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科学思想研究之二——教育、文化与科学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之二论文,文化与论文,思想论文,杨振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杨振宁的整体科学思想中、教育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教育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在半个多世纪的读书教学与科学创造的生涯中，他通过对中西方两种文化的领悟与反思，对中美两种教育制度的观察与比较，以及对两种文化影响下的科学创造活动的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对中国目前的教育与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有现实意义的观点。本文就杨振宁的科学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教育思想 文化 科学创造
一、培养“开拓型”人才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愈来愈显示出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和宗旨能对社会进步起到最大的促进作用呢？这是教育思想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中外教育史上。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政体等的不同，人们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因此，许多学者、教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在杨振宁看来，教育必须面向社会，它的成功在于使每一个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得到最充分的开发。为此，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求学目的，不应只是求学问，而应该培养有知识，能独立思考的人。
杨振宁认为，这种求学目的是由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决定的。在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里，学生的求学必须兼顾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外在因素，主要指国家的需求和学校的条件；一是内在因素，主要指学生本人的兴趣和才能。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目前在学校和社会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念，造成许多学生从小只知道读书、念，最终目标就是做学问、做研究……。”〔1〕这样， 培养出来的学生“读书型”的居多，而有动力、有知识、独立思考能力强的“开拓型”人才少。这很不利于“鼓励学生向科学技术和工业农业生产最活跃的领域去发展。”
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教育的最终目的要使受教育者能为社会进步更好地服务。根据过去10多年对中国高考情况的了解，杨振宁多次指出存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国家最需要的专业，如农、林、牧、地质、化工等方面的考生人数少，其中学习优秀的学生人数更少。最优秀的学生大都集中在理论性很强，但并不是国家目前最需要的几个基础专业之内。杨振宁说，这种现象是他不能理解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中国的农业还非常落后，从事农业方面的科技人才也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他以美国的农业发展道路为例指出：“美国是农业发达的国家，成功的经验中有一条是，美国在100多年以前， 设立了所谓‘有土地的州立大学’。这个教育体制的基本目的是，给所在州的农业做出贡献。这样做的结果，使美国的农业大大发展了。现在中国年轻人对学农不发生兴趣，怕将来到农村去，把农村工作看作是很苦的，没有出路的。假如真是这个原因，我想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所能解决的。”〔2〕同样，在地质、化工方面， 中国是很落后，但也是很有前途的。“中国的石油工业很快变得非常重要，这里需要大量的化工方面的人才。”杨振宁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作认真的讨论，因为它和全社会对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关，如果解决不好，中国整个现代化要搞上去是有“严重困难的”。
与中国比较，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这个州目前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州。100多年前， 加州仍是蛮荒地带，气候很干燥，可是，那时的州民、州长、州议会非常有远见，他们提出农业科学化，而且把这个任务交给学校。加州大学是美国推广农业最有成效的大学，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农业的人才，他们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推动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刺激农业加速发展。有了农业基础，工业也很快起飞了，从而在短时期内，把整个加州改变了。杨振宁认为，美国人能够成功，是和全社会的教育观念有关，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他们强调教育要为经济服务，在经济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在谈到他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工作时说：我们的“长远蓝图确定向技术物理发展，对纯粹的物理不削弱，但为适应美国工业发展需要，就必须向技术物理发展。”〔3 〕美国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始终结合的比较好，学校让学生知道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学生本人又在哪方面有可能做出最好的贡献。学校的招生，专业的设置与结构充分体现社会的需要。
从学生求学的内在因素来看，好的教育目标要能使学生的个性和才能得以充分的开发和完善。根据对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教育与美国的教育比较，杨振宁指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其教育倾向于鼓励学生读死书，而忽视学生个性的发展，这种教育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因为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有较好的基础，但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的意识，而后者正是现代社会更需要的。对于天才学生来说，这种教育体制更为有害。因为一些天才人物在个性方面是很特别的，他们有的在儿童少年时代表现很一般，“如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伟人，他们在早年都是众所周知的平庸人物，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中学一级的考试。在中国，这样的学生不能被当作优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并在政府部门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只有那些考试及格的人才允许进入高级的学校学习。因此这种教育体制虽然能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却失去了我们的爱因斯坦。”〔4〕因此，杨振宁强调， 一个国家的教育目的要十分注意受教育者个性的发展。学校、家长及社会不能使学生只知念书，而要同时注重其他方面的发展，从而适应社会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最迫切的事情是发展经济，因此，在教育目的上，要重点考虑现阶段经济建设和发展。“这并不是要每个人都去赚钱，而是说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搞上去。”〔5〕杨振宁说， 中国提出“2000年把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是一个很明智的口号。”每个方面都应尽可能配合这个目标，教育发展先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教育目的更应适合“翻两番”的目标。因此，教育要面向社会，要使每一个受教育者成为有知识、有动力且能独立思考的“开拓型”人才。
二、中、美教育文化的差异与教育方法比较
中国和美国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科技传统，因而两者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也不相同，在许多方面甚至完全相反。杨振宁很幸运地汲取了两者中最优秀的部分，并根据自身的经历，对两种教育文化的差异与教育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他们并无优劣之分，应互相借鉴、互相补充。
第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时代的正规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按部就班的教育方式，提倡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老师循循善诱，学生亦步亦趋。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积累知识，打下扎实的根基，并培养成一种态度严谨、逻辑性强的工作方式。杨振宁本人深受这种教育的影响，西南联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发现，这个物理学“圣地”所提供的那么多课程中，他没有学过的、不知道的很少。事实上，他后来在物理学许多领域做出的重要工作，都可以直接地追溯到在西南联大时学到的知识。但是，这种教育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它“过多地强调引导和启发学生，你一本接一本地读书，却让迷障遮住了双眼。你不想探究其他事物，也没有人告诉你要深入思考。然而事情往往是这样，如果你有宽广的知识、广泛涉猎，你就会抓住事物的本质，很多工作中都有这样的例子，但按照死啃书本的学习方法，结果只能是学生学完这一步后还希望有人会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办。”〔6〕这样的方法，学生只知念死书、 全盘接收所学的知识，最终走到一个越来越窄的道路上去。更为重要的是，在进入研究阶段后，往往缺少探索的意识，因为他们在潜意识中总是受到某种限制，无法成就富有想象力的飞跃。
美国教育制度倡导自由式的教育方法，其特点是：“学生常常是乱七八糟之中把知识学了进去，你只要稍微与他们交谈一下就会发现，许多很优秀的学生，其知识体系中的漏洞是非常之多的，而且正确和谬误常常纠缠在一起。”〔7 〕虽然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对所学的内容往往还不太清楚，然而就在这种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一种体会式的学习方法。与中国的按部就班的学习方法比较，杨振宁将之称为“渗透式”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通常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意识，他们易于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能在混乱的思维中孕育出真理，并且在从学习阶段转入研究阶段时，他们能很快达到科学的前沿。但是，这些学生的基础一般比较差，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与受中国式教育出来的人处于同一环境，他们明显的后劲不足。
第二，中国传统教育要求学生谦虚向上，倡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的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哲学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孩子要是不懂装懂的话，是会挨骂的。这种教育的优点是使人更扎实，你不了解情况就免开尊口。但是其缺点是使人变得谨小慎微，你如果不甚精通某事，你会设身处地去推断，因为你不愿意处于令人不快的一知半解状态。”〔9 〕这种现象在中国留学生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杨振宁根据过去和中国大陆、台湾在美国留学生的接触，发现他们一般不愿去参加大学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讨论会，问其原因，这些学生回答和他们所学专业无关，去了也听不懂，怕出笑话。杨振宁认为这正是受上述哲学影响的结果。事实上，参加这些讨论会是增长知识、才智，尽快达到科学前沿、特别是易出成果的边缘学科前沿的捷径。“虽然多数情况下你并不知道讨论的内容，但不必担心。我也常去参加讨论会，也不懂在讨论什么，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当你再去时，会发现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中国留学生很少这样做，他们不想将自己还是一知半解的东西与其他东西混淆。但在前沿研究中，你经常处于半知半不知的状态中。”〔9〕
美国的教育方式与此相反。杨振宁到美国后师从泰勒。泰勒的指导方法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杨振宁汲取美国教育中的最优秀部分和泰勒有密切的关系。杨振宁指出，人总有许许多多想法，也许一天有十个，而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但如果只有这半个是正确的，也足够了。因为你每天实际上会有很多想法。此外，你也不要害怕讨论它们，这正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观念相反。“泰勒抓住每个人的想法时都会说：“‘瞧，多妙的主意，我们来讨论一下’。这对我影响很深，这完全是一种新的教育方法。”〔10〕到了芝加哥大学，虽然杨振宁没有学过的课程很少，但是，他却学到了在中国传统教育下学不到的东西。因为芝加哥大学所强调的并非书本上所写就的，而是实际的、新发现的物理现象，以及如何去理解它们。“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现象，按照已知的原理，它们能被理解呢？或者说，我们应该发现新的原理去理解它们。这种对新获取的实际知识与原有物理学的融通，就是一种学习，或奋斗。这正是我在中国没有学过的，它激励我去思索前人还没发现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学习指定的读物。”〔11〕
第三，中国教育传统比较注重于理论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重视培养从理论发展到理论的演绎式的思维方法，但是比较轻视动手和实验能力的培养，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有关。杨振宁曾以中国物理学的教学为例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念物理的养成了念死书的习惯。其原因不仅在学校，整个社会环境、家长的态度、报纸的宣传部一贯向这个方向引导。其结果是培养了许多非常努力，演绎能力强、理论知识扎实的人才，可是他们的知识是片面的，而且倾向于向死的方向走，等到搞研究工作时，结果造成了方向性的错误，产生了不好的心理后果。杨振宁多次强调，这种现象急需改变，因为科学百分之九十五是实验、现象。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思维能力强，且习惯于从理论到理论，这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多数是形式化的东西。在中国目前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这样的人才并不是最需要的。因此，整个教育要从过份侧重培养学生的理论和抽象思维力转向侧重于动手和实验能力，至少两方面的能力能平衡发展。
美国是一个实业家国家，整个社会对于有实干能力的人比较信赖，认为这样的人才是社会的中坚分子。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美国教育传统注重于发展学生的动手和实验能力，注重于培养学生从现象、实验发展到理论、规律的能力。这种传统训练出来的学生，理论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较之中国学生差一些，但是其优点是和实际比较接近，和科学发现的真实过程比较接近。因此，学生对于所学东西不能全盘汲取，分不清主次，他们对于学科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够较好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四，中国传统教育要学生虚心向“先贤”、老师和书本学习，学生从小就被训练得习惯于听从教师和父辈的教诲。杨振宁认为，这种方式下培养出的学生通常训练有素、守规矩，进取心强，且学习成绩极佳。许多学问是集腋成裘的，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可以砌一个大房子。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学生太胆怯，在老师、权威、书本面前，不敢提出挑战。他们习惯于接受已设定的问题，以拥有知识而自豪，而不习惯于怀疑和考证，更难以自觉地发现问题。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常常会说：“我必须遵从这些已设定的规则”。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他们的手脚，使他们缺少翱翔于陈规旧律之外的个性精神和创造性的勇气，难以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美国教育完全不同，它鼓励学生自由发展，注意他们个性的培养。杨振宁在讨论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时说：“我发现在我的孩子（出生在美国）还小的时候，我常对他们说：‘也许你应该去干这件事。’他们说：‘不，我不想去干。’‘为什么？’‘没意思。’有些事没意思，所以我不想去干，这样的概念在东方的孩子身上是不存在的。”〔12〕在美国社会中，孩子从小起被告知，“你该自己去干，出去自己干。”他可能被告知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但必须依靠自己获得成就，没有人帮助他。在学校，老师则鼓励学生提问，鼓励学生向最了不起的权威提出怀疑。“学生在学习中注重发展学科中的合理内核，通过判断把学科的价值观念发展出来，把过时的或走到顶峰的那部分弃掉。他们热衷于吸收各学科的成就，热衷于辩论，使自己混乱的知识体系迅速地在辩论中剔除糟粕和谬误，从而获得迅速的进步。”〔13〕在美国自由式教育制度下，学生敢于怀疑、敢于创新，他们从不满足于现状，“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专门爱想新东西，而且所想的新东西往往是和实验及实际现象比较接近的东西。”〔14〕美国学生的这种精神正是现代科学所需要的，因为整个科学已进入向所有权威、向所有理论、向未知挑战的时代。但是，这种教育也有根本的弊端，主要是这种制度下虽然培养出了足够多的杰出人才，普遍教育却呈下降趋势。在美国，最近几年的研究资料表明，一般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整体教育水准正在下降。为此，杨振宁建议“需要对美国教育的地位问题，这不仅指学校教育，而且是从婴幼儿开始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教育，进行广泛的社会讨论。”〔15〕
以上讨论仅仅是中、美两种教育文化与方法的几个不同侧面，但是清楚地表明了两种教育的差异。杨振宁认为，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教育及教育制度本身，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很有意义的分析。从两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上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具有稳定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许多持久、严厉的清规戒律，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有着年轻的文化，依然存在着西方的开放精神。从文化角度讲，在中国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中，实际上没有个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性的任何地位，反之特别强调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在中国，你会认为，在最后的分析中，重要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这一基本的价值判断贯穿了一切。”〔16〕美国文化中，“个人至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在美国的成长过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它几乎是行为准则之一。杨振宁举例说：“当我来到美国后，我的几个美国研究生朋友说，他们的父母不同意他们进研究生院。为什么？因为一个年轻人必须外出挣钱。这使我很惊讶。这是非常实际的个人至上的哲学，这种哲学在美国流行了很长时间。”〔17〕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讲，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家庭观念都对人们有极大的束缚力量，总体讲起来中国的“约束人的制度”是中国传统的一大特点。他以家族观念为例说：“这个家庭观念事实上也就是约束一个人到一个固定的系统里去，这个系统是家族系统。进这个系统里去有很多好处，因为它给人以安全感。事业上不成功的话，还有碗饭吃。如果一个人要自己走出去，去闯天下的话，当然有不安全的地方。传统的中国把每一个人都放在这个家族的制度里，这正是约束个人的一个表现。”〔18〕美国人则非常不同，他们追求约束以外的个人解放，家庭观念淡薄，突出个人的地位和作用。
可见，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以及生活等各个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不同反映在教育与教育文化上，就形成了上面讨论的差异。那么，哪一种教育更为优势呢？杨振宁认为，两者各有所长，并无优劣之分，一方的优势往往是另一方的劣势，反之亦然。若能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教育思想与方法上将是一个突破，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有重要的意义。
三、教育改革要全方位创新
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随着全社会的不断进步，又需要教育对自身的机制、结构等进行改革，以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新阶段提出的要求。目前，教育改革已成为世界教育的共同潮流。杨振宁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改革开放之中，教育改革更是势在必行。
如何改革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一件复杂困难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成功则是一场革命。按照杨振宁的观点，教育改革首先在于观念的更新。这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受教育的人为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所影响。他们“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和怎样的发展趋势，不是他们单方面的事，而是整个国家都应注意的事。”因此，教育观念的更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从70年代初起，杨振宁每次回国都对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重点考察和了解，并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许多是建设性的设想，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要明确教育改革的目标。高、中等教育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培养经济建设的急需人才；一是培养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层次尖端人才。在杨振宁看来，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完成这两个任务方面都有不足之处。因为从高校的专业设置、课程选择、教育队伍的结构等来看，主要鼓励学生向专的方向发展。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难以衔接，成为毕业后很多人专业不对口的原因之一。从培养科学技术的尖端人才来看，知识面及太窄、太专也难适应高科技的发展。杨振宁认为，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太落后，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下一代人甚至更下一代人还会有太多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国家，教育目标要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培养的人才要和经济建设相适应。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削弱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尖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国防工业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建设领域。但是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进行理论研究的人太多、太集中，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方面的人才在于精，而不在于多。为此，他主张高等教育在保证尖端科技人才的情况下，把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放在第一位。在一次与中国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的座谈会上，杨振宁指出：“在座的都是研究生，这表示你们书念得很好。如果你念得很开朗，你不妨想一想前面我说过的问题。如果你念得相当苦——中国过去常说苦学，我是不赞成的——就不妨想一想是不是做别的事对你本人和社会都好些。比如你到一个小工厂去。由于你有初步的物理知识，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加上你对世界的了解较多，你也许在那里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有这样条件的话，一味苦念物理不一定是最好的出路。”〔19〕
其次，要改革中国现行的考试制度。目前的考试制度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弊端：一是以“分数论英雄”，由于分数的高低与学生日后的前程密切有关，学生为了追求高分数而长期囿于书本，从而造成了所培养的人才普遍缺少知识创新意识和精神的现象，更可怕的是压抑了一些特殊人才的出现，因为很多第一流的人才，他们很能动脑筋，却不善于考试。这种考试制度，虽然能为群众提供受更好的教育的机会，却失去了我们的爱因斯坦。另外一个弊端是这种考试制度似乎要强调这样的准则，这样的准则是歧视那些特别擅长动手的人，而那些懂得怎样动手的人恰恰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人才。1985年经杨振宁建议，由香港实业家刘永龄出资，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设立“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其目的是促使会动手，有创造能力的青少年脱颖而出。当年在上海获“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一等奖的为一名高中生叫张今。张今十分聪敏且有极强的创造力，他设计的“多层吸收太阳能热水器”构思巧妙，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其改进型参加了“全国发明展览会。”由于他占用较多的时间搞发明创造，在1987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时，以12分之差，名落孙山。这件事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他的高考落第给人们留下了一连串的启示。虽然这只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但是它表明了中国的教育方针，中国的考试制度支持的是什么，鼓励的是什么，究竟是要培养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还是要培养象张今那样有所作为的人才？（后来，张今被上海大学工学院破格录取。）由此可见，必须对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怎么改？因为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考试制度”，所以要从观念上进行更新，原则上要让那些“能做事又能立业的人才”接受更多的教育。
再次，要变专才教育为通才教育。杨振宁认为，数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形成的格局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专门人才，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今天拥有雄厚的科技力量。但是，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仍沿用过去那种“宝塔尖”式的教育结构、和社会没有直接联系是不可取的。因为在现代技术革命的社会中，技术转换的周期愈来愈短，如果高等院校仍然采用“宝塔尖”式的专业结构，训练出来的人，过了几年就不能适应技术更新的需要。从科学技术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事业，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奇的进步，并且还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开拓新领域。因此，没有一个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什么都懂，“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你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你可以说，我要倾全力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因为想要什么都懂是不可能的，想要什么都懂是浪费时间，但你也可能持另一种不同的看法，说我要扩大知识面，有广泛的兴趣。我认为后者一般来说更容易成功。这当然只是一个一般的建议，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人来说，这个建议也许不恰当。但我想强调，正是因为科学朝着许多方向发展，那些被忽视的科学领域很可能属于边缘学科，而且也许最终会成为最重要的发展领域。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对几个科学领域感兴趣，那么他以后就会更有发展前途。CAT扫描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位理论物理学教授不仅对物理感兴趣，对计算机技术也感兴趣，他还对医学感兴趣，因此他就产生了那种设想。一旦这种想法产生了，我想大家都会说自己太笨了，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过。但是，他之所以有这种设想并不一定是他比别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比别人的知识面广，他通晓几种学科，因此当所学的东西成熟时，就会正确地利用它们。”〔20〕从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来看，显然不利于这样的“通才”的成长。因此，杨振宁强调，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要走培养“通才”的道路，这不是说不重视专业的训练，而是在“通才”的基础上发展专业，这既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
又次，要改革高等院校的人才流动与使用制度。人才流动少而困难是杨振宁多次提到过的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过去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人才不流动。”〔21〕虽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高校与科研机构人才流动有很大变化，但是合理的流动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流动速度远远没有达到西方、日本，甚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程度。为什么要重视人才流动呢？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与保守的观念使得中国把很大一部分优秀的科技人才集中在高等院校，院校之间各自为阵、自我封闭，长期以来形成人才结构畸形，如近亲繁殖等现象。其结果是导致研究方向单一，研究方法、手段落后，消息团塞，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即使有很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也不突出，尖端成果更是少而又少。人才不流动还出现在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社会之间，研究机构的人员不了解工厂、企业的发展需要，许多过剩的人员宁被搁置起来，也到不了企业。反而企业的科技人员知识陈旧、理论水平偏低。当然，人才流动困难除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有很深的背景，杨振宁曾以各种形式提出建议，呼吁政府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解决人才流动问题。
在高校科技人才使用上，杨振宁认为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过份重视资历深的老学者而忽视年轻人。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中国对于资历比较深的研究人员和教授，相对地讲，给了非常重的责任和非常高的荣誉，而对年轻人的意见不太重视。”〔22〕但是，“……每一个学科里，最生气蓬勃、能够决定学科前途的方向的，是年轻人。”〔23〕以国际最高科学奖——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为例，不管他们获奖年龄多大，他们做出获奖的成果时，绝大多数人都在中青年时代。因此，在国外发达国家对青年科学家是非常重视的，重要的科学决策，青年人的意见占相当的比例。杨振宁在介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研基金分配方式时指出，科学基金会每年要把8、9亿美元的经费分给各个主要大学里的主要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每年要写一个申请到基金会，说明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设备，在做什么研究工作，需要多少经费。基金会就把申请书寄到研究类似项目的地方让他们审查。这个审查，并不因为这个申请书是某个著名权威写的，他已经是五、六十岁，就不必审查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把申请书送给很多年青人去审查，其中有的20多岁、有的30多岁，并且，年轻人的比例大于年龄大的人。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几乎不可想像，其原因自然和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形成的固有观念有关，也和目前的科技、教育体制有关。但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科学管理、人们的观念一定要与之相适应，否则就会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此，杨振宁建议，年轻人的意见一定要被重视，他们也应当有相应的地位和荣誉。
最后，应做好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中国派遣留学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这是“一个明智、有深远影响的政策。”〔24〕因为它“会给中国带来新的观念、新的看法，这是有非常深远影响的。留学生政策不仅是带来你想看到的科研成果，还有一个了解西方科技发展的作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开放政策是对的。”〔25〕对于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方向问题，杨振宁提出一个原则，即要注重选择那些和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有直接联系的领域，除先进的生产技术外，还要学习国外管理工厂的实际经验、市场学等。更有效的是派人跟国外商人一块工作，吸取他们的经验。对于纯理论的和远离实用的科学领域放在次要位置，要选派少数优秀人才去学习。
对于留学生学成后不归，杨振宁认为，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留学生多不愿回国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不是中国特有。以中国大陆和台湾留美学生为例，虽然台湾人口只有大陆的六十分之一，但是今天在美国的留学人数大致相同，相比之下，大陆留学生非常之少。50年代、60年代，台湾报道也经常讨论人才外流问题，但没有作用，而台湾人才外流实际上并不影响台湾经济的起飞，因为更多的人才还在台湾。如果采取某些措施，花了很大的力气，弄得感情破裂，又没能使留学生回来，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从另一个角度讲，留学生留在国外并不见得对中国不好，许多方面可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台湾留学生早年学成而归的只占1—2%，近10多年来经济发展了，回去人有10—20%，其中有些人就是从硅谷回去的，他们把台湾的计算机工业搞上去了，使台湾计算机每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30多亿美元。假如在台湾，在50年代就把这批留学生拉回去，现在就不见得有这个成果。当然，杨振宁也认为派遣的留学生应该回国服务，他多次强调对于派出去的人要多做些工作，在国内创造一些适宜的环境，使他们能把学到的东西发挥出来。相信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回国人数的比例将会增加。
总之，在杨振宁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下形成的教育制度、思想、观念和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已不适应当代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由于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深层次问题，这次改革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这也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本文是关于杨振宁科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一，参见拙作“三个P的治学方法”，《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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