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斜线——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的不平衡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斜线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不平衡论文,现象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恐怕人们都会接受这样的事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其创作阵势或 是创作成果，在文艺领域中，在社会舆论中，至今仍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一个令人兴 奋也令人焦灼的热点。
中国长篇小说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了向现代小说形态的转变，经历了百年步履 ，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它行进的步伐似乎应该理所当然地变得更加稳健，艺术 风采和精神风采都应该有新的展现。然而，今天当我们要对这个领域近十年的收获下一 个断语的时候，就会觉得简单的一个词汇难以担负这种功能。应该说，十年的收获是辉 煌的，也是暗淡的，作为长篇小说的艺术探索，十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为精神探索 ，长篇小说并未现出其特有的光彩，犹如迈步的两腿，由于两边“力矩”的不均衡，形 成了长篇小说发展中行走的斜线。本文正是想从这一角度出发，具体考察一下这种不平 衡现象在创作上的体现，并对它的因由作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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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在艺术探索上的历史价值，我们不妨将论述的笔墨稍稍拉开 一点。长篇小说在中国的孕育与发展，并不比西方晚，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小说，包括 长篇小说，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自然生长的，是“自生型”的艺术形式。尽管十九 、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小说在艺术上的主观性逐步加强，包括叙事时间的处理，叙事者身 份的变化和情感的投入以及叙事结构心理线索的突现等方面，都显示了西方小说艺术经 验的影响和参照，但其基本的艺术方式仍然是中国自生形态的延续。正如著名的捷克汉 学家M.D.维林切诺娃所说的：“西方影响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中起 到重要作用——外来因素的吸取也只是本身进化的补充。”五四后长篇小说对西方小说 艺术新潮的吸取，我以为更主要的是在活动场景描写的拓展以及对表现社会矛盾的总括 力方面。三十年代初先后出现的以人物为中心组结社会各类矛盾线索的《子夜》，以家 庭为纽带浓缩社会情绪的《家》，以民情风俗反射时代变动的《死水微澜》等作品，它 们总括生活的艺术方式，几乎影响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半个世纪。我们可以说，自 三十年代后直至七八十年代之交，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艺术方式，大体没有新的变化。 而到了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意识是空前的增强，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艺术方 式有明显的变化。除了像寓言体、词典体、年谱体、笔记体等小说体式的创造外，许多 现代流行的艺术手法如意识流、多角色第一人称、象征等被广泛吸取，这当中，我以为 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长篇小说艺术空间形式的创造和长篇小说象征体的营建，这是九十 年代长篇小说家们的一种带有探索性又带有开拓性的艺术创造，它给长篇小说带来一种 全新的艺术风貌。
小说的空间形式是通过内容的涵盖和形式的营造从而诉诸于读者的知觉与想象来得以 实现的。长篇小说历来有追求广度与深度的本能，而九十年代小说家则在这种追求中作 出了自己的新探索。在小说中建立起多重力的支架，从而营建起具有复杂层次的、多矢 向力的盘绕的历史空间。这方面最突出的自然是《白鹿原》。支撑《白鹿原》艺术空间 的中心支柱是农村宗法社嗣的繁衍力与来自不同方向(包括鹿兆鸣、鹿兆鹏、黑娃、白 灵、白孝文等等)的瓦解力，这是一种来自农村传统社会内在的驱动力，这一支柱的确 立，使廓大的艺术空间不仅具有生活的稳定性而且具有自我发展的律动性，而盘绕于其 中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力量，社会层面上的国共、兵匪、对日寇的抗与降的种种社会力量 ；精神层面上的则有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人的生命自由、生命欲望的迸发力等等。而在 这多重层次、多矢向的各种力之间，勾连与锁合得非常有机，以生活的内在脉理扭结成 一个内涵丰富、充满历史动感的艺术空间，这是过去长篇小说所罕见的。
从结构的功能上寻找扩展小说空间的可能性，这也是小说家们的一种探索。长篇小说 的结构功能历来为小说家们所重视，也是检验其艺术功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以往长篇小 说更多考虑结构的严谨与完整，而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则有意识地利用结构功能来扩展小 说的艺术空间，以达到其所追求的精神意旨。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所作的试验是 有艺术价值的。小说有两大情节板块，主人公“我”的现实经历和感受；由母亲姓氏而 追溯的茹氏先人的血脉。两个板块并行交错，相互映衬，使现实的空间获得了历史的深 邃，也使历史的溯源，有了现实的底座，这种板块交错的结构功能，在其艺术效应上比 那种以现实为线索投射进历史音响或那种以历史为线索穿插进现实内容的作品，会显得 空间更廓大。艺术空间的这种拓展，实际上也是为读者创造一个对历史—现实思考的精 神空间。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则是运用结构的重复来达到小说空间的拓展，小说最 基本的“卖血”情节本是极为简单的：喝水、抽血、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而这个最 基本的情节在小说中被重复了九次，以结构的有意味的重复，使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空间 得到巨大的拓展。艰难的环境，生命在艰难的生存空间的不断循环中被耗尽，人的尊严 也在生命的不断循环中被耗尽。
利用透视的法则通过特定视觉的选择，创造空间的多维性和多向延伸性。这是作家们 在探索中的又一种创造。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两种视角的采用使这部小说关于一个少 年在缺失爱的环境中成长的故事，带来了多维度的表现。用童年的“我”透视了、逼近 了那个阴暗的无爱的环境的最深处，使弱小的灵魂在颤抖中发出生命的呼喊；又用成年 后的“我”的冷静的眼光将童年生存的空间拉开历史距离，从而获得了客观审视的可能 。《尘埃落定》最受赞赏之处也是其叙事视角的智慧选择而带来了小说空间的非常规性 、飘忽性和朦胧感。一个有着藏汉两种血缘的“傻子”，身为土司儿子却又无权继承土 司权力的“斜门逸出”，他那种不确定的狐疑的目光，那种穿透生活周围表层性秩序、 进入预想的冥悟的状态，把土司制度的瓦解置于一个非常规的飘忽的视阈中展现，真切 地体现了一种“前定”般的不可抗拒的过程。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艺术的另一方面突出进展，体现在象征艺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 的创造性运用。九十年代初出现的《废都》、《白鹿原》已明显体现出较之八十年代中 的《花园街五号》等作品更强的象征化追求意向。“花园街五号”那座别墅在小说中无 疑是一个象征体，它既是权利的象征，也是权力更迭的见证，但这个象征物与小说中人 的命运、思想情绪和行为趋向并无特殊的内在联系，它更多是作为一段权利交替历史的 载体；到了《废都》和《白鹿原》，象征艺术在长篇小说中则更突出了一种意象化的象 征功能，如《废都》中的“埙”，《白鹿原》中的“白鹿”，它们的意义指向都带有多 义性。埙的苍凉、幽怨的音响，既可以是发自历史深处的古旧都市对逝去的昔日华耀的 哀鸣，也可以是目睹现代文明的物化带来人情失落的怅惘，还可以是人在城乡游荡中找 不到生存位置的怨愤……这种交织着极为复杂而多义的、带有强烈情绪的意象，贯穿在 整部长篇小说中，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意蕴和艺术感染力。又像出没在白鹿原上的“白鹿 ”，这个意象也给小说带来了丰富的联想，它不仅有着吉祥的传统寓意，更含有体现在 白鹿身上那种自由生命的象征，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精气的体现，朱先生仙逝乘白鹿升 腾的景象，不能不使人联想翩翩。
除了意象化的象征功能的运用外，九十年代长篇小说象征化的追求还体现在整体情节 的象征力的驾驭。《心灵史》的哲合忍耶教派七代传人为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前仆后继的 苦难足迹，显然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它既是几代教民们的生活历程，更是作为人追求 自由心灵的历程。具象性的教派历史情节，实际上成了一个整体的象征：人为坚守信仰 的象征。余华的《活着》写了主人公福贵身边一个个亲人的死亡，妻子、儿子、女儿… …整个小说情节其实有着整体性的、深刻的象征意义：人的“活着”过程，也就是承受 苦难的过程，面对死亡的过程。这样的小说，它所重笔描绘的社会具象，整体的生活过 程，其实具有明显的超越性意向，读完小说，你可以不记得、不追究它的具体人物或场 景的某些真实景象，但它由此所放射的隐喻性内涵，却能令你反复思索，反复沉吟。这 正是这类小说的象征功能所产生的特殊魅力。
应该说，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家们在艺术探索上的自觉意识及其带给小说形态上的明显 变化，真正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想，这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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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这种事实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种同样存在的事实：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 在进入社会大众生活方面，并不显得有太大的“轰动”之处，这种事实本身会令我们进 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艺术上确有创新却又为何无法震动人心?长篇小说还缺乏 什么?
从长篇小说的受众的角度来考察，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值得人们花上十几小时以 至几十个小时去读完它，自然不会仅仅是孤立欣赏它的某种艺术方式或手法的新异，而 总是希望在这种欣赏中获得某种情绪上的感染和精神上的触动。而近些年来，长篇小说 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接触到社会尖锐矛盾的作品，像《苍天 在上》、《抉择》这样一些尖锐揭示当前社会反腐倡廉的感时之作；一类是以“惊世骇 俗”姿态狂放闯开“性”领域的作品，像九十年代初的《废都》以及九十年代末的《上 海宝贝》之类的大胆展示性的作品。前者无疑是因为直接地表达了社会大众对社会痈疽 的痛恨，而后者，则是满足了社会某一部分人精神刺激的快感。但是，从大量的长篇作 品来看，在面对历史、现实、人生时能给予人们新的感悟、新的启迪、新的精神导引的 作品并不太多。应该看到，新时期以来，小说家们在创作中的精神建树是有过不少成就 的，从《沉重的翅膀》最早揭示了改革步履的艰辛到《古船》对中国古老的历史沉积以 及它在现代社会的泛现所作的深刻描绘，从《人啊，人!》发出的对人性、人道主义的 呼唤到《玫瑰门》对人性变异、生命扭曲的窥视，等等，都曾经给人们的心灵以巨大的 震荡，显示了作家精神性的思考的敏锐性、超前性。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也并非完全没 有震动人心之作，像《白鹿原》中所体现的具有巨大繁衍力和凝聚力的中国农村宗法势 力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终于无法逃避必然瓦解的命运，显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无情力 量。小说对儒家精神的现代价值所作的重新诠释，体现了作者精神思考的独创性，使小 说除了以它丰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人外，还唤起人们一种精神思考的欲望。即使像《废都 》这样的作品虽然带有某些描写缺陷，但它在传递一些敏感的文化人在社会急剧转型时 心理的失衡，宣泄他们那种迷惘失落情绪方面的淋漓尽致的描写，却是令人震惊的，能 唤起人们关注，当旧的价值体系不可挽回地倒塌后，精神的顿然迷失会使人陷于多么可 怕的境地。小说对一种人精神情绪的大胆楔入，在读者中引起的惊愕，对人们固有心理 防线的撞击，不能否认正是作家在当时向精神领域的第一次涉足。
但是，在这十年间的许多长篇小说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作家们在精神探索上的举步 维艰。我们不妨通过小说家中的一个特殊的“代际”的创作作一些考察。这个特殊的“ 代际”是指那些经历过文革前后的社会生活，在新时期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代作家。可以 说，他们经历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和现实的变化，这为他们对历史、现实的精 神性思考提供了亲历性的丰富资源；而且，他们又都不是那些只热衷于“玩技巧”而漠 视精神追求的浅薄型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他们一些创作个案的辨析，可以从 中发现一些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
在精神价值的问题上，有一部分作家始终持一种彻底的颠覆性立场，也就是通过自己 的作品对原有的种种价值观念进行彻底的颠覆。像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 乡天下黄花》等等，基本上是针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如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阶级利益 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等等，进行“翻个儿”的颠覆。他们的目的似乎更多在于获得某种 精神“狂放”的乐趣，而不在于要为人们重构什么价值理想。我们可以不去多谈它。
与其相反的另一种态度，则是要在某些已经或即将失落的传统的精神价值上显示自己 的偏执与固守。这方面自然是以张承志、贾平凹为代表。张承志创作的精神历程已有不 少研究者作过相当深入而精辟的论述，他的《心灵史》所表现的哲合忍耶的教民们为坚 持自己的信仰，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前仆后继，确实有震动人心之处，因为“追求心灵的 自由”这一命题很容易在现代人心灵中引起某种感情的回响，然而，《心灵史》的缺陷 在于：它仅把牺牲、流血作为一种理想美，把对贫困、荒瘠、落后的忍耐与顺应作为一 种与信仰追求并生的基础，这种偏执的态度自然也会受到当今小说受众在精神上的保留 ，因为“血脖子”行为，“安贫乐道”理想恰是当下人们逐渐抛弃的观念，因此，小说 未获得广大读者心灵的全部认同也是必然的。贾平凹则又是另一种表现，自《废都》以 后，贾平凹陆续创作了《白夜》、《土门》、《高老庄》以及最近出版的《怀念狼》， 毋容讳言，作家似乎仍然没有走出他的“废都情结”，这些作品无非是反复地体现一种 相同的精神情绪：对现代文明的难以适从，对传统失落的无限追念。这种带有文化守成 色彩的精神特征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无疑具有典型性、普泛性。但只要我们仔细体味一 下他的作品，就会感觉到贾平凹在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所持的精神立场更多是带有农民 意识的精神特征，城市与农村是以对立状态出现的，这点在《土门》中表现尤为突出： 城市制造着“肝病”病患者，而仁厚村则是医治肝病的大医院，因为它有一位被称作“ 土地爷”的神医，农村土地在贾平凹意念里始终是生命的依托，而人一旦离开它就会变 成“丧家狗”。人在城市中始终有飘零感、迷失感，这与西方一些体现新人文主义精神 作家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是从现代文明的立场去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端，希望从田园，从 人的最原始本性中找回一些失落的美好东西，纯真、人性等，以补偿现代文明的缺失； 而贾平凹则始终对城市现代文明怀有恐惧感、排拒感，对土地的偏执固守情感使他对商 业流通、人际交往、社会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始终无法从情感上接纳。我想，这恐怕正 是贾平凹近年陆续出版的长篇受到读者冷漠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前面一类作家的精神探索是在颠覆与固守中表现出某种极端性偏执的话，那么 ，还有一类作家的精神探索则使人明显感到其精神矢向在两极间摇摆，最典型的莫过于 张炜与王安忆。张炜在八十年代中出版的《古船》从古老的洼狸镇的现实苦难中，促动 人们去思考苦难的根源，小说对封闭、保守、封建性的土地王国上孳生在农民身上的劣 根性：由私欲演化成的权欲，由狭隘演化成的仇恨，由愚昧演化成的残忍，揭示得令人 触目惊心，对千百年来农村宗法制下的历史积淀在现代社会所呈现的恶性发展，抨击是 极端无情的，反映了作家对摆脱农业文明、走出土地固守的强烈祈望和尖锐思考，小说 明显地将未来寄托于新兴工业代表力量的重新崛起。可到了1993年出版的《九月寓言》 ，作家的精神矢向一下子转而为对土地的亲近感，对土地文明的重新向往，以至于有意 地将那里的一切苦难都消解，把贫困、落后、愚昧所造成的苦难，变成一种精神享受。 这一切说明作家正以对土地的膜拜来抵挡工业文明对农业社会冲击的轰隆脚步，显然， 这是从《古船》的一极跳跃到《九月寓言》的另一极。诚然，孤立看待这两部作品，都 有它各自的深度，但若想将它们构成作家的精神系统，却是困难的。人们无法由此看出 作家精神探索的成熟过程，只会感到他精神立场的飘忽性、趋时性而影响了对它精神向 度的认同。
以王安忆1993年出版的《纪实与虚构》与她1995年出版的《长恨歌》相比较，我们也 可以感觉到作家在精神探索上这种两极式跳跃的明显迹象。《纪实与虚构》通过用“冥 想与心智”将祖先的道路“重踏一遍”，体现了主人公“我”对金戈铁马的“争雄的世 纪”历史的向往和对平庸现实的厌倦；可是在两年之后所写的《长恨歌》中，在那种精 细传情的描写的背后，传递给我们的似乎更多的是对那个一辈子寄寓于大都市、且一辈 子都满足于与男人周旋的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对她那种始终不变的靠闲聊天、嗑瓜子、 喝下午茶、搓麻将以打发日子的生活的玩味。在这里，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好像已疏离 于那种金戈铁马的向往，而跃变为对一种边缘性、平庸性生活循环的认同与品赏。有些 评论者曾是那么热切地赞赏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对上海这个大都市“城市精神”的精确把 握，但令人疑惑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真正代表了上海?真正创造了上海 的历史?是那种敢于“争雄”的进取抑是王琦瑶这种平庸的无奈?王安忆在前后两部作品 中精神取向上的“移动”，恐怕只能说明作家的精神性思考尚未找到她自己的基点。
今天的长篇小说家们往往都是他所面对的历史或现实的思考者，而不仅仅是为了告诉 读者一个历史故事或现实故事，这一点确实是一种进步，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长 篇小说的要求也就更关注它所体现的思想穿透力，而不希望它只在一个精神平面上反复 滑行。但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长篇，尽管内容或手法上也许确有新意，但在精神 思考方面却表现出一种平面滑行的惯性，我们在大量作品中反复看到的是已经大量表现 过的东西，诸如人性的异化，物质化带来人的孤独感、隔膜感，命运的轮回与历史的轮 回等等。而我们都知道精神冲击力往往是以其独有的尖锐穿透性而显示其力量的，倘若 它一再地被重复，就会变成一个平滑的精神平面，失去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力。这种状况 ，即使在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中也有存在。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叙事艺术上很有特色的 《尘埃落定》，小说固然显示了作者对历史思考的巨大热情，但我们从那个土司部族的 瓦解崩塌的历史过程中所感悟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熟悉的问题，如关于专权、野蛮、固守 造成的历史危机，关于武力征战的失去人心，一代一代复仇的无意义，关于商业流通带 来的生机，以及关于人性、爱情、欲望，等等，这实际上都是一些已经成为普泛的道理 。所以小说吸引人的更多是其叙述的智慧和生活的陌生化场景，而给人对历史新的感悟 和精神性的力量却显得不足。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创作意旨是很明确的，它不在于写 人和事，而是重于精神性的“务虚”，从一个个人的不同命运境遇，从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交往和感情纠葛中，去思考人生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命运与机遇，道德与权力，崇高 与卑下，爱情的追求与世俗的利益，生命的价值与死亡的意义，等等，总之，这确实是 一部意在拷问灵魂的书。应该承认，小说在表现由于观念或利益的阻隔而使机遇擦身而 过所带来的情感歉疚或命运的追悔，表现人在情感与欲望的旋涡中的痛苦与挣扎，无奈 与抗争，这些方面是感人的，耐人思索的。但不难看出，作者的生活毕竟有其局限，因 此他的思考还更多停留在道德、情感领域，即使进入一些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如 对叛徒问题，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时，他的思路就会被缠绕，最多只是发出激越的慨叹， 仍无法进入更高的理智性思考，因而，他的“务虚”实际上还是一种对情感伤痕的抚摸 。拷问了灵魂，却未给予新的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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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艺术探索与精神探索这种不平衡现象，使得九十年代声势浩大的“长篇热” 始终未能获得其应有的社会效应。
历史常会出现某些耐人寻味的相似。在中国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中，这种不平衡现象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也出现过。清末民初的一批长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已经开始发 生一些变动，由于主观性的加强而带来了某些艺术新意，但其精神含量却未出现明显的 新质，在社会的复杂变动面前虽有所感应却又难以发出精神的穿透力，所以正如鲁迅所 评价的：“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 风俗，虽命意在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 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甚远矣。”这种状况，终使这一阶段的长篇创作，只 具有其过渡性特征而无法构成一个创作时代。一百年后的今天，从历史层次上来说，九 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自然处在更高的水平线上，但从原因上来探讨却使我们想到某些相同 的东西，这就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能力和理解能力。如果说，当年的长篇小说 家们还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处在现代化历史潮流已经演进了近百年 的当今的作家们，应该早已具有这样的理性觉醒。应该看到，文学与政治和文化一样， 在历史和现实面前都应具有自己独立的把握和理解意向，具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力量。作 家的创作，应该是对历史的一种新理性精神的敏锐感应，是人类最新智慧之光的一种闪 现。我想，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文学就永远不会走向社会生活的边缘，而会成为人 类社会生活永远不可替代的精神之光源。
长篇小说家们近十年来在艺术上所作的有成效的创造，显示出对人类优秀的艺术经验 具有很强吸纳能力和融会能力，只要我们对于人类丰富的精神遗产和先进的文化精粹也 同样的主动关注，而不是被那种所谓远离历史、远离现实、远离意识形态的论调所蛊惑 ，我们的小说家们就一定会在精神探索上真正有所建树，真正使长篇小说创作的不平衡 现象得以改变，并在稳健的前行中登上新的历史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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