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新模式论文,属性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2-0040-13
文化中国与世界华文文学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永不中断地移民外国，近30年，台湾、香港、大陆大量专业人士、留学生、移民，更大量移居世界各国，再加上东南亚的华人再移民，今天作为华人的意义已大大改变。杜维明在《文化中国：边缘中心论》(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诸文章中，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因为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也是一个文化理念。
王赓武教授及其他学者指出世界各地的华人日渐多样性，再也不只是华侨。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词来称呼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因为今天已没有单一的海外华侨或中国人。这些中国境外的华人，由于所住国家不同，身份认同不同，用英文或中文称呼，常用的有Chinese overseas,Overseas Chinese,ethnic Chinese(华族)，huaqiao(华侨)，huayi(华裔)，huaren(华人)，haiwai huaren(海外华人)，Chinese Diaspora等都可以使用，各有其理由，各有其需要。
华人的意义不断在改变中，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了另一种“中华文化”，同样的，中国以外的华人及非华人，我所说的具有边缘思考的华人，也建构了另一类华文文学。这类文学，就如中华文化，它超越语言、族群、宗教，而这种边缘文学就是构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为杜维明所谓的“文化中国”创造新的精神资源。这种文学也成为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甚至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世界，自己也成爲一个文学中心，比如新加坡华文文学或马华文学，其作品即有中国文学传统也有本土文学传统[1]。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种种理论思考与诠释模式来了解与解读这种文学。许多有关华人与文化的思考，上述杜维明的论说及其编的《常青树：边缘中心论》中如王赓武、李欧梵等人的论述，王赓武的《进入现代世界：中国内外》(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World)，还有其他纯理论性的如爱德华诗(Edward Shils)的《中心与边缘：宏观社会学》(Center and Periphery:Essays in Macrosociology)都是开拓发现、思考问题与了解现象华文文学研究的视野[2]。
华人的文化属性：文化建构与修养
世界各国都有华人，但作为华人的意义在不断改变中。华人的构成，主要由他生长与生活的地区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思想所构成，因此，新加坡的华人，与泰国的华人在文化政治认同都有极大的差异，即使新加坡与美国土生华人都说英文，其文化、世界观都不一样。多类型的华人必然产生多类型的华文文学。
同样是华人，具有不同的脸孔。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只要看一下他的脸，我就知道他大概是受华文教育还是英文教育，还是中国新移民。华人不可能使自己变成不是华人，他多多少少还是华人。这说明作为华人的意义及其复杂性。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华人第一次去中国时，往往惊讶自己与中国人在文化意识上有许多地方不同。
由于四处落地生根生长，中华文化是多样性的。我自己长久在大陆、台湾、香港各地生活，我觉得我的价值观、世界观、社会行为很多地方会与大陆或台湾的人很多地方不一样。我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住在新加坡，前后30多年，现在发现自己与马来西亚华人在各方面已有文化思想上的差异。目前，在台湾教书，文化上虽认同甚多，但政治认同上完全不同。
在美国出生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后代又与我们不同。我的妻舅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与长大，不久前她到新加坡住了半年，处处与新加坡的大学生不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华人，都说英文，文化环境的差异，犹如热带与大陆气候的差异，因此，新加坡虽然又有好的机会，她决定不留下来。认同感的差异使她在新加坡华人圈中仍然感到陌生。
华人新文化的建构：本土菜肴的创造
在马来西亚，娘惹菜肴是中国与马来烹饪的有趣结合。这说明外来文化与本土化结合之必然性。峇峇文化把两种文化融合成一种，峇峇倾向说闽南话化的马来语，娘惹爱穿马来服装，但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思想道德还是很中国。
今天华人的双文化主义已经发长成为多元文化。新马华人在当地发明的许多菜肴糕点如鱼生与海南鸡饭，其制作的方法使人想起本土化的华文文学。两者都面临建立本土独特型的挑战。不管是菜肴还是文学作品，都要具有当地的风味，融合本土与中国传统的两种文化。
虽然捞鱼生听起来像广东菜肴，中国的广东与香港没有这样的食物。由于它出自新马，并具有多元文化，所以为各种族所接受，包括信仰回教的马来人。因为捞鱼生的食物没有其他宗教忌讳的食物，主要由本土与进口的瓜果如红白萝卜丝、柚子的肉、油炸粉条、鱼是进口的鲑鱼或本地的马胶鱼。2004年1月24日，马来西亚的首相阿都拉巴达威(Prime Minister Abdullah)在新山的海边庆祝华人新年，邀请了新马各族政治领袖，就以多元文化的捞鱼生作为宴会的开始食物。
重构中文：承载本土经验的华语
语言具有地方、文化色彩。海外华人由于文化与土地的改变，需要重构中文的性能，才能准确的书写域外本土的生活经验与自然环境。因此创新转型的中文，被称为华文/华语。
在全球后殖民的社会里，本地人使用的英语很特别，从词汇到发音与英国的英语/文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文化思想，生活环境，与使用人的语言背景所造成的。在许多英文后殖民文学的论述中，为了表示后殖民地的作家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不同，今天英国的英文以大写的English来表示，后殖民地的英文以小写english来表示[3]。
由于华人离散族群的华文文学与英文离散族群文学有相似的发展，因此有中文与华文/语之分。海外华人因当地文物与不同文化生活经验的需要，把改造过的中文称为华文。用华文来创作，更能完整的表达当地华人的文化思想，完美的承载新土地上的生活经验。
华语落地生根以后，就起了变化，其复杂性使得话语在新马泰之间音调词汇都有所不同。当年马华的华文形成，因为本土出生/长大的作家感到中文不足于描述新土地新气候里的生活。所以本土作家如吴进(杜运燮)开始大胆的改变中文的规范性，目的就是要更恰当贴切的去表现生活经验[4]。
全世界华人地区都存在着反映当地社会所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词语，尤其在“地区词”或“多区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意义。地区词照说都是单区独用词语，如：泛蓝、泛绿(台湾)，斋啡、笋盘(香港)，荷官、职程(澳门)，组屋、乐龄(新加坡)，零吉(Ringgit)、拿督(Dato)(马来西亚)。双区共享词语如：峇峇(baba)、甘榜(kampung)(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资政、刍像(台湾和新加坡)，雅柏文/雅博文(apartment，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区或多区共享词语如：报聘、高丽菜(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杯葛、主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①。
多类型华人作为比较/批评模式
英文新文学提供我们了解马华、泰华或美华新的视野，他们的华文文学属于另一种文学传统，与中国的或香港不尽相同。多元华人创造的新兴华文文学，必定具有其独特内涵与语言个性，与中国文学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来认知。
我一向主张把世界华文文学放回它产生的家国的土地、文化属性、政治认同上来分析。将作品与文化属性与政治认同，甚至与食物、独特的华语一起解读，这种变化中的华人的阅读策略，能够给华文文学研究带来惊人的视野。
我曾经以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及其他作品作为解读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诠释典范模式。通过后殖民的阅读策略，很多未被注意的重要内涵便呈现出来。我的后殖民阅读发现老舍《小坡的生日》隐藏着多元种族社会与反殖民主义的思想。老舍用小孩的梦幻作为去刻画“小小的南洋”。他的寓言/预言很明显：未来的马来亚(新加坡)社会，必然是由马来人及印度人、华人移民组成的多元民族的社会[5]。老舍尝试颠覆康拉德小说中的殖民观点：南洋的人物永远以西方人为主角。这小说不是中国学者所说，只是儿童小说。后殖民阅读策略很能分辨马华文学中本土的及继承中国文学的两种文学传统的存在情形。
多类型华文文学的比较/批评模式
海外华人因生长的环境与文化不同，由于身份认同的不一样，今天我们需要不同名词来称呼他们：海外华人、华裔、华侨、华族、华人移民，有时又以所属的国家来称呼，如新加坡华人、美国华人等等。多元复杂的华人的文学，应该从他们所属的政治、社会、文化认同来比较与评释。所以王赓武多种华人与杜维明的改变中的华人的理论是诠释世界各地华人文学最好的锁匙。有了他们的理论架构，我们就不必以暴力破门而入。研究英文后殖民文学的论述，也提供很多可以参考的方法与视野。
移民书写模式：拥抱边缘经验的文学
在重要的后殖民研究论述中，D.E.S.Maxwell的比较文学模式把新兴的英文文学分为移民者文学与侵略者文学两种。世界华文文学中一些地区的华文文学与前者类似。比如这种文学作品喜欢书写放逐、流浪等主题。借用这个比较模式，我们可以探讨很多华文文学中有趣的、创新的边缘书写。在东南亚，虽然早期受英国或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统治，在华人移民族群/社区里，来自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大于殖民者的文化力量，因为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在政治独立前，很多华人始终接受私立的学校的华文教育，很多移民在政治与文化上，还是认同中国。因此，在1919-1945年间，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在本土意识还未成长时，自然把当地的生活看成在异乡流浪。怀乡、流浪的主题很流行，像依夫的《憔悴的橡胶树》，江上风的《南洋没有太阳》便是代表作。
后殖民文学的比较模式
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作者讨论了4种比较的模式。第一种是关于区域性或国家性的比较模式(national or regional models)；第二种是基于族群的比较(race-based models)；第三种是建立于更复杂性的比较模式(comparative models of complexity)；第四种是根据驳杂性与本土性(hybridity and syncreticity)的批评模式。这些比较研究的方法都不是界限明确，常有重叠互涉的地方。不过把它用在如东南亚华文文学上，这些根据英文后殖民文学发展的比较模式，可以帮忙打开我们的视野，从地理区域及其所有文化属性方面，拓宽研究华人离散文学的领域，加强其深度。
第一种是注意区域性或国家性的比较模式(regional and national models)，强调华文文学产生的国家或区域的文化特点。以马来西亚(当时称马来亚，包含新加坡)为例，这是最早发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社会。马华与新华文学的某些特点成为以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的模式。基于地方与本土文化的改变，作家开始采用变形的中文(华文)、南洋色彩的题材、叙事形式，及本土生活经验。今天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作品都紧密地与当地的社会、政治、历史结合，可当作国家意象与国族人同来阅读。更宽广的地域模式帮忙我们认识跨越语言、国民性、种族的界限的文学，产生区域文学的观念，这样我们可以比较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北美华人文学的异同与特点，甚至比较东南亚华人创作的华文文学与英文文学。比较东南亚的受华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作家的作品应该是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文学/文化课题。
第二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模式是寻找出不同地区的离散华人族群文学的共同特性。譬如在美国的华人作家，其中国民族性与传统文化在其作品的位置。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其作品中的中国性，是不是比北美的作家少了很多？因为前者已是第二代与第三代的华人移民。像商晚筠的小说如《痴女阿莲》、《巫屋》、《木板屋的印度人》，《跳蚤》里的《小舅与马来女人的事件》，《夏丽赫》等许多小说，本土性比中国性更强，她的小说常常以非华族人物或是社群为主题[6]。
第三种比较模式可运用来研究两种华文文学中在语言、历史、文化方面的独特点。在研究大英共和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English literatures)，很多批评术语已发展出来，很多批评家使用有大英共和联邦文学、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英文新兴文学(New Literature in English)、殖民文学(Colonial literature)、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也在寻找政治上或文学理论上适当的批评架构。常用的术语如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华侨文学、离散华人文学都有被使用。由于华人与华文文学的多样性，没有任何一个名词能取代其他的，因为我们要根据各地的华人来称呼其文学，马华文学、泰华文学。
第四种是批评模式，其运用比第三种更广泛。这是研究构成后殖民英文文学重要因素如驳杂性与本土性。像新马受过英国殖民统治，其华文学就需经过适地化的过程，吸收本土生活经验与本土文化，改变规范性的中文。最后新马的华文文学呈现含有中国文学与本土的两种文学传统，不再是纯种的，而是杂交后的变种，思考边缘性的，某些文学基因也改变了。
结论：实际批评的模式
新兴的世界英文文学研究、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给我们带来许多透视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这里所提出的比较/批评模式，只是评论时的方法与视野，不是文学思考/思潮的派别。我们从海外华人的理论与英文后殖民文学可以学到很多思考、研究、与批评的方法。学者肯定不止一种华人离散族群，而是很多不同的华人离散族群(Chinese diasporas)，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批评模式去论述许许多多的华人社群与文学。华人的复杂性产生华文文学的多样性。今天，学者都注意到目前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华侨等不同类华人的华文文学各自的独特性，这样我们必须设计与采用许多诠释理论与分析方法来解读。上面我所提到的只是其中一些可以运用的。就如《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所指出，这是实际批评的方法不是思想的学派。我们研究后殖民文学的时候，通常上述几种方法都可以同时使用。
注释：
①林万菁、陆俭明、汪惠迪及其他学者都有研究。如汪惠迪着有《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汪与其他学者正编撰一本辞典，见《〈全球华语地区词词典〉：全球华社地区词的大整合》，www.huayuqiao.org./member/wh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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