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人才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政策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7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日本、香港等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速出现衰退。新加坡虽然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健康的国内金融体制及高效廉洁的政府，但是，由于它的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与前述深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危机的持续与深化，其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衰退。为了摆脱1985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复苏经济的短期和长期措施。短期措施主要是通过限制和降低工资增长，降低公积金缴交率，降低土地、房屋的使用费用及税收等，减低营业成本，增强公司企业的出口竞争能力，使它们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长期措施是一方面调整产业发展结构，发展适合新加坡国情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电子业、信息技术业、电子商业、生命科学业，旅游业和金融业，使其成为新加坡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另一方面，是将新加坡建成一个国际人才都市，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以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新加坡政府为将新加坡建成国际人才都市，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是：
一、在基础教育方面，重视培养学生强烈的责任感，强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30多年来，新加坡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毕竟地域过于狭小，其未来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政治气候与欧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很多在欧美及澳大利亚留学的青年学生更希望在海外开拓事业，甚至一些享受政府奖学金在海外深造的青年在学成时也不愿意回国服务，移居外国的新加坡公民人数亦呈上升的趋势。向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对社会、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已成为教育必须完成的重要使命。教育部长张志贤准将曾指出：“如果学校培养出来的是对社会没有责任心或不忠于国家的投机取巧的骗子或自私自利的人，那么，教育又有什么用呢？教育必须向下一代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念”，“我们必须通过价值观念教育培养未来公民正直的性格，使他们对社会有所贡献。我们也必须培养年轻人对国家怀有深深的责任感，以便他们能在任何不利的环境中立场坚定并奋斗不止。”（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2月4日。）吴作栋总理也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教育必须不仅只使学生取得学术成就。从根本上说，教育要培养整个的人——他的道德观念、身体、社会和审美情趣”，“道德素质可以给人以‘脊梁’，增强社会的实力与活力，”王朝和民族的崩溃往往可以溯及社会道德的腐败。”（注：新加坡《新加坡公报》1998年3月）李光耀资政也指出：“我们可以为下一代提供人们所必需的、具有其他国家所不能提供的许多东西。我们住在提升过的住宅区的好房子中；我们有良好的学校、良好的保健设施，便利的公共交通，良好的环境和美好的未来。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物质条件，我们必须继续做好。要为我们的孩子做好的是，让他们接受教育，给他们以道德和精神基础，以便于他们知道怎样在世界上谋得生计，共同工作，共同奋斗并获得成功。”（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月5日。）1998年初，教育部颁布了“教育的预期结果”，列出了各级学生所必须具备的品行，以指导各级学校进行道德教育。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和运用对经济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要求国民具备较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成为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为了制定新的教育改革方案，新加坡政府组建了一个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教育部长、贸工部长、初等学院及私人部门共12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访问了英国、美国、瑞典和以色列的大学，考察它们接收大学新生的做法，制订了2002年大学入学新标准。新标准将更加着重学生的创新能力，让每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人都能获得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
为了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尽管新加坡的经济在危机期间出现了严重的衰退，但新加坡政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教育预算经费。1998年教育预算经费为57亿新元，比1997年多出30%，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3.6%。（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3月1日。）除教育预算经费外，政府还拨出大量额外的款项进行专项投资。1998年，政府拨出2900万新元作为奖学金和助学金，颁给成绩突出的或需要帮助的学生。（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1月10日。）教育部为“信息技术计划”拨出300万新元，用于购买计算机、软件及教师的培训。
第二，积极寻求与世界一流的大学合作。新加坡计划在近期内吸引10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到新加坡开办分校或与新加坡的大学合作，为当地大学生、研究生开设商业、工程管理、医学及应用服务方面的课程。1998年，法国的高等商业学校、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麻省理工学校等大学已与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的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一计划的实施，一方面，有助于迅速地提高本地大学的教育质量，为新加坡培训更出色、更适应国际环境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新加坡的大学在国际高等学校中的排名，使新加坡的大学颁发的文凭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可，从而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前去学习。这样，就像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那样，教育将成为新加坡的重要产业之一。
第三，提高教师的素质。新加坡政府通过提高教师的待遇等措施留住正在从教的优秀人才，同时将其他行业的人才，尤其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吸引到教师行列中来。1998年1月1日起，新聘用的拥有乙等以上荣誉学位的教师的起薪为2240新元，培训过的拥有乙等以上荣誉学位的教师的起薪为2480新元，相对以前的2320新元增长了160新元。（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月25日。）而1998年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水为2000新元，热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水也在2400新元左右。
为了鼓励教师提高自身的素质，教育部为选修业余课程的教师提供经济上的资助，并发给补贴。从教六年以上的教师可以申请在新加坡或海外的大学修读课程，在学习期间，教师可领取50%的薪水。（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月25日。）
二、加大技能培训力度，让工人掌握多种技能，使他们终身可被雇用
拥有世界一流的劳动力是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的重要条件。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吸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是，新加坡工人的技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新加坡工人的技术水平排在瑞士、日本、美国、荷兰、德国、瑞典和丹麦之后。名列世界第八。（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5月7日。）大约70万或43%的工人只有初等以上的教育水平。（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月16日。）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年以上、技能低下的工人在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剧增的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提升技能的重要性。调查表明，35岁以上的工人中只有38%的人认为技能再培训是“很重要的”，39%的人认为技能再培训“十分重要”。将近1/5或18%的人仍然认为技能再培训“不重要”。（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4月17日。）
鉴于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认为，营造一种“终身学习、终身可雇”的气氛是一件十分重要和极为紧迫的事情。因此，政府利用电视、报刊、网际网络等媒体介绍世界经济，尤其是科技发展动态，政府领导人多次发表讲话，敦促工人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副总理李显龙准将吁请工人重视技能培训，“不要认为你现在的工作可以长久地保住。要确保一旦情况恶化，你仍有技能找到新的工作”。（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4月4日。）人力部长李文献医生呼吁工人将“终身受雇”的观念转变为“终身可雇”。他说：“革新正在改变着市场并加剧了竞争的程度，即使古老的传统行业亦是如此。为了应付这种革新并充分发掘技术潜能，我们必须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4月9日。）人力部、教育部和贸工部成立了“人力21世纪委员会”。研究建立一套全国性的终身学习体制的方法。李文献在“人力21世纪”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种能给他们所从事的每一种工作及所在的机构增加价值的劳动力。这是终身可雇用概念的实质。我们要建立一种长期的人力机制，允许所有工人——从生产线上的工人到专业人员，从蓝领工人到高级经理都能学习技能，使我们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人才都市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月5日。）
在营造“终身学习，终身可雇”的气氛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继续教育的投入。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政府对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比较少。1996/97财政年度，通过技能发展基金拨给公司培训工人的资金才0.47亿新元。（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月17日。）而在新加坡受到危机的冲击、出现结构性失业后，政府拨款4.5亿新元，用于帮助公司提升工人的技能。在1998年“五一”节群众集会上，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文兴宣布成立一个总额100万新元的技能发展基金。吴作栋总理立即对此作出鼓舞人心的回应：政府将以1:3的比率拨款成立一个单独的教育和培训基金。（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5月2日。）职总决定将基金总额扩充至300万新元，政府将因此而拿出900万新元作为教育和培训基金。此外，政府还投资1550万新元建立了第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工人技能培训机构——红山技能发展中心。吴作栋、李显龙、杨荣文、李文献等政府领导人都表示政府将全力支持成年工人的继续教育。
公司的合作对于工人的技能再提升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营业成本相对较高，许多公司老板希望通过裁员的方式削减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职总为雇主培训工人提供补助，并劝他们在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裁退工人。雇主可以通过技能培训计划培训工人，让他们在被裁减之前掌握工作市场所需要的新的技能。培训费用的80%及工人受训期间工资的一部分（每小时约4新元）都由技能培训计划承担。这样，在一般情况下，公司并没有因培训工人而负担过重，雇主都较愿意留用并培训原有的工人，而不是裁退他们。（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6月5日。）
三、更加积极地吸引外国人才，促进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
经济的繁荣吸引着众多的外国人来新加坡工作。1997年，建筑业就吸收了外国劳工约45万人，外国劳工对新加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失业人数急剧上升，是继续使用外国劳工还是将他们辞退的问题，在新加坡引起了争论。许多新加坡人认为，外国劳工在新加坡得到优待，他们得用一切机会在新加坡工作而不愿把新加坡当作他们的家。因此，他们主张在工作保障低、劳动力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新加坡工人应该得到保护。在有工作机会时，新加坡人应优先获得录用。（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3月17日。）在信息反馈组第一次年会上，许多与会者请求政府限制外国劳工的流入，以免他们夺走新加坡人的饭碗，“使新加坡不稳定”。（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6月22日。）
与民众的主张相反，政府将新加坡对外国人开放视为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继续推行引进外国人才的政策。吴作栋总理在1997年国庆群众集会演说中说，吸引外国人才是其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9月6日。）在1998年国庆集会演说中，他又重申，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更加靠智慧、观念和意志去竞争。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成功，为新加坡人建设最美好的家园，我们必须从世界各地挑选最杰出的人才。“将外国人才赶走以保住新加坡人的工作的做法只会使我们的问题更糟糕”，“新加坡敬重那些对新加坡有所贡献的非本国公民。我们应该将他们纳入我们的社会，在他们获得这里的永久居住证并希望他们最终跨出心理上的最后一步，领取粉红色的身份证并让他们的儿女也这样做。因为我们在吸引外国人才、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国家作贡献的同时，新加坡还必须有一个紧密团结并忠于国家的核心居民。我们须将其他人才吸引在他们周围并建设我们的国家”。（注：吴作栋：《1998年国庆群众集会演说》，1998年版，第49～52页。）
吴作栋总理的主张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吸引外国人才更具有意义。新加坡必须主动积极地吸引外国人才，因为具有技能的人员世界各地都需要，并且流动性很大。将外国人才吸引进来，让新加坡人与他们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更多的新加坡人将成为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世界一流的工人。（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9月6日。）国防部政务部长林得恩认为，“外国人才会抢走本地人的工作”是公众心目中的错误观念之一。“事实恰恰与之相反，如果不在这里担任重要职位，其他工作也会失去。因此，外国人才增添了工作岗位而不是夺走了工作机会。如果我们不拥有这些人才，他们还会到其他国家与我们竞争。我们的损失将是双倍的——他们对新加坡的贡献及新加坡面对的更强的竞争。”原新闻及艺术部长、现任贸工部长杨荣文准将更主张新加坡应趁区域经济衰退之机，加速引进外国人才的步伐。“现在整个区域内很聪明能干、充满活力的企业人才陷入破产或失去工作的境地。我们应该选择性地鼓励其中一些人来到新加坡，以便在经济复苏之时，我们拥有大量企业家和外国人才将我们的经济带入下一个世纪。”（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9月6日。）
全国职工总会也赞同政府继续引进外国人才的政策。职总领导人沈汉通（译音Seng Hang Thong）对《星期日评论》的记者说：“职总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不赞同工作保护主义。我们已向工人们做出解释：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对他们自身的利益是有害的。在公司不得不裁员时，我们必须让经理有权决定谁去谁留。经理的决定必须遵循一条重要原则：哪些工人能挽救公司？如果新加坡人较好，那么他们留下，如果外国工人好一些，那么外国工人留下。无论在经济好的时候还是经济糟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外国人才为我们的经济增添价值。这反过来又会为我们自己的人民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新加坡政府继续吸引外国人才的政策得到雇主们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欢迎。因为新加坡人口较少，人才相对缺乏，如果不能引进外国人才，这些公司就无法实现其经营目标。
当然，新加坡政府在坚持吸引外国人才的政策时，也对有关引进外国劳工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外国劳工具备较高的素质。比如，为了提高建筑行业的竞争能力、扭转建筑业务增长的局面，国家发展局决定，从1998年8月1日起，带入外国工人的承包商必须保证至少20%的外国工人通过基本技能考试。一段时间后，所有外国劳工都必须通过基本技能考试。对于工人的素质超过某一标准的承包商，政府还将发给奖金以资鼓励。（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5月13日。）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外国劳工税，鼓励公司雇用熟练工人。1997年11月，人力部宣布建筑业、海运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熟练工人的劳工税从1998年4月1日起，由每月200新元降至100新元。（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5月18日。）1998年11月，人力部又决定从1999年1月1日起，熟练工人的外劳税由每月100新元降至每月30新元。（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1月25日。）与此相反，非熟练工人的劳工税不降反升。1998年4月1日起，女佣税每月增加15新元，至345新元，非熟练的外国建筑工人的劳工税增加30元，至每月470新元。（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0月19日。）
新加坡政府对获得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留资格的条例进行了修改。管理人员、投资者和专业技术人才比较容易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资格。鉴于新加坡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新加坡姑娘嫁给外国人，新加坡政府决定，自1999年1月2日开始，新加坡妇女可以为其外国丈夫获得永久居留权作担保，只要其家庭有能力供养自己。而在此以前，只允许新加坡男子为其外国妻子担保申请永久居留权。用吴作栋总理的话说：“如果新加坡姑娘的外国丈夫可以对新加坡有所贡献，或者妻子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足以养活她的外国丈夫，我们将欢迎她的丈夫，将他融入我们的社会之中。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外国丈夫拒之门外而同时失去新加坡的女儿”。（注：新加坡《海峡时报》1998年12月31日。）
四、培养本地的科技实业精英
“精英政治”使新加坡建立起高效廉洁的政府，创造了有利的企业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国的跨国公司来新加坡投资，从而使新加坡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
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新加坡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相对减小。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发达国家兴起企业合并的浪潮，各国都希望在“航空母舰”型企业的带动下保住本国市场，并进一步扩充在海外的经济空间。而新加坡却缺乏勇于进取、勇于冒险的企业家。因此，培养一支具有“永不服输精神”的科技企业家队伍对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已至关重要，为此，新加坡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首先，成立了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庆炎博士任主席的“科技企业家21世纪部长级会议，”研究获取本地和外国人才，获得资金和市场，更易于企业及创业者的回报等问题。政府希望改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教育观念，以免人们因怕失败而不敢创新，不敢冒险。
其次，推出“科技公司培养计划”。1998年9月初，杨荣文准将宣布，新加坡政府在未来3年内将投资1080万新元，帮助科技企业家设立自己的公司。国家科技局不仅为新公司提供85%的营运开支，并且委托经验丰富的科技企业经理为新公司提供管理服务。作为回报，新公司最多将30%的股份给予国家科技局。1998年12月，新加坡最著名的科技企业家沈望傅被任命为帮助政府培养科技企业家的私人机构的主席。科技公司培养计划的实施将有助于科技专家与有丰富商业经验的科技企业家的结合，为新加坡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家。
第三，制订必要的规章，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励顶尖的技术研究专家和企业家。比如，帮助高科技和高风险公司成为二级挂牌公司，以便它们筹集资金；帮助公司、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共同的研究和开发项目方面进行合作，必要时给予资金和其他形式的支持；鼓励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可以享有免税权，管理风险基金的公司可以申请先驱企业资格，享受让税的优惠；进一步修改破产法，鼓励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等等。
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营造有利于富有冒险创业精神的“企业或实业精英”成长的环境，使实业精英们能领导新加坡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较大成就。
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新加坡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所采取的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大量吸收外国人才，以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人才都市的政策将满足跨国公司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使其投资环境更具有吸引力，科技公司培养计划等措施的实行，也会有力地推动新加坡本地企业的发展。因此，新加坡将在经济增长方面有更佳的表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