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出口竞争模式：数量、质量还是多样性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竞争论文,多样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1990—2011年，二十多年间中国的对外出口平均增长了17.69%，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8.55%。可以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出口导向型产业主导的。尽管如此，东亚各经济体进入全球市场的次序却存在的明显的代际特征。一般而言，按照时间的先后关系，中国往往被文献归为东亚第四代出口经济体（鲁晓东和史卫，2011）。虽然进入全球市场的时间较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较晚，但是从2009年起，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
中国出口地位的迅速上升使得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由于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有着相似的区位分布、禀赋结构和经济发展程度，势必导致相似的出口产品结构，这种同构性将使东亚的竞争在多个层面上展开。此外，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东亚地区具有要素价格优势和相对开放的政策取向，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新策源地，国际直接投资的加入使得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竞争模式更为复杂。除了传统的出口规模竞争所引发的产品价格竞争之外，是否有新的竞争模式在东亚地区展开？新贸易理论模型中所引入的产品多样性和产品质量是否会成为东亚出口竞争的新维度？出口竞争是否会在诸如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更为精细的层面上分解？
以上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东亚地区的出口竞争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东亚出口竞争一直以来都是文献关注的热点，但是传统的分析主要针对各经济体出口结构的相似性（Ahearne et al.（2003）；Rahardja（2007））、加工贸易在出口增长中的作用（Yang（2000）；Gill and Kharas（2007）以及某些特殊产品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差异（Gaulier et al.（2005）等。对于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喻春娇等（2010，2012）通过反映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的产业循环效应或产业波及效果的净附加值指标肯定了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后获得较大的贸易利益；邓军（2011）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方法发现生产分割导致的国际生产分工有效地促进了东亚各经济体的协同发展，证明中国抢走了周边国家市场份额的“中国威胁论”不存在事实依据；张如庆（2010）认为中国在东亚分工中的位置明显提高，日本、“四小龙”、东盟各国和中国依次发展的阵形被打乱，雁行模式趋于解体。
与以上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首次将研究的视角由传统的规模竞争转向更为精细的层面，基于Feenstra（1994）的理论分析，利用高度细分的产品贸易数据，从双边贸易流量中分解出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产品多样化的信息，从而能够比较东亚各经济体出口竞争模式的特点和差异，为东亚地区的出口竞争模式提供更为细致的解读。
在此引言之后，本文首先介绍了贸易流量数据的分解方法以及数据来源，接下来利用HS六位数水平的东亚各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数据，计算出贸易依赖性、出口深度、出口广度、出口品质量和数量等指标，在对以上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之后，结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检验了新贸易理论以及新新贸易理论对于产品质量和多样性的预测，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出口品多样性与质量分解方法
出口品多样性的测算相对简单，只要计算一国出口产品的丰富程度即可。但是，由于产品的质量是内化于产品本身的，目前尚无法用显性的方法直接进行测度，因此如何测算产品的质量是制约这项研究的瓶颈。Schott（2008）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单位产品价格可以良好的衡量质量的高低，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总有一部分质量是不可观测的，因此也无法由价格来完全体现。在Feenstra（1994）理论研究的基础上，Hummels and Klenow（2005）建立一种基于贸易流量的分解技术，该技术将一国的贸易流量数据分解为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广度、价格与数量。
对于产品种类的多样性，该方法主要考察某一时点，一国从不同的进口国进口产品丰富程度。由于来自不同产地的产品集差异较大，为了比较国家之间的产品价格差异，需要对产品集进行必要的调整。我们设定了一个参照国，然后主要关注一国（m）对来自不同国家（j）进口品多样性相对于参照国（k）的价格差异。
如果m是进口国，那么j国和k国同时向m国出口，设定k国为参照国（除j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那么j国对m国的出口多样性可以定义为：
EM被定义为j国出口的扩展边际指标（Extensive Margin），反映j国向m国的出口产品的多样性程度。I表示所有的产品集，由于本文的测算是基于HS六位数水平的，在这个统计口径下，共有5017种产品。
表示j国向m国出口的产品集，根据这个定义，是总产品集I的一个子集。因此，EM反映了j国出口到m国的产品种类与m国总进口产品种类的重叠程度。EM指标越大，说明重合程度越高，即j国向m国的出口品更具多样性。EM的取值范围介于0到1之间，EM越接近于1，说明j国的出口多样性与总产品I重合度越高。
与EM指标对应的是一国出口的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它表示某国在某类产品的出口深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的分子表示j国对m的出口额，分母表示在的产品类别中，k国对m国的出口量，两者的比值表示在重合的产品类别（）中，j国对m国的出口占世界对m总出口的比重。IM越大，说明j国在某些产品上出口的越多，从而具有更高的出口深度。
通过对EM和IM构造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关系：
上式中的
指标表示j国对m的出口占世界其他国家（k）对m国出口的份额，反应了j国作为m国的进口来源国在m国所有进口国中的重要程度或者依赖程度。
以上对EM和IM测算并没有考虑到产品之间的差异性，事实上，一国的进口包含了该国的偏好信息，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类别产品的偏好程度是不同的。接下来我们假定一国的出口品并不因为出口目的地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此假定下，Feenstra（1994）推导出m国对来自j国的进口相对于k国的产品深度的价格指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指标的设计都是相对意义的，因此参照国k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文献中习惯将k设定为美国，这其中隐含的假定就是美国的出口品具有较大的宽度，则由此测算的EM等指标都是相对于美国的。但是由于本文的考察对象是东亚主要经济体，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更多的体现了产业内分工的特征，因此这种进口结构是有偏的，为了保证测算的客观准确性，我们将参照国设定为除j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这种设计虽然会增加运算的负担，但是测算出来的指标就是j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
以上的指标设计测算的都是双边水平的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需要反映一国出口的总体出口多样性和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因此，需要在双边指标的基础上进行加总。本文的研究对象一共包括东亚地区的10个出口主体和12个进口经济体①，我们首先计算了10个出口国对其他11个进口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指标，然后按照下式求它们的几何平均数，从而获得一国的总体出口广度、出口深度以及相应的出口质量指标。
三、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包括贸易数据和贸易国宏观经济数据，前者主要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本文选择基于HS六位数水平的贸易数据，大约涵盖了5017个产品。Comtrade数据库对于出口数据提供基于FOB计价的美元贸易额以及相关的数量（Quantity）信息，在产品的质量测算过程中需要将二者相除以得到产品的单位价格。由于产品之间的数量统计单位是存在很大差别的②，因此所有产品数量需要有一个可以横向比较的平台。Comtrade中关于产品数量（Quantity）的标准一般都会要求报告国提供两种数量统计方式，一种是重量（Weight），以千克来表示，另外还提供一种传统的统计单位。如果世界各国提报的贸易量统计单位不一致，Comtrade数据库根据WCO（世界海关组织）的FAO转换因子将其转换为等量的重量单位③。
各国的宏观经济指标统一来自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9—2011。为了剔除进口国和出口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选取了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的GDP指标。
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在世界总体出口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们的经济发展方式都具备一定的外向型特征。基于各国经济在本地区的地位以及与中国的出口竞争程度，本文的考察样本主要包括第一代出口经济体——日本，第二代出口经济体——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第三代出口经济体——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以及第四代出口经济体——越南。包括中国在内共11个国家或地区。
四、测算结果及分析
按照本文第二部分提供的方法，本文将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出口数据分解为出口广度和出口的深度，后者又进一步分解为出口质量和出口数量。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依赖程度、出口品的主要差异，以及它们之间出口竞争的主要方式。此外，基于汇总的多边质量和多样性指标，观察了各经济体出口品种类和质量的动态变迁路径。最后结合各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特征分析了出口品质量和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
（一）产品多样性竞争
根据公式（3），反映贸易依赖程度的OVER指标可以进一步被分解为贸易广度和贸易深度两个维度，通过这种分解可以说明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通过扩展产品类别还是通过增加现有产品的出口规模来实现。下页表1是根据公式（1）计算的东亚主要经济体的EM指标，该指标有时也被称为多样化指标。该表横向表示的是进口国，而纵向表示的出口国。
首先关注中国的出口多样性。以该表的中国对香港的出口EM值0.894为例，该数字表示香港从中国大陆的进口品种类（在产品高度细分的HS六位数的水平上）覆盖了香港所有进口品的89.4%，说明中国对香港的出口品种类具有较强的多样性。不单单香港是这样的，中国在整个东亚市场上都具有很宽的产品广度。例如对印尼的出口广度高达0.926，对东亚的平均出口广度为0.848，对东亚以外的区域的出口广度为0.941。这一点说明中国的出口品优势并不是仅仅体现在某些特殊的产品上，出口竞争具有较全面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其他经济体在出口广度上均具有很好的表现。其中日本和韩国出口品广度要高于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的出口EM指标也接近中国的水平，说明东亚地区的产品在区域外的市场竞争是全方位的。尽管这四个国家对区域外市场出口具有较高的多样性，但是其对本区域内的出口多样性却相对较低，例如印尼和马来西亚对区域内的EM均值分别只有0.77和0.79，这种反差说明区域内的生产和需求可能存在较大程度的相似性，从而限制了这些国家出口品种类的分布。无论是对区域外市场还是区域内部市场而言，东亚各个经济体中，出口广度最低的是菲律宾和越南，对区域外的出口广度分别为0.630和0.698，对于区域内部经济体的平均广度也只有0.497和0.49，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单一。
作为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市场，中国的进口品广度体现出较大的国别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来自日本的产品种类覆盖了中国所有进口品种类的93%以上，而来自第二代东亚出口经济体的“四小龙”（除中国台湾）的平均EM值为0.859，略低于第一代出口经济体日本的水平。对于“四小虎”国家而言，平均EM值为0.772，而第四代出口经济体越南的进口品EM值仅为0.444。这一特征预示着出口品的多样性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Krugman（1981）的差异产品模型对于产品多样性的预测具有较好的现实范本。
（二）产品质量竞争
Feestra-Hummels-Klenow方法的一个重要优点就是能够将贸易的流量数据分解为产品的广度和深度，而进一步从后者中分离出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信息，从而判断出那种因素对贸易增长的贡献更大。
通过公式（2）我们首先得到东亚各经济体的IM指标，该指标反应了一国出口的深度，也可以理解为出口产品在目标市场的占有率。除中国外，东亚其他经济的IM指标均较低，说明这些国家在大部分产品上竞争力不足，在出口市场上完全不具备压倒性优势。而中国的表现与其他地区的表现反差极大，极高的IM值说明中国的出口品在目标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垄断性。当然，中国出口的市场占有率在各个市场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例如在香港、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较高，而在“四小龙”国家竞争力较弱，说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或者说这些东南亚新兴国家并非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如果我们将IM指标和EM进行对比分析的话，可以得出更多有价值的结论。以日本为例，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具有相对较高的IM值（1.03），与此同时，双边EM却只有0.746，这说明中国对日本的总体贸易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商品上，或者说出口具有较高的深度，但是产品广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中日贸易的情况完全相反，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同时具有较高的EM值（0.82）和较低的IM值（0.28），这说明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品具有较高的多样性，但是每种产品的出口深度却不足。由此也说明了这种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分解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揭示很多单纯的出口规模所不能反映的信息，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双边出口体现了较强的目的地异质性。
相较于出口的深度，我们更关心一国出口品的质量，因为它对于出口竞争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而且产品质量背后反映了一国的制造能力，是一个与技术水平密切相连的概念。因此，根据公式（4），我们计算了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出口品质量并给予着重分析④。中国对东亚诸国的出口中，只有对日本和香港的出口品具有较高的质量，这一点也隐含地说明出口品质量与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中国对东亚诸国平均出口品质量是0.625，该数字和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品质量指数0.533比较接近。通过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出口品质量相对较低，远远低于日本的2.67、新加坡的1.68以及香港的1.56，是东亚各经济体中出口品质量指数最低的国家。这一点与中国出口品的低附加值以及加工贸易特征相吻合。至于中国的出口品质量低于“四小虎”国家以及越南，很可能是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模式决定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同属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之中，东南亚各国向中国主要输出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而在中国组装成最终品后主要输往发达国家，这一贸易模式有时也被成为“新三角贸易”（Gaulie et al.，2005）。
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出口品质量指数也越高，这一点与很多理论模型的预测一致（Armington（1969）；Krugman（1981）；Acemouglu（2002）。作为亚洲第一代出口经济体的日本具有最高的产品质量指数，而且其出口品质量的国别差异较小，对绝大部分目标国（除中国和新加坡外）的出口品质量指数均超过了2。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品质量指数为1.68，是所有东亚进口市场中最低的一个。在日本之后，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和韩国的出口品也依次具有较高的质量。表2中令人意外的结果来自越南，作为亚洲第四代出口经济体，越南的对全球的平均出口品质量指数达到了1.38，大大高于中国的0.58，尤其是对日本的出口品质量指数达到了1.4。因此，与越南未来的产品质量竞争是中国保持其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重点。
表1到表2呈现的都是东亚各经济体在2011年双边贸易情况，属于静态分析。为了进一步考察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品多样性和质量的动态变迁，我们有必要进行纵向的对比分析。因此，基于公式（9）和公式（10）提供的加总技术，我们计算了各经济体从1999—2011年的总体出口品多样性和质量，藉此研究近二十多年来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品特征以及竞争优势的变迁过程。
（三）竞争优势变迁：2000—2011
图1反映了东亚各经济体十年来的出口品多样性指数变迁的过程。由于本文的研究基于高度细分的HS六位数编码水平，因此可以较为客观的勾勒出产品种类的变化，此外在本文的考察期内，出口数据均按照HS2000的编码体系，因此不存在产品类别编码变更的情况。
中国的出口品多样性指数在整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4年基本上维持在0.78的水平，2005年之后有了大幅提升，维持在0.91的水平上。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出口品多样性一直以来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与日本、韩国的水平相近。香港地区出口品多样性与大陆多样性指数走势基本一致，表现出了极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84）。这一点也说明香港作为世界主要的转口贸易经济体，对中国大陆经济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日本的出口品多样性表现出了很强的稳定性，十年来呈稳步上升态势。说明日本的对外出口品种类鲜有大的波动，这与日本作为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特征相似。因此出口品的种类反应一国产业结构，日本是东亚地区唯一的成熟经济体，其产业结构已基本成型。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多样的出口结构也反映了日本产业结构并不单一，日本在各类产品市场都存在着竞争力量，这一点与对日本的传统看法存在一定出入。
十年来出口品多样性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国家主要有马来西亚、越南，尽管两国的走势相似，但是背后所反映的事实却存在较大差异。如果我们以0.8作为区分出口品种多样和出口品种单一的临界水平的话，那么在过去十年中，马来西亚从出口单一的国家一跃成为出口多样的国家，说明马来西亚的国内产业结构经历巨大的变动，出口的产品种类变的极为丰富。反观越南，尽管过去十年越南的出口品种类也日渐丰富，但是直到2009年，其出口品多样性指数也仅仅为0.63，出口产品的种类仍存在较大局限。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越南经济起步较晚，符合其东亚第四代出口经济体的身份特征。
在过去十年中，只有新加坡的出口品多样性指数呈现出微弱的下行趋势。由于新加坡的贸易具有强烈的转口特征，因此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其经济结构的特征。
从横向对比来看，菲律宾和越南的出口品种类较为单一，而其他国家的出口品多样化指数在2011年均超过了0.8的临界水平，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区域，为世界市场提供着丰富的产品。同时，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东亚各经济的出口越来越同质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结构趋同，意味着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出口竞争将会在各个产品市场上展开，竞争将日趋激烈。
图2（见第20页）画出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2000—2011年出口品质量指数的变化趋势。从绝对水平上看，10个经济体中，日本的出口品质量最高。虽然十年来略有下降，但始终维持在很高的水平，远远超过了来自东亚其他地区的产品质量。其次依次是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和越南。中国的出口品质量最低，甚至低于东南亚“四小虎”以及越南的水平。产品低价格往往隐含着重要的产品品质信息，中国出口品价格过低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处于同一产品低端位置，即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公式（8）将出口深度分解为价格和数量信息，通过对数量指标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通过数量提升来实现的，属于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巨大的数量提升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的低端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规模经济的回报，但是始终改变不了粗放型的特点，并进一步引发国内环境、劳工标准以及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出口品质量缓慢提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说明中国过去的产业转型的政策并未收到预计的成效，因此在未来调整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国至关重要。
从出口竞争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出口规模远远超过了东亚其他经济体，但是通过对质量指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建立在产品低价格基础上，中国与东亚诸国有着类似的禀赋结构，因此这种竞争策略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质量水平的分布同样呈现出较强的代际特征，即日本的产品质量最高，其次是“四小龙”国家，其次是“四小虎”国家，中国作为第四代出口经济体处于质量的最低水平上。
（四）经济发展与出口品质量和多样性
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大国往往具有更大的出口规模，而出口规模又可以归结为产品质量的提升，或者产品多样性的变化。究竟二者哪一部分占主导，不同的模型形成了不同的预测。例如Armington（1969）的国家差异模型说明每个国家都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当一个国家扩大生产时，仅仅就其原有的品种增加产量而不是扩展产品的种类，即贸易规模的扩张主要来自现有出口品的数量提升；Krugman（1981）的垄断竞争模型则强调广泛生产的概念，即当一个国家扩大生产时会生产更多种类产品，而不是仅仅提高原有品种的产量；Acemoglu和Ventura（2002）的模型预测大国在每个种类产品上以更低的价格出口更多数量。并且认为劳动力越多，生产的产品种类越多，进而出口的品种也更多。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的预测，我们计算东亚各经济体在2000—2011年的平均出口品质量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并且将它们与一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绘制在一张图进行对比分析，经济规模我们用以2000年美元价格调整后的真实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真实GDP来衡量，对比的结果如图3所示。
首先，对于产品多样性而言，大国倾向于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日本、中国和韩国同时具有较高的多样性指数和较大经济规模。而东南亚地区规模较小的国家，如越南和菲律宾的出口则集中在相对有限的产品领域。这一点符合Krugman（1981）模型的预测，而与Armington（1969）的预测相反。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地区出口多样性较高。在本文的样本中，只有日本、韩国、香港属于发达经济体，而它们的产品多样化指数分别为0.893，0.912和0.855。而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越南和菲律宾，其出口多样化指数仅为0.614和0.599。
其次，对于产品质量而言，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实际情况则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日本作为过去十年东亚地区最大，也是东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经济体，具有最高的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远远超过了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但是作为东亚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中国的表现则完全相反：超大经济规模和低产品质量并存。这一点又符合Acemoglu和Ventura（2002）的预测，即大国在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数量竞争上，每个种类产品上出口更多数量，但是产品一般具有更低的价格。
第三，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品质量的关系来看，图3右图中点的分布呈比较明显的线性关系，这意味着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一般具有较高的出口产品质量。当然这一点并不是适用所有的国家，例如越南，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但是来自的越南的出口品却具有较高的质量。如果我们进一步对比多样性指数可以发现，越南的出口优势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的产品集上，而且这些产品处于同类产品的高端。
最后，东亚国家在出口品种类和质量上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图3中点的分布比较分散，说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中国主要依赖出口数量来拉动出口规模，日本的大多数产品均拥有质量优势，越南则是高质量和高集中度并存；马来西亚的状况与中国类似，出口品覆盖的门类齐全，但是产品质量却不高；而泰国的情况要相对好于马来西亚，因为他们的出口品质量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五、本文的主要结论
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市场上主要的制成品提供者。但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外部需求的低迷制约了东亚地区的整体出口，同时也意味着东亚各经济体所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本文通过将双边和多边贸易流量数据分解为数量、质量和多样性等多个维度，试图洞悉近20年来东亚各国各地区出口竞争的模式，从而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在数量、质量和多样性等多个层面上展开。不同国家地区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作为东亚第一代出口经济体的日本，其出口竞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出口品质量上，而中国的出口竞争优势则集中体现在出口数量和出口多样性上，越南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有限产品范围内的产品质量上。此外，东亚各经济体对区域内和区域外出口竞争模式也存在差异，韩国、马来西亚、日本和泰国在区域外的竞争主要通过丰富产品种类来实现，而对东亚区域内的出口多样性却相对较低。这一点说明东亚区域内部市场的需求结构和生产模式与区域外迥然不同，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有利于实现该地区的多样化发展。
2.出口品多样性和质量高低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这在一方面呼应了贸易理论研究的主要结论，另一方面暗含着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支持。也就是说，对外贸易过程中伴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从而反映了一国内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
3.东亚诸国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出一定的竞争性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引力效应”在东亚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枢纽之一，它们的贸易关系十分紧密，这其中历史、语言、文化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地理距离和运输便利性促进了中国与日韩的密切贸易关系。日本与台湾的贸易关系紧密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与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国的联系，这其中历史的作用不可忽视。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之间由于地理距离、文化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存在而表现出极强的贸易结合度。
4.大国在绝对数量上出口更多的产品，这一点也证明了Armington（1969）的产品差异模型，Krugman（1981）的垄断竞争模型以及Acemouglu and Ventura（2002）的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结论适用于东亚地区的出口竞争模式。
5.对于中国而言，出口规模和出口广度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目前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出口产品相对价格较低，出口品质量低下的问题。当然这一点也真实的反映了目前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窘境。虽然大量的“中国制造”已经充斥着国际制成品市场，但是这一点掩盖不了中国出口增长单纯依靠数量竞争的现实。中国在绝大部分产品市场的定价权缺失使得这种出口竞争模式高度依赖于外部需求，缺乏可持续性。因此，迫切需要改变目前依靠数量增长，甚至依靠价格下降基础上的数量增长来推高出口量的贸易增长模式，转而依靠技术、人力资本推动的产品品质提升、产品价格上升以及出口增长。改变产品数量竞争模式为质量竞争和多样性竞争模式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出口增长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由于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省，因此在联合国的Comtrade数据库中并无台湾的贸易数据。但是考虑到台湾是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经济体，尤其是在出口模式和产业转移方面对该地区其他经济体存在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将其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关于台湾的贸易量问题，Comtrade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尽管台湾没有独立的统计数据，但是在该数据库中，“亚洲其他地区”（Other Asia，not elsewhere specified，编号为490）包含了沙特和中国台湾的数据，由于沙特的贸易份额极小，因此该项下的数据可以粗略的反应台湾的贸易情况，由于这种特殊性，该项下只有进口值而无出口值，因此本文的样本包括11个出口主体和12个进口主体（加台湾和世界其他）。
②Comtrade中关于产品数量（quantity）的标准有多种，大部分产品都是用重量（Weight）来统计数量的，除此以外，经常用到的统计单位还包括个（Unit）、体积（Volume）、容积（Capacity）等等。
③对于那些难以进行等量转换的数据，Comtrade所提供的最终数据中的Quantity Unit项显示为1，本文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删除了这些数据。
④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我们使用的是产品的单位价格信息来反映产品的质量，基于这一假设，Quality指标本身并无明确的经济含义，只能进行两两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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