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不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3）02-0022-05
以前，当人们谈到明代治理较好的时期时，常常提到所谓“仁宣之治”。实际上，仁宗只在位1年，即使他再英明，也不可能在1年间将国家治理成盛世。宣宗只在位10年，基本上是个守成之君，其统治期间“蒸然有治平之象”，其实也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正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朝的国力达到鼎盛。明成祖以此为基础内外经营，使永乐朝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以前，由于明成祖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称为“篡逆”，故不愿肯定永乐帝的政绩。今天人们已清楚，靖难之役实则是皇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永乐年间的盛世景象也应该得到如实的承认，称“永宣之治”更合于历史实际。
一、关心农事，发展生产
永乐盛世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明成祖生于乱世，深知以农为本的道理，也深知农事之艰难。有一次，有的官员主张要农户自己把粮食运往北京。永乐帝不同意，说了一段颇体恤民情的话：“国以农为本，人之劳莫如农……幸足供赋租，而官吏需索百出，终岁不免饥寒，又可令输数千里之外乎？”[1]（卷114）一个封建帝王能说出这种话，这是难能可贵的。
永乐帝即位之初，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残破景象，尤其是北方的经济遭受的破坏最重。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永乐帝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一）与民休息
靖难之役打了3年，人心思定，而且一片残破的经济亟待恢复，所以永乐帝即位后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尤其是永乐初年，这种政策执行得比较有效。永乐元年（1430）二月，明成祖对户部臣说：“数年用兵，军民皆困，今方与之休息。数有令，擅役一军一民者，处以重法以闻。”并再次申明前令，对“再犯者诛不宥”。[1]（卷16）由此看来，永乐帝起初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是很认真的。
永乐初年，有人向永乐帝献战阵图，以希见用。但这人万没想到，不但未受重视，反而被严厉训斥一通。永乐帝说，用兵乃是不得已之事，“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岂当复言用兵！”在这种与民休息的思想指导下，永乐帝还将不少军士复员务农。后来，永乐帝亲征漠北，有人建议将建文时在江西召集起来的民兵调来随征，永乐帝不许，认为既让他们复员，再召他们去打仗，这等于向天下人表明自己不守信用。
（二）招抚流民
靖难之役打了3年，“淮以北鞠为茂草”，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为此永乐帝一再劝民于田亩，千方百计地招抚流民复业。他即位不久就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江北地广民稀，务农者少……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废业。今不时劝民，使尽力农亩……来春宜早遣人督劝……诚使四海皆给足，虽不盛馔以乐侑食，未尝不乐。”[1]（卷15）最后这句话不能仅仅看作是自我标榜。永乐帝一即位，就遣人四出，招流民复业。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永乐帝对户部臣说，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永乐帝还特地颁布诏令，各地都不得对逃徙的老百姓治罪。流民复业后，有的地方官向他们追征累年拖欠的粮刍。永乐帝听说后很生气，遂对户部臣说，农民不得已才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荡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周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2]（卷7）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很开明的，它使大批流民很快又回到田间，使残破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
（三）资助农民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
永乐帝经常发放给穷苦农民一些耕牛、种子之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打开太宗朝的《明实录》就会发现，这一类记载可谓俯拾皆是。例如，永乐帝刚即位一个月，“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缺耕牛，特命……以宫牛给之”。[1]（卷11）当年年底，户部郎中李昶奏言，北平各郡县的老百姓“虽多复业，今尚艰食，且乏牛耕种”。明成祖遂命调粮接济，并命官府买一些耕牛发放给他们。
永乐元年（1403）年底，工部尚书黄福上奏，称陕西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永乐帝遂命官府到外地买些耕牛，发放给农民，所缺耕具，则命当地官府督造。这类向农民发放耕牛、种子之类的事，永乐初年最多，几乎史不绝书。这对农民恢复生产来说，自然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徙民垦荒
为了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使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垦，永乐帝也像他的父皇朱元璋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移民。
这种有组织的移民从永乐元年（1403）即已开始。这年八月，发南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实北京”。后来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因为当时北京一带的荒地较多，永乐帝还下令，将各地流罪以下的犯人都发来“垦北京田”。永乐十四年（1416），永乐帝还“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3]（成祖本纪）即免除3年的徭役。
永乐年间移民的规模是很大的。例如，当时山东西部和北部都受战争破坏较重，地广人稀，永乐帝就从山西迁移来大批百姓。时至今日，山东许多地方的老百姓还经常说起祖先迁移来的情形，有些成了生动的故事。《山东省菏泽市地名志》有菏泽市“村庄建置年代一览表”：菏泽市共有村庄1753处，其中仅明代建置的村庄即达1270处，约占全部村庄数的73％。在明代建置的村庄中，又主要是洪武和永乐朝建置的，洪武年间达519处，永乐年间达148处。“地名志”中列举出来的家谱资料显示，这些村庄的始祖大都是从山西迁来的。[4]这种情况在鲁西、鲁北和豫西一带具有普遍性。这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永乐帝徙民垦荒的规模是很浩大的。通过移民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种很有力的措施。
二、倡言民瘼，宇内富庶
永乐帝提倡臣下直言民间疾苦。他心里很清楚，那些大大小小各级官员大都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真正为国为民的很少。很多人只报喜，不报忧，邀功钓誉，希图晋升。下边的真实情况如何，自己难以周知，对此，必须依靠各级官员及时上报。有一次，永乐帝对通政司官员说：“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通下情……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2]（卷7）因此，凡有关百姓休戚者，虽小事亦必须马上奏闻。
尽管永乐朝是明代的鼎盛时期，但永乐帝从来不以太平自诩。相反，他却经常谈及政事中的弊端。永乐十年（1412）三月举行殿试，永乐帝在制策中说，自己即位十年来，“厉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寝，若是而欲济世泰和，果何行而可？”[1]（卷82）这等于明确承认，上上下下还有许多弊政，他需要臣下直言民瘼，及时整治。
令永乐帝十分恼火的是，自己苦口婆心地反复要臣下直言民间利病，但外地官员来京时还是大都说好听的，例如五谷丰登、闾阎乐业等等。刚听到这类话不久，就又听到山西的老百姓有吃树皮草根的。徐州遭受水灾，老百姓有卖子女以求活者。为此，永乐帝立下一条规矩，凡是官员言民情的话，通政司官员都要记下来。如果他所辖境内有灾伤饥馑，自己不报，被别人报上来，对这人要以隐欺之罪加以惩处。
有一年，河南遭受了水灾，地方官匿而不报，反而说是个丰收年。永乐帝遣人巡视，发现有不少老百姓在吃草种子，甚至有人已饿死。永乐帝立命对这些地方官严加惩治，并为此榜谕天下：“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2]（卷7）
在永乐帝的提倡和鼓励下，一些臣僚比较大胆地直言民间疾苦。对此，永乐帝都及时予以处理。例如，他听说徐州因水灾有人卖了子女，一时颇为动容，立命开仓赈灾，凡是卖子女者，由官府代为赎回。
山西安邑的老百姓有些逃徙他乡，而税粮却要由未逃徙的农户陪纳。永乐帝闻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端，这等于逼着那些没逃徙的人也逃徙掉，征收的税粮也只能越来越少，于是，他马上传谕各地，禁止这类陪纳，并要尽力招抚他们复业。温州的老百姓每年轮流往京师运白矾，隔山阻水，负运艰难。永乐帝问工部臣，运白矾干什么用，说是染色布。永乐帝显得很惊讶：“染白布，竟劳民于数千里之外！”立命罢免了这种扰民之征。这样，一些扰民的弊政就及时得到了纠正。
他一再申谕各地方官，凡发生水、旱、蝗虫等灾荒，必须及时上报，否则要予严惩。就在永乐帝即位的当年十月，山东青州诸地发生了蝗灾，永乐帝马上命户部给钞20万锭，赈济灾民近4万户，并下令免除这些灾民的徭役。
地方上发生灾荒后，先上奏，得到敕谕后再赈济灾民，往来耽误时日。有时灾害来势很猛，例如发大水，就不能再按常规奏报，否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为此，永乐帝申谕各地，遇到这种严重的灾害，允许地方官先赈济，后奏报。因此，永乐年间虽然不时出现灾荒，但大都及时得到赈济，没有因灾荒而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要使老百姓生活安定，赈济只是临时的补救措施，最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是关键一环。为此，永乐帝在即位之初就申谕各级官员：“每岁春初及农隙之时，敕郡县浚河渠，修筑圩岸坡池。”[2]（卷7）即要各地在农闲时兴修水利。永乐帝还沿袭了他父皇朱元璋的做法，免征南方一些地方农民的秋赋，让他们在十月至十二月去修水利工程，称作“均工夫”。这样，在洪武年间兴修水利的基础上，永乐年间的水利工程更加完备，规模也更大。其中由户部尚书夏原吉督修的苏凇水利工程最为人们所称道，对这一带的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在永乐帝一系列措施的激励下，永乐年间出现了许多治国名臣。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蹇夏”（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了。他们都直言敢谏，清正有为，使永乐时的政治比较清明，“政无壅蔽”，从而促进了永乐盛世的形成。
永乐年间一度呈现出一派富庶的景象。当时，全国人口一般维持在五千一二百万口上下，每年征收上来的税粮三千一二百万石，每年比洪武年间多征300万石左右。因此，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永乐时“赋入盈羡”的记载。永乐二年（1404），广西桂林的地方官报告说，仓中储粮过多，有些已经腐烂。永乐六年（1408）陕西也有此类的报告。永乐十年（1412）五月，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南奏言，在重庆所属的浯州和长寿县，“见积仓粮五万余石，每岁所发不过五百石，约可支百年。”[1]（卷83）这的确是令永乐帝振奋的好消息。《明史·食货志》描述永乐时的景况说：“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种“宇内富庶”的景象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经洪武30余年的恢复和发展，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再经永乐帝20余年的励精图治，明朝的国力在永乐时达到鼎盛。
三、国力鼎盛，内外经营
永乐帝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内外经营，使永乐朝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辉煌。
永乐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饬内政，加强中央集权。他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确有才能者能破格任用。尤其可贵的是，他用人不求全责备，而讲求“贵得大体”。正因如此，在永乐帝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治国能臣，其中像“三杨”、“蹇夏”等很多人都是建文旧臣。永乐帝对他们能推诚任用，不计旧嫌。正是在这些得力大臣的辅佐下，永乐帝才能够内外经营，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永乐帝积极经营边疆，其成就光前耀后，他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部司，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设立贵州行省，加强了当地和中原地区各方面的联系。在西北地区，洪武时曾设有安定卫等4卫，永乐帝继续向西发展，又增设3卫。尤其是哈密卫的设立，使之成为西北的军事重镇，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他亲率大军五征漠北，将蒙古贵族驱逐到大漠以北，使蒙古贵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敢内犯。永乐帝积极对南海诸岛进行勘察和经营，并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今称巨港）设立宣慰使，首任宣慰使施进卿即由郑和亲自前往册封，使浩瀚的南海俨如中国的内海。今天，我们生活在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里，这与历代杰出人物的贡献密不可分。其中，永乐帝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永乐帝不仅武功显赫，在文治上也卓然有成。他广泛延揽文土，让他们整理编纂文化典籍，成就十分可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永乐大典》。前后参与其事的有三千余人，史称“三千文士修大典”，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盛事。全书共22211卷，11095本，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它汇集了我国15世纪以前的文化典籍，使古代佚文秘典得以保存和流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另外，永乐帝还组织编纂了《性理大全》、《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等史籍，亦都颇有价值。这种文化建设为永乐盛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永乐帝依仗国力强盛，陆续兴办了一些浩大工程，影响深远。其中，大规模营建北京和浚通大运河影响最大。永乐帝要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故营建北京的工程十分浩大。明廷从全国各地征调了数十万能工巧匠，上百万民工，还抽调大批驻守北京的军士参与其事。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完工，翌年即正式迁都至北京。经此营建，北京建筑的布局更加匀称整齐，设计更加科学合理，许多建筑巍峨壮观，显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风格。迄今为止，除建国后的一些新建筑外，北京的基本格局都是永乐时奠定的。例如故宫的宫殿，虽几经焚毁，几经重建，但仍保留着永乐时的基本样式和格局。
浚通大运河的工程也十分浩大。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绕了一个大弯。元代开通了济洲河、会通河、通惠河，尽可能南北取直，不再绕经洛阳。但元代运河的漕运能力只在30—50万石，仍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经永乐时的大规模浚通，对大运河各段进行治理，不仅解决了黄河泛滥造成的运河淤塞问题，而且开凿了清江浦，沿河增建许多辅助设施，使大运河得以畅通无阻。于是，大运河的漕运能力大为提高，“初运二百万石，浸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也就是说，其漕运能力由元代不足50万石增至500余万石，基本上满足了京师的需要。正因如此，所以永乐帝废止了风险较大的海运，而只用河运。也正是从永乐时起，大运河才真正起到了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
永乐帝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积极发展对外交往。他的父皇朱元璋不务远略，厉行海禁，洪武后期甚至连三处市舶司亦废掉，只允许周边少数几个国家来中国朝贡。永乐帝即位后则马上恢复了被朱元璋废掉的三处市舶司，大大放宽了海禁，各国贡使来者不拒，行“厚往薄来”，对外国贡使多有优待。永乐帝恢复了中断达二十余年的对日交往，使中日之间建立起正常的朝贡贸易关系，使明初的所谓倭寇问题大体得以平息。中日这种正常交往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嘉靖初年，长达1个多世纪之久，为中日两国人民造福甚巨。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帝遣使四出，广加招徕，使中外使节往来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实际上，除郑和外，还有很多数次出使的使节。例如侯显出使榜葛刺（今孟加拉国）、尼八剌（今尼泊尔）等地，《明史·侯显传》赞道，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3]像李达、陈诚数次出使中亚诸国，陈诚还留下了一部《使西域记》的著述。从有关文献可以看出，永乐时有名可查的比较重要的出使的使臣即达35人，只是他们出使的规模都没有郑和使团大，所以郑和就显得特别出名。与此同时，外国使臣也频繁来华，使洪武末年那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顿时改观，外国来华使节“络绎于道”。永乐五年（1407）就有11个国家的使节来华。永乐十七年（1419）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随船带回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二年（1424），来华朝贡的共“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1]（卷127）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除外国贡使和王子、王妃外，永乐年间还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来华，其中3个国王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注：这三个国王的国别是：苏禄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国王葬地在山东德州；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国王葬地在南京安德门外；古麻剌郎，今属菲律宾，国王葬地在福州。），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佳话。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表明，当时的中外交往是何等之盛。这种“万邦来朝”、“祯祥毕集”的盛况正是永乐盛世的典型表现。这正如《明史·成祖本纪》赞语所说，永乐帝“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3]对永乐盛世的这种赞誉是毫不夸张的。史实表明，永乐朝是明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
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清有“康乾盛世”，这都是对治理较好的一个时代的赞誉。这样的时代应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绌；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以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永乐朝都完全具备，而仁宗和宣宗朝则不全具有这些特征。与永乐帝积极进取的治国方略相反，仁宗和宣宗都是采取保守退缩的方略，以守成为主。另外，作为一个时代，时间不能太短，不要说仁宗在位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再加上宣宗在位的10年也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时代。大概正因如此，所以“仁宣之治”就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响亮，那样为世人所熟知。永乐帝在位22年，将永乐盛世和仁宣时期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时间跨度33年，就可以大体算得上一个时代了。因此，今天应摒弃对永乐帝的历史偏见，如实地承认“永宣之治”的客观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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