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台湾论文,二十年论文,祖国大陆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2)5-0004-09
一
20年前，当1979年2月在北京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率先发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 《永远的尹雪艳》时，谁也未曾料到，它会成为两岸文学汇流的一只报春的燕子(注： 据手头资料统计，1979年最早发表台湾文学作品的大陆刊物共有9家，它们是《当代》( 第1期、第2期、第3期)、《上海文学》(3月号、4月号)、《长江》(第2期)、《清明》( 第2期)、《十月》(第3期)、《新苑》(第3期2篇)、《收获》(第5期、第6期各2篇)、《 作品》(9月号)、《安徽文学》(11月号)，共刊登5位作家的16篇小说，他们是：聂华苓 7篇、白先勇3篇、於梨华2篇、李黎2篇、杨青矗2篇、5人中除杨青矗是台湾本土作家外 ，其余4人均为大陆至台湾再移民海外的作家。)，并且带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 构性的变化。
这并非“微”言耸听。因为在此之前，两岸的分隔和对峙，不仅使分立的两岸文坛彼 此陌生，而且互存偏见。就文学研究而言，大陆所有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实际上 只是对于大陆文学状况的研究，台湾文学从未进入大陆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据此在近 几十年来出版的多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大部分还只能说是大陆地区的文学发展史 。只有随着对台湾文学(以及同时进入大陆研究者视野的香港、澳门文学)的介绍与研究 日益深入广泛，读者和研究者才逐渐意识到，缺少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的当代中国文 学，还不是全部的中国文学。尽管大陆文坛拥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体和作家阵容，在当 代中国文学进程上占有如此重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但仅此一端，依然不能涵括当代中 国文学的全部进程和所取得的全部历史性经验与经典性成果，还不是一幅完整的当代中 国文学的图景。
这样一种学术视野和观念的变化，相信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身上，也同样发生过 。
因此，如果说近20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上，有着许多重要的突破， 那么这一学术视野和观念的调整，应该是它诸多重要收获的一个意义深长的方面。
二
从1979年迄今大陆对于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历时20年。其中前10年，大部分是在 台湾的政治“解严”之前，后10年则在“解严”之后。由于这20年两岸社会急骤的变化 和发展，前后两个10年的历史语境也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把大陆这20年对台湾文学的介 绍和研究，也大致地划分为承递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
关于前一个时期，我在1989年发表的《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十年》(注：该文最初发表于 《台湾文学观察杂志》创刊号，后收入作者的论文集《台湾文学隔海观》(1995年3月台 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第1版)和《文学薪火的传承与变异——台湾文学论集》(1994年11 月，海峡文艺出版社第1版)。)一文中曾经指出，影响大陆最初台湾文学研究的有两个 不可忽略的背景。其一是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海峡两岸持续30年的严峻对峙由此开始松动；两岸几乎完全隔绝的血缘文化，也由 此有所交流。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是在这一松动的政治背景下才得以进行(当然从 更深层的背景看，它既是走向开放的政治、经济所必然推动的文化走向，也是分久必合 的民族文化所必然呼唤的历史趋势)。因此，在初期，这一研究便不能不寓蕴着一定的 政治意味，使它有着超乎研究自身以外的其他价值和意义，在价值取向上也难以完全摆 脱特定的政治尺度的影响。其二，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起步之日，恰是台湾乡土文学论 争的结束之时。这场深刻影响台湾文学、台湾文化乃至社会进程的思想论争，同时也成 为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潮背景。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作为一个有着广泛意义 的政治文化运动，其所弘扬的民族文化、本土意识和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批判 ，对于扭转台湾自50年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改变文学的历史进程 和文坛的现实构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场论争所观照的，主要是作为政治层面的文 学，而不是本位意义上的文学；它在价值取向上的政治判断，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艺术多 元的审美评价；它出于弘扬现实精神和本土文化的良好愿望，在后来被推向极端而表现 出某种观念上的偏狭和排它性。但就整体而言，台湾乡土文学论争所弘扬的民族意识和 关心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潮，与大陆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有许多契合之处。 因此，尽管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早带来台湾文坛信息的，是一批由台湾旅居海外，在 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上比较倾向于现代的海外作家，使台湾的现代派作家和作品拥有大 陆最早的一批读者。但随着对台湾乡土文学论争的介绍，研究的重点便很快转向乡土文 学，甚至以之作为“正统”和“主潮”，来概括、评价台湾作家与作品，描述台湾文学 的发展脉络(注：这一变化可以由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出版看到。1980年前后，最早在大 陆出版的台湾作家作品集，计有聂华苓的《台湾轶事》、《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 铃子》，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白先勇小说选》等，都是台湾 旅居海外的作家带有现代倾向的作品。1981年以后的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据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所1984年3月编写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介绍，1981年大陆报刊介绍的4 0位台湾作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乡土作家，同年出版的《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选》和 《望君早归》(中短篇小说选)，入选的29位作家中，只有6人不是乡土派。最近两年出 版的2部台湾长篇小说和6部中短篇小说集，有5部为乡土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专条介绍了赖和、杨逵 、钟理和、吴浊流、钟肇政5位作家，也均是乡土作家。与此同时，对乡土文学的研究 ，也相应地得到加强。1982年大陆报刊发表的30多篇学术论文，绝大多数是评论台湾乡 土文学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第一届(1982年)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的论文集， 所收17篇论文，有11篇是对乡土文学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大陆第一 部研究台湾文学的专著《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封祖盛)，就明显有着把乡土小说视 为主流的褒乡土、贬现代的倾向。)。
来自大陆的现实政治背景，和来自台湾的文化思潮背景，都共同地突出了大陆台湾文 学研究的政治意蕴。评价最初10年大陆对台湾文学介绍与研究，我曾指出这是一场最初 受益于政治、最终又局囿于政治的要求回到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进程。
事实上，最初台湾文学研究这种对于政治过分倚重的倾向，与同期大陆文学观念的变 革趋势是完全相背的。80年代大陆文学观念的变化，是由摆脱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工具 ”说开始的，力图使文学和对它的研究回到文学自身上来。这一认识的发展，也极大地 影响着同样作为当代文学范畴的台湾文学研究，使之在选择和评价上逐渐地从政治尺度 转向审美尺度，并重新审视最初的结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政治的进一步改革和 经济的大幅度开放，使研究者在文化上拥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学术上更为独立、自由 的空间。这就构成了90年代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
从台湾社会和文坛的发展来看，90年代比之80年代也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解严” 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给文坛带来很大的震撼。一方面是台湾文学摆脱 了自50年代以来被绑在“反共”战车上的泛政治化倾向以后，又在党外政治的浪潮中卷 入了另一种形态的泛政治化，甚至推出了以“台独”为纲领的“国家主义”形态的文学 ，进一步加剧了自乡土文学论争以来台湾文坛的分化。但同时，政治和经济的多元化存 在，也推动了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走向。多种不同形态的文学都在台湾找到自己生存和 发展的土壤。现代都市社会的发展，使消费性的文学依凭庞大的文化工业和文化消费市 场，覆盖着整个都市社会乃至它的神经末梢，成为拥有最多文化消费群体的一种流行性 的文学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承续传统情怀而融入现代思绪的新的人文关怀，搞起了另 一面文化写作的大旗；而“文学新世代”、“更新世代”和诸多名目的“新人类”、“ 新新人类”的登场，超过曾经一度主导文坛而在乡土文学论争之后进入省思和调整的现 代主义，以认同和介入都市的“后现代”立场与艺术手段，揭橥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病变 ，开拓另类空间；一直默默无闻的台湾先住民在世界性的原住民文化浪潮中，也推出自 己的作家，以极富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想象，喊出弱势族群的声音。这一切繁富多样的文 学存在，都使人强烈地感到，进入90年代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沿着乡土文学论争 中“西化/乡土”“现代/写实”这二元对立和转换的轨道向前发展，而是呈现出多元的 广阔空间，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文学现象供研究者进行分析，从而也将研究者携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时期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事件是台湾开放探亲所产生的文学效应。一方面是 在探亲潮中大批台湾作家(不管是“外省”的还是“本土”的)履足大陆，或者访亲祭祖 ，或者参观旅游，母土恢宏的文化气度和现实发展，消解着他们因数十年疏隔和宣传所 积存下来的偏见与疑虑，对其创作的潜在影响将远远超过热闹一时的“探亲文学”而深 长存在。另一方面开放探亲提供了两岸作家和学者直接交流的契机，不仅在大陆，而且 在岛内。它使研究者从隔岸观花的朦胧揣测进入了实地考察的互相碰撞，其结果使大陆 研究者对台湾文学获得了实地了解的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印象，从而开拓了进行整合研究 的新思路。
在分析90年代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新背景时，还不能忽略了80年代研究所提供的基础 ，我曾经把80年代开始大陆所作的台湾文学研究，比喻成为一种经济学上的“卖方市场 ”。由于资料的匮乏和缺少对台湾文学的全面了解，研究者常常是“瞎子摸象”式地拿 到什么资料就做什么研究，其选择的自由度是极其有限的。80年代研究最重要的收获是 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基本的材料积累和脉络梳理，对重要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初步的 分析和定位。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大陆学者出版的多种台湾文学概观、台湾文学史以及文 体史等，实际上都是对80年代研究成果的一种总结，从而为后来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资 料准备和初步分析的基础。没有80年代的资料积累和初步分析，90年代更有成效的研究 将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都为90年代的台湾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背景和基础。
三
在论及90年代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发展时，我想先引述南京大学刘俊博士的一份抽样 调查资料(注：刘俊：《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1979-1999》，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 年第4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刘俊以在大陆颇具代表性的“人大复印资料”为视 角，对20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进行了总体检视与分析。根据刘俊的统计，从最早发 表台湾文学研究论文的1979年3月起到1999年7月止，被收进《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中的台湾文学的论文，共计320篇。其中，属于前10年的77篇，占24.1%；属于后10年 的243篇，占75.9%。这个数字表明：一、后10年的研究成果远多于前10年；后10年的研 究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得到学界的重视而获得较多入选的机会。从刘俊开列的12种论文 类型前后1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分析看，“作家作品研究”、“综合研究”和“文类研究 ”始终位居其他类型研究的前列。在这三类研究中，其入选论文后10年也比前10年分别 增长了75.4%、85%和81.8%。而类似“两岸文学比较研究”、“文学史研究”等专题， 则是在后10年才出现的。因此刘俊说：“数字的背后，显示的其实是大陆的台湾文学研 究在后10年里学术兴趣的着重和学术重点的转移。在将这种‘兴趣’和‘重点’与前10 年研究状况进行比较后，不难发现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轨迹，那就是：以10年 为界，在后10年里，作家作品研究全面深入地展开；思潮、流派、社团研究、研究之研 究呈稳步增长之势；两岸文学比较研究、关于台湾文学的分期和文学史研究从无到有； 综合研究、文类研究、8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研究成为‘热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 究等有所进展，但仍然属于‘冷门’。”
这是一个从数字分析中就可以看到的显著的变化：无论在研究层面的扩展，或者研究 成果的数量上，后10年都远远超过了前10年。
这种外在形态上的变化，还表现在研究的布局上。前10年得风气之先的主要是广东、 福建，以及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后10年已明显地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包括 江西、上海、江苏、安徽、辽宁、四川、陕西，乃至遥远的新疆，都有从事这一领域教 学和研究的人员与机构存在。特别是台湾开放探亲以后，文化人进入大陆的旅行路线， 除了故乡，首先便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以及在两岸关系中具有重要意 义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重庆等以及一些文化旅游大省。因此，两岸直接的文化、 文学交流的重心也移向北京，并向全国一些中心城市扩散；闽粤两省以语言和地域之利 的研究优势，正在退居次要。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形成了北部、 中部和南部三个中心点。首先当之无愧的是北京。作为全国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与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都设有相关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它们汇同北 京以及北方一些大学和机构，集合了一批深有影响的资深学者，在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 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其次是中部的南京，集合了江苏、上海、安徽、山东等省的一批 学者，后来居上地在近年的台湾文学研究中提供了许多重要成果。南部则以闽粤赣为主 ，继续发挥着先行的优势，仍是大陆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与研究布局发生变化的同时，是研究人员构成的调整。最初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 大都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可能接触和占有这方面研究资料的人。在大陆早期的台湾文学 的研究中，并不是谁想研究就可以研究的。由于资料的不易获得，它存在着一个与其他 领域不尽相同的，由研究对象来选择研究者的现象。后10年的变化首先在于资料的获得 较为便易之后，就有可能使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或许是意识到台湾文学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与台湾文学特殊经验的意义，近10年加入这一领域研究的 ，大多是原来从事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加盟，无论是史识的拓展 和理论的深入上，都对台湾文学研究素质的提升起了重要作用。研究者构成调整的另一 方面是，一批有着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并且逐渐成为中坚。他们 的朝气与锐气，以及知识构成上的前卫色彩，应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诸多新的方法，把 台湾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对于前10年的研究者主要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化 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构成，这年轻世代的知识构成与世界文化思潮和西方现代文论有 着更多的联系。1999年10月在泉州华侨大学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 一场新、老研究者语重心长的对话，实际上意味着在世纪之交研究者的世代更替已经到 来。新的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将由更年轻一辈的学者领衔。这或许将更有利于同样面临 世纪更替的两岸文坛以年轻世代为主的作家、学者的沟通对话。
在回眸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历程时，还不能忽略在这20年里逐渐完善的把科研、教学、 出版三者联成一体而形成的学术“网络”，在这一“网络”中，科研是核心。前10年开 始，就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都先后成立了一批与台湾文学相关的 研究机构，近10年来又有所增加。除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的海外华人文化研究中心外，在广 东的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汕头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的 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私立 邦德学院，江苏的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湖北的中南财经大学，江西的南 昌大学，山东的山东大学等，或以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会等不同名义，成立了相关 的专业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他们除了单独举办各种小型的研讨会之外，还联合举办两 年一届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自1982年在广东暨南大学首开以来，迄今已连续举办十届 。研讨的内容也从台港澳文学扩展到海外华文文学，并于第六届(1993年)在庐山举行时 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并成立了全国性的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使这一定期 性的学术活动成为一个联合全国研究者、吸引台港澳与海外作家、学者参与的准国际性 的民间学术团体。在研究逐渐深入的推动下，从80年代开始，就有暨南大学、中山大学 、深圳大学、汕头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昌大学、安徽 大学等把台湾文学搬进大学的课堂，成为本科生的选修课程；90年代以后更以此为方向 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了把台湾文学及其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出版界给予了密切的 配合。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友谊出版公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及广东花城出版社 、福建的海峡文艺出版社等，从80年代开始就把出版台湾文学作品及其研究成果视为份 内的业务。近年来有了更多出版社参与。在刊物方面，创刊于80年代初期的《四海》( 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主办，现改为《世界华文文学》)、《海峡》(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主 办)、《台港文学选刊》(由福建省文联主办)等，作为刊登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 的专门刊物，10余年来一直在沟通两岸文学、创造一个共享的文学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10年在南京创刊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和由汕头大学主办的、于近期改刊的《华 文文学》，则以刊登学术论文为主，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园地。科研、教 学和出版的合力推动，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能够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除了上述外在的变化，后10年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在的研究 品格、基本理论和学术规范的建立上。
如我在《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十年》一文中对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未来研究趋向所预测 的，研究者从政治本位向学术本位的转移，是90年代台湾文学研究最带根本性的变化。 政治曾经是推动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动力；但政治也使台湾文学研究蒙上一重神秘的色 彩。潜在的政治意蕴使最初的研究所观照的大多是作为政治现象或政治层面的文学；然 而，台湾文学远远不只仅有这一层面。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台湾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 所以存在和成立，首先是它自身的文学价值，是它所提供的在另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不 同于大陆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存在形态，而不仅仅是它所映射的政治的意义。即使在目前 两岸的政治现实中，它作为联结疏离的两岸人民的文化纽带，将起着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发挥也必须建立在它的独立人文价值的评析与研究之上。认识到 这一点，寻求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中，建立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对文学自身 人文价值及其多元形态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两岸作家、学者相互沟通的基础和共同追 求的目标。正是这一研究立场的转变，才开阔和深化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和 学术眼光，不仅从我们过去较为熟悉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来探讨台湾文学， 而且从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近年流行的西方文论如存在主义 、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不同的观念和方法， 多侧面地深入台湾文学的深层内蕴、建立起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个分支学科的独特 的研究空间。
从政治本位走向学术本位，是研究的开阔，也是研究的深化。检视后10年的研究，在 这一转变背景下有两个研究观念的提出，我以为应当特别加以重视，这就是整合性的研 究和开放性的视野。
先谈整合研究。这是相对于80年代开始的研究初期，因缺乏资料从而缺乏对整体发展 背景的了解所产生的那种“瞎子摸象”式的研究而言的。整合研究无疑是对早期零星研 究的一种发展。它既是对台湾文学有了整体把握之后的一种研究，也是对在中国历史大 背景下中国文学分流的客观事实，有了整合认识之后的一种研究。特别是后者所提出的 以分流与整合的观念，来解析台湾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在中国 近代以来迫于殖民入侵而使社会产生局部碎裂状况下发生的历史命题，与被分切的社会 在现实发展中出现独特文学现象的文化命题二者相遇合的复杂过程。因此它所带来的台 湾文学/文学与母体文化/文学复杂的分合关系，不仅对于台湾文学的定位与走向，可作 为一种分析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于解释处于同样状态的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也有启示 意义(注：可参阅《台湾文学史》下卷(1993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第1版)的“结束语”和笔 者的另外两篇论文《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与整合》(见《文学薪火的传承与变异》)与《 分流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见中国人民大学世界华人文化研究所1998年 研讨会的论文汇编)。)。
事实上近10年来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成果，无论是带有宏观意义的综合研究，还是被 视为微观的个案研究，都是在整合视野下的研究。八九十年代之交推出的多种文学史和 文体史，是对于台湾文学和文体发展的一种整体性的描述研究，但同时也潜隐着在中国 文学发展大框架中一种整合的分析和描述背景。其中较为同仁所肯定的由笔者及庄明萱 、黄重添、林承璜共同主编的海峡版《台湾文学史》(1991、1993分上下卷由海峡文艺 出版社出版)，最早明确提出“分流”与“整合”的理论观念，用以分析和处理台湾文 学发展描述中的一系列问题。另一较为引人注意的文体史是中南财经大学古远清教授的 《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它作为作者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三部曲”之一(另两部 为《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香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也隐含着这样一种 从分流到整合的叙述策略。尽管目前直接对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 国文学的整合研究还不多，但对区域性的文学分流现象进行整合视野下的研究，必将为 未来中国文学的整合研究提供准备和基础。目前仅见的成果只有由陈辽、曹惠民主编的 《百年中华文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是在分区研究基础进 行整合研究的一个最初的尝试。该书在引论《逼近世纪末的学术思考》之后，分别从纵 的历史轨迹、横的文学话题和综合性的理论积淀三方面分列成编，来寻求对于整合两岸 、兼容雅俗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建构，从而显示出研究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宏大的 史家气魄。与整合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论题是海峡两岸文学的比较研究。这实际上也是 整合研究的另一侧面。这一论题的早期是在一些论文中所强调的台湾文学与母体中国文 学的渊源与承继关系。但很快就从“同一性”的论证中进入了对“特殊性”的分析，并 强调在“同”的基础上对“异”的辩析，是对“同”的进一步肯认和深入，有着更深刻 的意义。比较研究便在这一基础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最早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的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淑秧于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海峡两岸小说论评》和唐 山教育学院教授赵朕同年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他们不 约而同地选择了小说这一文体，以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作品进行比照。进一步深入这一领 域研究的是由杨匡汉领衔、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批学者为主，吸收国内其他 学者参加，于1995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扬子江和阿里山的对话——海峡两岸文 学比较》，和已经完成正待出版的《唐山流寓话巢痕——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两书 。前者是对两岸文学发展及其表现形态的整体观照，广涉文学渊缘、运动轨迹及20世纪 中国文学发展的诸多话题如文学母题、乡土情怀、现代主义、女性世界以及文体风貌等 等；后者更侧重于从文化的层面对上述话题作更深入一步的探讨。两部著作，无疑地体 现了当前大陆台湾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领域及所达到的深度。
与文学史写作相联系的是对断代文学现象的研究。台湾文学发展特征鲜明的阶段性， 如日据时期文学、50-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70年代的乡土文学等，曾经是许多论文 作者最常选择的话题。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朱双一于1999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则以一个新的“世代”的文学 观念，对80年代以后的文学现象进行“断代”剖析和概括。新的切入角度和理论视角， “书写当代”的现实追踪，以及丰富翔实、自成一统的描述体系，使这一部书成为对近 期台湾文学“行状”的一个极富现实感和说服力的概括，体现出大陆学人认真执著的研 究精神。
最能表现大陆学人研究个性的是一批由学者个人完成的对台湾作家和作品的个案研究 。这一看似对个别文学现象的微观研究，都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宏观文学背景下的透视。 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著作中，我以为特别应当提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黎湘萍博士的陈映 真创作研究《台湾的忧郁》(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10月初版)、南京大学刘俊博士的白先 生勇创作研究《悲悯情怀》(台湾尔雅出版社1995年11月初版)和暨南大学费勇博士的洛 夫诗歌创作研究《洛夫与中国现代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6月初版)。前两部都 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后一部则是作者就读博士学位之前的研究成果。这三部专著， 共同地表现了他们既继承了前一个世代学者较多关注历史和审美评价的研究倾向，又超 越他们，借鉴了西方的现代文论，从精神现象学、语言学、阐释学，到他们后来一些论 文中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论述，将二者互相交融，体 现出这一代学人鲜明的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同时也不完全相同于更年轻一辈学者不自 觉地常常陷入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的迷惑之中。他们与前面提及的朱双一一起，成为分 布在北京(北部)、南京(中部)和闽粤(南部)四地年轻一代学人的代表。
台湾的近代文学(台湾称为传统文学)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对于台湾 近年从大量田野调查入手，发掘整理并且成为许多硕、博士研究生选题的传统文学研究 ，大陆显然要落后许多。但在这一冷门领域异军突起的汪毅夫，利用大陆的一部分资料 优势，也从广泛的访书入手，连续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台湾近代文学丛稿》、《 台湾社会与文化》、《中华文化与台湾社会》三部著作。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从文化 透视文学的研究视角，使他的研究，在继承传统的朴学作风上，融入了人类学、文化学 和民俗学的特征，从而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突出代表。
相对于上述这些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整合性观念，尚未被人们充分重视的是台湾文学 研究的开放性视野。把台湾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来论述，本身就应该是一种 开放性的研究。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不是一种内敛式的传统守成的运行， 而是涵括社会局部碎裂之后文学分流的多元整合，和东西文化不断冲突和汇融的开放式 发展。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20世纪是个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世纪。中华 民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带给了世界历史发展深刻的变化，也带来了华文的世界地 位的提高。伴随对台港澳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时，掀起了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热潮 ，并且提出了一个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相对应的世 界性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毫无疑问，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文学，是这一 世界性语系文学的核心与主体。因此，仅仅把台湾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大框架、放在世 界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之下来认识，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放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大体系中来 认识和定位。关于这一问题，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在她一系列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论文中，已有相当深入的论述。因此，以这种开放性的全球视野来重新认识台湾文学，它就不仅仅只是在台湾地区孤立发生的一种文学现象，而应当看成是世界华文文学在台湾这个地区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形态。特别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间，大陆社会的封闭性，疏隔和减弱了对伴随大量华侨流播世界而形成的海外许多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的联系与影响力；而此时，台湾文坛无论对于东南亚还是对于北美华文文坛，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重要影响。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在论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时，曾提出中华文化对这一地区三个不同时期的辐射中心说，即东南亚华文文学在20世纪中叶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中华文化是通过台湾文学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我想同样的论述也可以延伸到对于北美或欧洲华文文学的分析上。台湾文学在开放性视野下的价值和意义，便也由此进一步显示出来。
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都还只是刚刚开始。20年的历程，对于我们渊源久远的文学发展 ，只是短暂一瞬。而20年的研究所存在的种种不足，也是随时可见，必须另文进行专门 检讨的。检视昨日总是为了预见明天，并进一步激起前行的勇气。这也是作者为文的一 点微末的心愿。愿第三个十年的台湾文学研究，将会是另一种全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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