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小说与林纾的文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与论文,文化论文,林译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林纾开始了他的著译生涯，从1899年发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至今刚好一个世纪了。
在一个世纪中，对林纾的功过评说似乎是一个相当矛盾的问题。尽管林译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端阶段有着不可忽略的前驱者的功绩，可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林纾却一直以文化保守主义代表的身份出现，尤其他在与“新文化运动”者的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激烈认真，使人觉得他实在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代表。他的态度，也真正地惹怒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他们甚至把他作为旧文化的象征进行猛烈批判。
林纾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言论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定位。不过，对20世纪初林纾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上的意义做出判断，有必要对他译著的思想动机进行考察，并由此观察一个转折时代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上的思想历程。
一
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一个敏感的历史文化选择的时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如何重新定位，成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处身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要对民族的生存处境尚有一点责任感，都会对民族的出路进行思考。然而，由于各人所依据的价值准则不同，他们的选择就会出现差异，甚至互相冲突，而这恰恰意味着，文化选择的多元化和各种可能性都会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展现出丰富的内容。
林纾对中西方文化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他在从事翻译时首先遇到的价值选择问题。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文化深深浸润的文人，林纾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他看到了中国在数十年历史中的劫难衰落，也体会到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危机，从一开始翻译小说，他就自觉地把自己的翻译工作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1901年，他谈到了自己从事译著的直接动机，“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他认为自己的译著虽然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注：林纾《〈黑奴吁天录〉跋》，武林魏氏藏板，1901年。）。这种译著动机，几乎贯穿了他以后的翻译生涯。直到1908年翻译《玑司刺虎记》，1911年翻译《保种英雄传》，仍是由这样的情感所驱动。这种情绪，也符合当时众多读者的感情需求。读者从中也可以读出，林纾和魏易当时翻译《黑奴吁天录》，“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注：灵石《读〈黑奴吁天录〉》，《觉民》第8期，1904年。）。
林纾译著，首先以有助于救亡图存为目的。时值八国联军战胜中国，与清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象林纾这样一个富有血性的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萦绕心中，林纾的译著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看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机，体会到了民气士气的盛衰。一方面是“今有强盛之国，以吞灭为性”，“以强国之威凌之”；一方面又是“庚子之后，愚民之媚洋者尤力矣”，“偷安之国无勇志”（注：林纾《单篇识语》，《伊索寓言》，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时局的氛围，直接地影响到他对译本的选择。他对列强的凌辱耿耿于怀，并从美洲黑人的命运看到了黄种人的命运。黑奴、华工在美洲的悲惨遭遇，与他们所处国家的“民生贫薄不可自聊”相关。“国力既弱”，便是保护也是艰难的。
林纾对种族、民族间的侵犯事件极为敏感，为此，他大量地翻译了有关反侵略的作品，对受到侵略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寄予同情，并对他们顽强的反侵略精神予以赞赏。更重要的是，他想以异国人民反侵略的精神来激励本民族的志气，使民族振作起来，能够自立自强。这才是他翻译此类作品的真正目的。他对域外种族和民族存亡的故事尤为用心，其中如《黑奴吁天录》影响最大，这部小说的翻译传播，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读者深受感动。鲁迅感叹道：“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注：鲁迅《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关于民族性格的比较，林纾的观点开始时也没有超出这样的思路，“吾华开化早，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英法二国均蛮野，尚杀戮”（注：林纾《〈剑底鸳鸯〉序》，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为此，他相当热衷于翻译诸如司各德的《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等作品，他认为把异域的勇武好斗介绍进来，虽然“亦几几得罪于名教矣”（注：林纾《〈剑底鸳鸯〉序》，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但是对振奋民族精神有益。在他看来，中国的衰落，尚文轻武是重要的原因，以勇武弥补缺陷，可以振兴民族志气。“故究武而暴，则当范之以文，好文而衰，则又振之以武”（注：林纾《〈剑底鸳鸯〉序》，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所以，他在选择译本时，十分注意选取描写豪侠内容的作品，尤其“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林纾把中国的衰落主要看成文气过盛，武气衰落，未免过于肤浅。但他希望能以此激励国民，振奋民心，抗击外侮，也是对民族振兴的一种愿望了。1903年，他译《埃司兰情侠传》时，便有以情侠之气慨激励“坐受人侮”的中国人。“顾余之取而译之，亦特重其武慨，冀以救吾种人之衰惫，而自厉于勇敢而己。”他进一步强调：翻译这部小说，“实则吾意固但取其侠者也。”（注：林纾《〈埃司兰情侠传〉序》，1904年刊本。）以侠气鼓动民心，实在是林纾的一种天真想法，这大概与刚刚结束的义和拳运动有关。林纾在紧接着所译的战争小说《利俾瑟战血余腥录》（1903年）、《滑铁庐战血余腥记》（1904年），更希望读者从中悟出“人人咸厉学问，人人咸知国耻”的意思，希望“读是书者，当知畏庐居士（即林纾）正有无穷眼泪寓于其中也”（注：林纾《〈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序》，上海文明书局1904年版。）。
一个未能入官的人，以译作尽自己的力量，也是他当时所能做的事情。他曾经为此感叹：“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注：林纾《〈雾中人〉叙》，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林纾选择译本相当严肃，1915年，他总结多年的翻译经历，对自己的翻译态度作了肯定，以为“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注：林纾《〈鹰梯小豪杰〉序》，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当然，林纾选择译本有他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有它自身的局限，但是，他不以哗众取宠为目的，而以严肃的态度一以贯之，这是他译著的非常重要的前提。
林纾不同意那种过激的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认为西方人为了进攻中国，已经在诋毁中国文化，本国的人，大抵不应该火上加油地把自己的文化否定得一无是处，而应该有选择地进行鉴别。“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唯新是从。……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注：林纾《〈吟边燕语〉序》，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这其中，包含了一种相当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也感觉到了民族文化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出现了问题，日渐衰落的国势使民族落入了受辱的境地，他对国格的丧失极为敏感，在天津时听到入侵者的军号鼓乐之声，便有置身于异邦的感觉，使他难以接受。对国势衰落的原因，他也不得不思考，但是，对于千百年形成的，支撑民族精神的文化，他不甘心于因此而彻底否定。文化的变化革新他不一概反对，激烈的文化变革他也不敢苟同，这种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余老而弗慧，日益顽固，然每闻青年人论变法，未尝不低首称善。惟云父子可以无恩，则决然不敢附合。”（注：林纾《〈美洲童子万里录亲记〉序》，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
林纾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主要还是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直接承继下来，其中不乏接受了西方的国家观念，这就造成了他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时代在关于国家问题和文化问题上的矛盾冲突。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尽管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人民不得已而起来革命，也是专制制度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同样发生过。1912年他所译的《残蝉曳声录》便有此相似的内容。小说描写了罗兰尼亚人民不能忍受专制暴政，爆发革命的过程。中国此时的局势，正合了小说内容。可见林纾翻译作品，针对性极强，更是有感而作。“恶专利而覆之”（注：林纾《〈残蝉曳声录〉叙》，《小说月报》3卷7期，1912年。），便合了现实的必然趋势。但是，林纾又不赞成革命，以为革命会引起战争、暴力和流血，对社会破坏很大，而他所希望的立宪，又由于清政府的顽固而不能实现。辛亥革命前后，是林纾处在社会立场选择的极为艰难的时期。他也看到了清政府走向灭亡的必然结果。在无可奈何之中，他怀着观望的态度看待“共和”，然而，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以及文化价值的混乱，使他最终又回到了认同传统文化的战壕中，甚至，以他特有的固执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尽管历史的波涛荡涤了种种似乎不合时宜的行为观念，但是，林纾那种不畏潮流，坚持己见的人格精神，倒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
相对而言，林纾也并非是那种观念上的绝对守旧者，以他近二十年的翻译经历，他比一般人更早，也更多地接受了外来的思想文化，他所翻译的作品，在内容上涉及了欧美多国的社会生活。这些内容与中国社会生活迥然相异，尤其是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多有冲突，在当时的中国，翻译者如果没有超于一般人的文化宽容态度，是很难这样长期地坚持翻译的；同样，象林纾这样一位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的先行者，也渐渐地磨练了先于一般人所具有的预见和敏感。
林纾译文，不囿于原著。总体上，他不会离开原著的框架，但是文中的繁简，他有时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定。1913年，他谈到自己14年的翻译经验时说，对于“名人救世之言，余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注：林纾《〈深谷美人〉叙》，北京宣元阁1914年版。）。这就包含了林纾的为我所用的选择标准。他的选择重心，倾向于有益于民族振奋的内容。可见，作为翻译者，他也不能避免译著中出现不合“需要”的内容，总还是按照原著的内容翻译出来，至于读者“转以艳情为病”，他就管不到了，“亦无所伸其辩矣”。
林译小说之获得读者的欢迎，显然在许多方面都较符合于当时读者的需求，许多人主要就是通过林译小说了解域外世界的社会生活。在20世纪，他的翻译数量还是首屈一指的。林译小说有170余种，尽管翻译质量有所不同，但是，它对国民精神影响之巨大，却难以估计；他在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观念，也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历程。
二
在世纪初的历史变革中，道德变革一直成为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诸多维新者，如康、梁等人所主张的新民内容之一，就是在政治道德上启蒙维新，以使国民的道德素质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这其中，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说是维新者设计的国民道德的最高理想了。至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更是对国民尤其是青年的道德进行了一番批判设计。参照域外的道德标准设计中国国民的道德图景，是启蒙者所热衷的事情，然而，西方技术虽然强大，中国道德精神却优于西方的观念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西方列强的侵入，更使国人觉得西方民族是野蛮好斗的民族，道德文明处于低劣的水平。林纾对道德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尽管林纾的道德观仍然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但他通过译著较多地接触了西方的社会生活，观念却比当时禁锢的思想要宽容而开阔，能够根据自己接触的材料做出判断。在他关注的道德内容中，孝与悌，是他最为注重的基本范畴。他所选择的译本，以及对译本价值的评价，便主要从这一角度入手。
中国的孝文化是不是应该否定，他以为不然，西方人同样存在孝的典范，他相当注意寻找这方面的论据。他1904年翻译《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1905年翻译《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等作品，便有渲染西方人也重视孝道的意思。他说，以欧美人的文明，“不应念其父子如是之初”，欧美人都做到对亲情的重视，以中国的文明，更应该把亲情作为立国立家之本，中国文化是以宗法伦理为基础，但“中国圣人固未尝许人之虐子也”（注：林纾《〈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所以新文化，也不必“以仇视父母为自由”。林纾对中国伦理文化的认识，固然有较为持平的态度，但是，在透视中国文化的内在根柢时，他又实在不如鲁迅认识的深刻。鲁迅是从整体上认识到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内在问题，并指出中国积弱，与这文化的根柢密切相关，所以，他致力于挖掘中国文化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林纾的思路，却是要保留一点文化的“种子”，用以抗衡西方的入侵。不过，林纾又不象其他文化守成者那样以贬损域外文化为野蛮文化来说明自身文化的优越；相反，他反复论证西方文化同样具有中国文化的素质，中国文化更应该保持已有的文化根柢，才能在纷乱的世界中立足。1915年，他在翻译《鹰梯小豪杰》的序中认为，天下的豪杰就是以孝悌为根柢的，1918年翻译《孝友镜》时，他提出以“此书为西人辩诬也。”该书所描绘的“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翻译该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读者了解城外也有如此孝悌的楷模，“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注：林纾《〈孝友镜〉序》，1918年。）。对孝文化的热衷关注，并极力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是林纾在世纪初致力的工作，也表明了他的文化选择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一基础之上。这也是他在“五四”时代与“新文化运动”者分歧的焦点之一。1919年3月18日在《公言报》上发表的《致蔡鹤卿书》中，他以自己“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证明以推翻孔子为革新文化的手段不足取。对于孔子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感情的依恋，主要还是因为文化精神的依托。在林纾看来，中国文化的根柢便在孔子的学说中，舍此，则民族的精神支柱将崩溃。这也是林纾经过文化选择之后，在晚年愈来愈坚持维护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
由于林纾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他在接触外来的思想观念中经受了不同价值观冲突的考验。这是他在特定的时代中难以回避的问题，从他的选择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林纾在对自己所译作品的思想进行评价时，也多有从中国的政治道德出发，对异国思想及引进中国的利弊作出判断。例如他译《红礁画桨录》，其中出现了“女权”问题，这就面临了西方女权与中国女子传统定位的矛盾，对此，他不得不站出来折衷地解释一番：“因欲提倡女权，必讲女学，凡有学之女，必能核计终身之利害。”对于接受，应当先有条件，象女权这样的事情，如果“无学而遽撤其防，无论中西，均将越礼而失节”。这是当时中西道德结合的典型观念。不过，林纾仍然对女权持肯定态度，以为“倡女权，兴女学，大纲也”，不要因为“轶出之事”，便指责“西俗之淫乱”，绝了女子的教育，仍以女子无才为德，便是落伍了，也有违于他翻译的初衷。类似于女权这样的问题，林纾在大量的翻译中很难避免，这就给林纾有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机会，他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在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林译小说中，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激动当时读者的，大概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曾经以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众多读者。情爱在小说中的分量，林纾心中有数，他认为“小说一道，不着以美人，则索然如啖蜡”（注：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小说以情动人，尤其以爱情动人，林纾深谙其中原理。他说自己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注：林纾《〈露漱格兰小传〉序》，普通学书室1902年版。），更何况，由情爱所引出的关于社会道德的种种事迹，更有助于国人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西方人的爱情观和婚姻关系与中国有许多差别，通过译著，国人可以了解到域外的情爱奇观。例如哈葛德的26种小说，所言男女之事，林纾归之为有两法，即两女争一男，或两男争一女，此类作品，大抵叙西人的风俗，可作一观。不过，林纾也常常提醒读者，读此爱情小说，还应该注意故事后面的意味。他在1913年翻译森彼得的《离恨天》时，便指出：“森彼得之意不为男女爱情言也，实将发其胸中无数之哲理。”（注：林纾《〈离恨天〉译余剩语》，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林纾的这种关注，应该说深得其中之意。林纾在所译的此类小说中，还归纳出中西理想女性的类型，中国女子，以出身于士流之家为上，其知书达礼，恪守妇道，便是女子之楷模；外国女子，当为牧师之后裔，可知爱护灵魂，“慎守十戒”，“娶之往往足资为助”（注：林纾《〈深谷美人〉叙》，北京宣元阁1914年版。）。这实在可以表现出林纾的中国道德观念的根柢了。
从林纾翻译和评价的小说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基本的社会道德倾向是在经历了反复地比较选择逐渐确定下来，而一旦为他所确认，他就会坚持不懈。
三
面对域外小说介绍的形形色色的内容，那怕是荒诞不经的内容，林纾并不一概加以排斥，尽管其中有与其道德准则相冲突者，林纾大抵还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我以为，这主要得益于林纾十分注重以艺术的眼光对待域外作品。
林译小说在艺术方面明显地选择了中西艺术融合的方式，而且更为讲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
林纾的译本多以长篇作品为主，即使如《伊索寓言》的短篇，也以集子整体推出，这大体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鲁迅在重印本《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总结过他与周作人的译本在推广方面失败的原因：“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候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这是当时中国读者在欣赏方面对作品篇幅的要求，林纾把握住了读者的欣赏特点，以长篇为主，便在选本上占了头筹。
林纾在翻译中相当注意异国的艺术情调与中国艺术的审美习惯暗合，并力图把它完美地表现出来，他自己也常常陶醉其中，得出许多体验。他极为欣赏迭更司的作品，以为他的作品与中国文章的讲求韵味有相通之处。他赞叹其小说的艺术技巧：“迭更司先生临文如善弈之著子，闲闲一置，殆千旋万绕”（注：林纾《〈冰雪因缘〉序》，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所以，他在翻译时，对作者的细微之处不敢掉以轻心，“惟其伏线之微，故虽一小物，一小事，译者亦无敢弃掷而删节之，防后来之笔旋绕到此，无复叫应。”这种体会，是林纾在翻译中渐渐悟出，他还反复地告知与他合作的译者，两人口述神会，自先领略了作者的神韵。所以林纾对把握译著相当地自信，这种自信甚至影响到他对原著的删改。在翻译中，他往往把自己认为不符合脉络气韵的“多余”之处删掉，留下符合中国读者欣赏需求地方，甚至加强渲染，这实在是把“意译”推到了极致。
应该说，林纾的艺术感觉相当好，体会也很细腻，这其中，得益于中国式的艺术品味方式，他以为，对异域作家作品情性的体会谙熟，也要靠渐渐地品味，就如同辨别户外家人的足音一样，久之，便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注：林纾《〈孝女耐儿传〉序》，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所以，司各得小说的“绵褫”，小仲马小说的“疏阔”，迭更司小说的“千旋万绕”（注：林纾《〈冰雪因缘〉序》，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便是林纾总结出来的艺术特色，没有深入的体会，很难细致地得出这样的理解。
林译之优势，得益于译者深受过中国古典艺术的熏陶，他幼时家境虽贫，但刻苦读书，于古文尤着力，20余岁从师学画，40岁前遍览唐宋小说，1897年撰有《闽中新乐府》，此后还从事小说创作。他对唐宋大家的文章，更是专心揣摩，深得其中神韵。这样的古文功底和艺术修养，对他的译笔极有助益，无论叙述方式的选择，还是语言的运用，都相当自如地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这也是林译小说得到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涛园居士对此有过评说：“余友林畏庐徵君，治《史记》、《汉书》廿五年，文长于叙悲，巧曲哀梗，人所莫言，言而莫尽者，徵君则皆言，而皆尽之矣。”（注：涛园居士《〈埃司阑情侠传〉叙》1904年刊本。）以史汉之笔译文，林纾的确开了当时的译风，包天笑说“林琴南深于史汉，大家以为很好，靡然成风学他的笔调”（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见香港大华出版社第325页。）。这种开一代译风与文风的影响，在一个文化的探索选择时期，其意义不可忽略，他把中西方艺术的表现方法融为一体，不失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种范本。
在林译小说中，哈葛德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数量，虽然哈葛德小说所表现的内容与中国文学大相异趣，“然其文心之细，调度有方”，却与司马迁和韩愈的笔法有所相似。其中的“伏流沈沈，寻之无迹，而东云出鳞，西云露爪，不可捉扪”，以及“着纸之先，先有伏线，故往往用绕笔醒之”（注：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的手法，是司马迁和韩愈的绝技，而哈葛德的小说，用法颇为相同。林纾对此称赞不已，以为西人文章的妙处，亦应该好好地领略。所以，他在讲学时极力策勉诸生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注 ：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当时有人担心域外文化在中国昌盛，会导致古文的衰落，林纾对此不以为然，他希望中外能够互补，认为“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注：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才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理想境界。
林纾十分关注中西方文学之间艺术性的异同，他认为，在艺术性方面，中西方还是有共同要求的。诸如“高超拔谷，驾清风，抱明月”的境界（注：林纾《〈旅行述异〉〈画徵〉篇识语》，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为中西方所共有，他译欧文的作品时，便指出了中西有此一致的地方。此外，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上，由人品而文品，也是中西艺术创造的共同特点。作品中诸如“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注：林纾《〈孝女耐儿传〉序》，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中国传统中极为看重的道德文章的关系，也被林纾作为重要的艺术评价的切入点了。
林纾评价其所译作品，有一种中国文人的品味之道，他的艺术评价多从中国艺术美学的基础阐发，在艺术审美的起点上倒是有着东方美学的自信。
林译小说流畅易读，富于文采，显然是当时赢得读者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而占了文学界一席地位，使其成为“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注：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10期，1908年。）。许多译者愿意与他合作，在经过他执笔或润色之后才把作品推出来，也与他们认同林纾的文笔极为相关。言之尽意，是林译小说的一大特色，他的译文尽管有别于直译的忠实原著，但是，他实在是抓住了小说的传神之外的。林纾的语言驾驭功力与他的古文功力和艺术修养一致，不过，林纾对语言文字的看重，与他把语言文字作为中国文化根柢的观念紧密相关。他说：“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辞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亡矣。”（注：林纾《〈拊掌录〉跋尾》，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的确，过去几十年的列强的接触，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乃至道德精神方面似乎处于弱势，这个民族赖以存在的物质系统和精神系统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在林纾看来，固守民族语言文字这一基本的文化标志，似乎还能够维持民族文化的延续。正如但丁以意大利本土语言进行写作，使民族意识得以延续和复兴，林纾把保留民族语言文字的意义提到了文化存亡的程度。他在临终时发出“古文万无灭亡之理”的呼声，便是植根于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忧虑上。这一观念恰好与“五四”时代钱玄同诸人提出置换民族文字以拯救中国文化的思路相反，这也是林纾在“五四”时代批评白话文的重要原因。民族语言文字之作为文化信息密码的重要载体，自有其不可替代置换的地位，尤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其语言符号所负载的内容更为丰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得了的。
在文言与白话之间的选择，既有人为地提出雅俗之分、深浅之分的表面理由，更应该有诸如“文人结习过深”（注：姚鹏图《论白话小说》，《广益丛报》第65号，1905年。）的传统语言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一原因可以说是力主文言者的潜在动机。林杼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受的文言教育和确立文言为正统的观念，会深深地影响到他们恪守文言领地的决心。林纾以为，领略民族文化的意蕴，得有一定的阅历和功力，否则就会出现领会不透而轻言改变。领略古人的元气，“必人到中年，方能领解”（注：林纾《〈拊掌录〉跋尾》，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对此，林纾相当自信，他认为自己是深得中国传统的精气的，所以，对那些轻言改变传统的观点相当谨慎反感。实际上，林纾与“新文化运动”者的根本冲突也在这里。文化价值观的选择，才是文化冲突的根本。钱玄同等人提出废除汉字，目标便是针对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价值观：“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注：钱玄同《致陈独秀》，1918年3月4日，《新青年》4卷4号，1919年4月15日。）“汉文”，作为一种民族特定的文化符号，成了导致民族衰亡的罪魁，也算是“新文化运动”者的文化评判之一说了。在文白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选择何种文化体系为中国未来根基的争论。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双方都有理由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哪一种方向，则不是林纾所能把握的了。
象林纾这样受过中国文化深深地浸润的传统知识分子，在自己所依据的文化价值系统遭受抨击，面临瓦解的时候，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精神支柱，就其个人或者文化惯性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他以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在当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文言的功用，在他那里可以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以古文而名高一时的成就，更使他认同了自己的价值以及古文作为民族文化标志的意义，他自己也相当陶醉于这样的成就中。他的译著，在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一生所用心的事情，遭到了质疑和瓦解，自然要站出来反击。
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一个有思想、有血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对自己乃至对民族的出路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与他们的知识、思想背景紧密相关。林纾从自己的条件出发，选择了改良民族文化，振兴民族信心，为救世图存贡献微薄力量的途径，也不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至于他努力的客观效果如何，历史已经在逐渐地将这凸现出来。而且，他所做的事情，也的确为摸索前行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参照点，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