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道德教育模式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教育是社会为使其成员接受并且遵循道德规范体系的要求， 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处世为人，而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其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的活动。道德教育是一种组织化、自觉度比较高的道德建设形式，在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处于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每个社会成员，而道德教育又是一种具有较少强制力的社会活动，因而道德教育的成果还取决于个体对道德教化的主观选择。因此，道德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考虑道德教育本身作为社会教育的特点，努力寻求建立科学、合理的道德教育模式。
道德教育模式是指社会按照一定的原则综合运用道德教育资源、渠道、方法和手段而形成的系统的道德教育机制。道德教育资源是社会实施道德教育的材料和养分；道德教育原则是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遵循的标尺和准则；道德教育渠道是开展道德教育的途径和舞台；而道德教育的方法与手段则是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德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原则、资源、渠道、方法和手段在道德教育实践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我们通过对建国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道德教育模式的比较，可以正确认识并把握道德教育过程中的规律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系统、科学的道德教育模式，促进我国道德建设的现代化。
一、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道德教育模式
建国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过程中，伴随经济和政权建设的进展，道德建设也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导下深入开展起来，全社会逐步确立起以“五爱”为目标的道德教育机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一度取得很大的成效。另一方面，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我国道德建设也经历了曲折，长期不变并趋向僵化的道德教育模式也积累了愈来愈多的缺陷和问题，严重影响了道德建设的成效和社会道德水平的稳步提高。在这里，我们把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道德建设阶段称为“传统”阶段，把在这一时期建立和成熟起来的道德教育模式称为“传统道德教育模式”。
（一）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的特色与成效
新中国的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是在批判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上，来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目标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新中国道德教育模式的先进性。建国后的道德教育模式，是在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的特色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
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国家和社会向来重视德育教化。建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型道德的过程中，由于道德建设的“破旧立新”性质，我们更加注重道德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德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和培养起一批专职德育工作队伍。
2.注重强调道德教育内容的先进性
由于新中国的道德建设是建立在社会制度变革基础上的，因而，在建设新道德和道德教育过程中，十分注重“破旧立新”，彻底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落后和资本主义道德的腐朽，强调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先进性。在道德教育中，重视向道德教育对象灌输社会主义的进步道德观，在全社会倡导和宣传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深入开展以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的道德教育活动。
3.大力推动“全民教育”
新中国的道德教育在注重教育内容的先进性的同时，也强调道德教育的“全民”性，即注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间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注意教育每一个人自觉培养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以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全面进步。“全民教育”将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道德教育机制之中，使道德教育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内，以保障道德教育的社会普遍成效。
4.“榜样塑造”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突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国的道德教育历来重视通过树立道德楷模形象、宣传先进人物事迹来引导全社会的道德进步。建国以来，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及其先进事迹长期在社会中流传，雷锋、欧阳海等人可谓家喻户晓，并感召了更多的社会成员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这对建设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的缺陷
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在试图建立比旧式道德更为进步、完善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理想带动下，我们在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方面产生了一些缺陷和不足，致使道德教育机制的灵活性与生动性受到很大制约和束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势下，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的弊病暴露得更加突出。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
1.道德教育的神圣化倾向
在“左”的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我们一度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现实条件和社会成员的认知觉悟水平，在强调道德教育内容先进性的原则下，往往“拔高”社会道德水准，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难以形成道德建设的切实成果。道德教育的“神圣化”倾向也造成我们片面重视崇高道德精神的塑造，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基本公德的陶冶。
2.道德教育的运动化倾向
道德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艺术”，它应注重教育方法和手段的细致、生动，努力寻求“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但在过去的道德教育实践中，由于我们过度强调道德教育的社会效应，把革命战争时期的某些经验不当地引入和平建设时期的道德教育中，形成了道德教育的“运动化”倾向和“口号”式的道德教育局面。毫无疑问，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人格精神的宣传，对于净化社会风气、培养一代新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只是运用“运动”式的教育方式也易产生负面影响，道德教育容易流于形式。
3.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倾向
在社会教化过程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通过适当的机制实现相互配合是自然的。但是，二者间在许多方面又有所区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道德实际上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附属物。一方面强调“阶级斗争觉悟”为最高道德标准；另一方面，道德问题又往往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用阶级斗争方式去加以解决，不能运用道德教育的特殊方法、途径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
4.道德教育资源开发的片面性
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开掘继承几千年传习下来的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割裂了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的联系，这就违背了道德建设和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的所谓“破四旧”运动中演变成某种程度的“无道德”与“非道德”的状态。而对资本主义道德的一概否定，对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之上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道德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不注重引用、借鉴国外道德教育模式中先进的方法和手段，也造成道德教育资源开发的片面性。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道德教育模式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必然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促动了中国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革新，人们的精神领域也随之出现一些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对于道德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道德教育模式的更新与转换成为改进和完善道德教育、推动道德建设的关键一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道德教育模式的更新与转换
1.重理道德教育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基本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道德教育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重视对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经过重理，确立起科学、合理的指导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道德建设正在走出道德至上的误区，确立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道德建设的基本方针。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199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都一再强调了这一点：“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一方面肯定以“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和“原则”；另一方面，又“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
2.综合开发新的道德教育资源
今天，当我们面临社会的巨大转变的时候，当然要培养、塑造新的道德意识，但也应该充分研究、分析我国古代伦理道德资源，积极继承和开掘其中的精华，以努力延续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风尚，实现传统道德资源的现代转化。应该说，作为一种德育方式，新版《三字经》的问世已经显示出我们对古代传统道德资源的重新重视和合理转化。同时，我们也逐步认识到，道德教育固然要受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因素的制约，但不同民族和国家间在道德建设的资源和方式、方法上又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我们同样需要积极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吸收他国道德建设的普遍性经验和资源，积极借鉴外国包括西方国家道德教育的先进经验和资源，来推动我们自己的道德建设。
3.注重更新道德教育方法和手段
道德教育方法得当与否是影响道德教育效果的重要环节。优质的道德教育资源只有与合理的道德教育方法、手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最终促成道德教育成效的提高。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道德教育的手段需要实现多样化、情趣化和现代化。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中，我们开始注意发挥大众传媒和计算机网络在道德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一则语言生动、情景交融的公益广告，一次鞭辟入里的新闻曝光，在不知不觉中可能正在传递着激发人们真善美的信息，感染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当我们把道德教育有机地融于人们的真实、平凡的生活之中，我们会发现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如此丰富、多样。
4.积极拓展道德教育空间
在破除了过去陈旧的观念之后，我们意识到道德教育本身存在一定的层次性。从道德教育对象成长的阶段可以划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道德教育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社会公德教育和美德教育等等。过去，我们对道德教育的层次性认识不足，集中表现为学校教育比较发达，社会成人道德教育相对薄弱；充分倡导美德教育，忽视普遍的公德教育；没有形成合理且具有特色的职业道德教育机制。在新时期的道德教育中，我们充分认识到道德教育的层次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夯实道德教育的“支撑点”开始，逐步提高道德教育的尺度。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把我国道德教育的“支撑点”定位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这两个方面，努力使各个行业的社会成员都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二）新时期道德教育模式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进而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变并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变化。在我们的道德教育模式向现代化转变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对“两手抓”的认识没有完全到位，对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没有真正解决。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10年后的事实已经表明，这种在思想上的不重视已经产生了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障碍。
1.道德价值取向多元化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思想观念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首先，由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仍处于发轫期，因此人们的思想上存在着“价值真空”，如一些学者所呼吁的人文精神迷失的问题。其次，市场的多元化性质使得思想的多元、价值观念的驳杂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各种思潮交叉互动，加之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涌入，使得当前的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复杂。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道德和道德教育理论也出现多元化倾向。例如80年代末出现的“全盘西化论”思潮，要由“海洋文明”来否定“黄土文明”；新儒学为了抵制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提出“恢复传统”的口号，叹息“世风日下”，似有“非古不取”之势。在这种情势下，旧的道德观念在不少方面同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丧失了原有的感召力和约束力；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未深入人心，在群众中扎根，以致出现了道德“空档”或多种道德观念并存的局面。人们或无所适从，或各行其是，一部分人则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践踏道德。
道德价值取向的紊乱和各种道德观念冲突，使得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者对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准备不足，缺乏思想上、理论上、物质上的准备，在道德教育活动中认识不一，力度不够，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
2.“道德生态环境”恶化
“道德生态环境”是指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即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子系统对道德教育的影响。由于对道德建设重视不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生态环境”恶化。昔日在团体内部曾经起过作用的道德化批评、在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的道德劝诫也削弱了。在人的评价标准上，重能力、轻道德取代了“德才兼备”。人们道德认知出现茫然、无序和困惑。最为严重的是人们自律精神的弱化。不道德的行为伴生着缺乏羞耻的心态，势必为不道德的风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过去的腐败还限于个人的偷偷摸摸，而今天的腐败者却堂而皇之寻找借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成为部分人的人生信条，甚至出现腐败者暴露后，高呼这是“灰色收入”，让世人目瞪口呆。厚颜无耻在他们眼里再也不是受鄙视的人格，自尊自爱倒成了多此一举。
对于当前中国的道德建设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设计和构建一套“合理的”或“合乎理性的”道德规范体系输入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也不能够单从一种理想的或理论上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引申出一套道德原则，而是应当首先考察分析我国当前社会道德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究竟具有何种特征，存在着什么问题，以及它对我国的社会道德产生和正在产生着何种影响。要解决道德建设问题，最根本的是必须解决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改善“道德生态环境”。
3.道德控制手段弱化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规范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道德建设过程中，道德控制手段的强弱是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而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效用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现象之强弱和道德约束力之大小的一个外显因素。但从目前我们道德教育系统来看，规范、监督、保障手段没有形成合理、科学的体系，道德控制手段弱化，道德教育效果不容乐观。
首先是社会导向莫衷一是，舆论监督软弱无力。这不仅仅是指广播、电视和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对道德思想、道德现象的宣传不力，宣传中出现了非道德化和不切实际等。其次，在实践贯彻中也缺乏力度，例如对待见义勇为行为，虽然有的地方设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但在处理因见义勇为而造成伤亡等问题时缺乏法制化、规范化的保障机制。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它还缺乏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法规才能对社会某些不道德现象进行必要的约束。而我们在这方面的道德控制手段和机制也相当薄弱。
加强道德建设，形成、巩固并发展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一切文明国家中，社会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内容，大都被纳入到了社会的法律体系之中，成为法律的规则而受到社会的尊奉。西方社会在其道德建设中具有许多成功经验，其中一条便是道德行为的法规化。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法制的完善程度和社会道德的状况往往成正比。法制越是完善，社会道德状况便越好；法制越是薄弱，社会道德状况则越差。
总之，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道德教育模式的比较，我们可以比较科学地评价从建国以来到现在，我们在道德教育、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方面的成败得失，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以便努力构建现代化的道德教育模式，大力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