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是最近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日益受到理论界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范围和深度的快速发展，使得国际经济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跨国溢出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变得日益紧迫和重要；同时，最近几年里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也为主权国家如何在超国家的货币一体化组织架构下，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达到联盟内部最优的政策配置提出了更多新的重要课题，同样也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前沿领域日益增多的研究兴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地区货币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亚洲各国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变得明显滞后，束缚了本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因此，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会提供给我们许多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相关概念和理论起点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于它的确切涵义在经济学界有不同说法。Wallich(1984)曾提出过一个比较经典的定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各国经济政策相互调整的过程。这个定义在经济学界曾广泛使用，但也存在着缺点，即没有区分独立调整和协商调整两种不同类型。Wallich只是简单地认为政策决策者在做出政策调整时，只考虑该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变量，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策略反应。Kenen(1990)进一步指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一种政府间明确的经济合作形式，是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过程和彼此在政策执行上所遵守的承诺和约束。Webb(1995)指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单方面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政府间就相互不同的政策目标协调统一，并就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工具和实施路径统一设计的行为。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方式，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1)信息交流的政策协调：各国政府只就各自宏观政策目标和偏好互通信息，政策执行则各行其是。(2)危机管理的政策协调：只在成员方内部经济遭受特定冲击或危机时，做出宏观政策协调的策略反应。(3)特定目标的政策协调：成员方就汇率或货币政策中某个中间变量作为政府协调的共同目标。(4)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部协调：成员方就部分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配置和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协调：成员方就全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配置和合作。
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相关的学术文献起始于Meade(1951)所做的研究，他最早强调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的重要性。Cooper(1968)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间货币政策策略相关性的问题，并认为由于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加深使一国实现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加大，缺乏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将会代价高昂。Buiter和Marston(1985)也指出，由于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存在，一国的政策行为会对另一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能来自财政、货币、税收、贸易、产业政策的变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必须的。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有着负面效应，如Vaubel(1983)指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减少政府间的竞争，如果政策协调失误，将增大其失误的成本。Fischer(1988)认为，主要工业国家应集中于国内经济政策的合理决策和执行，国际合作只是在一些必要的领域（如国际贸易、国际资本管制等）展开。
二、理论发展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货币制度安排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后，开始吸引学术界的更多注意。有关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在引入了制度经济学、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的新成果后，进入了一个富有成果的时期。一般而言，这时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是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1.最优政策分析(Policy-Optimization Analysis)。最优政策分析主要是在政策协调相关变量明确的条件下，分析政策博弈经济后果的一类研究。在最优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代理方(agents)是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他们都有明确的外生给定的偏好函数或损失函数，参与方的相互策略反应和策略选择外生给定。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被区分为合作和非合作两类博弈，每个参与方是一个独立的代理人，按照最大化自身福利函数作出策略选择。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各参与方在假定其他参与方政策策略给定情况下单方面做出最大化自身福利的决定，这种单方面的博弈行为通常被称为纳什博弈行为。在纳什均衡中，所有参与方都严格按照自己的反应函数行为。斯塔伯格博弈是指，一方在博弈中处于领导地位，而其他参与方处于追随地位。在两国博弈模型中，斯塔伯格解介于纳什均衡解和合作博弈均衡解中间。在合作博弈中，各国政府将联合起来，按照各自权数使他们的联合福利函数的平均水平最大化，合作博弈将产生帕累托最优解。
Hamada(1974、1976、1979)首次将博弈论应用到政策协调的问题中。Hamada研究的是一个简单的静态的两国对称模型，双方博弈的策略行为只进行一次，私人部门的预期是一种适应性预期。在这个模型中，由于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非协调的政策选择被证明没有效率。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政策协调的结果将会有多种情形，这时分析焦点集中在博弈过程或路径，构造一个时间跨度相关的模型将至关重要，在这类模型中，福利损失函数取决于过去和现在的行为策略。如Royoff(1985)曾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动态博弈模型，这个模型基于理性预期分析，考察了利率变动的作用，分析结论是如果缺乏相关第三方的参与，区域政策协调将是无效率的。信息或信号在这类动态博弈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动态博弈模型以完全信息为条件，参与博弈的各方有准确的经济预测模型，并对可能的经济扰动拥有完备信息。
最优政策分析往往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独立代理人、损失函数明确等一系列严峻的理论假设基础上。而现实中，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可能是针对一系列彼此冲突的政策目标，而且政策的指向可能完全针对国内经济问题而非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代理人，要受到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可能彼此冲突，因而就很难定义一国政府的真实福利函数。这样，各国政府在政策博弈中最大化的就不一定是各国的福利水平，而更可能是政府所获得的收益。从而使得此类问题更加复杂化，也成为将来研究的突破点。
2.制度分析(Regime Analysis)。制度分析是将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供给来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制度分析模式是通过制定参与方都接受的规则，或建立多边管理机构，使各国政府获得设计良好的、易监管的、透明度高的超国家的规则或制度体系，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政策信誉的好处，同时可以保障小国利益免受大国损害。制度分析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或政策设计可以实现最有效率的经济产出。实际上这类问题的研究是从对汇率安排的讨论展开的。Willamson和Miller(1987)著名的目标区扩展模型曾指出，财政政策目标应指向国内名义需求增长以保持经济内部均衡，而货币政策应通过管理汇率使其在均衡汇率为中心的目标区自由浮动而实现经济外部均衡的目标。Currie和Wrenlewis(1989、1990)的实证研究也证明，扩展的汇率目标区可能有助于欧盟经济在1975-1986年间表现得更好。Taylor(1989)曾考察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规则问题。通过比较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Taylor发现浮动汇率制下以物价和真实产出为联合目标的政策规则，会有更好的经济稳定效应，特别是存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而一个以物价或名义GNP为纯目标的政策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无能为力。Hughes-Hallett,Holtha和Hutson(1989)得出了与Taylor不一致的结论，他们利用美联储委员会的MCM模型分析了在实行钉住汇率和保持宏观政策独立情形下的收益，发现通过汇率管理可以获得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这类“最佳汇率政策选择”的探讨，对固定与浮动汇率之争形成新的见解，即适宜的汇率制度选择不仅有赖于冲击的模式（国内或外部，实际或名义的冲击），而且有赖于对象国的工资—物价指数化程度。
信誉和违约问题也是制度分析的一类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过程中，当政策制定者之间或政策制定者对私人部门违背作出的承诺时，会以牺牲博弈另一方的利益而获利。这样，每个国家在无约束的政策协调下都存在违约的激励，从而使政策协调缺乏信誉而最终失败。许多学者对此做出过研究，如Miller和Salmon(1985)曾证实，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如果缺乏信誉将产生经济效率的损失。Cevine和Currie(1987),Currie、Cevine和Vidalis(1987)考虑了国际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并构建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模型得出相似结论。解决政策失信产生的协调无效的有效方法是：设计一种对违约者惩罚的激励机制，通过国家主权部分让渡建立超国家机构来管理政策协调，这样可以保证政策协调的可信性。Canzomevi和Henderson(1988)对类似制度设计做出过研究，并认为主权让渡确实可以强化政策协调。
3.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下分析政府间政策协调行为产生的原因、动力和制约特征等。这一分析角度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奥尔森(1965)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认为大小集团在完成某些功能的成功程度或吸引成员的能力上是截然不同的，并认为成员间离差小与成员数量适当较易达成集体行动的理想状态。Krasner(1983)认为国际协商能力(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power)是制定游戏规则，决定参与国数目或损益数量的能力，也是理解政策协调为什么发生，协调的成本如何分担的关键因素。领导者的存在为行动集团提供更大稳定性，并使所有参与国受益，因而是政策协调成功的决定因素。Snidal(1985)在此基础上，提出善意霸权论和恶意霸权论。在善意霸权论中，大国霸权愿意为组建行为集团和提供公共产品支付短期成本，因为他期望在长期或在其他领域受益；在恶意霸权论中，大国霸权并不单方面供给公共产品，而是利用其垄断权力通过威胁与引诱手段，说服其他成员国组成集团或调整内部政策。霸权稳定论的核心思想是大国霸权利用强力对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自利行为、机会主义倾向进行约束，并通过自身国际协调行动促成协调与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以Keohane(1984)和Eichengreen(1989)为代表的一些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学者认为，霸权国家的强制行为和国际干预，同样是出于自利目的，为此，不可避免地会同国际行动创造国际公共产品的目标相偏离，从而形成“x-1”效应。在无霸权操纵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随着国家间经济相互溢出加剧，一方经济政策与活动的负效应溢出自然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的报复，并引致“一报还一报”。Oye(1986)进一步研究后认为，随着合作成员国的数目增加，合作体稳定性将降低。Taylor赞同这一观点并指出，随着合作成员的增加，监管的困难程度和成本将增加，最终导致相应的约束和惩罚机制减弱，违约成员国增加。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这样的观点，如Grieco(1988)认为，随着货币一体化成员国数目增长，货币区内的稳定性将增加，资源配置将更优化。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分析视角将各国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放在一个制度学的框架内考察，论述方法往往建立在理论类比的基础上，缺乏实证检验的可行性，其着眼点也往往局限在国际层面上，而忽视了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问题；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建立在一些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对诸如政府收益和支付的定义，制度变迁的策略选择，政府批准和执行集体合约的能力等缺乏进—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存在不少缺陷，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完善。
三、理论的最新进展
1999年欧元的发行标志着欧洲货币联盟(EMU)的正式成立，同时与此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欧洲货币联盟中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于联盟内存在的制度和地区的双重外溢性。制度外溢性是指欧元区内货币政策实现中央化，统一于欧洲中央银行；而财政政策保持非中央化，分散在成员国政府控制下，由于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政府关于通胀和产出的政策目标偏好差异，必然会产生联盟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间的相互溢出。地区外溢性是指由于联盟内要素流动性和信息公开性的提高，成员国财政政策执行彼此间将产生外溢性，同时，联盟层次的政策执行也会对地区层次带来外溢性。在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的非对称结构的欧洲货币联盟中，如何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制度和地区的双重外溢性和达到联盟内部最优的政策配置，成为理论界研究的新的焦点。与欧元区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共同货币当局独立性和信誉问题。Mourmouras和Su(1995)在成员国债务稳定的前提下，提出共同货币当局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博弈模型，认为如果共同货币当局独立性和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能够保证的话，将有利于一个货币政策主导的体制的形成，这样可以严肃财政纪律，防止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Beetsma和Boverberg(1995),Beetsma和Uhlig(1997)在对税收发生扭曲情况下通胀税和铸币税创造激励的问题研究发现，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诺的能力，政府赤字融资要求将最终迫使央行放弃物价稳定的目标，导致一个更高的通货膨胀的出现；而一个独立的信守承诺的中央银行，则能够不为政府预算赤字所虑，起到对财政纪律约束的作用。Artis和Winklev(1998)的研究认为，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当局坚定地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而各成员国财政当局将这一事实视为既定前提而采取Stacklberg追随者的策略，那么就会有利于一个物价稳定和财政谨慎的体制形成，从而避免了政策决策中的冲突和不确定性。
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作用的问题。Sibert(1992),Levine和Brocine(1994)、Beetsma和Bovenberg(199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由非中央化的财政政策和不谨慎的共同货币当局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倾向和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当存在财政合作或财政领导时，则可以严格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避免上述情况发生。Cooper和Kempt(2000)在一个两国模型中分析了组建与不组建货币联盟两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行为。在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存在一致的政策目标时，如果货币当局居于领导者地位，则货币联盟是帕累托效率改进；而如果财政当局居于领导者地位，则只有在财政当局赤字融通被限制和经济总量冲击高度相关的前提下，货币联盟才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Dixit和Lambertini(2001、2003)的研究认为，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者对理想产出水平和通胀水平拥有相同目标（目标偏好的权重可以不同）时，产出和通胀的纳什均衡都可以达到理想水平；而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偏好不一致，又无法协调，那么最终产出和通胀水平将超过所有政策制定者的理想水平。在后一种情况下，无论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占据领导者地位，都会使最终经济状态获得改善。
第三，财政约束和协调问题。财政约束源自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制度外溢性。Bliss和Nalebuff(1984),Alesina和Drazen(1991)提出，在货币联盟中如果其他国家主动控制债务和赤字发生，提供财政纪律公共产品的话，则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种放松自身预算的激励，从共同预算稳定中“搭便车”，最终导致共同财政纪律松弛，危及共同货币的信誉和货币联盟的稳定；而《马斯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可以作为一种成员国财政协调的外在约束机制，减少各国财政的溢出(Allsopp和Vines 1996)。Giovannini(1994)也指出，对财政预算硬约束的规定，可以阻止成员国将内部财政困难输出，危及整个联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联邦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关于财政约束的条约规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与上述相冲突的观点，如Dombusch(1997)认为，财政约束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如果共同货币当局信守承诺的话，这样的约束反而会束缚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财政协调源自成员国间财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n和Metzler(1950)的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模型曾分析道，一国财政支出的扩张，将增加本国产出水平，但通过对世界利率的溢出效应，将使其他国家的产出下降，其国内开支增加最终被负向传递到其他国家。Masson和Taylor(1993)考察了ERM体制下德国经济状况的变化对其他成员国利率和汇率的重要外溢效应，发现德国财政扩张在增加本国产出时，倾向于降低其他成员国的国内产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负效应，从而强调了财政协调的重要性。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财政政策协调，如Eichengreen(1996)认为，在EMU中财政政策的跨界溢出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从而使超过《马约》规定之外的财政政策协调的经济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Uhlig(1999)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员国层次上有足够的空间让市场机制和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话，财政政策的跨区溢出效应也许相当有限，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协调的多余。
第四，财政竞争问题。Oates(1972)提出，政府之间税收竞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地方服务的产出朝着低效率的方向发展，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保持低税率的努力会使地方官员们保持支出低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Musgrave(1997),Zodrow和Mieszkowsk(1986)等公共选择学派有关财政竞争的观点也认为相互独立的政府之间为争夺稀缺资金，会通过降低税率和公共支出的水平，展开浪费性的竞争。Gordon(1983),Inman和Rubinfeld(1996),Wellisch和Hulshorft(2000),Wellisch(2000)的研究指出，平行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常导致对流动要素征收非收益税，从而使流动要素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当和当地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等资源配置扭曲的发生。与上述观点相反，一些学者对财政竞争持赞成观点，如Brennan和Budlanan(1980)认为，居民在地区间“用脚投票”的形式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行为可以对地区政府的征税能力形成约束，限制极权政府过度占有私人部门资源的数量和规模，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Weingast(1995)、Mckimon(1997)、Rauscher认为货币联盟中财政的非中央化，可以为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提供保障，因为生产要素和税基在联盟内的流动性增强后，使政府税收和公共部门扩张面临竞争约束，这样可以使国家行政者不会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以财政赤字方式盲目扩大干预范围，妨碍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Rauscher(1998)也认为，税收竞争能束缚“坏政府的手”，使资源从政府控制下重新转移出来配置到其他更有效率的领域，实现低税率和减少政府无效浪费的出现。
当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地区货币一体化背景下日益丰富，并随着各国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深化（特别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其理论范畴、内容体系和工具方法，在借鉴了其他学科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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