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优势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比较优势的理论探讨
（一）优势的定义和判断标志
斯密(1776)最早对国际贸易问题予以关注并提出了关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理论，认为各国能够在不同的产品上便宜地进行生产，据以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贸易将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在这里，贸易的原因和动力来自产品的价格差异。同质产品的优势区位所在取决于各国的价格比较。斯密的上述论述是朴素而又颠覆不破的真理。
李嘉图在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超乎常识的见解(1817)：国与国之间存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距，即使一国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比其他国家绝对地缺乏生产率，它依然能够通过生产和出口那些“与外国相比生产率差距相对较小”的产品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每一种产品生产上都比其他国家绝对地具有生产率的国家，也只能通过生产和出口“与外国相比生产率差距较大”的产品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比较优势必然由国家间分享，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在部分领域拥有比较优势。
新古典贸易理论重归斯密的朴素表述，来自不同国家的商品在市场上竞争，只有那些价格低廉、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商品才能占有市场的较大份额。并在与李嘉图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中论证了不同商品的竞争力同样不会为少数国家垄断，将由不同国家分享；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在部分商品领域拥有价格竞争力。
依据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现各自理论内涵的优势所在判断式也不相同。
1.依据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本国优势所在的判断公式是：
a[,1L]/a[*][,1L]＜a[,2L]/[*][,2L]（产品1为优势产品），或
a[,1L]＜a[,2L]/a[*][,1L]/a[*][,2L]（产品2为优势产品）
式中，a[,1L]、a[*][,1L]：分别表示本国、外国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1需要的投入；a[,2L]、a[*][2L]：分别表示本国、外国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2需要的投入。
2.依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本国优势所在的判断式为：
P[,1]=∑p[,j]q[,j]
P[*][,i]=∑[*][,j]q[*][,j]
P[,i]＜P[*][,i]
式中，P[,i]、P[*][i]：分别表示本国、外国产品i的价格；P[,j]、p[*][,j]：分别表示本国、外国要素j的价格；q[,j]、q[*][,j]：分别表示本国、外国生产单位产品i所需的要素数量。
在相当一批国内学者看来，前者体现着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理论内涵；而后者则似乎体现着斯密“绝对优势”的内涵（注：费洪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1998，第1页。其误解的表述极具有代表性。“李嘉图在对国际贸易进行大量实例研究后，提出了比较利益法则，认为即使两国之间，其中一国在各项产品中均能更便宜生产，同样可以在两国之间开展分工和贸易”。许多国内学者的文献基于相同的误解。）。
超乎常识的见解与朴素的常识性见解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
没有。表述的差异源自理论框架的截然不同。前者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以实物耗费计量成本的模型（注：为什么说李嘉图模型是实物成本模型呢？根据劳动价值论，价值由平均的必要劳动耗费量来决定和体现。在贸易前的孤立状态下，单位产品的价格就是其国内平均的必要劳动耗费量，假定用a[,iL]表示本国单位产品i的必要劳动耗费量，那么同时a[,iL]代表着该单位产品的价格。但在两国进行贸易时，“国际市场上价格决定不同于一国内部的价格决定”。这时，贸易前的a[,iL]和a[,iL]在国际市场上只具有单位产品必要劳动耗费量的含义，而不再具有说明价值的意义。）；而后者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以货币成本计量的模型。两个理论模型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解释着同一问题。
举例来说，假定美国一个纺织工人的产量是中国一个纺织工人产量的30倍，显然拥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中国的纺织业能够占有市场的原因是——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15美元）是中国工人小时工资（＜0.5美元）的30倍以上。因此，中国纺织业可以凭借低得更多的工资率抵销低生产率的影响而取得国际市场出口产业地位。
假定w是用世界货币计量的本国实际工资率，w[*]是用世界货币表示的另一国实际工资率。于是，在本国生产的产品i的成本是wa[,iL]（即本国工资率乘以本国产品i必要劳动量）；在外国生产的产品i的成本是w[*]a[*][iL]（即外国工资率乘以外国产品i必要劳动量）。这样一来，国际比较优势判断或生产布局选择变得非常简单：商品总是在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生产。判断公式变成为：
wa[,iL]＜w[*]a[*][,iL]
又由于在单要素模型中（当然）不存在利润，产品的货币成本等于产品价格。从而有
P[,i]＜P[*][,i]
于是，在超乎常识、但是费解得多的古典比较利益理论的优势判断式，与朴素的常识性见解的优势判断式之间取得一致。我们应该得到下述结论——国家（区域）优势必须通过国际（区际）贸易来鉴别和显示；区域优势产业或优势产品的标志是能够在市场上表现出产品价格的低廉和占有市场的竞争力。
关于比较优势的成因，对能够凭借价格优势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背景条件，不同的贸易理论有着各自的解释和不同的强调重点，争论肯定还会继续（注：现在除了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之外，还有新贸易理论、新H-O理论、新李嘉图贸易理论等流派。）。但是对于导致贸易和决定贸易格局的优势本身的认识，经济学者之间并无差异。
（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哈佛商学院的米歇尔·波特(1990)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对10个国家的100个行业进行了考察，旨在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够在某一个行业取得国际性成功。在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波特的论点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竞争环境是由四大因素形成的，它们可以促进或阻碍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1)要素禀赋。一个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所处的地位，这些要素包括参与某个行业的竞争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或基础设施等。(2)需求状况。国内市场对该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特点。(3)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国内是否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货行业和相关产业。(4)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有关公司的创立、组织和管理的规定以及国内的竞争状况。波特强调政府行为对上述四大因素有重大影响，但强调的重点在于政府完善和维护市场竞争规则与制度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干预和产业政策的作用。
“波特的理论究竟对不对呢？目前还不知道，还没有相关的经验证明”（注：查尔斯·希尔(Charles W.L.Hill)(1998)：《今日全球商务》，中文本，第119页，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这里应该注意的一点是，经济学与MBA的差异。MBA学者的职业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立场、观点、方法，与经济学者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服务于厂商，甚至主要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厂商的管理者，所面对的市场结构通常是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因此他们自然会更详尽、也需要更为详细地分解那些决定“竞争成功”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战略。
主流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什么呢？尽管波特是在199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但是在我们所见到的、90年代末期国外的国际经济学著作及教科书中尚未包容此类观点，甚至没有正面提及。但是关于“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国家之间是竞争的吗？”等问题，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竞争力是与产品相连系的，每个国家都只能在某个或某些产品方向上具有市场竞争力或竞争优势，这就是比较利益理论所阐明的道理，也就是说竞争优势就是比较优势。脱离具体产品的“国家竞争力”、“国家竞争优势”是什么呢？克鲁格曼（1997第256页）对所谓“国家竞争力”的说法予以了尖刻的挖苦和批评：“90年代初，关于竞争力的华丽辞藻在政府官员中变得有说服力。……世界各国经常热切地等待着世界经济论坛以国家竞争力为序排名的年度报告”。“虽然关于竞争力的华丽辞藻被证明对政治家和商人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这个概念的理论基础却并不清楚。”
在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传入我国以后，迅速引起一股“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讨论热潮，一时成为学术时尚。这方面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竞争优势否定比较优势。可以这样说，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作者，显然并没有真正理解比较利益理论和新理论，他们根本不顾波特教授等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注：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文中有下述表述，“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成本是对本国的产品进行比较而言的，不意味着本国比较成本低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竞争优势。”类似的显著谬误在该文中所在多有。就是这样的作者对比较利益理论批判得最为“彻底”。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甚至不满于波特对“政府积极干预产业结构”的反对态度。这类作者对比较利益理论批判得最为“彻底”，认为“比较优势是陷阱”。
第二类作者认为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不同，但并行不悖，并补足正统理论。持这种观点的文献居多，认为“比较优势不等于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可以突破比较优势的限制”。“比较优势涉及的主要是各国不同产业（或产品）间的关系；而竞争优势涉及的是各国同一产业之间的关系”。“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的资源禀赋；而竞争优势则更加强调企业的策略行为和国家的战略行为”。“简言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发挥比较优势意味着更加强调各国的产业发展应‘扬长避短’，而增强竞争优势则意味着更加强调各国发展的现实道路的‘优胜劣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发展》，载《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5期，第8页。我们所以选择这篇文献作为这一流派的代表，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这是严肃的机构提出的严肃的文献，而且刊登在严肃的经济学刊物上，应该说具有代表性；(2)是用较多文字来“刻画”竞争优势，使人较易把握其观点和倾向。）。
这种区分相当令人费解，在（该文中）缺乏理论框架作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缺乏严密而泾渭分明的逻辑，纯粹凭文字辗转、迂回、反复论证中，我们最终未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该文关于两种优势的概念区别。我们搞不清楚“扬长避短”与“优胜劣汰”为什么能构成两种优势的分野，搞不清为什么具有禀赋支持的比较优势不等于竞争优势；而不具备禀赋支撑的“超越比较优势”产业却能具有竞争力（新古典理论并不将“禀赋”、更不是将“自然禀赋”作为决定比较优势的唯一源泉）。文中唯一让人鲜明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政策倾向——政府在经济中应更积极地扮演塑造产业结构的角色。
主流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理论框架（包含其一系列假定）下讨论和定义比较优势——比较利益由不同国家在技术、要素禀赋以及偏好方面的差异来决定，而且并不由于新古典框架的限制而拒绝承认递增规模收益构成比较利益（决定贸易格局）的来源之一，也不排除历史机遇（偶然性）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只有以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才能占有市场，从而具有竞争优势。也就是说竞争力（竞争优势），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只是比较优势的一种直观表述（注：见P.萨缪尔森、W.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6版，1998，第335～336页，（中文版）华夏出版社，1999。）。因此，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统一是不言而喻的。
由上文中的语言组合，可以看出作者综合了“新贸易理论”中的“产业内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等内容，然后冠之以波特理论的“竞争优势”之名。但是来自企业的策略行为奏效是有条件的——只在呈现垄断、寡头、垄断竞争等市场结构的行业领域中，企业不是价格接受者时才能有效，而且禀赋条件显然依然是竞争的必要条件（例如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在飞机制造方面的产业内竞争，均以资本禀赋和人力资本禀赋为基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够奏效更是有条件的（以克服国内市场扭曲为前提），超越比较优势（禀赋条件）、把“竞争优势”当作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依据理想设计产业结构决不会带来好的效果。
在这里，尽管作者没有加以注明，真正启发他们的是新贸易理论代表人物克鲁格曼的思想。但是他们却又不顾克鲁格曼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引申和发挥，这就产生了扭曲，扭曲到成为克鲁格曼所批判的那种理论倾向。事实上克鲁格曼对“在现实中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持否定态度。克鲁格曼的理由是：第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提高本国收入的“以邻为壑”的政策。采取这种政策会招致别国的报复和贸易战。第二，人们无法确切判断或识别某项“干预动议”究竟是真正符合全体国民利益，还是仅仅满足了个别利益集团的欲望。根本原因是构成战略贸易理论基础的寡头竞争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还不是可接受的“寡头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不能确定“对特定部门的干预”对全体国民带来的福利影响。在克鲁格曼90年代后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克鲁格曼，1998)。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目前尚不足以成为政府制定政策时有用的指南，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哈伯勒，1990；马库森等，1995；格尔雷利和帕多恩，1996）。
二、地区比较优势的识别方法
（一）识别路径选择
我们认为识别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从资源禀赋考察出发，判定地区优势“应该是什么”。二是从市场竞争格局中判定我国比较优势分布的“现实是什么”。
第一种路径是我国多项研究所采取的，如各地区在每个“五年计划”前期制定的区域发展规划的过程大多依此路径。然而失败者居多，例如安徽80年代（杨济轲教授为首）曾依据该省煤铁资源禀赋组合提出“建成东方的鲁尔工业区”；四川某中心城市依据“一五”以来的积累的“电子工业基地”基础，将自己的优势定位于电子工业……均为历史所证伪。这种研究路径体现着区域规划者的一种（潜在）信念和逻辑——不相信市场会自发地引导各地走向合理的专业化方向；地区优势条件需要专家识别，合理产业结构需要专家确定并利用产业政策推进。
第二种路径，（认为）应将判断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如何组合利用资源禀赋，捕捉未来优势变动方向以及塑造地区产业结构的责任还给市场主体——投资者和企业。宏观研究者的责任在于从现有的市场信息中识别“现实比较优势是怎样分布的”，以及多年来“现实比较优势是怎样演变的”。以求对我国经济活动格局以及演变的历史轨迹有一个总体的判断，进而尽可能把握未来的变化。
在“理想的计划制度”（只存在于计划经济学教科书）里，政府委托技术经济学专家、区域经济学专家对各个地区禀赋条件加以缜密的分析；经过经济区划、区域产业规划等程序，最后确定每一个地区应该建立怎样的主导（专业化）部门，以及如何围绕主导产业部门建立辅助产业；最后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全国每个地区都有了这样的“规划”，各级政府据之实施，就将会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有序的地域分工格局”。这种思想实际上至今还体现在某些“区域经济学”教科书的区域规划理论中，左右着许多政府计划工作者的思路。现实中，尽管各地政府都数度（至少每个五年计划一次）进行过区域规划，参与规划的专家不可谓不够智慧，但是规划总是经不住市场的检验。当今大多数地方政府最苦恼的还是找不到真正的“优势所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的优势产业不是先验确立而后自封的。地区优势产业（或产业优势区位）是庞大的厂商群体选择、竞争活动的结果。既定行业厂商的区位选择和既定区位厂商的行业选择，在地区间形成的具体产业活动的密度差异，也就是构成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赋予各个地区与其禀赋条件高度相关的、能占有区外市场的优势产业。地区优势就是这样在市场中自发形成。因此，各地区优势产业（或说各产业的优势区位）的标志就是在全国市场上占有较大区外市场份额。这种较大份额既反映着区际市场对具体地区具体产品的需求强度，同时意味着区际市场对具体地区具体产品优势的认可程度。谁也没有理由拒绝和否认市场对地区优势的鉴别与判定。区域优势作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已经存在，只是它淹没在混乱的信息中。
作为地区优势的识别者，不能撇开市场选择的结果，试图在厂商群体的选择之外，更“科学”、更“不盲目”、更具“慧眼”地从各地资源禀赋或其他条件中找到有别于这个结果的“真实优势所在”。作为个人，我们没有“比厂商群体更智慧”的自信，作为经济学者，我们没有胜过市场选择结果的信念。
鉴于以上分析与认识，我们决定采取从市场竞争格局中——而不是从“地区优势条件”分析——识别和判断区域比较优势这一的路径。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市场竞争结果的众多信息中找到、或剥离出真正显示地区比较优势的信息。
（二）地区比较优势识别的方法和指标
方法和指标通常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认为，本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与指标，必须满足下述两点要求：第一，方法的逻辑及指标的含义必须能够体现比较优势概念的内涵。地区优势当然是要通过区际比较来体现，但是并非无论什么指标、采取怎样的比较方式都能反映区域比较优势（注：有的优势研究文献把许多指标的比较结果综合在一起说明地区比较优势，但是不同指标总会呈现相互矛盾的结果。此时必须赋予不同指标以不同的权重，而赋予权重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而且其中许多指标根本就不据有说明比较优势的意义。）。第二，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用的指标，必须是能够在现有统计资料中获得、或能够依据现有统计数据生成。
1.依据上述原则，排除那些虽被人们常用，却不能体现比较优势内涵的指标
在李嘉图的古典理论中，是在单位产品的实物投入成本基础上进行相对生产率比较进而判定比较优势的。在新古典理论中是依价格竞争力（货币成本）比较来确定区域出口产品内容的。在进行地区优势识别时，最容易想到、最普遍被采用的就是成本和利润率指标。
(1)不能通过生产成本的区际比较进行区域优势判断。无论是古典比较利益理论模型，还是H-O理论的要素禀赋模型都为了理论说明的需要，把不同国家或地区简化为空间上的一个点，并抽象掉运输距离及其他交易成本（这样做大大便利了理论核心要点的阐述），把客观经济抽象为无空间经济(spaceless economy)（注：在现代经济学中，如何将空间纳入分析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阿罗—德布勒表述中，边际理论的讨论对象必须是连续而且是可微分的，因此边际理论无论顺当地应用到空间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在空间经济中，同质产品的价格即使在均衡状态下也不再是相同的，它们随区位的不同而不同。在贸易理论中，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新古典框架的需要和避免理论上的困难，古典模型和H-O理论模型都舍象掉运输成本，使之成为spaceless economy。俄林在《国际贸易与区际贸易》的第三编第八章单独撤掉假定，更现实地讨论了“要素流动性”（运费）问题（第115～117页）。）。在应用理论及其模型时，必须注意被抽象掉内容的实际存在。
空间经济核心特征就在于距离的存在，克服空间障碍的运输成本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交通运输便捷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必须存在由于要素与产品非常强的不充分流动性，于是存在着相对“隔绝”的大小不同的区域市场。这些市场主要差别就是同质产品的价格差异。具体要素和产品的单一市场范围与其交易对象的流动性成正比。通常我们说国内市场是一个统一市场，本质上是指统一交易规则和强调排除区域及行业行政壁垒。
上图所显示的是一种经过高度抽象的“空间经济”情景（注：关于运输成本的影响，在空间经济学著作中有更深入的讨论，交货价格线的形状也因可变运费率而非直线。这里只为说明不能以成本比较为依据判断区域优势的道理，故予以简化。）。假定最东端的某一同质产品的生产区位是上海，向西依次还有南京、重庆、拉萨等生产区位。市场半径的延伸导致交货价格（生产成本+运输费用）提高。从而空间障碍为南京、重庆、拉萨的厂商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空间垄断权利，使它们可能以比上海的竞争对手高的生产成本占有一定范围的市场。如图中重庆（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以高于上海的生产成本、低于上海在B点以西区域的交货价格而占有了区域市场。在空间经济现实中识别区域优势，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照搬抽象为“无空间”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操作；不能在区域间通过生产成本比较来判定区域比较优势。
(2)不能通过利润率指标的区际比较进行优势判断和优势排序。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实例。在炼焦行业中，山西无疑拥有最大的优势，占全国同行业产出份额50%以上；产品外销∶内销比率高达25.37:1。但是其效益指标，我们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考察，却远低于福建。福建是个缺少煤炭资源禀赋的地区，远远无法靠自己满足本地对焦炭的需求，自产焦炭仅能满足3‰的自身需求（意味着几乎全部需要进口）。然而该地区炼焦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竟然达到10%。我们进而对全国十几个产焦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山西炼焦业在净资产收益率排序中竟然排在第8名。天津、内蒙古、福建等均远高于山西的水平。
炼焦业所反映的情况并非个别。当我们带着较高的预期，考察一些具有某种显著资源禀赋区域的优势行业净资产收益率时，常常令我们失望。原以为这些区位应由于相对丰裕的禀赋条件而处于利润率领先地位，但实际上这些地区利润率指标总是接近于该行业平均水平。其实原因很简单，由于它们是提供该行业产品的主力区域，它们的效益状况决定着全行业的效益水平，因而通常不会处于领先的位置。为此，我们认为该指标的区际比较不能确切说明比较优势，尤其不能据之进行优势排序。
(3)不能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区际比较判断地区优势。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增长核算的一个概念，“指在所有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作为生产方法（技术知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改进的结果而导致产量增加的幅度”，或“产出增长减去所有投入要素加权平均后的总和的增长率”（注：参见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第6版，第224页）；以及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6版，第179页）关于TFP的定义。）。人们通过观察不同增长源泉贡献份额的国别差异，可以判断不同经济体系的增长绩效或增长质量。现在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与比较优势（相对生产率水平或绝对竞争力水平）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它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的问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是生产率的变化幅度，而不是生产率水平；当然也不反映市场竞争力水平。
2.本项研究采用的方法与指标
根据比较利益理论和前述选择指标的原则，我们决定采取区位商方法，以现有统计提供的增加值数据为基础，加工生成各区域产业的“相对份额”指标，据以反映各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达到识别地区比较优势的目的。
(1)区位商方法的定义。区位商是空间分析中用以计量所考察的多种对象相对分布的方法，同时将分析结论体现为一个相对份额指标值，即区位商值。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考察的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空间上的相对分布，因此采用的基础数据是反映各地区各产业活动规模的增加值。
指标定义为：
第一种形式的区位商(LQ[,ij])表示：i地区j行业在本地区总产出中的份额与全国j行业占整个国民经济产出份额之比。其含义是假定各地区产出结构与全国相同，意味着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而当各地区产出结构与全国产出结构存在差异时，意味着地区间存在着地域分工和产品贸易。具体说来，就是当LQ[,ij]＞1时，意味着i地区的j行业供给能力能够满足本区需求而有余，可对外提供产品（大于1的部分意味着对区外市场的占领部分）；当LQ[,ij]＜1时，意味着i地区的j行业供给能力不能满足本区的需求，需要由区外调入；当LQ[,ij]=1时，意味着i地区的j行业供给能力恰好能够满足本区需求。
第二种形式区位商表示的是：i地区j行业占全国同业的比重与i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之比。含义是如果i地区j行业的比重相对大于本地区总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意味着i地区在j行业上具有优势地位。两种区位商公式本质上是一致的（略作推导即知），不同的公式形式可以帮助我们的思考。
(2)区位商指标的优点。
第一，解决了地区间贸易数据问题。在有关国际比较优势讨论的文献中，通常都是依据各国出口产品内容以及占有国际市场的份额来判断各国优势的。而在我们面对的区际比较优势的研究与识别时，首当其冲的障碍就是无从获得有关区际贸易的统计数据。区位商分析帮助我们克服了这一障碍。在区位商的第一种形式中，指标的分子部分反映了区域具体行业的在区域产出结构中的产出份额，分母部分反映了该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出份额。整个指标的特点是把各地区的产出结构（区域内部的各行业份额）放在更大的空间系统中，以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结构作为参照系来判断各地区各行业的相对份额大小，借以判定地区产业结构的相对短长。由此揭示地区产出结构与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结构的差异，进而表明各地区各产业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出口区域拟或进口区域，以及进出口规模的大小。
第二，体现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在所有产品方向上的高（物质）生产率可能会集中在某些经济发达区域，但是各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比较优势的直观体现）——区域产品对区际市场的占有——则不会为任何区域垄断，必然由参与分工与贸易的区域在不同产品方向上分享。区位商指标恰恰体现了上述理论内涵。它显示了各区域在各行业上的进出口贸易格局，从而反映了在各行业上参与区际贸易的竞争能力；同时显示了这种竞争力决不会为少数具有高物质生产率的发达区域所垄断，必然由参与分工与贸易的区域所分享这一事实。
第三，在跨年度的区位商比较中显示贸易格局（区域优势）的变动趋势。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不同时点（1989年、1993年、1997年）的各地区各行业的区位商值加以比较，可以得出各地区产业结构、特别是地区优势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空间结构、各行业优势区位的变动趋向。
3.优势显示指标说明
为了使反映比较优势（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能力）的指标更直观、经济含义更鲜明，我们将区位商值统统减去1。此时指标含义发生一定的变化，其经济含义变的更清晰和一目了然。
区位商(LQ)的含义是——某地区某行业产出份额／该地区对该行业产品的需求份额。
LQ-1的含义是——某地区某行业的出口份额／该地区对该行业产品的需求份额。这里，我们将之定义为“贸易比率”。贸易比率有正有负，正值反映出口比率；负值表示负出口比率，亦即进口比率。
经此变化，使指标更为直观地表现一个地区对外贸易格局，或由区际市场占有能力所代表的区域优劣势的行业分布。
三、我国经济活动优劣势空间分布特征及启示
根据本报告第一部分关于地区比较优势的定义、标志的讨论，以及第二部分确定的识别方法与指标，我们对我国各项经济活动的优势区位（或各地区的优势行业）进行了识别与判断。这里对上述识别结果予以归纳陈述。先作几点说明。
(1)依据前文的分析，行业优势区位凭借较强的竞争力对外提供本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将表现出较高的贸易比率。该指标是我们度量比较优势的数量标志。
(2)为使读者能够对我国比较优势格局有一个宏观把握，我们对行业和地区进行归纳，以较大行业和地区为线索，表现优势分布格局。按照地域产出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和地域上接近的原则，把三大地带又进一步划分为7个大区。东部地带分为三部分：沿海北部（环渤海地区，含辽、冀、京、津、鲁）、沿海中部（长江三角洲地区，含沪、苏、浙）、沿海南部（含闽、粤、桂、琼）；中部地带分为两个部分：中北部（含黑、吉、内蒙、晋、豫）、中南部（含皖、赣、鄂、湘）；西部地带两个部分，按照传统分为西北和西南。
(3)在我们的分析中，暂时未包含西藏（西藏实在过于特殊，我们在案例研究中单独加以分析）。此外，重庆被包含在四川省中一并显示，因为1993年数据不能满足分别研究的需要。
（一）各行业优势区位的分布
1.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的优势区位分布
这里所谓国民经济主要行业，指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它接近于国民经济结构最高层次的分类（一、二、三次产业的分类，本项研究未将建筑业纳入视野）。在农业领域，从优势到劣势的区位排序为西部、中部、东部（注：关于东部地区处于农业劣势区位的判断，或许有悖于很多人的看法。从常识看，东部地区有着比中西部好得多的自然条件，土地生产率也比中西部高得多，怎么会是农业劣势区位呢？这里要重复前面一再作的解释：即使东部地区在所有的产业领域生产率都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但是区域比较优势要由地区从事各种产业活动的机会成本来决定，要由产业价格竞争力决定。这里引述经济学家针对这类问题的比喻是恰当的：“最适于种植黑麦的土地，在贸易条件下却被用来种植小麦”。“律师的打字速度甚至高于他的打字员，但他依然雇佣秘书。”），它们的贸易比率（即外销——内部需求比率）依次为34%、27%、-21%（负值意味着靠进口满足内部需求的比率）。在工业领域，从优势到劣势的区位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它们的贸易比率依次为：4%、-2%、-15%。在服务业，从优势到劣势的区位排序为：东部、西部、中部；它们的贸易比率分别为：6%、-4%、-11%（注：这里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东部地区的贸易比率——无论是正、负值——都比中西部贸易比率小的多。原因是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重心区，它较小的进口需求需要中西部较大的出口比率来满足；反之，则反。）。
在东部地区，从事服务业和工业的机会成本分别（依次）小于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而收益（依次）大于农业。因而在东部地区内部，比较优势最大的是服务业，包括从金融、贸易、文化教育以及行政事务等方面向全国提供服务，贸易比率为6%。其次是工业领域，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经济地理位置、现代工业历史相对较长、市场经济制度相对规范和完善、以及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条件而构成我国工业的重心区，对外提供范围广泛的工业产品，贸易比率为4%。而在农业方面，面对服务业、工业对资源使用的竞争，东部地区用于农业的土地、劳动等要素数量不断减少，以致东部农业难于满足本地区的需求，处于劣势地位，贸易比率为-21%（即21%的农产品——不仅是粮食——需求要依赖从中西部进口满足）。
在中部地区，产业优势最大的是农业，贸易比率为27%；而在工业方面（进出口相抵后）表现为净进口，贸易比率为-2%；在服务业方面，较多地依赖东部地区提供服务，贸易比率为-11%。
在西部地区，产业优势到劣势依次是农业(34%)、服务业(-4%)、工业(-5%)。由于地理位置、现代工业历史较短、人口密度小以致需求分散、资本、技术要素稀缺，在大部分产业领域竞争力都难于与东、中部相比，客观上西部地区发展选择余地不大，在在地域分工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事实上，在90年代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配置功能大规模、大比重地替代计划配置功能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整个国民经济的份额下降了1.9个百分点（15.9%下降到14%）。其中农业下降幅度最小（由19.3%下降到18.8%），仅0.5个百分点。这也表明在各产业中，西部农业与东中部相比生产率差距是最小的。上述情况决定了西部对外贸易格局只能是以农产品（不仅是粮食）来换取不能自给的工业品和服务。
着眼于三大地带对三大产业优劣势区位进行考察，固然有其便于在宏观上把握的优势，但也存在感觉朦胧，不明其所以然的弱点。更细行业和区域的考察，有助于对上述宏观概念的理解。
2.工业的优劣势区位分布
工业优劣势区位分布，由于统计数据获得的比较完备（包括1993和1997两个年度200多个大中行业数据），加之是区域间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从而构成我们这次研究的重点。
行业的优势区位与地区的优势行业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只是观察角度的不同。在同行业中具有优势地位的区位，必然体现为该区位的优势行业。有些学者认为，从地区角度考察和从行业角度考察结论是不一致的。我们不以为然。因为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导向作用不会给“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以不同的信号。还有些地区同志认为优势产业必须是占其本地区较大份额、具有带动经济发展功能的部门。实际上这是把优势产业与主导（支柱）产业混为一谈。
（三）我国工业优势区位的分布特征及启示
1.我国地域分工关系最鲜明地体现在南北之间、而不是东西之间
从各大区的工业结构看，明显地呈“北重南轻”；从输出结构看，则是北方输出初级、中间产品，而南方输出最终产品。
北方三大区域的出口部门都是重工业部门，尤以采掘业贸易比率为高；而轻工业部门是它们共同的进口部门，均需不同程度地通过区际贸易来满足本地需求。而反观南方各地区的工业贸易比率，均显著地需要大规模地通过区际贸易从北方进口重工业产品，特别是进口采掘业初级产品；而南方出口部门都集中在轻工业最终产品。
从产业间前后向联系看，北方地区主要是为国民经济提供初级产品和表现为原材料的中间产品；而南方主要提供表现为轻工业产品的最终消费品，以及表现为（重型）加工工业产品的中间产品（沿海中部地区）。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上认识的，存在于西部、东部之间的“前后向产业链”关系，实际上却真实地发生在南方与北方之间。这种宏观地域分工格局是建立在坚实的要素禀赋基础上的。
2.市场制度环境是制造业优势区位变动最重要的因素
在我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中，虽然我们在制度变革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地区间制度的规范性方面有很大差异，这就对要素禀赋论的结论在我国实践中的验证产生干扰。
我们依据各工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率（1997年数据），对不同行业技术含量及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的分析，我们将制造业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此外将采掘业定义为资源依赖型工业；然后考察90年代优势区位的变动。依据一般布局指向分析，它们应呈现出对不同要素禀赋丰裕区域的追求。但是结论不尽如此。原因就在于地区间市场制度规范性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技术密集型行业显著地在整个西部地区和中北部地区萎缩。在计划经济时期，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特别是电子工业）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被配置在以四川、陕西为重心的西部地带，改革开放后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对份额向东南方向移动。这是一种难于扭转的客观势头。但是令人疑惑的是，我国人力资本禀赋条件最好的地区是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而90年代格局变动却是重点地趋向沿海南部地区。
从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变动趋向看，同样是西部地区和中北部地区全面萎缩。就劳动力素质而论，至少中北部（特别是东北各省和山西、河南等省）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增长最快的中南部地区。
资本密集型工业主要是原材料和重加工业，在这些领域民间资本因实力缘故介入相对较少，而且受政府的“准入”方面的限制。该行业的区位配置还主要是政府掌控。在相对份额变动格局上，主要表现为向西部和中北部的变动。而且要强调的是这种相对份额的上升受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当地萎缩的影响很大。
资源依赖型行业，我们前面已述，由于资源——作为生产对象——所在区位的影响，人们的选择余地不大。
从要素禀赋角度统计结果看，我国人力资本（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大专以上从业人员）的地区分布，北京、上海、天津的确是最具禀赋优势的。但是大量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却是在缺乏人力资本的沿海南部地区。我国劳动资源丰富，但无论从劳动力成本，还是劳动力素质考察，沿海南部地区都不是最具吸引力的。从劳动供求关系看，南方肯定比北方那些大量存在下岗、待业职工的地区更为紧张。但是恰恰是劳动要素并不比其他地区“丰裕”的南方，劳动密集型工业在集聚。唯一的解释就是该地区的市场环境适于厂商的生存，适于“资本”增值、“知本家”创业。
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绝大部分是摆脱了资源指向限制的加工工业，同时也是民间资本介入较早和较多的产业领域。这些行业在布局指向特征方面属于克鲁格曼所说的"footloses"行业。它们在地区间不存在市场制度环境差异的情况下，追求较大的市场需求所在的地区，以便在较小运输成本的条件下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而在空间上存在市场制度差异的情况下，它们首先寻求的是有利于“厂商生存”的环境。在我国恰恰是东南沿海地区最具备这样的环境。
统计分析表明，在我国现阶段，制度环境因素对于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制造业布局是最重要的区域因素，它决定着我国制造业优势区位的走向。
3.空间效率损失极大
如前所述，从地区优势条件看，我国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显著；从市场竞争结果看——各地区占有区际市场的优势产业、产品方向差异非常鲜明。但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对工业行业的参与却都非常广泛。
根据各地区参与200个中行业的统计，共获得5152个样本；其中盈利样本为3128个，亏损样本2024个；亏损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约为40%。常年的、大面积的行业性持续亏损决不是正常的。我们有些地区存在着大多数行业持续亏损的状况。
根据第二部分所论证的道路，我们并不能要求各地区仅从事具有比较优势（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行业。因为许多区位都可能存在小规模、但高效率地满足本地区一定需求比例的禀赋条件（如前述福建焦炭业的实例）。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只有千千万万理性厂商，凭它们谋取利润的动力和避免亏损的谨慎，才能恰当地把握好是否进入和生产的规模。
这里所要说的情况是，我们的地方政府通常是以“区域产业结构的安排、塑造、和调整”为己任的。它们利用国有资本“塑造”出了许多依据“理想创业标准”（具有高关联度、高收入弹性、高技术含量、动态比较利益）的项目和企业。而这些项目“投了产就亏损、甚至未投产就已经知道将亏损”的案例屡见不鲜。由于民间资本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除非是偶然的或暂时的亏损）一般都会主动退出；我们可以据以得出判断，各地区那些持续亏损的行业样本——至少主要是——来自国有资本的贡献。
目前的空间损失如此之大，也意味着改善空间经济效率的余地极大。如何实现这种改善呢？——地方政府应该立即停止“积极地通过增量投资调整区域竞争性产业结构”的努力，转为服从市场导向，“消极地”将国有资本从那些已经注定只会带来亏损的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给市场配置资源让出空间。
市场化及民间资本的发展会极大地改善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我国经济的空间组织效率。实践已经告诉我们，让民间资本代替我们的计划工作者寻找地区经济发展“增长点”，实在是惠而不费。理性的厂商凭借其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动力，会发现“计划者用放大镜也找不到”的发展机会和出乎计划者意料的产品方向，甚至是国有经济已经尝试，并已经宣告失败的产品方向。
用民间企业家的话说，“只要你给我（尝试）失败的机会……”
（执笔：程选、杨萍、刘立峰）
标签：比较优势论文; 资源禀赋论文; 区位商论文;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产品竞争力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