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183;威尔逊#183;艾伦与20世纪的惠特曼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威尔论文,艾伦论文,世纪论文,惠特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2—0075—07
作为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自1855年开始其创作生涯，陆续写诗三十余年，然而时隔近百年之后，他的才能、成就以及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普遍的承认。为了甄别与接受这位诗人，历史用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比用于发现女诗人艾米莉·狄更生（EmilyDickinson）的时间整整多了一倍。 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于1855年7月4日问世，两周后，爱默生致函这位素不相识的诗人，盛赞他刚刚出版的诗集为“美国迄今所提供的具有才分与智慧的最非凡的作品”[1]（P729）。 这一历史性的评论展示了爱默生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卓越的审美才能，不仅对惠特曼的诗歌创作给予权威性的肯定和支持，而且为日后认识与研究惠特曼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然而在此后差不多近一个世纪中，惠特曼其人其诗却饱受指责，为所谓正统的文学艺术与主流文化所鄙弃；爱默生的真知灼见也犹如一种预言，与《草叶集》一道等待时间的检验。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纷纷自觉地接受惠特曼的影响，在不同创作语境中弃旧图新，拉开了世界现代诗歌发展史的帷幕。迨至20世纪中叶，即《草叶集》面世一个世纪以后，学术界和一般读者才普遍认同爱默生的见解，开始全面接受惠特曼及其诗歌，逐渐公认他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并将其创作遗产纳入美国文化资源的核心部分。
惠特曼及其《草叶集》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是因为其作品本身具有的文学艺术内涵。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便是20世纪众多批评家及学者为研究这位诗人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从而使他及其作品摆脱了社会偏见和误解，逐渐从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挺进到中心。在这些批评家与学者之中，最早开始卓有成效地致力于惠特曼研究而且成果和影响最大者，当推盖·威尔逊·艾伦教授（Gay Wilson Allen，1903～1995）。本文拟追溯艾伦研究惠特曼的历程，评述他的成就及其影响，探讨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20世纪惠特曼研究整体发展之间的互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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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平生以在大学执教为业，以治学与著书闻达，其研究领域始终集中于19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对于大众文化传媒和一般读者而言，艾伦是以传记作家而享有盛名。他1995年辞世后，《纽约时报》刊载的讣告的标题便是：“传记作家盖·威尔逊·艾伦92岁去世。”[2 ]艾伦最著名的传记为《孤独的歌手》（1955），传主即诗人惠特曼，另外三部颇有影响的作品是《威廉·詹姆斯传》（1967）、《梅尔维尔的世界》（1971）和《爱默生传》（1981）。这些传记叙事视角独特，资料翔实，见解深邃，评叙客观，文笔朴直而犀利。往往每书一出，广受好评，在学术界内外引起不同寻常的反响。以《威廉·詹姆斯传》为例，作为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兄长，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在艾伦之前已有关于他的多部传记行世，有限的参考资料也用之殆尽。艾伦所面临的困难不言而喻，然而他并没有为前人获得的资料所束缚，而是另辟蹊径，成功地说服詹姆斯的孙子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基于这些独到的资料，艾伦在新的传记中较为全面而客观地揭示出了詹姆斯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迄今为止，这一传记仍为公认的詹姆斯的最佳传记之一。
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艾伦素以“惠特曼研究者中的泰斗”著称[3]（Piv），因为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毕竟是研究这位在美国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诗人。20世纪40年代末，艾伦率先将惠特曼及其诗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象，由此将其引入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并在以后的四十余年中取得了他人难以比拟的业绩，为最终确立惠特曼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读大学时，艾伦开始注意惠特曼诗歌。此前，惠特曼的诗歌为人诟病的主要弊端之一，是艺术上无本无源，无法无章。经过比较研究，艾伦发现《草叶集》的主题结构、句法结构、节奏与格律等方面都与《圣经》中的相应内容相似，诗句以匀称的平行结构见长。他自以为这一发现可以揭示惠特曼诗歌创作的源泉，便投书《美国文学》，提出准备写一篇论文阐述其研究成果。由于没有接到回复，艾伦的研究激情暂时冷却下来。
30年代乃至40年代，美国教育界和文学研究领域对于土生土长的本国作家仍然普遍存有偏见，认为他们的作品内容粗俗，艺术质量低下，无法与欧洲的文学作品同日而语。当时在美国大学攻读各种文学学位，均无须了解美国的文学家及其作品，学生自然清一色地选择欧洲文学家与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艾伦攻读博士学位之初，拟研究欧洲诗歌的格律传统，但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悲剧事件导致他改变了研究对象，由此也改变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1932年，艾伦致函当时以研究美国方言名噪一时的B.伦纳德（B.Leonard）教授，说明自己准备研究的课题，询问是否可以去听他的课。伦纳德教授对艾伦的论文选题颇感兴趣，随即复函表示同意。但是就在伦纳德教授复函后的次日，以倡导新批评理论而出名的I.A.理查兹（I.A.Richards）教授约他一同出海划船游玩，不幸的是途中游船失事，理查兹侥幸逃生，伦纳德却溺水身亡。尽管追求名师无望，艾伦却敏感地看到了伦纳德教授去世后在学术研究领域留下的真空，决定转而研究美国的韵律学。此后，艾伦将研究的视野由欧洲文学调整到美国本民族的作家及其作品。惠特曼再次成为艾伦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他的诗歌与狄更生的诗歌一样，体现了19世纪美国诗人对欧洲诗歌格律传统所进行的颠覆性变革，并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现代诗歌格律的兴起。1933年，艾伦在法国学术刊物《英美杂志》上发表了《〈圣经〉在惠特曼诗歌作品中的回声》，较早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草叶集》内容与形式方面的一些特征。作为艾伦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韵律学》是研究美国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韵律本质特征的开山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他尚未进行论文答辩之前，美国图书出版公司闻讯后急不可耐地与他签订了出版合同，商定论文一俟通过答辩便出版发行。
1936年夏天，艾伦在国会图书馆偶然看到一本书，于是决定将教学之余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研究惠特曼。是书为丹麦学者F.斯基伯格用丹麦文所著的《惠特曼》，1933年出版。艾伦对丹麦文一无所知，只好买了一部《英丹双语辞典》，一边学习丹麦文一边阅读斯基伯格的著作。后因这种阅读方法效率太低，他便求助于妻子，请她先学习丹麦文，再将《惠特曼》译为英文。他的妻子在图书馆任职，工作较为清闲，又具有学习外语的天赋，很快完成了任务。读罢妻子的译作，艾伦感慨良多。[4]一位丹麦学者，远离美国，缺乏必要的研究资料， 然而迷恋惠特曼的程度以及对于诗人创作的认识深度，却远远超过身为诗人同胞的美国学者和批评家。在艾伦看来，斯基伯格做了两件了不起的事情：一是通过考察惠特曼对《草叶集》不同版本的增删修改，探讨了诗人自1855年至晚年在创作心理上的变化。与其相比，美国学者大多仍旧为惠特曼的临终遗嘱所束缚，将《草叶集》1891年的所谓“临终版”视为标准版本，很少顾及其他版本。二是将惠特曼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时至30年代，虽然惠特曼的诗歌已经被翻译为十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的主流学术研究界仍旧鄙视这位诗人，更谈不到研究他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倒是身为“外人”的斯基伯格视野开阔，深谙惠特曼的非凡之处，不仅追溯影响诗人的人物，而且分析了受他影响的各国作家。斯基伯格的研究成果使艾伦受益匪浅，开始深刻而全面地认识惠特曼及其诗歌的价值和意义。此前，他已经读到了法国人写的另外两部研究惠特曼的专著：即L.巴札尔盖特的《惠特曼其人及其作品》（1920）和J.卡泰尔的《惠特曼：诗人的诞生》（1929），在这种背景下，艾伦开始意识到：惠特曼是美国文学艺术和精神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位诗人美国学人责无旁贷；如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仍然冷落他，对于国外领先的相关研究等闲视之，简直是美国人不可宽容的罪过。
艾伦酷似惠特曼，也具有深厚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从1936年开始，艾伦默默无闻地实施自己的研究计划，穷竭八年的光阴通读了有关惠特曼的所有著述，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寻找开展新的研究的可能性。1944年，担任《星期六评论》主编的J.凯思比应邀到艾伦所在的大学举办学术讲座，午餐后到艾伦的办公室午休，偶然发现艾伦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研究惠特曼，他深受感动。凯思比也是一个富有民族情感的学者，对于艾伦的献身精神十分钦佩，有意助他一臂之力。他很快多方联系，力荐艾伦申请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借助于资助，艾伦得以赴纽约公共图书馆从事惠特曼研究，并在那里完成了《惠特曼手册》一书。这本著作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以研究美国作家为题材的“手册”，它标志惠特曼开始进入正统的文学研究领域，也标志着美国作家开始成为本国正统文学研究的对象。书中的内容大体上涉及五个方面：惠特曼传记研究综述，《草叶集》的版本，诗人的思想，创作特征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这一著作资料翔实，视野开阔，立论客观，分析细腻而透彻，不仅总结了近一百年来惠特曼研究的成就，指出以往研究的偏颇与局限，而且勾勒出未来研究的发展前景。
1946年，《惠特曼手册》由一家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出版。在这之前，艾伦曾将书稿呈送几家大牌出版社，答复却如出一辙：手册类的学术著作只限于出版研究英国及欧洲其他各国大诗人的专著，目前还轮不到美国诗人。然而事实则与出版界傲慢的判断相反，《惠特曼手册》出版后，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纽约时报书评》等重要刊物都在首页予以报道和评介，称赞可以使学术界和一般读者真正开始认识惠特曼。艾伦也因此一举成为知名学者。纽约大学闻风而动，聘请当时仍在俄亥俄任副教授的艾伦为教授。同年，艾伦举家迁往纽约。
由于《惠特曼手册》产生的巨大影响，加之考虑到1955年将是《草叶集》问世一百周年，麦克米兰公司于1947年主动与艾伦联系，提出资助他撰写一部惠特曼的传记。艾伦也认为有必要提供一部全面而客观的新传记。一是因为当时已有的几十部传记类著作，内容多有不实，观点偏颇，往往误导读者与学者，因此需要一部新的著作取而代之，以正视听；二是因为艾伦希望以此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营造一种声势和氛围，促使更为广泛的读者了解、认识并接受惠特曼，同时也试图以评传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推动惠特曼研究的发展。这样的创作目标给艾伦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挑战。单是为了寻找与阅读散存于美国各地图书馆和私人手中的惠特曼的手稿及信件等形式的文字资料，以及像片与书籍等实物资料，艾伦差不多用了六年的时间。对于惠特曼其人，艾伦崇敬但并不迷信；对于其诗歌作品，则是力求客观认识与评价，力戒文过饰非。依照艾伦一贯坚持的观点，对于惠特曼的生活经历与其诗歌创作中涉及的内容，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二者相关但并非等同。因此，在考证惠特曼的生平时，《草叶集》中的抒情主人公“我”的自述只可用作参考。在评析《草叶集》时，应当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断章取义或者将作品中描述的内容等同为惠特曼生活中事实的作法，均不可取。
取名为《孤独的歌手》的惠特曼评传，1955年梓行于世。这一年适逢初版《草叶集》发表一百周年，惠特曼的新传记自然被视为纪念活动中的献礼作品，轰动一时。各种报刊上的评介文章连篇累牍，据麦克米兰公司统计，这部传记是当年美国出版的最引人注目、评论数量最多的著作。这部传记将记述惠特曼的生平与评论其创作及诗歌融为一体，被誉为文学家评传的典范之作，获得了当年的塔米恩奖。这一奖项以嘉奖富有“自由创作精神”的传记作品闻名。艾伦成功地掀起的惠特曼旋风，也使其成为美国政府涉外政治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实现了诗人在世时梦寐以求的宿愿。当年，美国政府指派艾伦教授与红极一时的著名小说家福克纳代表美国政府赴日本参加国际会议，在东方语境中宣传美国的文学艺术观念和意识形态。艾伦个人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如日中天，也使惠特曼研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孤独的歌手》的学术价值与艺术魅力，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惠特曼作为美国民族诗人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世纪以来诗人被视为具有病态人格而扭曲了的形象。这一著作记载惠特曼的生平之详细，剖析他的内心世界之透彻，评论他的创作与诗歌之深邃，可谓前无古人，当今鲜见来者。直至今天，这一著作问世40年后仍被公认为最翔实、最可靠的惠特曼传记。由于艾伦下笔立论始终基于客观史料，而并非臆断，他的某些见解与历史上陈陈相因的所谓定论相抵牾，招惹了一些人的非议。其中最敏感、议论最多的问题当属惠特曼的同性恋问题。相当一大批传记作者、批评家和学者根据惠特曼生活中的某些癖好以及《草叶集》中的某些内容，认定诗人有过同性恋的经历，并认为这种经历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将惠特曼的创作动因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个人的情感经历，《草叶集》的价值与意义也主要由此而展开。推而言之，惠特曼关于《草叶集》是由美国民族诗人创作的民族诗歌的说法，只是精心炮制的一种神话或者策略。艾伦掌握的各种形式的原始资料远远超过其前人，却从未发现可以确认或者说明惠特曼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任何佐证。因此，他倾向于使用“同性爱”一词来描述惠特曼的情感特征，摒弃“同性恋”的说法。艾伦认为，后者指涉的内涵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现实性行为，而前者则旨在抒发一种精神感受，是一种理想化的人际关系的化身。对于惠特曼而言，这样一种情感是前瞻性的，富有想象的特征，而并非是带有忆旧色彩的个人亲身经历的描述，有别于莎士比亚同类题材的十四行诗。在这一问题上，艾伦受到的指责不外乎思想过于拘泥，缺乏合理的想象力等等。
1955年，艾伦还出版了《惠特曼在国外》一书，全面研究世界各国译介和研究惠特曼的情况，阙如者惟有中国。显而易见，这种情况是由当时全球的冷战状态所造成的。同年，他与纽约大学出版社签订合同，由他出任总编负责编纂《惠特曼著作全集》，计划收入诗人留存下来的所有文字资料。纽约大学出版社的这一举措，标志着惠特曼受歧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作品已经堂堂正正地进入美国文学经典的行列。考虑到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艾伦邀请了知名的惠特曼专家S.布莱德利教授作为搭档。不料整个工程的进展尚未过半，布莱德利教授便因病记忆力衰退，进而完全失忆，诸如组织编审人员、协调关系、技术保障以及筹集资金等所有的工作全部落在艾伦一人身上。值得庆幸的是，这套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历时三十余年，终于在1995年艾伦去世之前全部完成，共计22卷。虽说布莱德利中途抱病引退，但是为人厚道的艾伦仍坚持由他们二人共同署名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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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以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惠特曼研究从无到有，迅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艾伦的影响下，美国出现了几位以研究惠特曼而闻名的学者。艾伦颇受鼓舞，仍旧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注重推广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可能性。1961年出版的《惠特曼》和《作为人、诗人和传奇人物的惠特曼》，可以说是《孤独的歌手》简明读本。1970年出版的《惠特曼读者导读》也是普及型的著作。与此同时，远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前，艾伦率先利用《草叶集》文本之外的资料，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诸如解读惠特曼的数百幅照片，分析其中体现的19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的特征，阐释诗人的创作特征。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见诸多篇论文，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对诸多学者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K.M.普莱斯的《惠特曼与传统》（1990）、G.M.希尔与R.K.塔贝尔的《惠特曼与视觉艺术》（1992）、D.S.雷诺兹的《惠特曼的美国：一种文化传记》（1995）、艾德.福萨姆的《惠特曼对本土文化的再现》（1995）和B.厄克基勒与J.格劳斯曼编著的《冲破束缚：惠特曼与美国文化研究》（1996）等新著，就其研究内容与方法而言，都可以上溯到艾伦先前选择的视角和研究模式。
1975年，艾伦全面修订了《惠特曼手册》，大幅度更新和修改了原有的内容及其结构安排，出版时改称《新惠特曼手册》。《新惠特曼手册》和《孤独的歌手》均为惠特曼研究中的经典之作，但凡涉足研究惠特曼及其诗歌的人都不可不读。这两部著作的价值与意义，小而言之，恰如《惠特曼评论季刊》的主编艾德·福萨姆所言，它们问世之后，其他惠特曼学者所做的一切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艾伦的见解添加注释[5]（P99）；大而言之，它们以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惠特曼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将惠特曼从美国文学史上的边缘地带推进到中心位置，对于确立以他的诗歌作品为代表的民族诗歌在美国文学源流中的重要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中国译介和研究惠特曼的情况，艾伦所知甚少。当然，主要原因并非他个人能力不逮，而是历史与社会现实的缘故。从他的著作来看，艾伦1975年之前对于惠特曼在中国的情况大概一无所知。尽管他知道惠特曼在创作《草叶集》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数次拜访曾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商人与官员，留下若干篇笔记，但是他并不知道，早在他开始阅读和研究惠特曼之前，1919年惠特曼的诗歌已经被译介到初建共和体制的中国，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乃至于当时的社会精英描绘国家变革的前景，都起到了启蒙与推波助澜的作用。艾伦甚至不知道，1955年美国人捐弃陈见、隆重纪念《草叶集》问世百年的时候，中国人也在大张旗鼓地纪念惠特曼和其他百余位世界文化名人。当时东西方社会的隔断是何等的深重，由此可见一斑。
自1975年开始，艾伦对惠特曼在中国的背景情况有所了解。《新惠特曼手册》一书的结尾处提及惠特曼在中国的命运。艾伦依据的资料，大概是一位美籍华人对于楚图南先生选择的《草叶集选》所写的英文书评。[6]（P367 ）艾伦以学术权威的身份告诉西方读者：关于惠特曼在中国的情况世人几乎一无所知，1955年出版的楚译“略微掀起了竹幕”；这一译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了“由毛泽东导入”的“简化字”，二是译作虽然在整体上忠实，但是“惠特曼的言语在几处略微偏离原意，以便有利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治”。[6]（326）艾伦对于书评内容的取舍，流露出冷战时期两极政治对抗的色彩，他自己的述评也使用了诸如“竹幕”之类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政治话语。至于艾伦所介绍的楚译的两个特点，中国读者自然明了，对艾伦的“误读”不以为然，而西方读者惟有以他的言论为据，也惟其可信。就第一个特点而言，楚译影响最大的是1949年初版本和1955年的修订本，这两种版本均使用当时通用的繁体字， 而并非艾伦误读的包藏着政治含义的“简化字”。 楚译1955年以后的版本才改用逐渐推广的简化字。说到第二个特点，委实难置可否， 因为艾伦没有提供译例。 不过下列事实是清楚的：楚译的初版本1949年在重庆出版时，当地尚未解放，译者出版这一译作是出于钦佩惠特曼诗歌中歌唱的民主思想及其豪放的风格，译文忠实于原作，并无宣传“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治”的意图。1955年以后行世的修订本，由北京大学王岷源教授负责校译，译界认为此举使译文更为贴近原作，并无“略微偏离原意”的政治寓意。囿于当时东西方的政治对垒和文化封闭，上述事实艾伦自然无从得知。
然而对于惠特曼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的命运，艾伦毕竟渴望了解。他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为《新惠特曼手册》的结语：“鉴于中美关系正在缓和，关注惠特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是令人感兴趣的事情。”[6]（P326）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 性别研究等研究模式和视角不断拓展，艾伦得到了启示，开始侧重研究惠特曼与世界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这期间，他接触到一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对于惠特曼在中国的情况开始有所了解。后来，他又与当时正在翻译《草叶集》的赵萝蕤教授建立了联系，以通信和电话的方式帮助解答她在理解与翻译惠特曼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慷慨出资为她订阅《惠特曼评论季刊》，直到他1995年去世为止。对此，赵萝蕤先生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了谢忱。艾伦去世之后，赵先生曾说，艾伦身体健康的时候，没有邀请他来中国访问，是一件憾事，并反复提及她要写一篇悼念文章， 但又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文。 赵先生也于1998年作古了，两位研究惠特曼卓有成就的学者相交多年，却始终未能谋面，有些愿望也没有实现，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艾伦得知惠特曼在这个东方大国拥有数百万读者，惊诧不已。在《新惠特曼手册》1986年的再版序言中，他不无感慨地写道：“恐怕惠特曼在自己的祖国也没有数百万读者，除非我们将阅读教科书中《啊，船长！我的船长！》一诗的在校学生都计算在内。”[6]（Pxv）在1992年举行的纪念惠特曼逝世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艾伦见到了《草叶集》的另一位中译者李野光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情况。遗憾的是，他本人没有机会到中国来亲眼看看“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艾伦生于1903年8月23日，卒于1995年8月6日，享年92岁。 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惠特曼研究，而且始终处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他研究惠特曼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与艾德·福萨姆合作编著的《惠特曼与世界》（1995），该书于他去世后出版。半个世纪以来，艾伦的成就影响了世界各国难计其数的学者和一般读者。尤其应当提及的是，他晚年所致力于研究的惠特曼与世界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新的解读视角，为惠特曼研究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可以预见的良好前景。就此而言，北京大学英语系与美国衣阿华大学英语系于200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惠特曼2000：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应当说是国际学术界对于艾伦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表明艾伦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以及20世纪的结束而告终。
谨以此文纪念赵萝蕤教授逝世三周年。
收稿日期：20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