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以“道光萧条”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光论文,萧条论文,关税论文,清朝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6-0134-13
经济周期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关税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不管是“驼峰”论，还是“翘尾巴”论，都认为嘉道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关税征收)，相较于乾隆时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①吴承明等学者还以此为重要根据，来论证“道光萧条”的存在。在数篇文章中都表示，清代前期存在着两次经济萧条，一次是“康熙萧条”，一次则是“道光萧条”。为论证这次道光萧条，分别从人口与耕地、价格(田价、粮价、棉价、布价、丝价)和商税(盐课、关税和地方商税)等诸多方面加以论证。②关于“道光萧条”，论者认为：“这次萧条是在清国势已衰，农业生产不景气，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发生的。”③谈到关税征收，他们表示，从嘉庆时期起，清廷的关税收入即在减少，但嘉庆时期，“有九年白莲教战争，对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经济造成破坏，货运或受影响。但此时国库存银至少减少3500万两，而整个战费支出达2亿两，大量购买力投入市场，不会出现萧条。这时关税收入下降，主要是占关税近半数的粮食长途贩运减少了(回程货也相应减少)。一般认为粮产区因人口增加减少粮食输出，以及运河淤塞妨碍运输。”而关于道光时期关税收入之下降，则称“显系受市场不景气影响”。他们还认为王庆云《石渠余纪》中关于1845年关税收入551万两的数字高得令人“可疑”。④简言之，“道光萧条”论者认为，自嘉庆时期起，清政府的关税收入即开始下降，但嘉庆时期的政府开支较大，故社会开支大，其关税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粮食贸易受阻；而道光时期的原因则不同，主要是受到市场萧条的影响。⑤这是一个牵涉到对清代社会经济整体评价，以及中外经济周期波动比较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即欲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研究，以期能对“道光萧条”作出某种回应。
清朝继承历代“关市之征”，在水陆冲要及商品集散地设置税关，对过往货物和船只征税，即为“关税”。关有户关、工关之别，前者隶于户部，税款岁输户部供国用；后者隶于工部，主要征收竹木税和船税，税款专佐工部营缮之需。
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清廷在明代钞关的基础上，通过合并、划拨、裁革商关，先后重建和新增了京师的崇文门、左冀、右冀，直隶的天津、张家口、龙泉，辽东的奉天，山西的杀虎口，山东的临清关，江南的淮安关、凤阳关、芜湖关、扬州关、西新关、浒墅关，浙江的北新关，江西的九江、赣关，福建的闽安关等19个户部钞关。康熙年间增建直隶的坐粮厅、山海关，辽东的中江，湖北的武昌，四川的打箭炉、夔关，广东的太平关、粤海关，江苏的江海关，浙江的浙海关，福建的闽海关等11处；雍正年间增加了广西的梧州、浔州2处；乾隆年间分别增建了山西的归化城、多伦诺尔2处，以上皆为户部关，共计34处。⑥
不过，发展至嘉庆时期，情况又有了变化。据嘉庆《大清会典》卷16《户部·贵州清吏司》记载，至嘉庆年间，户部贵州清吏司所辖榷关为崇文门、左冀、右冀、坐粮厅、天津关、张家口、山海关、杀虎口、归化城、临清关、江海关、浒墅关、淮安关(兼庙湾)、扬州关(兼由闸)、西新关、凤阳关、芜湖关、九江关、赣关、闽海关、浙海关、北新关、粤海关和太平关，共计24处。选择贵州清吏司作为主管，是因为贵州司的事务较简，容易管理。但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是，除了贵州清吏司，户部还有其他的几个清吏司，也管理着户部的关：福建清吏司所属的天津海税，山东清吏司所属的奉天牛马税、凤凰城中江，湖北清吏司所属武昌游湖关，四川清吏司所属夔关、打箭炉，广东清吏司所属梧、浔二厂，共计户部关有32处。
不光是管理部门有差别，这两类关的税银管理及使用也存在着差异。“贵州清吏司”下各关的税款，“除以火耗及存留陋规银作为经费之外，其正项税银逐款分析，或留地方以充兵饷，或解送京师之户部及内务府”，也就是说，实际上正项税款的用途分两部分，一部分存留地方作为兵饷发放，一部分上交国库或内务府。山东司所属的奉天凤凰城中江等税款“报解盛京户部”，其他如湖广司、四川司、广西司所属“诸关税银全部解送藩库，作为官吏养廉及兵饷之用，奏销附入地丁钱粮奏销册”，说明这部分税款主要用于处理地方事务的经费使用。⑦可见，从税银的使用来看，这几个关，可以算作“地方关”。
户部关之外还有工部关。户关来源于明代的钞关，而工关则源于明代的工部抽分。至于工部关关数，据《大清会典事例》可知，当时工关为山东临清、江苏龙江、安徽芜湖关、浙江南新关、湖北荆关、湖南辰关、四川渝关等，“钦定工关赢余银两数目，辰关三千八百两。武元城一千二百六十九两。临清关三千八百两。宿迁关七千八百两。芜湖关四万七千两。龙江关五万五千两。荆关一万三千两。通永道三千九百两。渝关、由闸关、南新关、潘桃口、古北口、杀虎口六处木税，正额之外，向无赢余”⑧。据此可知，以上共有工部关14处。在此之外，还有盛京木税、吉林木税、伊犁木税，分管着若干处小税口，均征木植。以上合计户工两关，共为49处。⑨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由闸关例与扬州关合计，宿迁关例与淮安关合计，杀虎口木税归入户关内一并奏报，所以可以将嘉道时期的户工关认为是46处。
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打开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和宁波五口通商，征收洋税，其中广州洋税例入粤海关内奏销，福州又例入厦门合并奏销，所以在道光晚期，应有49处税关征税。
“各关征税，国初定有正额，后货盛商多，遂有盈余。”⑩各个关的正税银数，曾经历过调整，但变化的幅度不大，总数在190万余两(相关数据见下表)。除正税银外，有些关还有铜斤水脚费用，即各关关差采办铜斤所需的水脚银(差旅费)。康熙四十五年(1707年)关差停止办铜以后，此项水脚仍旧存留下来，作为正额的一部分。据《大清会典》记载，有铜斤水脚的关为崇文门7692两有奇(遇闰为8536两有奇)，天津关、临清关(户关)、扬州关、西新关各为7692两有奇，江海关2500两，浒墅关22442两有奇，淮安关15384两有奇，凤阳关10320两有奇，芜湖关18423两有奇，九江关18392两有奇，赣关5346两有奇，闽海关7000两，浙海关3750两有奇，北新关15384两有奇，太平关5846两有奇，以上合计163247两有奇。又，粤海关的铜斤水脚则包括在正税银内。(11)由于铜斤水脚的征收已经视为正额，所以在后文的分析中，笔者将其作为正额的一部分，一并计算，不再分开。
各关盈余初本无定额，乾隆初年定制以雍正十三年(1722年)之盈余数为定额，其后，随着商口流通规模的扩大，各关盈余银两远远超过雍正十三年的数额。乾隆中叶，清王朝更定各关监督考成方法，将本届征收税银与前三届数额相比较，如有不敷责成经征人员赔补。至乾隆末年，由于全国经济布局和流通布局的变化，各关税收增减变化很大，沿江、沿海各关税额多有较大增长，而运河沿线的部分税关则出现连年征不足额的现象。因而，清廷于嘉庆四年对各关定额进行调整，按照实际征收的多寡，重新确定各关盈余银的定额。当时确定的数据如下：坐粮厅6000两，天津关20000两，临清户关11000两，江海关42000两，浒墅关235000两，淮安关111000两，海关庙湾口2200两，扬州关(兼由闸)68000两，西新关29000两，凤阳关15000两，芜湖户关73000两，九江关347800两，赣关38000两，闽海关113000两，浙海关39000两，北新关65000两，武昌关12000两，夔关110000两，粤海关855500两，太平关75500两，梧州厂7500两，浔州厂5200两，归化城1600两，山海关49487两，杀虎口15414两，张家口40561两，打箭炉尽收尽解。以上所规定的总数为2387762两。随着时间的变化，至嘉庆九年，清廷又对个别户部关的盈余数额进行调整，即浙海关调整为44000两，扬州关为71000两，凤阳关为17000两，西新关为33000两，九江关为367000两，浒墅关为250000两，淮安关为131000两，其余各关的盈余数据保持不变，这样一来，盈余总数增加为2455962两。(12)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八月，考虑到淮安关与浒墅关时常征不足额，故将其盈余分别削减21000两和20000两，各计盈余为11万两和23万两。(13)至此，清代的盈余数基本固定。至于道光晚期，随着五口通商，江海洋关、浙海洋关、厦门洋关和福州洋关之关税额系新增项目，正额盈余并无具体规定。
以上数据并不全面，因为除钦定正额及其盈余外，有些关还有额外盈余，比如天津关每年例向内务府缴纳12000余两，辰关也于额定盈余3800两之外，又征收额外盈余11411两零，随正征收耗羡银2771两零，内除开支关书人等辛工饭食银790两外，存银1980两，归入额外盈余汇解。(14)不过，由于这些数据都会出现于后文的统计表格之中，所以并不影响数据的完整性。
目前关于榷关的资料浩如烟海，考虑到连《汇核嘉庆十七年(1812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及王庆云《石渠余纪》这样非常有史料价值的资料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15)所以笔者在确定各关收入的时候，将主要以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胶片号20、21)、《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关税项》(胶片号126、218—219)、《内阁户科题本全宗·税课类·关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以及20世纪30年代由汤象龙等人主持整理的《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第6册)》(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抄档”为准。
又考虑到本项研究系以解决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为目的，在找不到原始档案资料的情况下，《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及《石渠余纪》相较其他资料仍有特定的优势，故仍酌量加以参考。具体来说，参考过《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中嘉庆十六、十七年数据的为赣关、归化城、太平关和坐粮厅。参考过《石渠余纪》道光二一、二二、二五和二九年数据的为崇文门、归化城、太平关和坐粮厅，赣关参考过道光二二、二五、二九年，淮安关参考过道光二二年，临清户关参考道光二二年，临清工关参考过道光二五年，张家口参考过道光二五、二九年数据。另外，江海洋关(上海关)之道光三十年数据，参考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7辑)(第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清代关税奏销，例于关期内奏报，关税征收截止日期，例为本度年的关税。由于各个关的开征与截止时间差异极大，这种通融的办法也是学术界的共识。(16)试举一例，某关道光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起征，至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四日截止，那么关期则为道光十七年份。
清代以十三个月为关期的共有崇文门(例于八月初三至次年八月初二日)、打箭炉(起初以每年四月二十一日一年为满，分别遇闰不遇闰比较征税情况，嘉庆四年确定盈余数量后，即改为以12个月计算)。道光十三年(1833年)，杀虎口税务监督工部郎中祥麟因丁忧，奏明于服满后补足穿孝日期，计多征1个月零17天。此后，杀虎口关期随之而变。天津海关(道光末年一度延长次年)、临清工关例于每年开河至封冻为本年度征收关期。另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闽海关、浙海关等因受到战争袭扰，一度封关。由于各个关的关税年度时间并不相同，时间差别很大。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通常意义上的年度关税收入，并不是指在此年份内各个关所征收的关税收入，而是各个关在本年度关期内，所征收关税的总和。
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榷关征税向以十二个月起征，而随着闰月的积累，也有个别年份出现了两个关期的情况。当然，出现两个关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上一个征收关期以正月结束，而本年度又出现了闰月情况。由于一年出现两个关期的情况，导致统计只能当作本年次的税收收入。(17)需要指出的是，在做统计时，两个关期的数据均会归入一个年份中，但在做收入曲线示意图时，则仍然按关期来划分，以便于看清趋势。
附加税是政府规定各关在征收正额、盈余之外加征的银两，包括火耗、并平、平余、饭食、笔墨、纸张、解费等名目，诸如九江关之平余、闽海关之并封、罚俸等，名目不同，实质一样，但为求中央所收正额之实际情况，在统计时一并略之。闽海关每年奏报的琉球贡船之漂失、免税等问题，亦做如此处理。这里只是想指出，实际征税要多于奏销数据。(18)
清代关税奏销，在征税足额及多收时，并不提及原因；只有在欠收时，才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这为全面分析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变化原因，带来不少遗憾。不过，由于本研究系以“道光萧条”为中心，主要是分析关税收入是否减少及减少的原因，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这也是为什么在碰到档案中涉及含混的内容时，诸如“十余年来皆有盈无绌”，表格均以征收定额补此年度的数额，遵守“取少不取多”的原则。
清代关数繁多，只能大略进行分类，以便做同类型分析。笔者大致将各关分为边疆边贸各关、运河长江沿线各关和沿海各关三种类型。具体来说，属于边疆边贸各关的有武元城、古北口、通永道、直隶潘桃口、盛京木税、吉林木税、伊犁木税、打箭炉、梧厂、浔厂、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奉天牛马税、凤凰城中江、辰关，共计17处。属于运河长江沿线各关的有：崇文门、左冀、右冀、坐粮厅、淮安关、浒墅关、扬州关、芜湖户关、芜湖工关、龙江关、西新关、凤阳关、临清户关、临清工关、九江关、赣关、北新关、南新关、渝关、夔关、太平关、武昌游湖关、荆州关，共计23处。属于沿海各关的有：天津关、天津海税、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江海洋关、厦门福州洋关、浙海洋关，共计9处。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极为粗略的分类，纯粹系为方便统计起见。但通过同类关在关税征收方面的比较，却可以看出大致的趋势。
以下是各类型关的征税情况。
边疆边贸关
(一)张家口
张家口“为上谷要地，即古长城为关，关上旧有市台，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所货物多紫貂、猞猁、银针、海貂、海骝、银鼠、灰鼠诸皮以及哈喇明镜、阿敦绸等物。”(19)又，据何秋涛《朔方备乘》记载：“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20)在清前期，张家口以中俄贸易、汉蒙贸易为契机，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由于生意兴隆，是以税课丰旺，并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榷关。
根据相关档案，可以作出嘉道时期张家口征税曲线分布：
嘉道时期张家口税收示意图
通过曲线可以看出，张家口的征税，从嘉庆初年至道光二十六年之间，一直都有着小幅上扬的趋势，但随后出现了下降。原因何在？原来，张家口征收税款，向系银、钱并纳。在嘉道时期，张家口征收的税钱数量约在两千串左右，而张家口税务监督通常的办法是将其中的大部分折成银两，与征收的税银一并计算，使得征税略有盈余；而剩余的钱文，则是作为各口巡役巡查各口往返盘费、署内饭食其他零散开销，不入奏销册。这一示意图的存在，只是由于张家口税务监督在奏报最后几年的数据时，没有像以往那样，将征收的两千多千文钱折成银两。可见，嘉道时期的张家口税收较为平稳，没有大的波动。
(二)山海关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渤海湾西岸，地理位置险要，“关据山海，拱卫京师。东通三省，远接朝鲜。洵畿辅之咽喉，两都之锁钥。边疆商旅，下国共球，出入往来，云集波驶”，因此之故，“严盘诘，征商贾，亦以重国课，昭法守云尔”。(21)通过档案可知，至嘉庆四年时，山海关的盈余定为49487两，正额银则系仍系32200两，又因山海关每年额征鲍家马头等口正额税银1309.141两，黄豆豆饼正额税银28133.238两，合计61642.379两；同时，由于此处还每年征收数量不一的人参税银，一般也与正额合在一起奏报，故每年正额银情况均会发生变化。祁美琴根据《大清会典》认定山海关每年正额为32200两，不确。(22)
通过相关档案，可以作出嘉道时期山海关征税曲线分布图例：
嘉道时期山海关税收示意图
通过示意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嘉道时期的山海关征税，除嘉庆朝前期有过较大波动，最高峰值为嘉庆二年(达到137700余两)，此后，从嘉庆十年以后，整个走势都较为平稳，只是在道光二十三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跌落至87900余两。
关于这一次下降，时任山海关税务监督的工部营缮司郎中书元称，山海关税务情形全赖海船商船，其征税紧要海口，唯牛庄没沟营、锦州天桥厂两处，向有江浙闽广各省商船春秋往来奉天各城贸易，征额借以充盈，而所致商船，又以上海沙船为最。查没沟营历年所到上海沙船计有一千六七百只，天桥厂计到鸟船三百余只。本年份关期“因以江浙夷扰”，自己任内春季到船700余只，已经歉收，尚望秋征盈裕，“讵自五月间，上海失事以来，商船不能通行，由五月至九月十一日，仅陆续到船二百余只，并无上海沙船”。其他海口历年征额，原亦无几，本年尤属短少。总之，“今自夏间逆夷滋扰以来，所有商贾尽皆隐避”，即便“夷务肃清，上海沙船约须秋末冬初，方能照常通行”。(23)由此可见，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将其影响扩大到山海关一带。
不过，总体上看，还难以根据嘉道时期山海关的税收情况来论证“道光萧条”。
(三)杀虎口
杀虎口位于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之右玉县北，口外即为蒙古地区的呼和浩特(归化城)。“朔平五属地皆边塞，无山泽之产，惟右玉杀虎一口，通道北藩，为牛、羊、驼、马、皮革、木植之所出，商贾称络绎焉。其司抽分税课者，由钦差监督以领其是非，有司之责也。至各属市厘所贸易者)牛、羊当畜而外物不多见其税课，盖亦仅矣。”(24)根据档案可知，杀虎口关除额征正额盈余32333.95两外，又随征经费银3358两；另由于需要解交工部大青山大税盈余7200两，归化城落地木税446两，故每个关期需征银43338两以上。
下面是嘉道时期杀虎口所征税收示意图：
嘉道时期杀虎口税收示意图
在整个嘉道时期，杀虎口的税收收入均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水平上。其中道光十三年份关期(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三年正月初八日)的一次较大幅度的增长，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系因杀虎口税务监督工部郎中祥麟丁忧多征1个月零17天。通过示意图可以看出，杀虎口之征税难与“道光萧条”相牵连。
除此而外，归化城、打箭炉、夔关等关的情况亦与上述几个关的类似。简言之，嘉道时期边疆边贸各关之征税，大都较为平稳，更无前后期经济原因的不同，难以支持“道光萧条”论点。
东南四海关
(一)粤海关
粤海关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我朝厘定关榷，官制有兼管、有简充。天下海关，在福建者辖以将军，在浙江、江苏者辖以巡抚，惟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25)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粤海关在乾隆晚期，所征关税才逐步升至100万两左右；嘉道时期，粤海关税收更是一直遥居全国首位。
粤海关之征税资料完备，下面是嘉道时期粤海关之征税示意图：
嘉道时期粤海关征税示意图
从示意图来看，嘉庆初年核定盈余后，粤海关征税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至六年份，已收133万两；七年份，又上升至154万两；八年份更上增加至169万两。(26)此后，粤海关之征税保持高位浮动。至十六年份，才锐减至116万两，但仍多出钦定正额盈余。至于减少的原因，则系蔡牵海盗案时封闭各港，“并无出口商船，外口税饷不无短减，而外夷货船较上届辛未年份又少到二十七只”(27)。此后的变化较小，并一直持续到道光中期。
广州是禁烟之地，粤海关与鸦片战争密切相关，其税收自林则徐禁烟开始即受影响。据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奏报可知，“粤海关税课向以进口夷船为大宗”，林则徐收缴趸烟，自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共进口外国船只93只，相较上届138只减少33％；所征收的税银也由144万余两减至118万余两，减少19％，“船数税数均属减少”。(28)而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征收关期内，粤海关全年共仅征银86万两，不仅远不及道光前期的140万—180万两的规模，且连额征正数也未能达标，“盖由英夷及港脚之船既经停其贸易，而各国之船又为英夷拦阻，不能进口，是以六月后正当征输畅旺之时，转致短绌”(29)，这也是整个嘉道时期粤海关的最低奏销额数。而道光二十二、二十三年份关期，粤海关亦因广州战事未平，关税实征分别为111万两和118万两，仍未达到正常水平。(30)
五口通商后，洋货大量涌入，粤海关之税银亦大幅度增加。二十四年份关期，共征银203万两；二十五年份关期共征225万两，较之道光二十二年份以前额征之数，“倍有盈余”。(31)二十六年份第一关期，征收218万两(32)，第二关期亦收至186万两(33)，合计高达404万两，几及嘉庆时期全国关税一年的总和。此后，由于江海关、浙海关等其他几处通商口岸的迅速崛起，粤海关之独尊地位受到影响，税收才开始回落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正常水平。
由此可见，嘉道时期，除受蔡牵海盗案及鸦片战争的影响外，粤海关之征税基本保持平稳，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曾一度有过大幅度的上升，难与“道光萧条”挂钩。
(二)闽海关
闽海关是清代东南四海关中最早设立的榷关。乾隆时期，先由闽浙总督兼任闽海关监督，三年改为归福州将军兼理，“凡商船越省贸易及贩往外洋者，出入官司征税”。(34)嘉道时期闽海关征税示意图如下：
嘉道时期闽海关征税示意图
从曲线示意图来看，闽海关存在着一定的下降趋势，尤其是嘉道时间存在着明显的前后差异。
嘉庆前期，闽海关征税较为平稳，嘉庆十年前后，亦因蔡牵海盗案有了较大的下降。(35)蔡牵案平，闽海关亦恢复正常。道光初期，闽海关之征税亦相当平稳，至道光十四年份，才出现过少收9000两的情况，“实因历年商船遭风损坏过多，曾经出示招徕，无如各商船一时修整无力，兼上年台湾蒇事后，商艘尚未畅行，贸贩稀少”。(36)
在鸦片战争期间，厦门先后两次受到英军攻击，闽海关征税所受影响颇大。二十年六月以后，“英逆夷船在洋游奕，南北货船多有观望不前，以致船只较少，税课短绌”，二十一年份关期(二十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仍少收5000余两。(37)次年七月，英军占领厦门，闽海关于七月初十日开始封关，并持续到二十三年七月。有奏折称：“厦门一口切近瀛壖，地通南北，海舶萃聚，向为闽省第一繁盛之区”，“迨二十年夷氛不靖，该处屡被窥伺滋扰，人情震恐，大半失业流离，至二十一年竟被攻陷，在彼居民非各奔逃，即遭蹂躏，被祸之惨，实非浅鲜。其后夷踪虽退而鼓浪屿尚被占居，流徙之民未敢全归故土，其陆续回藉者，家室一空，资财罄尽，居货之行栈既倒歇，而不能复开，贩货之船只亦毁坏，而无力复制，地方之萧索，不特大异于前，即较未经被兵之时，亦有霄壤之别。二十三年七月启关，而民间元气未复，商贩皆多裸足，日征之课未能按额取盈”。(38)加之闽海关之税源，“全恃商船装载木植杂货，在于宁波等处互相贸易，而宁波亦复失守，闽商船货难通，各税俱形短绌”(39)，故道光晚期的税收大受影响，均未能征收足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嘉道时期闽海关之征税，前期受蔡牵海盗案影响，后期则受鸦片战争的影响，然其收入的波动，似与市场萧条无关。
(三)江海关
江海关初设于松江府华亭，后移于上海。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宫慕久在上海县北门外头坝南面浦设江海北关，专办外国商船征税事务。原苏松太道署所设税署改称江海大关，专司国内沿海航行船舶税务。江海关应征常税，进口以北路油豆饼为大宗，出口则专恃棉花布匹等货。嘉道时期江海关之征税示意图如下：
嘉道时期江海关征税示意图
通过曲线示意图可以看得出，江海关征税前期极为平稳，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期间，才受到较大影响。道光二十年六月，因英舰出现于浙江洋面，为预筹防堵，经两江总督伊里布与江苏巡抚裕谦奏准，“将通海各口全行封港，其已经出口捕渔船只，亦即陆续赶回归坞”，此次封港一直持续到九月初五日，考虑到“计其封港之期，正商船最旺之际”，故本年份仅征税银57046两。但这只是第一次封港，二十二年四月，因战事又起，英军再入江浙洋面，江海关再次封港，“迨后宝山、上海相继失陷”，往来进入贸易的船只“又被该夷拦截吴淞口”，(40)故二十二年份关期(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至二十二年十月底)的征收额仅为32621两，是嘉道时期的最低额。战争结束后，江海关之征税开始恢复正常，并略有上升。
可见江海关之征税，除受鸦片战争影响外，一直相当平稳，与市场萧条无关。
(四)浙海关
清初厉行海禁，康熙收复台湾后，开放海禁，随即在宁波设立“监督浙海关钞”，简称“浙海关”，管辖范围为浙江全省的海岸，主要征收洋船税。嘉道时期浙海关征税示意图如下：
嘉道时期浙海关征税示意图
通过曲线示意图来看，嘉庆前期，浙海关受蔡牵海盗案的影响，有过一定的起伏，此后即非常平稳，偶有缺额，亦不过几百两。这一情况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才有变化。浙江是鸦片期间的重要战场，其中定海两度被占，宁波、镇海也相继受到侵犯，故浙海关所受影响极大。二十年六月，英舰闯入浙江洋面，占据定海县城，当地官员“恐其分窜各口，并恐汉奸接济，前奉通饬沿海口岸船只封禁出入，宁波大关即于六月初七日封港，其余各口一体封禁”(41)，此次封港持续到十月十九日，导致本年份关期之第二季度全无征收；而宁波府属之镇海大关及宁绍府属各小口，“非被该夷窃据，即有夷舰往来窥探”，亦系“一律封闭”。(42)开关之后，又因“定海洋面为商船出入必经之处，夷船尚在定海，并未尽赴粤东，所有进港贸易商船未能照常众多”(43)。根据王庆云《石渠余纪》卷6可知，二十二年份浙海关所征不过18839两，较之定额79908两，仅及24％。这在嘉道时期浙海关的征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鸦片战争结束后，除定海很长时间均未收复，应征税银1496两全行豁免外，其余关口之征税随即恢复正常。
由此可见，浙海关之征税，除受战事影响外，其余时间均保持正常，看不出市场萧条的影响。
(五)洋关
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明确了英国人五口通商及中外商品流通的新面貌。随着国门的洞开，洋货开始大量地涌入中国。洋关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粤海关一关独大的流通格局，尤其是江海洋关(上海)的异军突起，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一大关键。
需要强调的是，江海洋关缺少道光三十年份的数据，而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共征收1251340.002两，咸丰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共征收1308240.956两。(44)由此可以推定，江海关三十年的征收数额接近百万两。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道光三十年之全国税收当有惊人的增长。
道光朝江海洋关等四口岸征税表(单位：两)
公元
关期江海洋关 浙海洋关
厦门福州洋关合计
1844
二四42617.3066264.46815134.43864016.212
1845
二五
187960.7926885.04748275.94243121.779
1846
二六
229628.42 2173.37962767.481294569.279
1847
二七
680295.19 1571.92629136.252
711003.368
1848
二八
587984.92524599.767
612584.692
1849
二九
670603.018 419.88530655.622
701678.525
1850
三十 117.63 33684.39633802.026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抄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
此外，天津关、天津海税的情况亦与上述几关的情况类似。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看出，嘉道时期的沿海关征税，在大致平稳的情况下，曾因蔡牵海盗案、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有过较大起伏，但这一浮动与市场萧条无关。至于道光后期洋关的兴起，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征税格局。
运河长江沿线关
(一)九江关
九江位于赣、皖、鄂三省及长江中下游之交，鄱阳湖、赣江和长江水系的交汇点，地理位置优越，从明代的九江钞关到清朝的九江榷关，九江关的地位一直在上升，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九江关已经成为全国内陆第一大关，税收仅次于全国唯一的外贸港口粤海关。
嘉道时期九江关之征税曲线示意图如下：
嘉道时期九江关征税示意图
从曲线来看，九江关之征税起伏很大，而其征税下降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主要是和市场流通相关。嘉庆八年份少收4万两，系因“各处粮食较昂，货物多有长(涨)价，成本既贵，商贩无利可图，是以往来船只较少”(45)；十一年份少收8万两，系因“江浙一带木植滞销，本年又因各处春收丰稔，上下游粮价相等，客商销售无利，一贩之后，不再复贩”(46)；二十三年份更是少收16万两，亦因“江安川广等省年谷一律丰收”木税亦因“上年北路买卖不畅，江南存木尚多”。(47)至嘉庆二十五年，九江关监督仍称征不足额，“实因四川、湖广、江西、安徽各省……连年丰收，粮食充裕，上下游价值平减，商贩无利可图”(48)。可见，嘉庆时期的缺额，主要就是粮食及木材流通受阻所致。
道光初年，九江关之征税较为平稳，至五年份又开始少收4万两，原因仍是“江浙川楚丰收，粮价相等”，兼之“河道淤浅，漕船不准带货北运，货船亦均停贩”。(49)此后，“收成相等”、“粮价均平”、“木簰过关稀少”再次成为关税短少的解释原因。鸦片战争期间，九江关亦受到一定的影响，其中二十一年份关期(二十年六月初九日至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因为江浙战火，“各货滞销，以致商贩船只较少”，因而短少44469两。(50)次年，这一数据更增大为147055两。(51)根据笔者的统计资料来看，这一数额亦为嘉道时期九江关的最大亏损额。
总体而言，作为贸易流通中枢的九江关，在嘉道时期非常容易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道光萧条”似有合理之处。但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抛开鸦片战争的影响，嘉道时期的九江关征税，其前后变化的原因却是基本类似的，即主要是受粮价变化及木植贸易的影响，并无根本性的差异。
(二)浒墅关
浒墅关位于苏州府长州县，“为扬关、浙关、浙海关等处中道，凡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52)，是“商贾辐辏之地，上达苏、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镇江一带，出口皆系必经之路”(53)。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嘉道时期浒墅关之征税曲线分布如下：
嘉道时期浒墅关征税示意图
浒墅关向“以米豆税为大宗，杂税次之……惟米税一项，全赖上游四川、湖广及安广等处米船络绎来苏，方能税旺”(54)。从上面的示意图来看，作为重要内陆榷关的浒墅关，这一时期之征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嘉庆时期，浒墅关有两个征税低谷时期。嘉庆十一年、十二年是低谷之一，十九、二十年是低谷之二。嘉庆十一年份少收11万两，原因系淮扬等处叠被水灾，粮价昂于苏浙，而苏浙又收成很好，“无庸上游粮食接济，是以米船到关者既少，回载亦稀”，“至北来北往豆杂等货，只为湖河水势靡常，运行羁滞，不能畅旺，以致各属皆属短绌”。(55)十二年份少收12万两，“与常年考核，杂税尚有盈余，惟米税日形亏短。较之往年少至二百数十万石”(56)。第二个低谷期间，十九年份少收14万两，原因系“本年六月以后雨泽稀少，河道浅滞，一切重运货船不能到关，间有小船轻载，上税甚微”(57)。二十年份少收9万两，原因系“上年江苏、安徽各属雨水愆期，被灾较广，并江西、湖广产米之地亦因短雨，收成未能丰饶，是以米价自秋至冬，总形腾贵，出产之地既较往年为少，则贩售之处自不能多”(58)。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道光中期。其间的反复出现在道光三年、四年，其中道光三年份则因江南规模广大的水灾，少征11万两。(59)随后的四年份则有多收，系因免税政策导致粮食贸易大增，计自三年八月十八日至四年五月初二日，共过关米3272946石，计免税银130917.858两。(60)至于随后的关税欠收，亦无非是本地丰收、粮食流通不旺，以及河道淤塞、灾荒歉收。
鸦片战争期间，浒墅关亦受到影响。道光二十二年，镇江失陷，“南北道路因之梗塞，零星小贩每日仅收一二百两”(61)。最后统计，本年份少收银52601两零。(62)次年关期(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至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更是少收146976两，皆因“夷船甫退，商贩尚在迟疑，兵差络绎”(63)。
由此可见，嘉道时期之浒墅关征税，除受到鸦片战争的偶然性事件影响外，仍然与河道不通、水旱灾害及粮食流通不畅密切相关，很难说存在着前后期原因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一旦将浒墅关置于全国税收格局的总体变化中，我们就会发现，浒墅关之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很难以浒墅关之例，来衡量全国的情况。
(三)淮安关
淮安关是明末清初关、仓、厂三关合而为一的结果。淮安仓、清江厂设于明末，康熙九年应漕督之请，将仓、厂归并淮关，雍正五年又将宿迁关归入淮关，七年将原属江海关的庙湾口(海关)也并入淮关。嘉庆四年定盈余额数，淮关101000两，庙湾口2200两，宿迁关7800两，合计为111000两；经过九年和道光十一年变化，最后是三关共计应征正额盈余364363.602两。除此之外，淮安关还有淮仓茶税和海船梁头钞银数百两，但例不比较，随征随解，因系杂税，故不予列入。
下面是嘉道时期淮安三关的征税总数示意图：
嘉道时期淮安三关征税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淮关税收亏短原因，光绪时有人称：“淮安为南北冲衢，舟车挽运，万商咸出其途。初无海道通行之事，内河来源既旺，税课自丰。迨后时事变迁，迥非昔比。如黄河北徙，陆路绕越，其亏一；轮舶通行，货多航海，其亏二；粮艘停运，北货稀来，其亏三、各省土药改为统捐，其亏四；而最为大亏者，莫如洋税之侵占。”(64)此为大略之原因，具体到嘉道时期，通过归纳整理，则可以发现，因为黄河漫口及水利失修导致河道难行者，有嘉庆二、三、八、九、十一、十二、十六至二十、二五、道光元年、五、六、十二、十六、二三、二四和二六年；因自然灾害引起农业歉收或因农业丰收而引起粮食流通不畅的有嘉庆元年、道光二至四、七至十一、十三至十五、二七、二八至三十年；而征收较为正常的则是嘉庆四至七、十、十三至十五、二一至二四年。
由此可见，嘉道时期淮安关税收之减少，主要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然灾害，二是黄河决口以及愈来愈严重的运河淤塞所致。因此很难说前期系粮食流通原因所致，后者系经济萧条所致。
(四)芜湖关(户关与工关合计)
清承明制，继续设置芜湖关。从康熙年间开始，芜湖关已经成为税额颇多的常关之一，次于居全国前列。清人李嘉端称：“芜湖关税课，全赖川、楚、江西货物前赴浙江、江苏仪征、扬州、清江浦等处，转行五省销售。”(65)经芜湖关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粮食、竹木、食盐、茶叶等为大宗。
嘉道时期芜湖关之征税示意图如下：
嘉道时期芜湖关征税示意图
从曲线图来看，自嘉庆元年起，芜湖关之征收一直保持正常，并持续至道光四年。道光四年份共少收3万两，亦系道光三年的江南大水灾所致，“阴雨连绵，沿江被水成灾，货船簰把到关稀少，迨至秋后水势稍退，而下游被灾地方甚广，不特所产木棉等货失收，即各处行销上游货物亦俱积滞”(66)。六年份后，芜湖关之征税恢复正常，并持续至十二年份才少收3万两。十二年份之欠收，亦系自然灾害所致：“夏雨过多，江潮泛涨，沿江一带被水成灾，四无边际，商贩不前。”(67)十三年份更进一步少收至12万两，原因则为“近年以来频遭歉岁，小民艰于糊口，无暇谋及衣褥，棉布因而滞销，商贾无从转运”(68)。
鸦片战争期间，远在安徽的芜湖关亦受影响，二十一年份短少67573两，次年份短收106221两，原因系二十二年五月中旬，“宝山、上海失守，传言夷船已到圌山关，扬州镇江居民纷纷迁徙，皆由下而上，前赴湖广、江西各处安插，商船已税过关者亦复泝流折回”，所短亏欠“实因江路阻塞，非寻常水患偏灾可比”(69)。战争结束，芜湖关之征税才恢复正常。
由此可见，芜湖关之户、工两处征税，在嘉庆时期并未发生短少，而道光时期的下降，除鸦片战争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难与“道光萧条”相牵连。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在嘉道时期，包括上述四关在内的运河长江沿线的内陆各关，其征税除了受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及道光后期鸦片战争的影响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税收较为平稳的，如左冀、右冀、坐粮厅、凤阳关、赣关、北新关、南新关；一种是受到黄河运河等河道决口、淤塞及自然灾害所引起农业歉收，而导致关税收入下降的，如崇文门、淮安关、扬州关、芜湖关、凤阳关、临清户关、临清工关、荆州关；最后一种是除了受河道因素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外，还可以在档案中找到因粮食流通不畅、木植运输疲软而引发的米店业、丝绸业及木材业倒闭的材料，即九江关、浒墅关和龙江西新关。但即便是最后一种类型，也无嘉道前后期“流通”与“市场”的差异。如果更进一步，将这些关放在全国关税收入的总体格局下来考量，则发现其对全局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
以上系就个别关的情况所展开的分析，下面根据资料，来全面汇总嘉道时期的关税总体收入。(70)
嘉庆道光年间关税收入表(单位：两)
关期 时间实数统计补全后总计
嘉庆元年1796 4845292.588 5253963.848
二年 1797 4912421.829 5303766.569
三年 1798 4650243.859 5091249.069
四年 1799 4791307.515 5138527.805
五年 1800 5970221.247 6299388.575
六年 1801 3440442.069 5569152.157
七年 1802 4424944.988 5770694.982
八年 1803 5919010.817 6342811.998
九年 1804 5414453.73
5844463.22
十年 180557421056085346.491
十一 1806 5241757.449 5584998.94
十二 1807 5355454.865 5707072.669
十三 1808 5375858.539 5687472.77
十四 1809 4432024.972 5778240.072
十五 1810 5368272.122 5671513.613
十六 1811 5044976.597 5228717.088
十七 1812 5212575.548 5396316.039
十八 1813 5073831.548 5377073.039
十九 1814 6509240.534 7006960.481
二十 1815 4989423.837 5403794.707
二一 1816 4430302.405 5579092.114
二二 1817 4615997.2675613547
二三 1818 5126944.058 5462519.499
二四 1819 5388726.272 5709294.283
二五 1820 5121730.699 5485537.19
道光元年1821
5154635.8
5518442.291
二年 1822 5878812.683 6182054.174
三年 1823 4868783.643 5402519.134
四年 1824 4770416.114 5783717.605
五年 1825 4426222.023 5355053.514
六年 1826 4276750.536 5637117.267
七年 1827 4936506.389 6000495.036
八年 1828 4520912.241 5584900.888
九年 1829 4608886.514 5672875.161
十年 1830 4909004.952 5972993.599
十一 1831 4069360.963 5588160.916
十二 1832 5036156.363 6132478.96
十三 1833 4108735.555 5172724.202
十四 1834 4442944.229 5506932.876
十五 1835 4733339.056 5797327.703
十六 1836 4675642.575 5739631.222
十七 1837 4854040.647 5833559.294
十八 1838 4448389.581 5427908.228
十九 1839 4398491.226 5378009.873
二十 1840 4137588.848 5177672.495
二一 1841 4264322.139 4705267.763
二二 1842 4203919.116 4818766.232
二三 1843 3267632.329 4820525.232
二四 1844 4603793.663 5778911.689
二五 1845 5991007.966 6492356.613
二六 1846 8697238.086 9761226.733
二七 1847 4874386.84
6325440.727
二八 1848 4879912.937 5943901.584
二九 1849 5620980.681 6122329.328
三十 1850 3745242.682 5527874.561
说明：本表资料统计中，已知一年出现两个关期的情况计入一年中，具体分布如上文所述。
修正的数据均按每年一个关期计入，只具象征意义，并不代表实际征收数。但浙海洋关道光二十八年、江海洋关道光三十年数据，因无额数，未补入。
下面是据上表所绘出的示意图：
嘉道年间关税收入示意图
在这一示意图中，下线为根据档案实际统计出来的数据，上线则为补全后的数据。根据此图可以看出，在嘉庆道光时期，除了1841-1843年因鸦片战争的影响而导致关税收入稍有下降外，其余时间仍然保持了500余万两的水平，变化较为平稳，相较于乾隆时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道光二十六年，即便是仅依靠所掌握的实征数来看，也已经达到了869万余两的高峰。可以认为，我们不能通过嘉道时期关税量的变化，来论证“道光萧条”。
注释：
①参见戴逸、方行等人的论述，均见《清史研究》，2008(3)。
②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和《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诸文，均载其论文集《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以下引吴氏著作均见此书。例如吴在《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一文中，开篇即称：“17世纪下叶，在国家统一、生产恢复中，曾出现商业凋敝、市场萧条局面，物价剧跌，农民窘困。……进入19世纪不久，发生第二次市场萧条，三四十年代达于低谷。其影响面广，较前次为严重。惟50年代即转入复苏，形成近代市场，交易空前扩大。这两次市场萧条，考其基本原因，概属经济因素，与战乱、灾荒无关，故可视为经济周期。”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参见氏著：The Kangxi Depression and Early Qing Local Markets,Modern China，10.2，1984；《康熙年间の谷贱につぃての——清初经济思想一侧面》，《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89册，1981。
③④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40、274页。
⑤吴承明的分析可能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嘉庆、道光时期的关税额是否真的下降了？其二，如果嘉庆朝与道光朝关税下降了，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嘉庆朝的关税下降原因是由于粮食运输，而道光时期的下降是由于市场萧条？
⑥郭蕴静：《清代商业史》，第53-5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⑦何本方：《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3)。
⑧李鸿章等：(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942《工部八十一》，第798页下，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
⑨此外还有诸如山东东海关、陕西潼关等零星征收之处，如东海关尽收尽解；又如迁安、抚宁、临榆、昌黎、乐亭5县共额征银1700两，每年汇交通永道；天津县、宁河县、文安县、通州、武清及京城共6处小口木税银1200两。因纷繁复杂，数额又极少，并未受到清廷重视，不在此一一列入。
⑩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2，第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崑冈等：光绪《大清会典》卷23《户部》，第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李鸿章等：(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238《户部八七·关税》，第801-802页。
(13)《上谕档》，道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14)《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湖南巡抚景安折。
(15)倪玉平：《〈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所载关税额辨析》，载《历史研究》，2008(5)；《王庆云〈石渠余纪〉所载道光关税额辨析》，载《近代史研究》，2008(5)。
(16)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448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
(17)具体说来，在笔者根据资料而统计的数据中，出现了两个关期是张家口(道光二年)、山海关(嘉庆十九年、道光二十六年)、凤阳关(嘉庆二年、道光十年)、杀虎口(道光十年、十五年)、左冀(道光七年)、右冀(道光七年)、浒墅关(嘉庆八年、道光十五年)、临清户关(嘉庆十九年、道光二十六年)、九江关(道光元年)、天津关(道光七年)、龙江工关(道光四年)、西新户关(道光四年)、荆州关(嘉庆五年)、扬州关(嘉庆十九年、道光二十七年)、闽海关(嘉庆十九年、道光二十六年)、芜湖户关(嘉庆五年、道光十一年)、芜湖工关(嘉庆五年、道光十一年)、淮安关(嘉庆五年、道光十二年)、北新关(嘉庆十年、道光十八年)、南新关(嘉庆五年、道光十二年)、浙海关(嘉庆十九年)、江海关(嘉庆八年、道光十四年)、粤海关(嘉庆十九年、道光二十六年)。当然，由于有些关长期没有征税数据，其间隐藏着的两个关期，则笔者并未推算。
(18)根据邓亦兵的研究，清代各关的附加税占正额部分的11％—24％，“应该是比较低的”(参见倪玉平：《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第17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19)秦武域：《闻见瓣香录》，甲卷“张家口”。
(20)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俄罗斯互市始末》，第12页。
(21)《临榆县志》卷12《建置编(下)》，载《山海关历代旧志校注》，第6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22)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第27页。
(2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管理山海关税务工部营缮司郎中书元折。
(24)刘铭传撰：《朔平府志》卷7《税课》，雍正十一年刊本。
(25)梁廷枬：《粤海关志》卷7《设官》按语。
(2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八年五月十七日，粤海关监督三义助折。
(2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粤海关监督常显折。
(28)《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粤海关监督豫堃折。
(2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大学士潘世恩等折。
(30)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粤海关监督文丰折。《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粤海关监督文丰折。
(31)《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粤海关监督文丰折。
(32)《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粤海关监督恩吉折。
(3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粤海关监督基溥折。
(34)乾隆《泉州府志》卷23《榷政》，第560页。
(35)《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十二年四月十六日，闽浙总督兼闽海关印务阿林保折。
(3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乐善折。
(3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二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38)《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敬敫折。
(3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监督保昌折。
(40)《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牛鑑，江苏巡抚程矞采折。
(41)(4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刘韵珂折。
(42)《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刘韵珂折。
(44)经济研究所抄档，咸丰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杨文定折。
(45)《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八年七月二十日，九江关监督阿克当阿折。
(4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九江关监督广惠折。
(4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江西巡抚钱臻折。
(48)《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九江关监督广惠折。
(49)《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九江关监督克蒙额折。
(50)《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钱宝琛折。
(51)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九江关监督普琳折。
(52)《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乾隆四年三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折。
(5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江苏布政使庆保折。
(54)《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四年二月十三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全德折。
(55)《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舒明阿折。
(5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胶片20，第2865—2866页)，军机上谕寄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
(57)《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朝·财政类·关税项》，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初彭年、阿尔邦阿折。
(58)《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朝·财政类·关税项》，嘉庆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阿尔邦阿折。
(59)《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三年五月十九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延隆折。
(60)《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四年五月十五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延隆折。
(61)《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铭海折。
(62)经济研究所抄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铭海折。
(63)《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文炤折。
(64)《光绪朝朱批奏折》(74)，第755页。
(6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94页。
(6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巡抚陶澍折。
(67)《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安徽巡抚邓廷桢折。
(68)《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道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安徽巡抚邓廷桢折。
(6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财政类·关税项》，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安徽巡抚程矞采折。
(70)在全部的49处税关中，数据完整者为淮安关、浒墅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厦门福州洋关、粤海关。
数据较为完整的为山海关(缺嘉庆五、二十至二二、道光二四、三十年数据)、张家口(缺嘉庆四、六至九、二二、二五、道光元、二十年数据)、杀虎口(缺嘉庆三至八年、二一至二三、道光十二、二三年数据)、太平关(缺道光四至二十、二三、二四、二六至二八和三十年数据)、打箭炉(缺道光七至三十年数据)、梧浔两厂(缺道光四至三十年数据)、辰关(缺道光四年至三十年数据)、左冀(缺嘉庆元年至三年数据)、右冀(缺嘉庆元年、三年、二一、二三年数据)、扬州关(缺嘉庆七年、十四年、二一年、道光三十年数据，另嘉庆十九年缺第二关期数据)、芜湖户关(缺嘉庆六、十四、道光六、二七和三十年数据)、凤阳关(缺嘉庆四、六、二一、二二年数据)、西新户关(缺嘉庆六至七年、十四年数据)、九江关(缺嘉庆六年、道光十一年、二三年数据)、北新关(缺嘉庆七年数据)、临清户关(缺嘉庆十二年、道光三十年数据)、武昌游湖关(缺道光四至三十年数据)、天津关(缺嘉庆六至七年、二一至二二年数据)、天津海关(缺嘉庆元年至十一年、道光二七、三十年数据)、江海洋关(缺道光三十年数据)、浙海洋关(缺道光二八年数据)、临清工关(缺嘉庆元年至三年、五年、九年、十三年、道光三十年数据)、芜湖工关(缺嘉庆六、十四、道光六、二七和三十年数据)、南新关(缺嘉庆五至六、九、十四年数据)、龙江工关(缺嘉庆六至七、十四年数据)、荆州关(缺嘉庆十九、二一、道光七年及其后数据)。
数据缺失较多者为：归化城(有嘉庆元年至三、十六、十七、道光二一、二二、二五和二九年数据)、崇文门(有嘉庆四、五、八至十三、十五至二十、二三至道光二年数据、二一、二二、二五和二九年数据)、坐粮厅(有嘉庆元年至九年、十六、十七年、道光二一、二二、二五和二九年数据)、赣关(有嘉庆元年至三、十六、十七、道光三、五、十一、十七至二二、二五、二九年数据)、夔关(有嘉庆元年至五年数据)。
另外还有10处没有在档案中搜集到资料，即奉天牛马税、凤凰城中江、武元城、盛京木税、吉林木税、新疆伊犁木税、直隶潘桃口、通永道、渝关和古北口。此10处税关的正额盈余银合计为35868两，相对于近500万两的定额，影响极微，故在下面的表格中不予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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