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交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空前的发展。从总结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交融过程，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那末，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交融过程有些什么特点呢？这些基本特点又如何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呢？我们作些简要的考察。
崇尚哲理性。现代科学家们通过长期的科学研究，逐渐领悟到现代科学中蕴涵着大量的哲学问题，并且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于是，他们在把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交融的过程中，更崇尚哲理性。其实，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意义。黑格尔对此就表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他高度评价了中国《易经》的哲学思想。他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0页）。现代系统科学家、哲学家E·拉兹洛教授1988 年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时谈到他对《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感到非常新鲜，认为对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认为，应当破除欧洲文明中心论，看到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今天，东西方文明早已如“百川归海”，溶于一体，齐头并进了（许世铨《中华文明的海外知音——访李约瑟博士》，《光明日报》1987年8月19日）。I·普里高津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从存在到演化》，《自然杂志》1980年第1期）他还指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宇宙是在自发的谐和之中，……这些谐和发源于这些过程中存在的平衡，这些过程是稳定的，互相依存的，并在非一致的谐和中彼此共鸣。”（《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85页）
注重整体性。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非常丰富而又相当深刻。例如，中国古代文化在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科学技术创造（如指南车和记里鼓车）、天文学（如宋代苏颂的水运仪象台）、医学（如《黄帝内经》）、军事学（如《孙子兵法》）等方面都体现着丰富的、深刻的动态协同和整体优化的思想，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这种动态协同、整体优化的思想尤其突出。
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综合为主的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使现代科学家们愈益认识到整体性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在对这种整体性的思考过程中，他们很自然地就把科学的目光转移到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方面来。
I·普里高津认为， 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的。他预言：西方科学与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将导至新的自然哲学和哲学自然观”的产生（《从存在到演化》，《自然杂志》1980年第1期）。他在与G·尼科里斯合著的《探索复杂性》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文化具有“整体和谐”的特点。“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而他们的《探索复杂性》一书则是在现代科学的条件下，总结了“非平衡条件下物理定律的当然结果”（《探索复杂性》，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Ⅰ—Ⅱ页）。I·普里高津和I·斯唐热在为《混沌到有序》这本书所作的中译本序言中指出：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西方哲学和科学家“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通过这种启迪就可以把西方文化的传统（注意实验和定量表述）与中国文化的传统（具有自发的整体和谐、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57页）。 协同学的创始人H·哈肯教授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整体（holistic ）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综合的观点是中国人思想中一个源远流长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研究协同学非常重要（《协同学讲座》，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第2页）。 他还指出：“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久未获得足够的考虑。因此，我们应当超出系统的部分特性而从整体上综合地理解、掌握系统。”（《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作者为中文版作的序言）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在揭示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总结了当代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和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提出了“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见《光明日报》1990年12月30日）的理论主张，而且提出了“总体设计部”的实现方案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操作方法，这就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素朴整体观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辩证整体观的新高度。
强调主体性。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天人合一，在考察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中，重视人伦、强调教化和德治等等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些思想中固然有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面，但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思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现代科学逐渐从研究客观世界（通过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等学科）为主转向从研究主体与客体的连接（通过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天地生人科学等学科）和主体自身（通过系统科学、信息科学、控制论科学、计算机科学的中介而转向生命科学、脑科学、心理学等学科）为主的阶段。在这样的科学转型时期，科学家们更加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更加重视研究主体自身的重要性。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优良的传统和灿烂的思想。
现代科学不仅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作为主体的重要性，而且在广阔的交叉科学技术的领域内也逐渐认识到研究主体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科学技术专家A·D·霍尔为了解决复杂的实践任务，制定了系统工程的三维结构图。该结构图中的三维分别是：一.逻辑维，这是解决问题的逻辑过程。它包括问题定义、系统设计、系统综合、系统分析、最优化、决策、实施计划等步骤。二.时间维，这是指从系统（或一项具体工程）的规划、使用到更新的全部工作实施的时间程序。它包括规划阶段、制定方案、系统开发、系统生产、安装试验、运行阶段、更新阶段。三.知识维，这是指专业学科知识。它包括工程、医药、建筑、商业、法律、管理、社会科学和艺术等知识部门。霍尔的三维结构图有其合理、进步的地方，但它对主体的重视还有不够之处。为使系统能够被客观地认识和优化地运行，认识主体必须具有优化的综合素质。比如，应当注意人们主观状态的优化结构（世界观、科学观、道德观、心理素质、知识结构等等）问题，人们思维方式的辩证化、科学化问题，等等。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使科学家们日益认识到在人——机系统动态协同的运行过程中，应当重视人——机复合智能系统的综合效应，并且应当特别重视人在这个复合系统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美国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H·A·西蒙（H·A·Simon）A·纽厄尔（A·Newell）、A·费根鲍姆（A·Feigenbaum）、M·闵斯基（M·Minsky ）等人在科学探索和科学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应当调整科学研究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重点。为了实现这种调整和转变，他们正在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求思想启示。他们正在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人的思维机制和思维过程的研究，由对技术的探求转而在更高层次、更复杂关系上对哲学思想的研讨。应该说，这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由着重对客体的研究转向在客体——主体的网络系统中着重研究主体的这一趋势的重要显示。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了“灵境”（Virtual reality， 直译为“虚拟现实”，也有译为“临境”、“幻境”的）技术，在这种人——机结合的复杂系统中，也应当以人为主地从事实践和进行认识。
特别应当强调指出的是，钱学森教授在提出“大成智慧工程”之后，又从对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思维工作方法中提炼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meering）”体系。其构思是把人集成于系统之中，采取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技术路线，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使研讨厅的集体在讨论问题时成员间能够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使集体的创见远远胜过一个人的智慧（参看戴汝为等：《我们正面临第五次产业革命》，《光明日报》1994年2月23日）。
现代科学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向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寻求思想帮助，这表明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下，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在世界文化发展史的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现代科学家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赞扬，是基于现代科学在综合交叉的过程中，内在地要求崇尚哲理性、注重整体性、强调主体性，这是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辩证的复归。这样就逻辑地要求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文化交融的趋势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以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本赤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第122 页）应当总结和吸收“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技术史的精华”（同上书，第134页）。于此可见， 那种民族虚无主义和盲目崇古的思想都是不对的，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之下，通过对当代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和现代科学的前沿成果的总结，通过对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文化交融过程基本特点的总结等综合创新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