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运与党争：以1937年北平“五四事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事件论文,学运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5月4日，北平学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纪念五四扩大会议，会上两大学生团体——新学联与旧学联发生流血冲突，导致原本处于分裂状态的北平学界更趋对立，并进而波及到当时北平文化界，这就是所谓的“五四事件”。① 由于这一事件涉及当时文化界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纷争和政治上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政见歧异，因此事件本身已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而卷入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典型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与政党活动之间的关系。关于学运与政党活动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做过很好的研究，但关注点都集中在学校内部的党派关系及其对学生运动的影响，较少论及学生内部的分歧。② 本文以1937年“五四事件”为个案，通过对这一事件起因、经过及其影响的考察，探讨学生运动背后的政治动因，重点分析学运之分裂与统一及其与党争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界的分裂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七天后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又发动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之后，学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力图将学生运动发展成为民众运动。也就是从这时起，北平学界开始发生分裂，一些政治上左倾的同学团结到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③ 的周围。他们以“抗日救国”为旗帜，力主扩大学生运动，反对政府和学校当局对学生运动的压迫。另一些政治上右倾的同学，则对政府和学校当局表示同情，他们以“拥护政府”相号召，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努力健全自身，学习救亡技能。这两派学生各为一种思想支配，各受一个政党影响，互不相让，导致学界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并最终形成两大学生团体对立的局面。
北平学界首次公开的分裂发生在1936年的一、二月间。是年1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表示对“民意”的重视，特令教育部召集各校师生代表赴南京“听聆”政府大计，却不料遭到了学联的抵制。不过，各校当局还是派出了教师和学生代表赴南京聆训。1936年1月15日，平津各校教职员代表在南京向蒋介石陈述意见，同时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在行政院接待学生代表。④ 次日，蒋介石向晋京代表发表谈话，表示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要求学生“守纪律，负责任”，“勿受人挑拨离间，勿因爱国之故，而反破坏学校或社会秩序。”⑤ 之后，晋京代表一致表示“信任政府”，“制裁罢课及破坏纪律之举动”。⑥ 晋京代表返平之后，一些学校发生了驱逐代表出校的事情。2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会在该校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议决驱逐晋京代表杨西昆、李守权两人出校。散会后，约四百余学生，到杨、李二人的宿舍，“将彼等书物全数掷之室外。”⑦ 在师大，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有少数学生，闯入该代表等住室，妄肆搜查，毁坏书物。”⑧ 这样，“一二九”运动以来北平学生运动所形成的统一局面，从1936年开始就发生了分裂的现象。
从整个学生运动来看，左派学生消极的不信任政府，不派代表赴南京聆训的态度，既失去教育界上层人士的同情，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学生内部的分化，予人以攻击学运的口实。2月10日，师大物理系主任杨立奎在师大首次纪念周上，攻击学联“分子复杂”、“接受巨款”、“受他人利用”，暗示学联为共产党所操纵。学联对此予以否认，申明自己的立场即是抗日救国的立场，“既不受任何人操纵，亦不甘供任何党派利用驱逐。”⑨ 中共方面也对杨立奎的言论予以驳斥，并指杨立奎故意“颠倒是非，伤辱本党之彻底抗日主张与行动，以期掩饰国民党法西斯之卖国罪恶。”⑩ 事实上，当时国、共双方都试图影响学生。学联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但共产党在学联内部建有“党团”，学联的一切活动都受到“党团”的影响。(11) 同样，国民党也试图控制学生。在抗战前，国民党为了牵制学校内的左倾势力，积极培植右翼势力，所以“一时各校××社颇多兴起。”(12) 杨立奎本人就是师大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他是师大“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当时“大教联”（即大学教师联合会）的负责人。他的言论，反映的正是国民党的立场。2月2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指令教育部以学联“不合法”、“受人操纵”为由解散北平学联。随后，北平市警察局开始搜捕学生，左派学生所主导的学生运动遭到打击。
在学联看来，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压迫，只不过是“他们最后生存的挣扎”，因此，当他们得知河北高中的学生郭清惨死狱中的消息后，决定“用斗争战”来冲破政府的压迫。(13) 3月31日，学联会集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郭清扩大大会，会后举行抬空棺游行，结果遭到警察的镇压，当场捕去同学53人。事后北大当局将为首的学生巫省三等四人开除学籍，并下令停止该校学生自治会活动。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也因受牵连而被捕。(14) 学生运动再次遭受重大打击，这引起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极大关注。刘少奇为此专门撰文，批评了这次行动中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他要求北平的同志，“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并警告说，“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最后只能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的房子内去抗日救国”。(15) 学联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为了更加切合“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宗旨，“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仍简称“学联”）。(16) 它标志着北平学生运动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就是开始走上联合战线的道路。1936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日，学联没有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而是给蒋梦麟、胡适之等五四运动的先进写了一封信，希望学生运动能够得到他们的“指导和援助”。(17) 从此，学联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之外，又喊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不料，在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之后，另一种错误倾向又在左翼学生内部出现。当时，以徐高阮为代表的部分学运领袖，主张解散学联，实现学生运动的“无条件统一”。(18) 这无异于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生运动中的这一动向再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1936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北平了解学生运动情况，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住了两周，先后与蒋南翔、徐高阮等人谈话，并对他们进行了当前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随后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北平学委”），任命蒋南翔为北平学委书记，主持学委会议，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党团。(19) 10月10日，时任北平学委书记的蒋南翔撰写了《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一文，并以学联的名义公开发表。该文明确指出，“对于现阶段学生救亡运动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新的估价，我们以为目前学生运动的主要任务，不是率领了少数热情的同学冲出教室，冲出学校，专事奔走呼号，而放弃了一切学生本分以内的事情。”“今后我们愿意毫不迟疑地首先捐除过去对政府对各校当局的各种成见，设法消解彼此间不融洽的空气，一切愿与各校当局及全国人士，尤其是政府开诚合作，虚心诚恳地接受各方面的指示，以冀能在救亡阵线上多得到一点助力。”(20) 这实际上是新成立的北平学委指导学生运动的政策宣言，它放弃了以前一些过“左”的做法，开始争取更大范围内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西安事变的爆发，再次加大了同学之间的裂痕，并最终导致学界出现两大学生团体对立的情形。西安事变爆发后约一周内，北平学委和学联未能及时做出反应，决定一个明确的态度，学联内部有人甚至怀有一种盲目的狂热情绪，主张杀蒋。对右派学生提出释蒋和讨伐张、杨的意见，左派学生均予以“严词驳斥”。(21) 所以在事变之后各校举行的座谈会上，左派学生与右派学生再度发生冲突。在北大，右派学生主张讨伐张、杨，左派学生则要求政府充分采纳张、杨的八项要求，“两派意见，各走极端，讨论无法进行。”(22) 在清华，右派学生对张、杨表示痛愤，左派学生则主张拥护张、杨，结果“引起公愤，群起殴之”。在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召集全体同学报告陕变经过，有左派学生在会上喊出拥护张学良的口号，结果也“被众殴伤甚重”。在师大，右派学生组织了“武力清共团”，来对付左派学生。此外平大、燕京等校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23) 显然，学联在西安事变后再次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与中国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也不一致。尽管后来学联一再声明反对张、杨所采取的方式，要求张、杨迅速释放蒋介石，(24) 但也只能是进一步加剧同学间的意见分歧。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从西安返抵南京，次日，北平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庆祝蒋介石脱险”。此次游行由师大倡导，有北大、平大、辅仁及各私立中学八十余校一万多人参加，并得到了师大教授杨立奎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支持。游行队伍最后齐集天安门前，召开“庆祝领袖脱险大会”，当场决议：（一）全体电蒋慰贺；（二）电请中央严惩张学良；（三）取消学联会；（四）组织新学联会；（五）电请中央全力“剿共”；（六）请中央解除“反动”教授。最后大众在狂呼口号、齐唱党歌、齐放鞭炮中散会。(25) 根据此次大会决议，1937年1月4日，新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在师大正式宣布成立。为了使它与原来的“学联”区别起见，它开始时自称“新学联”。而媒体方面，则称之为“新学生团体。”原来的“学联”则被称为“旧学生团体”或“旧学联”。(26) 从此，北平学界的分裂就演变成两大学生团体的对立。新学联是受国民党控制的学生团体。在国民党中训部拟订的《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办法》中，明文规定要“充实新学联，一面设法消灭旧学联。”充实新学联的办法，除准其备案外，还按月发给津贴。(27) 在新学联中，诚社和复兴社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主要权力则集中在师大复兴社分子李子华手里。新学联背后的指导者，有北大教授陶希圣、师大教授杨立奎及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等人。
新学联成立后，旧学联立即否认其合法性，指新学联“虽列名了些学校单位，然各单位学校事前都毫无所闻。”同时旧学联呼吁全市同学，“用最大的热情，巩固我们的学联。”(28) 一些学校还登报声明，否认该校参加新学联代表的合法性。(29) 尽管如此，新学联的势力却是越来越大，两团体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在此前后，许多学校都发生了群殴的不幸事件。在清华大学，12月25日晚，刘安义、何炳棣等三十余人，搜查学生救国会，并引发了同学间的互殴。(30) 在师大，文学院的乔介林持刀试图杀害同班同学郭庆云，为同学制止，随后校方以聚众斗殴为由，开除了阎世臣等六名左派学生。此外，东北大学也发生“互殴”事件，有12名学生被开除。(31)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两派学生之间的感情愈加恶化，也为五四扩大纪念会上的流血冲突埋下了伏因。
二、“五四事件”之发生、经过及其反响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决议表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都开始转变。在对共产党的问题上，会议虽然强调要“根绝赤祸”，但同时又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取消其红军”、“取消其苏维埃政府”、“停止其赤化宣传”及“停止其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可以与共产党进行谈判。(32) 在对日问题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忍耐的限度，将“决然出于抗战”。(33)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抗战”。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三中全会标志着“一二九”运动以后所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阶段”。中央要求北方局在这个新阶段内“必须坚持联蒋的方针”，同时把工作的中心转向“实现抗日的民主权利”。(34) 据此中国共产党呼吁北平学生结束分裂状态，新、旧学联“取消互相攻击，取消互相毁谤”，“在民主的基础上，共同商量，订立谈判，而归于联合”。(35) 在这种情况下，旧学联喊出了“统一学运”的口号。
1937年2月28日，旧学联为了表示响应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政策转变，召开了庆祝和平统一大会，会上发表了呼吁学运统一的宣言。宣言指出：“我们愿意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善对政府的态度，健全今后的学生运动，我们热烈地希望今后能够做到团结统一，对新学生团体，愿在抗日救国健全学生生活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进行合并。”(36) 不料，合并的建议遭到了新学联的拒绝，于是旧学联又提出用民主方式改组及恢复学生会的方法，来统一北平学运，但仍收效甚微。(37) 旧学联乃决定从实际工作中入手，希望通过邀请新学联参加由他们组织的集体活动或者参加由新学联组织的活动的方式来消解彼此的隔阂。1937年4月4日，旧学联组织了一次有2500人参加的香山旅行，邀请新学联参加但遭到拒绝。(38) 4月11日，新学联发起赴温泉旅行，旧学联派人交涉接洽，希望能合作进行，结果新学联临时改道汤山。(39) 所以这一方法也未取得实际效果。不过旧学联并未因此放弃统一学运的目标，他们再次检讨过去，4月25日发表宣言，郑重公布自己“拥护政府”的立场和“统一学运”的主张，其中特别指出：“倘若新学生团体仍旧固执成见不肯和我们合作，则我们也仍然不因此而利用自己光荣的传统、合法的地位和广大的群众基础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来向新学生团体交战，把对外的锋锐转向对内，一定要压迫新学生团体和我们合作而后快。我们认为这样用强制的方法求取统一，结果将使两方的裂痕更深，距离统一的目标愈远，必致与政府过去所采取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同样造成相类似的错误。自损力量，便于敌人，我们绝不愿意踏这惨痛的覆辙。我们唯有继续加紧我们所应做的工作，一切为国家，为民族，绝不为私斗。对于新学生团体，我们不但不存心摧毁它，伤害它，而且能力所及，愿意在工作上帮助它，同时我们希望新学生团体也能本着和我们同样的态度，努力工作。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目光同是集中在神圣的救国工作上，把人事的偏见放在其次，那么在努力共同的救国事业过程中，开诚相处，是可以逐渐清除彼此问的误解，获得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40) 显然，旧学联的立场已有很大的变化，并且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对方的存在。不过新学联则始终不愿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一方在主动进攻，另一方则严守阵地。“五四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1937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十八周年的纪念日，北平市两大学生团体在三天前都确定了各自的纪念方案。旧学联决定除发表宣言、说明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之外，各校分别于5月4日那天举行纪念仪式；新学联决定除发表宣言外，于5月4日下午三时在师大举行五四运动扩大纪念会，并邀请秦德纯、雷嗣尚、蒋梦麟、李蒸、周炳琳、陶希圣、杨立奎、熊梦飞等人演讲。(41) 在得知新学联的纪念方案后，旧学联“为从实际行动中表现统一学运之决心起见”，特通告各会员学校，于4日上午分别举行纪念仪式后，下午三时赴师大参加新学联主持之扩大纪念会。通告全文如下：“五四运动为新中国启蒙运动之开始，关系近代文化至深且钜。现已有一部分同学发起扩大纪念会，于四日下午三时在和平门外师大理学院举行。本会为纪念五四及统一学运计，用特通告各校同学，一体参加。北平市学生团体启，五月三日。”(42)
五月四日那天，五四扩大纪念会如期在师大召开，不料，会上新、旧学联大起冲突。先是新、旧学联就会议主席团组成发生分歧，旧学联要求派代表参加主席团，遭到新学联的拒绝，最后双方达成一致，不设主席团，仅由司仪一人主持。当会议第一项进行完毕，即会众唱完党歌之后，有旧学联的同学接唱“救亡进行曲”和“保卫马德里”等歌曲，(43) 新学联遂决定中止大会，并收拾起党国旗及总理遗像。旧学联前去阻止，于是就发生冲突。新学联的人从台下扔下长凳，志成学校的童子军也持木棍向旧学联同学发动攻击，结果演变成一次群殴，造成多人受伤。(44) 旧学联被迫退出会场，到法商学院集合，讨论应对办法。(45) 新学联则在旧学联退出之后，又把来宾请回会场继续开会。“陶希圣、丁作韶、杨立奎、熊梦飞等相继讲演，最后呼口号摄影散会，时已六时许矣。”(46) 事件发生后，旧学联迅速确定了三条应对方案：（一）在政治上“打击这些破坏学运统一的败类分子”；（二）仍号召“统一学运”；（三）成立受伤同学后援会，“并控诉吴（葆三）、杨（立奎）、陶（希圣）等”参与大会的几位教授。(47) 5月5日，旧学联上书冀察政委会，详述事件经过，并指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师大教授杨立奎、北大教授陶希圣等“挑拨同学情感，唆使同学凶殴”。他们控制的学生团体，“以纪念五四之名，行聚众行凶之实，摧残教育，扰乱地方，破坏秩序。”希望冀察当局“制止类此［此类］野蛮行动。”(48) 也就在这一天，旧学联以“北平参加五四纪念会各校代表团”的名义发表宣言，表示“不愿因为这次不幸，酿成同学间更大的分裂”，因此，对于持棍行凶的志成同学及在新学联领导下的同学给予原谅，但“对于指使志成同学持棍行凶的师大教授杨立奎及亲身指挥他们冲击同学的志成教官高□□［建瓴］绝不能丝毫原谅，因为他们是用成人的手段驱使一般热血青年来作残酷的斗殴，同时在我们对于众目睽睽下行凶事件的发难者师大学生李子华及法商学生吴曙曦也不能丝毫原谅，因为他们是挑拨同学热情的主使人和破坏学生界团结的败类，是这次惨剧的刑事犯。”(49) 5月19日，事件中受伤较重的李克恭等五名同学，联名向北平地方法院起诉，控告吴葆三、陶希圣、高建瓴、李子华四人。(50) 同时，旧学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政治上批驳陶希圣等。中国共产党也发文对事件作了评论，并指陶希圣、杨立奎与吴葆三是教育界的败类分子，“也是教育界的最大耻辱”，号召北平学生“不惜用一切努力，把这败类分子从北方教育界中驱逐出去”。(51) 新学联方面，5月5日也在报上发表“紧急启事”，指责旧学联“意存破坏”，“殴打本会负责人并撕毁党国旗捣毁总理遗像”，表示“本会对此事件，除请求社会人士及到场师长同学，予以公正之评判外，并对此辈捣乱分子追究其责任焉。”(52) 针对旧学联把陶、杨、吴等列为“祸首”，新学联在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同学互殴与诸先生无涉，其责任应由破坏大会之少数捣乱分子负之。”(53) 陶希圣本人也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称互殴时其本人“早已退出会场”，与事件无关，而他之所以受到起诉，是因为他的言论遭到“民族解放先锋队”、旧学联等秘密团体的忌恨的缘故。(54) 此外，新学联主办的刊物《学生周报》还公布了所谓调查结果，称“策动者有张申府、刘侃之、马哲民、孙珍席、吴觉先等。当场指挥行凶者有各校民先分子史立德、黄诚等十二人。”(55) 随后，张申府等在报上刊登启事，表示对于五四事件“绝未与闻”，“该报所载显然奸人捏造，意图陷害。”(56) 张申府还撰文，不点名批评了“身负教育青年责任”的陶希圣等人，“对于青年意外的凶殴，既不能及时制止，事后反加以奖励，加以鼓吹，”因而“失掉了教育者的身份”。(57) 至此，五四纪念会上学生间的互殴事件不仅使原本分裂的北平学界顿成壁垒，也使北平文化界陷入纷争。
三、联合战线、文化界“息争”与学运统一
五四事件所引发的文化界的纷争，首先是围绕所谓“人民阵线”和“西班牙主义”展开的，陶希圣则是这场争议的中心人物。在五四纪念扩大会上的讲演中，陶希圣批评旧学联“要把中国变成西班牙”。(58) 之后，他在报纸上连续发文，宣称自己的立场，就是反对“人民战线”，反对“西班牙主义”。他认为中国“只要对外的民族阵线，不要西班牙式的对内战争”；北平学生“只宜弥缝裂痕，不宜加大裂痕”。(59) 他把所谓的“人民战线派”或“西班牙主义残余”称为“假共产党”。他认为正是他们在鼓吹西班牙式的内战，引导青年走入分裂国家的歧途，而他的反“人民战线”反“西班牙主义”的立场，正是他“与人民战线派残余党派所以触发冲突之远因”。(60)
陶希圣之外，师大历史系教授熊梦飞是这场争论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在五四纪念会上的演讲中，熊梦飞也把矛头对准了所谓“人民阵线”。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也不是汉奸，而是‘人民阵线’！”(61) 之后，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反西班牙主义者”自居。按照他的说法，所谓“西班牙主义”，“就是不保卫中华而保卫马德里的主义，就是不救中国而救西班牙政府的主义，就是分裂中国的主义，也就是以中国附庸于国际的集团的主义。”而所谓“西班牙主义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及联系于共产党的救国联合会、救国会、民先队”。(62) 显然，熊梦飞与陶希圣一样，完全是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来反所谓“西班牙主义”。
陶、熊所说的那种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其实在中国并不存在。在1936年4月间，中国共产党的确曾向全中国各党各派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63)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也曾向西班牙人民阵线和政府军表示过“最大的同情与敬佩”。(64) 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人民阵线”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有本质的区别。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其性质是对内的，而中国共产党所号召的人民阵线，本质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性质是对外的，它不但不反对国内的任何政派，而且要求一切政派合作；不但不反对政府，而且要求政府参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事实上，为了避免“人民阵线”一词可能产生误解，中国共产党自1936年6月以后几乎不再使用“人民阵线”一词，而是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或“民族联合阵线”称之。
对于陶、熊强指中国共产党及学生救国联合会、民先等为“人民阵线派”、“西班牙主义者”的言论，中国共产党决定从政治上予以回击，其中“主要的是对付陶希圣，指出他[是]五四纠纷之政治上的领导者，驳斥他的所谓残余的西班牙主义。”(65) 为此，杨秀峰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致陶希圣的公开信，指出西班牙的内战并不是代表人民战线的民主和合法的政府造成的，而是由弗朗哥一伙人挑起的；中国没有所谓“人民战线”，也不需要“人民战线”，中国需要的是“全民族抗敌救亡的联合战线”；中国也没有“西班牙主义者”，“如果国内果有西班牙主义者，而西班牙主义指的是分裂民族的勾当，”那么陶本人就是“西班牙主义者”“最好的典型”。(66) 于刚则以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生活的青年”的身份，指出北平青年决没有像陶希圣所说的那样，羡慕西班牙内战而欲使中国步其后尘。那些挑拨内争破坏统一的“西班牙主义者”不是别人，而是“在朝的亲日分子，在野的失意军人和政客”。(67)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谓“西班牙主义”的争论还未平息，围绕“新启蒙运动”的争论又开始了。1937年5月24日，师大教授杨立奎通电全国，声讨组织启蒙学会之黄松龄、张友渔、张申府、张郁光、吴觉先、程希孟、田佩之、吴承仕、谭丕模九人，攻击他们“反对礼教，诋毁忠孝节义五伦八德为陈腐毒素，蛊惑青年”，并声称“誓以全力铲除此灭伦丧德之枭獍，毋［务］使其匿迹学界”。(68) 第二天，黄松龄等立即在报上刊登“启事”，对杨氏通电做出回应，内容如次：“同人等本研究学术之精神，努力于文化之阐扬，并拟对于新启蒙运动加以检讨与推动，故有启蒙学会之发起，现当草创伊始，并未发表任何文字，自无反对礼教之言论。有杨立奎者，竟颠倒事实，通电毁谤，公然侮辱，除关法律部分另行办理外，特此声明。”(69) 从此，北平文化界陷入了一场更大的纠纷之中。
新启蒙运动发起于1936年9月，其本意是要建立起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70) 由于这一运动由左翼文化界人士发起，带有较强的“左”的色彩，因而引起了右翼势力的攻击。杨立奎就完全是站在右的立场上攻击新启蒙运动。在他看来，“现在我们国家的需要，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一切政治而不在乎形式的民主。”(71) 所以他攻击新启蒙运动，表面上是要维护名教，实际是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在杨立奎主编的刊物上，还刊登了所谓揭露新启蒙运动“鬼幕”的文章，认为新启蒙运动是“要藉‘学术’上的口号，以实行其反动的‘政治’的斗争。”“他们底反对‘迷信’，就是反对国人对领袖的相信，他们底反对‘盲从’，就是反对国人对政府的‘服从’，他们底反对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就是要破坏中国民族存在之最有力的精神条件，是要使国人蔑弃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根本对自己民族文化，失掉了自信力。”(72) 显然，这样的言论，已完全超出了思想讨论的范围，而变成了党派之争。
北平的学生团体和文化界本来是两回事，他们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关联，但是，由于旧学联同情启蒙学会，新学联则和杨立奎、陶希圣他们意见一致，因此，文化界的分裂状态无形中进一步加剧了学界的分裂。与这种分裂现象形成对照的，是国、共两党合作进程的加快和国内和平统一的进行。这样，北平文化界和学界的分裂不但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也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重视。“中枢某要人”专门就北平文化界的现状，发表两条原则性的意见：“（一）在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原则之下，北平学界中之波澜，本来无关大局，如某派师生果幡然表示巩固中枢，爱护统一，中央自当嘉许，并接受其民主之要求；（二）中央对北平各大学教育之方针为学术自由，学风严肃，不因整顿学风而拘束学术自由，亦不可在学术自由之名义下，以盲动破坏学风，妨害学业。”(73) “中枢”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北平文化界和学界能消除分裂，走向统一。为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方治专程赶往北平，直接或间接地走访杨立奎、熊梦飞和黄松龄、杨秀峰等，居中斡旋调停，同时冀察当局方面，也派人协同方治调解。虽然调解工作没有获得具体的美满结果，但双方已经减少了许多摩擦。(74) 此后，《北平新报》的负责人，以私人资格，从事于调解息争，与双方人士交换意见，“前后谈话，不下二十余人，三十余次”，最终促成了6月2日陶希圣与张申府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长达4小时的会谈。会谈时陶、张两氏“彼此开诚相见”，都认为有息争的必要。嗣后，《北平新报》负责人又遍访熊梦飞、杨秀峰诸先生，也皆认为双方有合作的必要，于是更进而讨论了合作的方式。张申府、杨秀峰等主张发表一个文化界广泛签名的共同宣言，以作合作的基础，但陶希圣则认为此举没有必要，“只要彼此能互相容忍，互相原谅，能以行动表示信任，则宣言不发表亦无不可”。(75) 这样，共同签名发表宣言的事终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双方之间的敌对情绪已大为减少。1937年6月5日，陶希圣在报上呼吁“息争”。他说：“今后的学界，应当用政治的民主倾向来化斗争为合作，不应利用这个倾向来化团结为斗争，要尊重集团的主张，来化除个人私见与意气，不用个人的意气和私见来扩大为集团的斗争。”(76) 紧接着，于刚就在报上“响应息争”，表示“陶先生文章里指出的意见，我相信可以得到文化界每个人的同意”。(77) 中共方面，对于北平文化界的“息争”也是乐观其成，并认为“陶希圣先生最近的言论，是向团结统一方面，前进了一步”。(78)
在文化界努力“息争”的同时，学界的“统一”工作也在努力进行。但是因为学界的统一涉及两个学生团体之间的组织关系，因此“统一”起来的困难也要多得多。五四事件后，学界的分裂现象其实是国、共两党都不愿看到的，所以两党都希望北平的学运能够统一，但统一的方法则大相径庭。国民党所制定的方法是通过消灭旧学联来实现学运组织的统一。(79) 共产党方面则希望双方“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同时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各校的学生会与学联，使之成为不但领导救亡工作，而且亦代表全体同学切身利益的学生团体。”(80) 与之相应的是，旧学联方面提议，集中所有原属新学联和旧学联的学生会，“择期召开代表大会，以最民主的方式决定学运统一的问题”。(81) 新学联方面坚决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认为，“本会之成立，系依据本市大多数同学之公意，并曾经政府立案准予成立，而所谓‘学生救国联合会’曾经政府明令取缔，复经全市各大中校学生在天安门庆祝蒋委员长大会中议决否认存在”，因此要求旧学联“以个人资格参加本会”，以此实现学运的统一。(82) 双方立场如此不同，显然无法实现统一。
但是，随着文化界气氛的缓和，新、旧学联之间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其时调解文化界分歧的《北平新报》负责人，同时也在新、旧学生团体间奔走斡旋。一方面，劝令因五四事件而受伤的同学撤回对陶希圣等人的诉讼；另一方面，建议双方分步骤实现统一。首先是双方做到互相承认，互不侵犯；然后双方共同约定工作计划，分头进行；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实现统一。结果双方也都原则上接受《北平新报》的调解，只是“有些枝节问题，未获接近”。(83) 随后，旧学联发表告全体同学书，除表示接受调解原则之外，还决定了几项具体的态度，作为学运统一的先决条件，其内容是：（一）在拥护和平统一，抗敌民主的目标之下进行统一或是合作；（二）依旧不采取攻击的态度，绝对避免行动的摩擦，工作可以先争取对方的谅解，但绝不放弃救亡工作；（三）尊重多数同学的意见，为多数同学谋福利。(84) 新学联也相应发表谈话，表示“在原则上，我们认为是根本没有对内斗争的必要”。(85) 双方态度的这种变化，为学运的最后统一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4日，旧学联制定了一个彻底统一学运的方案，其步骤是：先由两团体各推代表若干人，共同组织“北平学运统一促进委员会”，计划并执行一切促进统一事宜；然后由“北平学运统一促进委员会”建议各校同学，用民主方式产生足以代表全校同学各种意见的学生会；最后由各校新学生会推派代表组成代表大会，通过新会章，产生执委会。执委会成立之日，“北平学运统一促进委员会，即宣告取消，原有两团体亦同时宣告解散，统一后的学联不继承原有两团体之任何一系统，而为北平全体同学之总代表机关。”(86) 不幸的是，几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学运统一还未来得及完全实现，就在无形中中断了。
四、结束语：政治与思想史意义
学生运动通常与政府处于反对的地位，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生运动隐然分为两种：一种是支持政府的学运，一种是反对政府的学运。这种情况是由当时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造成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意识、有计划地对学生运动施加影响，这种影响是学运分裂的主要原因。“五四事件”表明，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学生运动并非是单纯“学生”的运动，它同时牵涉到政治上的党派斗争。学生运动也不是全体学生的运动，它几乎成了隶属于不同政党的学生团体的运动。
从思想上看，学运分裂的原因是因为同学之间不同的政治倾向造成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导致了学生之间对学生运动本质的理解不一致。左翼学生把学生运动当作“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锁链中的一环”，(87) 因而致力于扩大学生运动，并试图把学生运动转化为民众运动。作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环，他们认为他们的时代使命与“五四”已经不同，“五四运动的精神，只是一种资本主义下的自由精神”，“我们这次的运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继续五四时代的精神，而是要创造出整个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社会集团意识”。(88) 右翼学生则认为，五四运动之可纪念，在于运动中国家民族意识的发扬，但是，“我们要比较五四时代有进一步的认识，中国遭受外力压迫，将近百年，国人认识力不足，往往以‘口舌’，‘奔走’为可靠，以‘民气’‘士气’为御侮的长城，国难演进到今日，我们应当觉悟了，我们应当努力充实自己的力量——教育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民族有组织有训练的力量。五四时代那种手法，还不能抵抗今日的顽敌，还不是中国根本的救药”。(89) 可见，双方从“五四”那里接受的历史遗产完全不同，对“五四”的意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因此，“五四事件”中对“五四”的纪念其实是第二位的，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基于各自政治倾向而对“五四”所作的历史评价和现实演绎。
最后还需指出，本文所描述的北平学生运动其实也出现在其他的城市，类似的“五四事件”在天津、上海、武汉、济南等地也曾上演，尽管它们之间具体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换言之，1937年北平学界从分裂到试图统一的过程，不过是抗战前夕中国学生运动一个缩影。透过这一事件，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既往有关学运的“宏大叙事”所未曾展现的历史细节，而这种细节，又使我们更真切地贴近了历史。
［收稿日期］2007－10－10
注释：
① 当时的报刊对这一事件有多种称谓，如“五四事件”、“五四纪念事件”、“新五四事件”、“五四互殴事件”、“五四纠纷”等。本文为简便起见，除引文中沿用原有的提法外，一律以“五四事件”称之。
② 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4；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35年11月18日，它是根据中共北平市临委的指示在各校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发起组建起来的。其成立宣言称：“我们是北平市大中小学的学生，在这种严重的环境之下，为了反对华北领土的分割，为了反对政府对华北的出卖，为了要联合全华北的民众，作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所以一致地联合起来，成立了这个学联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④ 《大公报》，1936年1月16日，第3版。
⑤ 《大公报》，1936年1月17日，第3版。
⑥ 《大公报》，1936年1月18日，第3版。
⑦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0页。
⑧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1页。
⑨ 《学联三次质问杨立奎》，《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343页。
⑩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反对国民党汉奸破坏平津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再宣言》（1936年2月15日），《一二九运动》，第52页。
(11) 中共北平市临委宣传部长彭涛担任第一任学联党团书记，后来姚依林、黄敬都先后担任过学联党团的负责工作。参见高锦朋：《一二九时期北平师大的片断回忆》，载《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34页。
(12) 田光程：《最近学生界的严重问题》，《国闻周报》第14卷第4期，1937年1月18日出版，第10页。
(13)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为追悼郭清死难告全国同胞书》（1936年3月31日），《一二九运动》，第178页。
(14) 敬乡：《一年来北平学生的救亡运动》，《中国学生》第3卷第19－22期合刊，1937年1月6日出版，第36页。
(15) 刘少奇：《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活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1936年4月5日），《一二九运动》，第63、64页。
(16)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宣言》（1936年4月25日），《一二九运动》，第189－190页。
(17)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给五四运动先进者的一封信》（1936年5月4日），《一二九运动》，第193页。
(18) 于刚：《一二九时期的北平师大片断》，《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26页。
(19) 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编：《蒋南翔文集》下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83－1184页。
(2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编：《蒋南翔文集》上卷，第79－80页。
(21) 张谨斋：《半年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1937年7月17日），《一二九运动》，第120页。
(22) 《北大学生会内部发生分裂》，《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494页。
(23) 云：《北平学生对陕变的态度》，《中国学生》第3卷第18期，1936年12月25日出版，第13页。
(24) 《关于我们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声明》，《学生报道》创刊号，1937年1月1日出版，第1版。
(25) 心影：《故都学生庆祝领袖回京大会》，《中国学生》第3卷第19至22期合刊，1937年1月6日出版，第75页。
(26) 影棣：《北平的学生团体》，《申报周刊》第2卷第6期，1937年2月7日出版，第120页。
(27) 《一二九运动》，第425页。
(28)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团结同学巩固组织告全市同学书》，《一二九运动》，第240、244页。
(29) 北平师大杨向埙等343人联名发表启事，否认该校同学韩克敬等以师大代表名义，参加新学生团体。《为否认师大非法代表参加北平市新学生团体启事》，见《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371页。
(30) 《救国委员会黄绍湘述二十五日学生会被捣毁的经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册，第979页。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何炳棣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88页。
(31) 瑜：《对于师大开除学生的一点意见》，《一二九运动与北京师大》，第445页。
(32)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1937年2月21日通过），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14－315页。
(33)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1937年2月22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317页。
(34) 《中央关于坚持联蒋方针推动蒋政权逐渐走向民主化致胡服电》（1937年4月4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07页。
(35) 凯丰：《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解放》第1卷第2期，1937年5月1日出版，第15页、
(36)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再度呼吁学运统一宣言》，《一二九运动》，第269页。
(37) 张谨斋：《半年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一二九运动》，第122页。
(38) 觉君：《国防线上的北平学生之最近动态》，《新学识》第1卷第6期，1937年4月20日出版，第309页。
(39) 静澄：《北平学生的统一运动》，五四纪念日受伤同学后援会编，《五四事件特刊》，第12页。
(40)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1937年4月25日），《一二九运动》，第288页。
(41) 《学生团体纪念五四》，《北平新报》，1937年5月2日，第4版。不过，五四那天秦德纯、雷嗣尚、蒋梦麟、李蒸均未出席纪念大会。
(42) 《纪念五四盛大举行，平学生界力谋统一》，《北平新报》，1937年5月4日，第4版。
(43) 《保卫马德里》由麦新作词，吕骥作曲，歌词如下：“拿起爆裂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弗郎柯，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为了你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快加人为和平而战的阵线，起来！起来！向卖国的走狗们作决死的斗争，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拿起爆裂的手榴弹，对准制造战争的纳齐斯，起来！起来！全世界的人民，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光明，快加人为和平而战的阵线，起来！起来！向疯狂的野兽们作最后的斗争，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参见海燕歌咏团：《〈保卫马德里〉是反动歌曲吗？》，《北平晨报》，1937年5月12日，第8版。
(44) 旧学联称“受伤人数达数十人，中有二人，几伤致命。”《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五四纪念会同学凶殴事呈冀察政委会文》，《五四事件特刊》，第48页。新学联称受伤者7人，他们是志成中学的阎奎荣、刘坦，朝阳的李克功［恭］，华北的马骥德、徐文藻、蔡巨荣，中大的梁国华等。《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紧急启事》，《世界日报》，1937年5月10日，第3版。
(45) 于秀：《今年北平的五四事件》，《光明》第3卷第1期，1937年6月10日出版。
(46) 《纪念五四盛状空前》，《学生周报》第5期，1937年5月6日出版，第3版。
(47) 张谨斋：《半年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1937年7月17日），《一二九运动》，第123页。
(48)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五四纪念会同学凶殴事呈冀察政委会文》，《五四事件特刊》，第48－49页。
(49) 《为五四纪念会同学被殴打事宣言》，《五四事件特刊》，第52－53页。
(50) 平群：《赞成“五四互殴事件”的法律解决》，《学生周报》第9期，1937年6月3日出版，第2版。
(51) 凯丰：《寄语北方青年》，《解放周刊》第1卷第7期，1937年6月22日出版，第11－12页。
(52)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紧急启事》，《世界日报》，1937年5月5日，第3版。
(53)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紧急启事》，《世界日报》，1937年5月10日，第3版。
(54) 《五四事件讼案陶希圣辩护意见书》，《北平新报》，1937年6月16日，第4版。
(55) 《纪念五四盛状空前》，《学生周报》第5期，1937年5月6日出版，第3版。
(56) 《北平晨报》，1937年5月8日，第2版。
(57) 张申府：《理性的必要》，《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
(58) 五四纪念日受伤同学后援会编：《五四事件特刊》，第42页。
(59) 陶希圣：《一个简单的答覆》，《北平新报》，1937年5月13日，第4版。
(60) 《五四事件讼案陶希圣辩护意见书》，《北平新报》，1937年6月16日，第1版。
(61) 杜因：《“五四事件”的经过》，《五四事件特刊》，第29页。
(62) 熊梦飞：《一个反西班牙主义者》，《文化与教育》第126期，1937年5月20日出版，第1－3页。
(6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1936年4月25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6页。
(64) 朱德：《论西班牙战争》，《解放》第1卷第2期，1937年5月1日出版，第16页。
(65) 张谨斋：《半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一二九运动》，第124页。
(66) 杨秀峰：《致陶希圣的公开信》，《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478－480页。
(67) 于刚：《与陶希圣先生谈“西班牙主义”》，《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488页。
(68) 《杨立奎为“名教”而呐喊》，《北平新报》，1937年5月25日，第4版。
(69) 《北平新报》，1937年5月26日，第4版。
(70)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第189页。
(71) 杨立奎：《民主政治与拥护领袖》，《铎声》第1期，1937年5月11日，第2－3页。
(72) 田实洛：《揭破“新启蒙运动”的鬼幕》，《铎声》第4期。1937年6月11日出版，第4－5页。
(73) 《平津文化界即发表统一宣言》，《北平新报》，1937年6月21日，第4版。
(74) 亚生：《北平文化界团结问题》，《申报周刊》第2卷第28期，1937年7月18日出版，第638页。
(75) 《文化界息争及学运统一》，《北平新报》，1937年6月17日，第4版。
(76) 陶希圣：《息争》，《世界日报》，1937年6月5日，第6版。
(77) 于刚：《响应息争》，《北平新报》，1937年6月6目，第4版。
(78) 凯：《为平文化界“息争”庆幸》，《解放周刊》第1卷第10期，1937年7月12日，第3页。
(79) 《国民党中训部拟订“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办法文件”》，《一二九运动》，第425－426页。
(80)《学生运动应该统一起来了！》，《解放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6月14日出版，第5页。
(81)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致学生联合会的公开信》，《一二九运动》，第279页。
(82) 《平市学生联合会为统一学运发表谈话》，《学生周报》，第8期，1937年5月27日，第3版。
(83) 《文化界息争及学运统一》，《北平新报》，1937年6月17日，第4版。
(84) 《旧团体发表告同学书》，《北平新报》，1937年6月25日，第4版。
(85) 《新学生团体发表谈话，认对内无斗争必要》，《北平新报》，1937年6月23日，第4版。
(86) 《北平学生团体昨开执委会议》，《北平新报》，1937年7月5日，第9版。
(87) 秋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第530页。
(88) 曾寒：《学生爱国运动以后应采取的动向》，《北大周刊》第1期，1935年12月30日出版，第62页。
(89) 飞：《悲痛的五月》，《文化与教育》，第125期，1937年5月10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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