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论战中的报刊阵营与文人集团——以《文化批判》的诞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为例论文,阵营论文,文人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0年，李何林为“革命文学”论战编选的文集《中国文艺论战》由北新书局出版。他在序言里曾这样评价这个震动文坛的“事件”：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文艺界所起的波涛，除了第一次的“文言白话”“新旧文学”之争以外，这一回可以说是第二次了；这两次论争的情调虽然有些不同，但是这一次的论争在中国文艺的进程上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大概可以被承认的。（注：李何林：《原版序言》，见《中国文艺论战》，第1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郑伯奇作为参与者就已经把这场论争看作是可与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的文坛大事了：“恐怕自从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学以来，中国的文坛恐怕还没有像这样紧张过，不管是艺术至上主义者也好，人道主义者也好，既成的作家也好，新近的批评家也好，一齐都参加到这个‘革命文学’的论战。这样全文坛的论战，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现象。”（注：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在他看来，1928年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很可喜的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注：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而事实上，这两个现象只是同一个事件的两个面相。《“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一书附录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编目》，是迄今收录“革命文学”论争资料最为详尽的索引，共收相关文章288篇，除了7篇直接见书（多为书的序言），2篇出处不详外，其余279篇文章都分别发表于总共71种报刊上。（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1175～11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需要指出的是，这份“编目”仍有遗漏，该书编者就称“查阅了一百三十余种报刊，发现了三百五十余篇有关文章”，但实际列入目录的不到三百篇。（《前言》，见《“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正是建立在“新刊物的簇生”基础之上的，或者反过来说，“革命文学”论战首先就是一场“报刊之战”。
一
“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及其讨论其实出现较早。在1923年以后，由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上就已经刊登过一批提倡革命文学的论文和少量鼓吹阶级意识的文学作品。（注：钱杏邨在其试图重构左翼文学谱系的著作《现代中国文学论》中指出：“《中国青年》（一九二三——一九二七）是一贯的提倡‘革命文学’的，若果要指出一九二八年以前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刊物，是应该指出这个。”（钱杏邨：《现代中国文学论绪章》，见《阿英全集》（一），第54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在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当时作为“革命”中心的武汉也曾一度围绕“革命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主要阵地是一些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报纸副刊，比如《中央日报》副刊、《汉口民国日报》副刊和《革命军日报》副刊等等。（注：参见程凯：《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1925—1929）》，第167～190页，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未刊。）不过，对“革命文学”口号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并进而形成“论战”之势则是从1928年初的上海开始的。鲁迅说：“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拼命的挣扎和突变来。”（注：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在这些“纷纷而出”的刊物中，《文化批判》的诞生尤具象征意义。
1927年11月1日《洪水》第三卷第三十五期出版，该期“小消息”一栏透露了一个消息：“闻创造社理事会已决议，《洪水》出至三十六期时，即行停刊，准恢复《创造周报》。该周报内容拟注重文艺批评，小消息亦将移登该报。”（注：《小消息》，《洪水》第3卷第35期，1927年11月1日。）《创造周报》作为创造社的同人刊物，早在1924年5月即已停刊，这条消息是最早预告《创造周报》将要复刊的文字。12月3日，《时事新报》登出一则《〈创造周报〉优待定户》的广告，列出《创造周报》的“编辑委员”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四人，“特约撰述员”鲁迅、麦克昂、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陶晶孙、赵伯颜等三十余人。（注：《〈创造周报〉优待定户》，《时事新报》1927年12月3日。）编辑和撰稿人员的确定，意味着《创造周报》的复刊已进入具体运作的阶段。12月15日，《洪水》终刊号上刊登启事《〈洪水〉停刊以后——怎样呢？》交代创造社“以后的努力成绩”：一是《创造月刊》每月按时出版，二是“《文化批判》月刊每月十五号出版”，三是出版部同人筹办一种《火星》半月刊。（注：《〈洪水〉停刊以后——怎样呢？》，《洪水》第3卷第36期，1927年12月15日。）这里意外地没有提及此前预告过的《创造周报》复刊的事情，却透露了另一种新刊物《文化批判》即将出版的消息。12月18日，《申报》忽然刊出一则《〈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急启事》，称：“现因编辑上的关系，决将《创造周报》停办，改出《文化批判》月刊。从十七年元月起，按月逢十五号出版。”（注：《〈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急启事》，《申报》1927年12月18日。）并附《文化批判》创刊号要目预告。也就是说，在创造社同人那里，复刊《创造周报》的计划已被创刊《文化批判》的计划所取代。
但奇怪的是，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的封三，又赫然印着《〈创造周报〉复活了》的启事，表示同人“发愿恢复我们当年的，不幸在恶劣的环境中停顿了的《创造周报》，愿以我们身中新燃着的烈火，点起我们的生命于我们消沉到了极点的文艺界，完成我们当年未竟的意愿”，并宣布“我们的休息已经告终，我们决在十七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再与读者相见”（注：《〈创造周报〉复活了》，《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初版本，1928年1月1日。）。其后附有比《时事新报》广告更为详细的编辑委员和特约撰述员名单，而且封底另载《创造周报》的《优待定户启事》。更奇怪的是，这一期《创造月刊》很快再版。在新版《创造月刊》里，封三上的启事撤下了《〈创造周报〉复活了》，换成《〈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本报原定一月一日复活起来，重做一番新的工作，但目前因为本报同人拟一心致志于《创造月刊》的编辑关系，故议决先将周报停办，同时改出《文化批判》月刊一种。”（注：《〈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由于原来的封底没有改动，这则新启事下面还特意加了一条附注：“后面关于《创造周报》定价广告一则，显系误印，当即声明取消。”（注：《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与此同时，封三之前还增加了一页《文化批判》月刊的出版预告，声称：“本志为一部分信仰真理的青年学生，在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不甘沉默而激发出来的一种表现，其目的在以学者的态度，一方面介绍最近各种纯正的思想，他方面更对于实际的诸问题为一种严格的批判的工作。”除了夸许“我们深信《文化批判》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之外，也预告“《文化批判》月刊将于民十七年元月中与诸君相见”。（注：《〈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第一期如期出版。至此，创造社在复活《创造周报》还是创刊《文化批判》问题上的自相矛盾和反复无常终于有了一个确实的结果。
二
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原本平常的出版计划的调整却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显得如此急遽而反复，此中“隐情”则是文人集团的聚散重组。1927年10月，鲁迅开始定居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郑伯奇提议联合鲁迅等人，“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注：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见饶鸿竞鼓等编：《创造社资料》，第87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得到郭沫若的赞同之后，郑伯奇和蒋光慈等人分别于11月9日和11月19日两次拜访鲁迅，商谈合作事宜。（注：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11月9日，“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来”。11月19日，“下午郑、段二君来”。（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679页、第6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鲁迅同意合作，并表示愿意为复活的《创造周报》积极撰稿（注：据郑伯奇回忆，会谈中鲁迅“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第87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但如前所述，复活《创造周报》的消息最早已经出现在1927年1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3卷第35期上，而郑伯奇等人第一次拜访鲁迅已是11月9日，也就是说，如果《洪水》第3卷第35期上是按时出版的话（《洪水》之前倒是的确出现过延期的现象），复活《创造周报》的建议就不可能是鲁迅提出来的。）。这便是《时事新报》上《〈创造周报〉优待定户》广告的由来。但就在此时，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创造社的“少壮派”已陆续从日本返回国内，他们受成仿吾之邀落脚上海，决心利用自己接触到的新兴社会科学理论展开一场全新的文化运动。对郑伯奇等人复活《创造周报》和联合鲁迅等人的计划，他们颇不以为然，一心要出版一份全新的杂志。用郭沫若后来的话讲，“两个计划彼此不接头，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注：郭沫若：《跨着东海》，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第82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所谓“相持”就是两拨创造社成员各行其是，互不相让，因此在报刊上同时出现了《创造周报》复活和《文化批判》创刊的消息。为解决这个分歧，成仿吾也很快从日本回国，他“坚决反对《创造周报》的复活，认为《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支持回国朋友的建议，要出版战斗性的月刊，名叫《抗流》（后来这个名字没有用，改为了《文化批判》）。对于和鲁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注：郭沫若：《跨着东海》，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第82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经过一番争执，郭沫若等人最终让步，于是便出现了《创造月刊》利用再版机会，以《文化批判》的出版预告替换《创造周报》复活宣言这戏剧性的一幕。
刊物出版计划的变更，直接瓦解了先前因《创造周报》复活而暂时凝聚起来的撰稿人团体：曾列名《创造周报》“特约撰稿员”的鲁迅、蒋光慈、孟超、杨邨人等人，均未出现在新创的《文化批判》中。如果说一个刊物的流产导致一次合作的失败尚可理解，那么，这里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则是，《文化批判》一诞生就首先把“文化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那些一个月前正试图与之联合的“同志”。
在《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冯乃超发表了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雄文”《艺术与社会生活》，文中直指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着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两个月之后，鲁迅在《语丝》上发表反驳文章《“醉眼”中朦胧》，讽刺那些提倡革命文学的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注：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这又引来了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郭沫若等众多创造社同人的反击，整个“革命文学”论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论战就这样掀开了。论战中，创造社成员拥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等一批大小刊物，一时间对鲁迅形成“围攻”之势；但鲁迅则固守自己主编的《语丝》杂志（注：《语丝》移到上海之后，改为半月刊，从1927年12月17日出版的第4卷第1期开始由鲁迅任主编。一年之后，鲁迅辞职，由柔石接编第5卷。据统计，鲁迅从接编《语丝》以后，共发表与“革命文学”论争有关的文章计12篇，全部刊登在《语丝》上面。直到他编完第4卷之后，他才开始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也就是说，在论战最激烈的1928年，《语丝》是鲁迅对革命文学家表达异议的唯一途径。同时，《编目》所载《语丝》上与“革命文学”论争有关的文章总共38篇，全部发表于由鲁迅主编的第4卷时期。），不仅独自应战，而且还通过不断刊登甘人、侍桁等人的文章，以《语丝》为中心组织起一个对抗性阵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何林更愿意用“语丝派”与创造社对立而不是鲁迅个人与创造社对立来描述这场论战，并认为两者之间的针锋相对“做成了这一次论战的两个敌对阵营的主力”（注：李何林：《原版序言》，见《中国文艺论战》，第1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首先向鲁迅发难之后，《文化批判》第二号又刊登了李初梨的长文《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批判蒋光慈发表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抨击他“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的说法，嘲笑他“有一片婆心，想把文坛的一切众生都超度到‘革命文学’的天堂”（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这篇文章激起了太阳社同人（注：杨邨人有一个说法称，太阳社的成立正是由创造社的攻击促成的。“创刊之初，并没有成立太阳社的企图，而是在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到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现代》第3卷第4期，1933年8月。））的愤怒，钱杏邨马上在《太阳月刊》三月号上发表致李初梨的公开信予以回击。该期《太阳月刊》的编后记更是含沙射影地讽刺创造社为“留学生包办的文学团体”，是“口头上高喊着劳动阶级文艺，而行动上文学上处处都暴露着英雄主义思想的文艺组织”（注：《编后》，《太阳月刊》3月号，1928年3月1日。）。尽管创造社很快就向太阳社示好（注：作为对钱杏邨的回应，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3号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的回答》，一方面继续替自己辩护，一方面又一再表示“我们始终是把《太阳》认作自己的同志”，“希望钱先生仍能承认我这篇文章，对于你及《太阳》诸君，是没有丝毫的恶意。”），但太阳社成员余怒难消，进而主动挑起话题攻击成仿吾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注：成文发表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太阳社的攻击参看《太阳月刊》4月号（1928年4月1日）的两篇文章：钱杏邨的《批评与抄书》和杨邨人的《读成仿吾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事情闹到最后，“创造社方面以同是一条战线的友军，这样攻击下去未免笑话，便发起了一个两社的联席会议言归于好”（注：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现代》第3卷第4期，1933年8月。）。《太阳月刊》在五月号上表示，经过两次由“社内外从事革命文艺的同志们”召开的“批评大会”，刊物决定以后要改正所有错误，“尤其要避免无重大意义的及非文学的理论的争辩，重要的讨论完全以友谊的态度出之”（注：《编后》，《太阳月刊》5月号，1928年5月1日。）。至此，这场在“革命文学”论争兴起伊始就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意外爆发的论战才宣告结束。
三
复活《创造周报》的流产和《文化批判》的创刊，围绕一个刊物的产生纠缠了如此多的人与事多少有些偶然，但透过它我们却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出报刊在“革命文学”论战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生产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如前所述，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决不仅仅是刊物名称的变动，它实实在在改变的是作者群的构成：一个构想中的带有联合阵线意味的撰稿团队，不仅被狭窄得多的新团体（主要是从日本回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以及“转换方向”以后的创造社元老）代替，而且那些一度被看作“同志”的作家还首当其冲地遭到攻击，成了新团体的敌人。在最初的《创造周报》“特约撰述员”名单里，郭沫若（麦克昂）、冯乃超、李初梨、彭康（彭坚）等后来《文化批判》的主要撰稿人与鲁迅、蒋光慈、杨邨人、孟超等后来《文化批判》的对手同列一纸，而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等人则是“编辑委员”。随着复活《创造周报》计划的流产，“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扬弃，反而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也被逼得来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注：郭沫若：《跨着东海》，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第830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因此，“革命文学”论战的发生，某种意义上就是《创造周报》同人自我分裂、自我批判的结果。一个刊物的流产和一个刊物的兴起，带来的是文学力量的分化重组和整个文坛格局的重构。事实上，在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中，报刊决不是把一堆文章无来由地印在一起，而是已经成为组织作家思考和写作的枢纽。一方面各种文人集团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创办自己的刊物；而另一方面，刊物本身很多时候又在“制造”着文人集团。“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杂志为中心组建起来的。杂志越来越直接地引导和支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甚至事实上刊物的聚合构成了所谓文坛。”（注：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第2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革命文学”论战中的中国文坛，就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或接近或对立——的刊物构成的。
李何林在其《中国文艺论战》一书的序言中说：“自创造社一般人嚷出了‘革命文学’口号以后，代表中国几个文艺集团的刊物如《语丝》、《小说月报》、《新月》等都先后有文章发表；虽然各个的立场不同，其对创造社一般人表示反对的态度的一层则完全一致，同时创造社一般人对于他们都一一的反攻——批评，尤以对‘语丝派’一般人为尤甚。”（注：李何林：《原版序言》，见《中国文艺论战》，第1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基于这个观察，他把“革命文学”论战的文章主要按刊物分成几个集团：“语丝派及其他”、“创造社及其他”、“小说月报及其他”、“新月”和“现代文化及其他”。现在看来，这个框架仍有其意义，但它的主要问题是对各个阵营的复杂性，尤其是“革命文学”阵营一方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赵景深当时在总结1928年的文坛大事时，也注意到“杂志的风起云涌”乃是这一年的重要景观，其中1928年上半年最引人注目就是各个杂志都在“拼命的讨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
如《文化批判》、《流沙》是一团，《戈壁》、《战线》是一团，《太阳月刊》是一团，《泰东》、《流萤》跟着在摇旗呐喊。这三团都是主张普罗列塔利亚文艺的，但意见略有不同，后来的《我们月刊》似乎是创造社与春野联合的表示。不过叶、潘二氏始终不曾在《我们月刊》里做稿子。攻击这三团的便是《北新》和《语丝》。鲁迅以独力与三支军队开战。（注：赵景深：《十七年度中国文坛之回顾》，《申报·艺术界》，1929年1月6日。）
在这里，赵景深敏锐地注意到，同样是“主张普罗列塔利亚文艺”其实却有“意见略有不同”的“三团”：一个是创造社，他们的刊物阵地是《创造月刊》和《流沙》，赵景深没有提到的还有《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和《文艺生活》等；另一个是太阳社，他们的阵地是《太阳月刊》，没有提到的还有《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和《拓荒者》等；再一个则是潘汉年、叶灵凤等几个当初在创造社出版部做“小伙计”的作家，他们主持的刊物除了《战线》和《戈壁》外，还有《幻洲》、《畸形》和《现代小说》等。需要指出的是，潘汉年、叶灵凤等人原本是创造社的成员，曾和周全平等人一起创办了创造社出版部，使创造社拥有了自己的出版机关。1926年底，郁达夫受郭沫若、成仿吾等同人委托，从广州返回上海整顿出版部事务。由于在经济上出现纠纷，郁达夫先后将周全平、潘汉年等“小伙计”清理出社。（注：据郁达夫的说法，当时纠纷的起因是“小伙计”们“想在创造社内另立一社，而以这社的名义出书出杂志”。郁达夫认为，“他们都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服务人员，除住房子吃饭拿薪水不计外，他们所出的书和杂志的包装堆栈及印刷的校对等营业杂费，都由创造社负担，而这些书和杂志的纯利，全由这另一社来收受的，所以结果弄得变成了创造社耗费了基金在养另外的一个社了。”（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北新》第2卷第19号，1928年8月16日）这里所说的“另立一社”是指潘汉年、叶灵凤组织的“幻社”，“出书出杂志”是指出版《幻洲丛书》和《幻洲》杂志。）经过这次变故，潘汉年、叶灵凤等人一直与创造社心存芥蒂。他们的刊物也倡导“革命文学”，基本立场既与创造社接近但又有意保持距离，在发行上都交由光华、现代等商业性出版机构处理，与创造社出版部无关（注：《幻洲》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1926年6月12日，《幻洲》周刊出版，创造社出版部发行，只出两期。1926年10月10日，《幻洲》半月刊出版，仍由创造社出版部发行。但由于“小伙计”们被开除出出版部，从第1卷第9期开始，《幻洲》半月刊改由光华书局发行，与创造社划清界限。《创造月刊》第1卷第6期（1927年2月1日）刊登一则《创造社启事》，声称：“《幻洲》本与创造社无关，所有印刷等费，全是由该刊自行筹划，创造社并未代为出资。”同日出版的《洪水》第3卷第26期上，也登出一则《创造社出版部启事》：“幻社与创造社无关，该社所发行者之《幻洲》，现已由光华书局经售，凡与该社接洽事件，以后均请直接寄至光华书局。”）。应该说，赵景深这里提到的三个团体及其各自控制的刊物系列，大体构成了“革命文学”阵营的主导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刊物在论争中也表现出倾向于革命文学的立场，但大多要么存在时间太短，还不足以构成一种持续的鼓吹势力，比如只出三期的《我们月刊》、只出一期的《引擎》等等；要么本身并无清晰的论述资源和理论目的，更多的只是情绪性的“摇旗呐喊”，比较典型的有《泰东月刊》等。
相对于“革命文学”倡导者相互联络已成“阵营”，“革命文学”的对手则往往各行其是。虽然他们都反对或者质疑“革命文学”的口号，但反对和质疑的理由则各有不同，所凭借的报刊阵地也各不相类。所谓“语丝派”的阵地自然是北新书局发行的《语丝》半月刊。同时，北新书局主办的另一个商业性期刊《北新》因撰稿人多与《语丝》重合，在事实上也成为了“语丝派”作家与革命文学家论战的重要平台。“新月派”的主要阵地是其同人刊物《新月》。茅盾等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阵地是《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毛一波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报刊阵地，除了李何林特别提到的《现代文化》外，还有《民众日报·民间文化周刊》、《文化战线》和《土拨鼠》。属于国民党方面的报刊有《革命评论》和《申报·艺术界》等。除此之外，这场搅动文坛的论争还卷入了大量由各书局主办的带有广告性质的商业刊物以及各大学学生社团主办的刊物，前者比如大江书铺的《大江月刊》、真善美书局的《真善美》、开明书店的《开明》、乐群书店的《乐群月刊》、金屋书店的《金屋月刊》等等；后者比如上海暨南大学学生办的《秋野》、《景风》、《槟榔》，沪江大学的《流萤》，复旦大学的《青海》，中华艺术大学的《澎湃》等。且不论其立场如何，就是在短短一两年时间之内有如此众多性质各异的报刊——有同人刊物也有商业刊物，有政治刊物也有学生刊物——参与到一次文学论争中，大概已足可让革命文学家们感慨“盛极一时”（注：成仿吾在论争刚开始不到半年就已经觉得：“近来革命文学的声势忽然高涨起来，虽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然而在这种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之下，实在已经是盛极一时了。”（石厚生（成仿吾）：《革命文学的展望》，《我们月刊》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了。在“革命文学”论战已近尾声的时候，钱杏邨终于可以豪情满怀地宣布：
我们只要展开有产者文艺的刊物，总会看见关于普罗文艺论文以及创作的翻译与介绍，有时也要刊登中国的普罗文艺的作品；姑无论其动机为助长杂志的销路，抑是具有其他的原因，但他们绝对的不能否定普罗文艺，已是极其明显的事。
就是极其保守以及反动的书铺，在这一年，也不免热衷于普罗文艺的销行，而发行关于普罗文艺的书籍了。（注：刚果伦（钱杏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现代小说》第3卷第3期，1929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