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农业与劳动投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约论文,投资分析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本质上要求不断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提高农业要素投入的素质，增加农业总产出和经济效益。有人认为，集约农业似乎就是不断提高技术构成，减少劳动及其他要素投入，增加产出的过程。然而，这种理解与中国农村的现实有较大的背离。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集约农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本质要求，遇到了现实社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强大阻力。因此，能否从理论上廓清集约农业与劳动投资的关系，并在农业生产领域内部大量地有效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是发展集约农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且可能成为农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农村社会和谐进步的突破口。
一、集约农业与劳动投入相关关系
何谓集约农业？集约农业实质上反映了劳动、资本、单位面积投入的比率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把劳动和资本分散地投入到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浅作，这种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就叫粗放农业；反之，如果把一定数量的劳动和资本集中地投入到较少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增加农产品总量的经营方式就是集约农业。
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投资总额中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可以有不同的构成。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改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用于农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相应地增加了资本和技术，即资本和技术替代了部分劳动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集约型农业；反之，如果在投资总额中，劳动要素投入比重大于资本要素，则称之为劳动集约型农业。
中国农业面临的现实是：土地要素相对紧缺，而且日趋减少；资本要素严重不足，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唯有劳动要素绝对富余。如果我们能走出一条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替代短缺的资本资源，缓解土地要素不足的矛盾，从而实现农业的集约化，那是最具现实意义的。
农业走劳动集约型经营的路子，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一些认识问题：其一，劳动集约型农业并不排斥资本和技术提高的因素。其二，劳动集约型农业既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要加大劳动投资，应该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加大劳动投资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农业生产中的日常劳动投入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断减少；而加大农业劳动投资则意味着在农业生产领域内部开辟新的生产岗位（比如产前服务、产后加工等），加大社会性、公益性、开发性、保护性的农业劳动投资，从而扩大劳动积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更雄厚的基础。其三，如果资源浪费严重，即使产出较高也不是集约农业，劳动力资源浪费本身就说明了农业集约化程度低，而且农业劳动力资源浪费会加倍影响资本资源的消耗。其四，农业集约化是个过程，不能仅仅用“集约度”去衡量。如果以集约度作为衡量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标准，那么，在单位面积上不断地追加劳动和资本就可以提高集约化程度，然而，当单位面积的总产出达到一定的程度，追加的投入所获得的收益呈递减趋势时，集约化就该止步了。这不符合农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必须赋予“农业集约化”新的内涵。
界定“集约农业”，应考虑下列因素：①资本及科学技术投入不断增长的因素。②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之发挥应有的效能，去替代稀缺的资本和较低的技术水平。③我国人均和劳均耕地状况。按1994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资料，1993年末，我国耕地14.2652亿亩，人口11.9517亿人，乡村劳动力4.4257亿人。这就是说，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2亩，乡村劳均耕地也只有3.22亩。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后，户均经营耕地（全国乡村22983.8万户）6.2亩。不论劳均耕地面积，还是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都有条件分散对每一块土地加大劳动投入，进行精耕细作，不一定限定“集中地投放到少量的土地上”。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投入物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剩余劳动力会不断扩大，应及时引导其转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⑤集约农业，是指大农业，包括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输、销售等等各个环节。总之，集约农业的概念，应有利于上述各因素均有效发挥作用。
二、制约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是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人们已达共识的问题。但是，究竟是什么要素投入不足，似乎心照不宣，“不足”就是指资本投入。其实，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改革前后农业要素投入变化情况，就会发现，许多要素投入并非不足，而且有过剩的情况，真正投入不足的恰恰是我国农村最富余的劳动力要素。
首先，我国在农业的机械装备和化肥施用方面，无论其绝对数还是增长比率的增长都较为迅速，其中尤以化肥突出。我们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化肥年鉴》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化肥施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氮肥施用量最高（1991/92平均每公顷100.5公斤）。是美国每公顷平均水平的3.24倍，磷肥施用量除日本外是最高的（1991/1992平均每公顷52.2公斤）。投入不足的是钾肥。而且我国相当部分农田的氮肥投入已经过剩，甚至产生了副作用。
其次，资金是我国工农业生产要素中最为紧缺的，然而，农业生产中的资金投入，其绝对数也呈增长趋势（见表1）。
表1 1979—1992年国家财政预算内直接支农增长指数
资料来源：孙潭镇等：《现代农村财政问题研究》。
表2 改革以来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1994年发展趋势》。
表2表明，尽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的下滑趋势仍未得到遏止，但其投入的绝对数一直增长较快，“八五”时期的5年累计投资额达825.3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25.3%，是改革以来最快的时期。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资金和农用生产资料投入都呈增长趋势。
然而，劳动要素的投入和利用却呈现出明显的下滑势头。由于衡量农村劳动力资源投入和利用所涉及的数据不能直接从统计资料上获得，因此，必须进行一些推算和处理才便于比较。①农村劳动力资源，应从农村劳动适龄人口（男16—60岁，女16—55岁）中扣除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加上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之外而实际上仍在参加农村社会劳动的人口。考虑计算的方便及现实农村的实际，我们以15—64岁年龄组的人口作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约总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这一年龄组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66.75%。②农村经济人口，就是从农村劳动力资源中扣除在籍学生和因其它原因未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我们按统计年鉴1993年平均每万人中的大、中学生数推算出其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为全国总人口的0.21%、4.54%；从事家务劳动而未参加农业劳动的忽略不计（其实难以分开）。③农村充分就业人数，直接用1993年乡村劳动力数折算。我们按春耕春种1个月，夏收0.5个月，秋收秋播1个月，田间管理及义务工1个月，并以国家统一规定的“双休日”及法定节日计算2.5个月休假。那么每个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和正常休息共占全年50%，我们以此作为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时间。按上述约定可推算出：1993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约6亿，能够从事农业劳动的约5.8亿，而充分就业的（包括已转移出来的1.2亿）仅约3.4亿，劳动力剩余包括隐蔽性剩余当在2.4—2.6亿之间。利用率只在56.7—58.6%之间，剩余率为45%左右。
由于农业劳动投入不足，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①劳动力本身资源浪费严重，而又加重了社会负担。人力资源不能库存，它不仅随年龄的老化而消失，而且在他们闲置不能创造价值时，仍要耗用大量生活、生产资料，加重了社会抚养重担。②人为地加大了社会转移剩余劳力的压力，加大了转移成本和代价。③制约其它农业要素的利用。有人测算，我国天然降水利用率不足10%，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不足40%，化肥的利用率在35%左右。这些都与劳动投入不足有密切的关系。④劳动力闲置，无事生非，诱发社会问题。总之，农业劳动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和稳定的焦点。
三、农业劳动投资效益和投资方向
分析农业劳动投资效益，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最主要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如前文所述，我国农地产出率并不低，但因劳动力基数大，若计算每一农业劳动力的农产品量、农业总产值量，社会总产值量、供养人口量等，总是在世界后列。这种状况短期内可能无多大改变，除非向非农领域大量转移劳动力。评价农业劳动投资效益的另一指标，就是用贡献份额理论模型，测度劳动投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测算农业产出增长中有多大比重来源于劳动要素投入。据测算，1979—1984年间，化肥的作用占到39%左右，动力贡献为14%左右，劳动力的贡献不到一个百分点；1985—1988年发生了变化，化肥和动力仍然是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劳力和播种面积的作用有所提高，但总的贡献份额仍不到5%；进入90年代各种现代投入物仍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为种植业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保障[①]。上述测算既反映了农业劳动投资不足，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农业劳动投资的潜力所在。
以上是从近期的经济效益进行的评价，从劳动投资的政治、社会效益来看，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虽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只要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①加大劳动投资，可以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劳动积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要对过度消耗的劳动积累进行补偿，要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要在仅有的土地上产出能够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口，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就必须以超出当代人“索取”的数量和速度进行劳动投资。②加大劳动投资，可以节省和替代资本，缓解农业其它要素投入不足的矛盾。从理论上看，增加劳动投入可以从智力和体力两个方面缓解资本不足的压力，增加劳动力数量可以替代设备的不足，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可以提高操作水平减少其它资源的消耗等等。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劳动力替代资本的工业化模式。有人曾测算出，1980年至1988年间，乡镇工业企业每增加1.22个岗位和2300元固定资产就增加1万元产值，而同期的国营工业企业增加1万元产值就必须增加1.08万元固定资产，并只能增加0.25个就业岗位，由此推算，乡镇工业企业等于用0.97个劳动力就可以替代8500元固定资产[②]。这表明，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有巨大的潜力。③加大劳动投资，可以减轻社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年龄人口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已达到7.5亿，据测算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约12亿，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非农领域转移是不现实的。乡镇企业的吸纳能力也很有限，其速度明显减缓。1983—1987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1262.4万人，而这4年中平均每年净增农业劳动力933.725万人，但1988—1989年，平均每年只吸纳258.9万人。这表明，乡镇企业也解决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这就是说，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既要多条腿走路，更必须以农业生产领域“内部消化”为主。④农村加大劳动投资，可以更多地创造财富，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通过引导农民精耕细作，节水节肥、积肥造肥，小修小改，蓄水保水，科学种田等，一方面改善生产条件，一方面提高产出，增加收入。把“消闲时光”用来创造财富，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于已于社会均是有益的。⑤加大劳动投资，可以减少和遏止农村社会问题，促进农村社区的稳定和繁荣。现时农村凡是劳动时间较紧，劳动强度较大的社区，社会问题总是小于其他地区。这种联系不一定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要看到，大量的“闲暇时间”确实为滋生社会问题提供了条件。
上述种种，既表明加大劳动投资可能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效益，也是我们提出加大劳动投资的内在根据和必然要求，同时也指明了农业劳动投资的方向。
第一，投入到农业的生产管理环节，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加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按1985—1991年的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生产能力，2000年粮食总产要达到5亿吨的水平，需要投入农业劳动力3.9828亿人。按播种面积，1991年粮食亩产只有258公斤，如果平均每亩提高产量50公斤，我们就可以在约16亿亩的耕地上生产6.1亿吨粮食，这又需要追加劳动力约0.876亿人，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就可以用现有的耕地养活15.25亿人口。如果全面提高每亩耕地农产品的产出，提高种植业的亩均产值，更需要大量地追加劳动力投资。一句话，在农业日常生产环节中，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有着极其广阔的前景。
第二，投入到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业总产值，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我国农业的产出效益，农产品产后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的效益更差。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无力对产前、产中、产后每一个环节全面精通和安排，他们确实需要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如果在农村社区，构造产前的供种、供药、供肥、科技咨询等服务，产中农田管理的指导，产后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输等服务的体系，既可以减少“中间商人”的盘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又可以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个方向也是有巨大潜力的。
第三，投入到农田水利及其它社会性、公益性、保护性、开发性的建设中。如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改造中低产田、修桥补路、清塘筑堰、疏浚渠道河流、开垦“四荒”、防洪筑坝、植树造林、治理沙漠等等。
注释：
[①] 参见《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5期第7—13页。
[②] 张留征等：《中国农村经济的未来格局》，中信出版社199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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