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中国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
——陈来教授的宋明理学研究
刘昊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 2018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四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也经历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宋明理学研究便是其一大特色。在宋明理学研究中，陈来教授的研究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从1978年至今，陈来教授先后在朱子学、阳明学、船山学以及宋明理学多个领域，以扎实的文献功底，深入的哲学解读，宽广的国际视野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在重要人物和重大问题上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陈来教授的宋明理学研究是近四十年中国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标志，回顾其研究方法和成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和传承儒家文化。
关键词： 陈来 宋明理学研究 朱子学 阳明学 船山学
过去的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学术研究领域，与此进程相伴而行的“中国哲学”的重建与发展正好经历了四十年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宋明理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回顾这四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宋明理学研究，陈来教授的研究无疑具有筚路蓝缕的树立典范之功，以《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等为代表的专著对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问题均进行了详细的哲学探讨。此外，陈来在两宋道学、阳明学与阳明后学、东亚朱子学等领域亦有广泛的研究。总体而言，陈来的研究特色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深入的哲学解读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对陈来的宋明理学研究进行回顾和介绍，有助于我们继续深入推动宋明理学研究，传承优秀中华文化。
一、朱子哲学研究的突破
朱子学是宋明理学的重中之重，陈来儒学研究的基础是宋明理学研究，而朱子学研究是其研究起点。自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习以后，陈来开始以朱熹哲学为研究对象。在此以前，历来的朱子学研究鲜有对朱子学思想进行深入而又细致的研究，所以从朱子学入手来研究打开宋明理学研究的局面十分必要。陈来的硕士论文即以《论朱熹理气观的形成与演变》（1981）为题，从朱子理气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哲学分析两个维度探讨了朱子理气观的相关问题，随后的博士论文（1985）又在此基础上以《朱熹哲学研究》为题，结合朱子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仔细的考辨和义理分析，认为朱熹哲学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复杂体系，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1988年，该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再版），2000年恰逢朱子逝世800年之际，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朱子哲学研究》，增订版加入了有关朱子早年思想经历的“朱子与三君子”“朱子与李延平”和本论部分的“朱子淳熙初年的心性之辨”，以及最后的“附录”，使这部学术著作日趋完善，成为了中国大陆近四十年来宋明理研究乃至朱子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朱子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副产品——《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该书初版于1989年，是陈来开展朱子研究时对朱子两千多封书信逐一进行编年考证的重要成果，至今仍然是朱子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书。
下面我们回到《朱子哲学研究》，本书的重要贡献在于，在长期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哲学研究背景下，取得了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一是注重时间演变，二是关注前后的矛盾与差异，能够对这些变化与差异持较为中正客观的态度。正是在方法上的创新，使得陈来的朱子哲学研究深入朱子的哲学体系内部，并结合其生命历程来探讨，对朱子学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例如理气论这一朱子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陈来从横与纵两方面来加以解释，横的方面即哲学层面，在朱子“理气先后”的问题上，区分了本源与构成两个不同方面。从本源上看，朱子以“理在气先”，而从构成上看，理气并无先后。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陈来认为朱子理先气后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通过详细的考证，他认为朱子早年以《太极解义》为代表的理气思想，强调太极和阴阳并无先后，因此在理气论上，理气亦无先后。而到了南康之后，及至淳熙末年，朱陆之辨别的“无极太极”之辨对理在气先思想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直到庆元之际，朱子提出“理气本无前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因此，陈来指出朱子最终确认了他的晚年定论——逻辑在先说。应该说，这个说法长久以来受到学界认可，它不仅是深入理解朱子学的一把钥匙，也是了解整个宋明理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又如朱子思想中的心性论问题，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陈来对此亦有详细的考查。在增订本中的“朱子与李延平”这一章，我们看到，李延平思想来自道南学派，承接程颢—杨时—罗从彦这一脉络。因此，朱熹与李侗长期的交往，使得朱熹抛弃佛老，进入道学。道南学派强调将《中庸》的未发归结为思虑未发的的心理体验、直觉体验，但是朱子学不同意这种体验之学，因此，他试图超越道南学派，回到程颐，以主敬穷理为基础来探求整个心性问题。
不过，除了注重时间演变，陈来的朱子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对哲学范畴和概念辨析十分细致，这主要体现在心、性、情，以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诸多问题的探讨上。虽然朱子心性论的起点是道南一派，但是湖湘学派对朱子心性论的形成也起到重要作用，在与湖湘学者的多次论辩过程中，朱子形成了其两次中和之悟，第一次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把已发未发问题当做体用论范畴来处理心性论。在湖湘之行中，朱子深受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之说的影响，就未发，太极等问题与湖湘学者反复辩论，最终形成了第二次中和之悟。即己丑之悟，陈来主张朱子的“已发未发”皆是心的状态，心贯乎已发未发。朱子以心之体为未发，这是性，心之用为已发，这是情。此外，陈来还特别指出，严格来说，不能以“心之未发是性，心之已发是情”，因为已发未发是同一层次的心理状态，心性或心情不能划上等号，这是陈来细致的义理分析和思辨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朱子完成了其心性论以心性情为核心的架构。心论的问题是朱子哲学研究中颇为复杂的难题，港台学者普遍认为朱子的“心”是“气”，因为难以成为道德义理的主宰。对此问题，陈来仍然立足于详细的义理辨析，认为朱子的“心”主要指的是知觉，即意识活动总体。在这个意义上，心与理，心与性不可混淆，朱子只能承认“心具众理”，而不能承认“心即是理”。更进一步，在考察了淳熙年间的“心说之辨”后，陈来指出朱子多处提及的“心之本体”并不是操舍存亡之外另寻一个实体，“心体”仍然强调的是道德意识的呈露，这是朱子心说区别于心学以及佛教的根本立场。在“性论”的问题上，陈来敏锐地把握了朱子“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特殊性，认为虽然朱子继承和发展了北宋理学以张、程为代表的性气二元思想，但是气质之性在朱子哲学中却不是专指气质或血气之性，而是理与气共同形成的。作为气质之性根源的本然之性，不是在气质以外独立于气质的人性。换言之，在朱子哲学中，“气质”与“气质之性”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以天命气质二元来形容朱子的性论并不准确，陈来在其研究中早已指出天命之性并非独立于气质之性，这在今天的朱子哲学研究尤其值得注意。那么，具体到心、性、情三者的关系，陈来认为朱子哲学中的心统性情主要是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兼”强调的是心为意识活动总体，而“主”强调的是理智对情感的控制作用。
此外，陈来还对朱子工夫论中的重要思想——格物致知论作了研究，陈荣捷先生已在其书评中对此高度评价。关于格致论的根源，陈来认为李侗的理一分殊方法对朱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只有通过分殊的积累，才能上升到对理一的把握，这便是朱子后来的脱然贯通之说，以至于陈来认为“李侗理一分殊方法的精神真正渗透到朱熹哲学的骨髓”。1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72页。 另外 ，因朱子《大学章句》有一章格物致知传，关于朱子的这一考订，历来争议颇多，陈来通过详密考证后得出结论，虽然从传统经学上看，朱子之补订无依据，但是应看到朱熹的《章句》，尤其是补传，是由理学诠释出发的。2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3页。 因此，我们更应看到朱子《章句》和补传在理学方法论和修养论中的重要性，陈来此说正是注意到了朱子对理学以及中国哲学义理方面的贡献。至于格物、致知、穷理三者究竟有何关系，陈来认为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3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88页。 格物是努力穷究事物之理，因此，格物致知是认识过程的不同方面。4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90页。 而穷理不能离开接触具体的事物，格物是穷理的必然要求。当然，格致论还涉及到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论，陈来对知和行的概念界定，真知为何以及致知与涵养的关系亦作了解释，最后与西方哲学中的先验论及认识论作了比较。大体上说，朱子的致知论主要谈论的是伦理与道德认识的问题，而且与西学中的认识论皆有类似之处，亦有不同。
第一，可再生能源合作机制建设。中国和欧盟能源合作逐步实现了制度化，建立了各种长期的战略性的能源合作机制，包括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欧能源对话以及中欧城镇化合作伙伴关系等以可再生能源为重要议题的合作机制，为中欧政府、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提供定期举行会议的平台，为双方启动多层次的项目合作提供机会。
作为后论，陈来的《朱子哲学研究》除了关注上述三个哲学问题之外，对理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朱陆之辨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包括乾淳之际产生论辩的背景，论辩的具体过程，参加的学者，以及朱陆之辨争论的义理焦点等诸多问题。这里就陈来对朱陆之争的主要分岐的判断略加介绍，陈来认为朱陆之争的主要分歧，不是本体论的，而是人性论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的，虽然两者在本体论哲学背景上有差别，但基本上说，朱陆对立的根源不是本体问题。5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19页。 例如在修养工夫的方法论上，陆学注重直觉体认，由内向直观来呈现本心，而朱子主从格物致知入手来战胜私欲，从特殊到普遍，最终上升到对普遍的道德原理的认识，应该说，无论是对于朱陆之争的过程还是其义理问题，陈来基于扎实的文献考证和义理论证，对此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也是朱子学研究，乃至宋明理学研究的一大突破。
二是有关《思问录》和《张子〈正蒙〉注》的研究，这两本著作代表了船山晚年的思想特色。《思问录》是宋明道学中较为流行的语录体式的著作，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心性论和工夫论，而且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对阳明其及后学进行了批评。不过，总体上，《思问录》的思想特色与船山的四书解释及其对道学的评价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张子〈正蒙〉注》，它显示出船山晚年归宗横渠的思想旨趣，这是船山经历一生后所确定的学术形态，因此在其自撰的墓志铭中，“希张横渠之正学”也证明了这种学术关怀。那么，船山所言的正学究竟何谓？陈来指出，在船山的理解中，“贞生死以尽人道”是《正蒙》全书的大指，甚至是整个横渠学的主题，1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所以船山所关注的是，是尽人道的儒家圣学。这种圣学的特色，陈来以船山说的“存神尽性，全而归之”来加以概括，认为这是《正蒙注》的最主要的结论和落脚点。这是说，基于气本实体等宇宙论，船山肯定宇宙实有，其重要意义在于，一个人的行为的善和恶不会随其死亡和消散，否则善恶的分别就失去了意义，一个人的善恶会影响到其死后的归宿，所以船山主张要在人生在世之时发挥“存神尽性”的工夫，来保证在人间行善事，因此死后才能与“太虚”通为一体，不会留下任何浊气眚于世间，这样便能全而生之，全而归之，保证了流行于天地之间流行的善气。对于船山的这一生死——善恶思想，陈来认为，船山所谓的“气论”也不能离开这一点来理解，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船山的这个思想，其基本观念是从古典儒学和宋明理学而来的。
二、阳明哲学研究的典范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中除朱子之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朱熹哲学研究》后，陈来开始留意明代的王阳明研究，并于1991年出版《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该书仍然秉承了其朱子研究的特色，以文献考证来把握阳明的思想变化，以哲学分析来挖掘阳明思想的学理内涵，突显了哲学史特色。但是该书亦有重大突破，该书把传统的哲学史研究与文献史料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融为一体，对王阳明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详细论述了阳明学术思想从诚意到格物再到致知的前后发展，重点论述并诠释了以四句教为中心的阳明晚年思想及其意义，将阳明学研究带到了国内领先乃至世界前沿，对阳明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因此，这里就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和文化问题研究这三方面对陈来的阳明学研究加以评述。
毫无疑问，阳明思想从早岁至晚年，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对阳明思想的确切了解也必须从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例如，整个阳明哲学的概念与结构都与《大学》有密切关联，而《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又是整个宋明理学中最为重要的工夫论课题，困扰阳明早年思想的主要问题就是《大学》中的“格物”问题，后来，阳明对“格物”问题的修正可以说是代表了朱子《大学》解释之后的一个新的重要诠释方向。在这个问题上，陈来对阳明作《大学古本旁释》以及《大学古本序》的写作时间作了详细考证，并针对阳明对于《大学古本》的观念的变化作了分析，认为阳明的《大学古本序》几经改定，表明了阳明对《大学》的理解经历了从以“诚意”为本到以“致知”为本的过程。2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因此，阳明对于格物的理解，也经历了从早年的“正念头”，以“格心之不正”，到晚年兼以“至”训格，更强调即物或随事随物，最终在晚年所作的《大学问》中，阳明形成了一套比较确定的看法。在“结语”章，陈来从总体上探讨了阳明一生的思想发展，对阳明过世后一直广为流传的“五溺”“三变”等说法进行了辨析，例如，阳明门人钱德洪以“静坐”为其中一变，陈来指出在阳明的思想发展中，静坐教法根本不构成一个阶段。3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至于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行合一”是阳明在贵阳时期的主要思想，陈来则指出，“知行合一”的宗旨贯穿了阳明的一生，并非囿于某个阶段，诸如此类的判断，皆体现了陈来的阳明学研究善于将细致的文献考证与思想的发展变化相结合的鲜明特点，由此方法才能对阳明思想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合理的判断。
此外，陈来的阳明学研究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比较哲学方法的运用，在《有无之境》中，陈来将阳明哲学与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康德哲学、现象学进行了比较，但这并不是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而是站在比较的立场上，对中西哲学的同与异皆作出评价。在总体评价上，陈来指出阳明哲学对朱子理性主义的不满，显示了阳明思想从朱子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转向主观性、内在性、主体性、内心经验。4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在存在哲学中，主体性原则取代了客体性原则，心物的对立被消解，情感的本体压倒了知识的本体，因此，阳明的思想与存在哲学有相同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等同，陈来亦明确指出两者也有较大的差异，1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存在哲学较强调个人选择，这与儒家的道德哲学相距较远。具体到阳明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较哲学的视域，例如阳明提出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思想命题，其关键表达是“意之所在便是物”，“意”指人的意识、意向、意念活动，“物”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各种事，因此，这句命题表明意识必然有其对象，意识是对象的意识。这就将问题引入了现象学的领域，陈来认为“意之所在便是物”显然是一个接近于现象学的命题，2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因为在现象学中，“意向性”是一个核心概念，意识活动“构成”意识对象，意识对象是自我意向作用设立的。同样的，陈来亦表明，这并不能说明现象学的意向性学说是理解阳明心物理论的最恰当的方法，只是说，现象学的理论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挖掘阳明哲学丰富的可诠释性。
在先后完成朱子、阳明的研究后，陈来对于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亦有深入的探讨。从2002年开始，陈来着手进行王船山哲学的研究，并于2004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不同于先前的朱子、阳明研究，该书以经典诠释为核心，按照船山对于《四书大全》以及张子《正蒙》的诠释脉络，致力于船山思想资料及其义理的深入解读，注重内在的研究和客观的呈现。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其原因在于，学界长期以启蒙思想和反理学来定位船山思想，而陈来希望通过基于文本脉络的研究，客观地展现船山的道学问题意识，进一步提示船山思想与宋明道学的内在关联。这样的研究风格和取向，也与陈来多年来从事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宋明理学研究密不可分。就陈来的船山研究来说，大致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3.病猪采用大剂量青霉素、链霉素、安乃近、地塞米松、磺胺类药物进行肌注治疗。用药剂量第一次用青霉素7万单位/kg。链霉素7万单位/kg、安乃近30 ml、地塞米松10 ml、磺胺嘧啶钠含量10%20 ml。第二次用青霉素7万单位/kg。链霉素7万单位/kg、安乃近20 ml、地塞米松5 ml、磺胺嘧啶钠含量20%20 ml进行治疗效果更佳。同时加强饲养管理，对尚有食欲的投予多汁青饲料并且在饲料中加喂增效磺胺嘧啶钠片，首次大剂量后，剂量减半，连用4 d左右。经治疗，多数当气温下降精神好转，第2天能恢复食欲，通过有效防治5 d后未见发病，逐渐恢复正常，很快控制该病流行。
三、船山思想诠释的创新
这种丰富的诠释性，近年来尤其表现在对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在过去几年，黄勇、郁振华等学者就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赖尔（Gibert Ryle）的“知道怎样”（knowing how）和“知道什么”（knowing what）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动力之知”（knowing to）问题上产生了较多辩论。实际上，这种比较研究还需考虑中西方哲学的“知”是否界定不同。关于这一点，陈来早在多年以前就已有洞见，虽然赖尔面对的问题与阳明相似，主要是批评先知后行说，但是赖尔理论的出发点，他所企图解决的问题，他所讨论的重点都与阳明有很大差距，3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就阳明使用的“知”来说，它包含着许多不同性质和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不是智力性活动，而是道德性活动。事实上，这就是宋明理学一直强调的“德性之知”，而非西方哲学中知识论意义上的知。不过，赖尔的理论仍然对理解阳明的知行学说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在人性论上，船山的立场与“气善论”密不可分。依陈来的看法，从理论思维来说，在经历了元明理学在“理”的理解上的去实体化转向后，理不再是首出的第一实体，而变为气的条理，因此人性的善和理本身的善，也就是性善论的根基，需要在气论的视野下来重新定义，气善论便是人性之善和理善的终极保证。因此，在“恶”的根源问题上，船山将“恶”归之于情，因为情的方向并非一定，情与外界事物接触，便容易产生“恶”，但是气之本身没有不善。至于宋明道学中的核心概念——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陈来认为，船山讲的“气质之性”，不是指人性的一种内涵，而是指人性与气质的内在关系，换言之，气质之性指的就是气质的属性，强调“性”不能脱离气质独立自存。所以，船山似乎不满“天地之性”这个说法，因为“性”只能落实在“气质”上说。对于朱子后学“性寓于气质中”这个说法，船山认为“寓于”这样的表述，易被理解为是一种外在关系，即性与气质是二物的关系。故船山只能认同“气质之中性”，而不能赞同“性在气质中”，这与明代以来的理学发展线索是相一致。这一点也体现在理欲论上，针对佛老的禁欲主义，船山并不反对，并持肯定态度，亦禀承孟子“形色天性”说，肯定形色的正当性。总体上看，船山的理欲观可以总结为欲不离理，理不离欲，即理即欲，即欲见理。因此，陈来特别指出，“这些思想与明代中期以来重视理欲平衡和形色天性的论说是一致的”。所以，船山的思想的主旨依然符合在宋明道学的话语体系。在其思想中，与朱子思想较为接受的则是心论。陈来对《读大学说》中的心性论进行了解读，发现船山的诠释特色在于“正心”这一条目，船山所谓的“心”，应当用孟子所说的“志”来理解，意指比意欲念虑更为根本的主导性东西，这就是正心的“心”。总体上看，船山的心论，与朱子类似，赞成朱子心性论的基本观点，如心涵具理，但心不是理。
总而言之，陈来认为船山的思想宗旨在于回归横渠，重建正学，并且高度认同船山的思想仍然属于广义的道学范围，是接续着道学而来，也可以视作是道学的一种新发展，这是陈来的船山研究的核心结论。这提示我们对于船山的认识和研究，亦不可脱离了这个传统，而这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源，来自于扎实且客观的分析船山思想文献和对于宋明道学的全盘了解，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陈来得出了上述结论。而随着陈来对于船山研究的完成，也表明其宋明理学研究已经达到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理解，宋明理学史上的三大人物，陈来皆已作出了示范性的研究。
爱国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与国际主义相统一，既从本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也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266页。爱国主义必须要适应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将实现中国梦与建设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教学《葡萄沟》时，我抓住题目问学生：葡萄沟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通过初读课文，学生一下子就找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以此为突破口，再去读读找找，从哪些地方看出葡萄沟是个好地方？根据这一条主线来研读，深入体会葡萄沟盛产葡萄的美好：葡萄树枝叶茂密，葡萄五光十色，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更重要的是体会到葡萄沟的人们热情好客。有几个学生演起了维吾尔族人民热情招待客人的情景，把课堂推向了高潮。
在《朱子哲学研究》后，陈来一直坚持继续朱子学研究，朱子学仍然是其研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陈来的朱子学研究关注了仁学思想这一之前较少受关注的问题，另外也对朱子《太极解义》在朱子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朱子的《洪范》“皇极说”等相关问题加以探讨，进一步深化了其朱子学研究，并且新见迭出。这里以仁学研究为例加以说明。陈来对朱子仁学问题的关注，不能脱离于其对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论述来理解，这些研究最终体现在《仁学本体论》（2014）这部力作之中，该书力图突破传统的宇宙论、理气论、心性论等研究范式，重新挖掘仁体思想对于重建儒学义理系统的哲学意义。在儒家的仁学思想中，朱子的仁学思想固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陈来认为朱子的仁学思想，以往整体研究不够，6 陈来：《仁学本体论》，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6页。 但是朱子仁体具有宇宙论、实体论、境界论等多重面向，仁是生生之理，同时，也是活动流通的内在动因，是宇宙活动力的动源，更重要的是，朱子以“生气流行”来理解仁与仁义礼智四德，因此，在朱子思想中，仁是具有生命的总体，这是我们对于朱子学思想的新了解。在此意义上，陈来认为对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理学和仁学两个方面去看，1 陈来：《仁学本体论》，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6页。 朱子对于仁体大用流行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朱子学，突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进而为仁体论提供重要的依据和方向。
一是《四书》学，因为船山的《四书》学著作主要以朱子的四书著作以及包括了朱子后学解释的《四书大全》而展开，因此与宋明道学关系最为密切，甚至可以说，宋明道学的主流理论都可以在《四书章句集注》找到其源头。因此，通过船山《四书》学有关气体论、理气论、人性论、心性论、理欲论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对船山思想与宋明道学的关联加以评估。具体言之，船山提出了宇宙论意义上的气本论，认为气是宇宙的本体和本源，“诚”“体”“实体”在船山思想都是指气的本然实体。船山进而以《太极图说》的宇宙论为本，以太极到两仪再到五行的过程来说明“变合”。“变合”是船山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善恶分化正是在“变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船山得出了“气善论”的结论，这是由于在变合以前的气之实体，是无不善的，因此，这颠覆了宋明道学中一向以“气”为不善之根源的论调，可以视作是宋明理学的气论的完成。在理气观上，船山在《读论语说》中认为理不是气外的独立实体，理只是气的变化的“主持调剂者”，是“气之妙者”，因此天地之间没有离气独存之理，理在气中。理是气的莫测变化的主导和根据。1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陈来还指出，船山的理气论与朱子有所不同，“凡是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凡朱子学的说法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二物之处，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因此，陈来将船山的理气论界定为理气互体，理气合一。尽管船山的理气论与朱子学有异，但是无疑仍然属于宋明道学的话语范畴。
当然，陈来的阳明学研究除了上述学理上的详密探讨之外，还有深切的文化精神关怀，突出强调了阳明哲学的精神境界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有无之境》，正如其标题所指示，着墨于阳明的境界论和工夫论，尤其是以四句教为核心的晚年工夫论。我们先从境界论说起。境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关怀，王国维以“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来把握中国文化的境界，而如果从儒道两家来看，儒家强调“有”的境界，而道家重视“无”的境界，这两种传统的交织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史。冯友兰在《新原人》中认为人的“真我”在“道德境界”才能发展，在“天地境界”才能完成。陈来吸收了冯氏的学说，并试图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统一起来，这就体现在阳明哲学的思想境界中。我们知道，阳明晚年的四句教强调“无善无恶心之体”，如何来理解这句命题事关阳明哲学的分判，因为此命题与佛教和道教皆有相同之处。陈来从境界论出发，赋予了“无善无恶”以独到的解释，他认为阳明讲的“无”并不是本体论，存有论上的无，而是境界论上的无，心体论上的无。这就是说，阳明之意不在于强调儒家的“无”，从而与主流儒家的立场相悖，精神-心理境界的无并不需要放弃儒家的固有的“有”的立场，4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这里所谓的境界的“无”，指的是不留滞，无障碍的无执著性，这就是“心之本体”，只有在心之本体上的不留滞，才能从容地应对各种喜怒哀乐。也正是因为有这了这样的境界，才能在现实中不为名利所动，摆脱一切束缚，发挥个体的最大潜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来强调，阳明的工夫论亦是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解决了“有”和“无”的关系，以“有”合“无”，实现有无合一的境界。5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归根到底，阳明的工夫论的核心旨趣在于识得良知本体，而这个良知本体又如同太虚一般，无善无恶，所以，在致良知上用功，其最终实现的本体却是原无一物的，由此便达到了有无合一的境界，这即是《有无之境》这一标题的内在旨意。应该说，陈来对“无善无恶”的境界论诠释，将此问题充分置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关怀中来加以解读，既符合阳明“无善无恶”论的工夫论指向，又能够准确把握其之于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四、宋明理学研究的丰富面向
不过，除了上述主要以人物为核心的哲学史研究以外，陈来的宋明理学研究还有其多元而丰富的面向，这体现在《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一书中。该书的宋明理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重视文献研究，特别是明代理学的文献研究，陈来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具有开创之功，他较早利用了北大图书馆的善本甘泉文集，发现了比通行本多一倍的湛若水思想资料，写成《善本甘泉文集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而湛若水文集的整理本直到2017年才在台湾出版，这足以显示陈来很早就重视到了甘泉的思想和文献价值。此外，在王阳明语录的辑佚研究方面，陈来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发现、收集、辑佚王阳明的语录佚文达230余条，见于《遗言录、稽山承语与王阳明语录佚文》等文，大大补充了《阳明全书》的思想资料，推动了后来的王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
这是首次提出“三大能力”.几何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系统的几何知识，培养推理论证的能力，发展空间想象能力.
二是研究面广且方法多样，不少研究在相关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例如对明清之际诸位重要思想家的研究，如黄道周、方以智、陆世仪、陆陇其，颜山农等的研究，都是国内较早开展个案研究的标杆。除了人物的专题研究，陈来也有以问题为核心的研究，并兼采思想史、学术史等多种研究方法，比如《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等，显示了陈来既深厚又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功力。另外还需一提的是，1992年，陈来《宋明理学》的一书出版，此书以宋明理学史上二十多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力求展示出宋明理学的基本人物、学术派别、概念命题和理论特色。该书出版后多次重版，一直是国内学者、学生及一般读者了解、研究宋明理学的必备著作。1998年，陈来还撰写了《中国宋元明哲学史教程》，该书在内容上比《宋明理学》更充实，并且利于自学，也是宋明理学学习和研究的入门读物。
植物悬浮细胞的形态、大小及数量均受到继代培养次数的影响。经过多次继代培养，培养液中的细胞趋于球形或椭球型[6]，数量明显增多，体积也不断变大，形成肉眼可见的悬浮细胞团。同时，培养液的更替对悬浮细胞形态的影响也极为显著，而橡胶草胚性悬浮细胞的最佳继代时间为12 d/次。培养过程中影响植物悬浮细胞培养的因素较多，包括植物激素水平、光照、温度、pH值、接种量和蔗糖浓度等[5]。
三是陈来的宋明理学研究视野，不仅局限于中国本土，其研究领域也扩展到了东亚地区，因为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流传到日韩以后，对日韩两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子学一直是朝鲜李朝与日本江户时代的主流思想，日韩朱子学在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也产生了大量理论创新与发展。陈来在此领域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2008年出版《东亚儒学九论》，2018年在此书基础上出版《近世东亚儒学研究》，对李退溪、李栗谷等朝鲜朱子学者， 以及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皆有专门论述，就朝鲜朱子学的核心问题——理发气发、四端七情等问题亦有不少独到之见。
总而言之，陈来的宋明理学研究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深入的哲学解读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这一研究风格和取向已经成为大陆宋明理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标志。而且，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陈来的研究皆可以说是近四十年来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在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本等海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因此，回顾陈来的宋明理学研究，无疑对推进当前和将来的宋明理学研究，传播儒学经典，助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The Model of Neo-Confucianism Study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Chinese Mainland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Professor Chen Lai’s Research on Neo-Confucianism Field
Liu Hao
Abstract： 2018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also experienced great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Professor Chen Lai's research is undoubtedly of model significance. From 1978 to now, Professor Chen Lai has conducted systematic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many fields, such as Zhu Zi study, Yangming study, Chuanshan study and other Neo-Confucianism studies, with solid literature foundation, in-depth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and broad international vision. He has achieved breakthrough results on important figures and major issues. In this sense, Professor Chen Lai's research on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s the symbol of this research field in Chinese mainland in the past 40 years. Reviewing hi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will help us further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nherit the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 Chen Lai; Research on Neo-N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Zhu Zi Study; Yang Ming Study; Chuanshan Study.
中图分类号： B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2019）01-02-09
作者简介： 刘昊，1990年生，浙江建德人，满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
责任编辑：王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