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户小额信贷的因素分析——以杨凌W镇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额论文,为例论文,农户论文,信贷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额信贷对农村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的解决贫困差异、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张成虎，杨智斌，2009)。对农村小额信贷的研究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快速增长势头，学术专著及硕博论文不断涌现。①研究的问题以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为主，同时兼具机制研究、地方性的实证研究及对小额信贷机构的专项研究(如利率、机构等)。但针对影响小额信贷因素的分析并不多。由于中国农村地区发展的复杂性与不平衡性，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可以照搬照用，这就要求有针对性地研究当地的具体经济环境和农户的生活生产情况，以此为依据来制定可行的信贷政策。这样才能够使小额信贷取得较好的成效。陕西省杨凌区W镇为小额信贷推广试点镇，小额信贷实施机构为杨凌农信社及分支机构。②本文以该镇农户为调查对象，尝试对小额信贷的影响因素及推广成果进行评价。
调查主要采用问卷形式，共发放100份问卷，回收84份，有效问卷80份。其中，67人听说过小额信贷，占83.8%，没听说过的11人，占13.8%，2人未填。62户想过申请小额贷款，占77.5%，14户没想过，占17.5%，4户没有选择。在过去两年内申请过小额信贷的农户有40户，占50%，没有申请过的37户，占46.3%，3户没填。从总体认知情况看，符合认知与行为规律。
在想申请小额信贷的主要原因中，35人单项选择“农业生产”为主要原因，占43.8%，27人单项选择“其他”，占33.8%，位于前两位，没有农户选择“看病”选项。对不想申请的原因考查中，由于原因分布很广，我们采用频率法。除去38份问卷空白之外，9个选项共出现72次。其中第三项(利息太高)与第四项(额度太低)出现频次最高(21，20)，第八项没有人选择，即“从其他途径可以获得贷款”，如表1所示。可见，农户对利息与额度最为关注，且成为不想申请小额信贷的主要障碍；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资金来源并未影响农户申请小额信贷的意愿，即不申请的原因与是否有其他来源无关。
同样利用频率描述方法后发现，农户使用的农村信用社的主要产品集中在存款、贷款两方面，“咨询”单独出现1次，与其他产品相伴出现6次，可见，农户与信贷机构间的信息流动不多，农户主动从金融机构获取信息的意识较薄弱，也反映有关信贷机构的营销意识与策略存在问题。
在对总体情况做了描述之后，我们对几项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个人资源禀赋的影响分析(文化程度、手艺、是否村干部、党员、社员)
由于个人资源禀赋对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本部分我们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考查文化程度、技艺占有、政治资源等对小额信贷行为的影响。
运用频率描述方法，我们发现，在80名被调查者中，有49人为初中文化，占到61.3%，其次为高中毕业(17人，占到21.3%)。根据变量的性质，我们选择Kendall的tau-b进行相关分析，检测“文化程度”变量与“是否申请过小额信贷”变量间的相关性。发现Sig(双侧)的值为0.587，远高于可接受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文化程度与小额信贷间没有显著对应关系。我们进一步检测“文化程度”与“是否听说过小额信贷”，两变量间的相关性，发现Sig(双侧)值为0.039<0.05，呈显著相关关系，tau-b系数为-0.222，即文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对小额信贷的接触与认识。
被调查者中，有55人具备手艺(木匠、建筑等)，占68.8%，有24人没有手艺，1人未填。由于“是否有手艺”变量与“是否申请过小额信贷”均为定类(名义)变量，我们采用相依系数以及φ系数(Phi and Cramer’V)值同时检测(表2)。可见，显著性水平远大于可接受水平，而利用两类检测的系数结果均小于0.1，说明两变量间相关性很小。是否有手艺不构成是否借贷的重要影响因素。再进行与“是否听说过小额信贷”变量(名义变量)的相关性检测。发现Sig.值为0.181(相依系数为0.151)，说明两变量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可见，是否具有手艺因素对农户接触与申请小额信贷没有大的影响。说明在W镇中可能存在金融排斥现象(Kempson & Waylay，1999)。
我们再对政治资源的影响加以考查，选取的指标为“是否村干部”、“是否党员”、“是否农信社社员”三变量，由于均为名义变量，我们仍然使用相依系数进行检测。Sig.值分别为0.523、0.751和0.586，所以，三变量与申请小额信贷与否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在与目标变量“是否听说过小额信贷”的考查中，发现“是否村干部”变量与目标变量间的Sig.值分别为0.078，在显著性水平为0.1时，可以认为两变量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即身为村干部，有助于接触到小额信贷(相依系数为0.197)。其他检测的Sig.值没有达到要求(分别为0.168、0.346)，即可以认为，在杨凌镇的农户中间，除了担任村干部外，其他两项政治资源对接触与申请小额信贷并没有大的影响，由此得出假设命题：农信社社员被赋予的信贷优先权没有落到实处。
二、家庭资源占有情况影响分析
“土地”、“耐用消费品价值”和“在政府或金融机构中的亲友人数”(以下简称“亲友人数”)三个变量代表着土地资源、现在的经济实力及可借助的政治与市场资源，所以，我们主要对三者进行考查。由于此三变量均为定距变量，“是否申请小额信贷”是名义变量，其相关性不能直观反映，我们以SPSS17.0软件包中的交叉表进行分析，根据变量性质，首先选择Eta值检测组间差异。Eta值分别为0.502、0.534和0.221，即因变量受到三者的影响所致方差的比例，可见，三者与因变量间形成的交叉组间有较大差异，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关系，对申请小额信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再以相关分析进一步检测，考虑到三个因变量及自变量亦可看作顺序变量，我们采用tau-b进行分析。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发现家庭中耐用消费品价值与申请小额信贷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呈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48)，即说明家庭中耐用消费品价值大的家庭在过去两年内申请小额信贷的比率较大。其他两变量没有显著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假设命题：1、无论耐用消费品是申请小额信贷的后果还是成因，它都体现了申请小额信贷的农户的一种消费趋势。2、土地面积的多少、在政府或金融机构的亲友人数与农户是否申请小额贷款没有显著联系，但两者的关联性不可否认(从Eta值得出)。
三、家庭总体收支情况影响分析
在对定距变量“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相关分析中(使用Pearson系数)，发现前两者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呈显著相关关系，Pearson系数为0.252。其他的相互之间都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对农户而言，农业收入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总收入水平。在年收入大于5万元的23家农户当中，有21家存在着非农业收入，占91.3%。在29家总收入小于3万元的农户当中(其中0.15、0.18、0.3、0.5、0.8万元的农户各1户)，有17家存在着非农业收入，占58.6%。说明对较高收入的农户而言，较普遍地存在着农业之外的其他收入，对低收入家庭而言，非农业收入也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又对40户申请贷款的农户进行统计，共有27户存在着非农业收入，占到67.5%。由此我们形成以下假设命题：1、收入较低层次的农户需要贷款来支撑，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非农经营相关联，这一情况加大了他们对小额信贷的关注，并促使他们申请贷款。③2、收入较高的农户基本都有非农经营，表明市场意识较强，这成为他们申请小额信贷的主要动因。
四、农户所处经济环境影响分析
因为杨凌地区农村的经济环境主要涉及种植等特色产业与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扶持，所以，我们选取“是否有特色产业”与“与农村信用社的距离”两变量来分析对农户信贷情况的影响。由于“是否有特色产业”为名义变量，我们采用相依系数进行检测，发现Sig.值为0.615(相依系数=0.058)，说明二者没有显著关系，且特色产业对是否申请小额信贷产生的影响力极小。与贷款机构的距离分布为：54户3公里以内，21户3-6公里，5户6-10公里，不存在10公里以上的。根据变量性质，我们采用Kendall的tau-b系数检测相关性。发现显著性水平为P=0.006<0.01，二者显著相关，tau-b系数为0.307。说明农户距离贷款机构越近，越倾向于申请贷款。由此我们形成以下假设命题：1、虽然特色产业并未对信贷情况产生明显影响，但按已有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必将推动农户的市场意识与信贷行为。2、在杨凌地区表现出的信贷行为与距贷款机构距离间的显著相关关系为农村信用社等专门服务于农户金融的机构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网点提供了有力依据。
我们检测了申请贷款与总收入、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间的相关关系，发现显著性水平均不符合要求。我们再对已经检测过的成显著关系的变量(耐用消费品价值与农信社的距离)进行相互间的相关检测，二者相互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以定距变量进行检测，P=0.281>0.1，Pearson系数-0.130)。由此我们排除二者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依“是否申请贷款”(取值为是或否)变量的性质，我们选择SPSS17.0软件包中的二元回归分析尝试解读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
以显著水平P=0.05为选入和剔除标准。假设yi是取值为0、1的因变量，i=1、2、3……k,yi=1表示农户申请过小额贷款,yi=0表示农户未申请过小额贷款。设y=1的概率为p，则y的分布函数为：
根据二分因变量的性质，可得出农户申请过小额信贷的概率：
在案例汇总处理中，缺乏案例11个，未选定案例为0；因变量的原数据编码为1和2，转化为统计分析编码0和1。在分类表中(表4)显示了在没自变量而只有常数项时，正确预测的百分率为50.7%。在单因变量分析中(表5)可见，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我们前面的考查相符。
在两个变量进入模型后，其总得分为9.035，自由度为2时的显著性水平为0.011，说明模型全局性检测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系数的全局性检测中，显著性水平相同，均为0.006，符合统计学意义要求。
在Hosmer and Lemeshow模型拟合优度检测中，显著性水平为0.834(卡方值为3.512)，表明预测概率获得的期望频数与观察频数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模型拟合较好。最终我们得到进入方程中的变量信息(表6)。
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距金融机构距离”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耐用消费品价值”变量失去统计学意义。家中耐用消费品价值低的农户相对于家中耐用消费品价值高的农户更不倾向于申请小额信贷(B=-0.202)，而距离金融机构近的农户比距离远的农户更倾向于申请贷款(B=1.002)。这与我们先前的分析相一致。
Exp(B)表示每个自变量对应的优势比OR，可见：耐用消费品价值低的农户申请贷款与不申请贷款的比率是耐用消费品价值高的农户申请贷款与不申请贷款比率的0.817倍，在95%的置信水平时的置信区间为[0.651，1.025]；距离金融机构近的农户申请贷款与不申请贷款的比率是距离金融机构远的农户申请贷款与不申请贷款比率的2.742倍，在95%的置信水平时的置信区间为[1.049，7.071]。一般方程为：
Logit(P)=-0.861-0.202×耐用消费品价值+1.002×距金融机构距离
可见，我们所使用的方程对原模型的代表性较好(拟合优度较好)，即这两个变量基本决定了申请小额信贷行为；“距金融机构的距离”变量在方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形成以下假设命题：1、作为小额信贷推广试点镇，W镇农户的生活(以自行车为主，交通不便)、生产情况(传统的农业经营理念为主，市场化观念多在较富裕农户中流行)决定了对他们申请贷款产生影响的特定因素；2、对杨凌农信社的发展与规划而言，应充分重视对农户的相关信息传递，健全服务网点建设。
由此，我们再从农户对小额信贷的接触情况进行分析，因变量选定为“是否听说过小额信贷”，根据我们前文进行的相关分析，进一步检测选取自变量。“是否村干部”变量在前文的分析中以显著水平取的0.1，在0.05水平下不显著，所以在此剔除。除了“文化程度”变量外(前文已经讨论)，“总收入”与“非农业收入”两变量也与因变量呈显著相关关系(P分别为0.005与0.006，tau-b系数0.279与0.321)，同时，两者之间也呈显著相关关系，为了排除共线性，我们取两者中与因变量相关系数更大者(0.321)进行保留，剔除“总收入”变量。最后，以“文化程度”和“非农业收入”两变量进入方程。但对单因变量分析时发现，各因子得分太低(1.820，0.133)，显著性水平无法达到要求(0.177，0.715，均远大于0.05)，无法构成总得分。因此，模型全局检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以这两个变量建立起的模型不能代表原模型表达的农户对小额信贷的真正接触信息(是否听说过)。这需要从W镇的具体情况再加以深入的研究。
五、结论
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信息流动不畅，农信社主动宣传不到位，同时农户主动获取贷款信息的意识不强。二是农户的手艺与当地的特色产业及小额信贷脱钩，没有真正发挥农村小额信贷扶农支农的作用。
依据分析，提出以下相关建议：1、信贷信息的不畅体现在诸多因素分析中，农信社的距离与是否申请信贷的紧密关系、文化程度与非农业收入与是否听说过小额信贷间的不显著关系都说明信息流动不畅成为了W镇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需要建设与提高信贷机构的营销意识，创新营销策略，积极开展主动营销，建立支农营销网络，加大信息传播力度，克服农户对小额信贷的接触与认知缺陷(颜廷军，杨旭光，2008)。2、W镇的农户手艺和当地特色产业与小额信贷间没有明显关系，说明农户的技能与当地产业没有得到小额信贷的有效支持。突破这一瓶颈，除了农信社加大宣传外，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激发农户的市场意识，让他们的专长与特色产业得到资金支持，获得更大的收益。反之，收益的增加又会提升他们的市场意识，进而提升信贷意识。特别要重视低收入农户的市场意识的培养与调动，给予他们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高收入农户的示范带头作用。因地制宜，最终突破金融排斥现象(何广文，1999)。3、虽然家庭资源占有情况显示，W镇中政治类资源在小额信贷中未产生明显影响，但也显示了农信社社员被赋予的信贷优先权没有落到实处，甚至与非社员一样，对信贷信息了解很少。赋予社员相应信息权与信贷优先权，并严格贯彻执行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这就需要从信贷机构内部加强有关建设。4、耐用消费品与农户信贷的显著关系说明，在W镇耐用消费品既代表了农户的“面子”(以购置耐用消费品为一种门面的象征)，也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农户的市场意识程度(利用贷款经营获得和催生的消费意识)。信贷机构可充分利用该信息，宣传小额信贷、调动农户积极性，有助于小额信贷功能的发挥与机构可持续发展。5、各个环节要都重视研究W镇的生活与生产情况，充分调研论证，多管齐下，突破影响农户生产经营的资金瓶颈，加快增收致富步伐。这急需小额信贷机构的制度创新及相应的绩效评价体系(李莉莉，2005)。
注释：
①据中国期刊网资料，2002年全年以“小额信贷”为题名的文章91条，无硕博论文；2003年117条，无硕博论文；2004年113条，5篇硕士论文，期刊与报纸质量有了大的提高；2005年136条，硕士博士论文各1篇；2006年354条；2007年461条，硕士博士论文分别为37篇和1篇；2008年509条，硕士博士论文分别为56篇和3篇；2009年472条，硕士博士论文分别为31篇和2篇。
②本文所调查数据没有涉及非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所以，对其他非盈利性小额信贷不加讨论。
③从数据中可知，这部分农户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有能力偿还，应在信贷机构风险接受范围之内。这决定了他们恰恰为国家社会保障资金与小额信贷共同作用的群体。由于本文只针对数据资料讨论W镇的信贷情况，所以，不做过多延展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