯势力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与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三
强调邓小平理论与实用主义的区别，并不是要简单否定实用主义。“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精神”，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正如詹姆士所指出的，实用主义的产生“是和过去五十年来人们对科学真理所抱的旧观念的破产分不开的。”（注：詹姆士.实用主义[J].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91.）在一定程度上实用主义反映了从欧洲去美国的移民当时开拓疆土、建设家园的要求。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实用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它使美国人普遍形成了独立、自由、机会均等、竞争、务实、实干、效用至上等思想观念，并且形成了与之相联系的不迷信权威、不固守抽象原则和书本知识、不拘泥于旧传统习俗、崇尚科学、富于创新进取的“美国精神”。在一些历史学家那里，美国人是“没有欧洲人书卷气的实干家”，“不受过去时代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学问的约束”，具有“实用的富于创造发明，能迅速找到应付办法的性格”（注：世界历史译丛[J].1980(1):30.）。恩格斯曾赞扬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比任何别的民族都要精力充沛的民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68.），“一旦美国人开始做了，他们就会以巨大的力量和飞快的速度做下去，使我们欧洲人相形之下显得十分幼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6-317.）。列宁也曾认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人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71.）这就是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
显然，实用主义包含着十分积极的合理因素，把邓小平理论的实质等同于实用主义固然是错误的，但不加分析地简单否定实用主义的作法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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