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储蓄率的改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实论文,储蓄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以GDP为核心的传统国民核算体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一方面，传统核算体系没有考虑资源环境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导致它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另一方面传统的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有效区分各种经济活动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从而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福利水平。为此，1995年，世界银行发布了题为《世界银行制定新的国家财富计算法》的公告，提出了确定国家和地区财富的新方法。同年，世界银行又提出了一个衡量国家财富流量的新方法——真实储蓄。
真实储蓄考虑了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污染的损害以及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国民财富的影响，从而可用于推测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其表达形式为：
真实储蓄=国民总储蓄-固定资产折旧+经常性教育支出-资源耗减-环境降级 （1）
真实储蓄的提出，是对传统国民核算体系的超越，但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的财富体系内容庞大且衡量复杂，现行的真实储蓄核算依然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真实储蓄建立在弱可持续理论范式上。弱可持续性范式认为构成财富的各种资本形式都是社会福利的直接提供者，因此各种资本形式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可以实现对自然资本的完全替代，保证可持续发展只需要保证构成国民财富的资本总和不减少，而不必保证自然资本本身不减少，这显然是不合理的。Pezzey（2004）的研究结果也证明，弱可持续发展范式下，“真实储蓄只是一个单边的可持续发展测试，负的真实储蓄意味着未来福利的下降，但是反过来却不一定正确，即正的真实储蓄就某一特定的时点而言，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效用不会衰减”。负的真实储蓄表示不可持续性，而正的真实储蓄却并不一定表示可持续性。
第二，真实储蓄测度指标考察范围不全面。真实储蓄在考虑资源损耗方面仅仅考虑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损耗，而忽视了水、土地、草原、渔业等资源的损失；在考虑环境污染方面，仅仅考虑了二氧化碳排放和颗粒物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而忽视了水污染、大气污染、重金属污染等。这导致真实储蓄不能全面考量经济活动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第三，在测度资源经济价值方面存在不足。这体现在：①就人力资源而言，真实储蓄把经常性教育支出当作对传统储蓄的调整和补充，然而由于国家间教育体系有效性和发达程度不同，相同金额的教育支出未必能带来等量的产出增长。②就资源租金的测算而言，在价值量上，资源损耗是按国家市场价格计算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际成本价格，这显然无法体现自然资源在不同国家的地位和价值，因为相同的资源对于资源丰富的国家和资源稀缺的国家的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在实物量上，衡量资源损耗利用的是自然资源的开采量而不是消耗量，这使得真实储蓄无法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的资源消耗总量。如一个资源储备丰富的国家，其资源开采量巨大，但消耗量未必庞大，这就会高估其自然资源损耗值，导致真实储蓄值减少。③真实储蓄的测度中没有考虑资金利用效率的差异。国家间由于制度、金融体系发达程度差异等因素导致对资金的利用效率不同，那么相同的真实储蓄带来的产出增长也是不同的，从而对未来福利的影响也不同。④并非所有的储蓄都可被用来创造产出。现实中，由于风险的存在，特别是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对外经济往来中面临的风险敞口使得开放国家需要提取风险准备金，从而不能将所有的储蓄都用于创造产出，增加未来福利。
第四，作为流量概念的真实储蓄与存量概念的新财富体系的统计在统计口径上不一致。《世界银行制定新的国家财富计算法》中扩展的新国民财富包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四个部分，而真实储蓄作为衡量新国民财富变动的流量指标，却没有对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社会资本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文对真实储蓄缺陷的改进性工作将从两个方面进行：①将社会资本纳入真实储蓄统计，解决新国民财富和真实储蓄、存量和流量之间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②将风险因素纳入真实储蓄核算，从外贸的角度衡量开放经济中各国储蓄的经济价值。另外，本文还将从实证角度，验证改进工作的有效性。
二、真实储蓄率改进方法
（一）基本真实储蓄计算公式
真实储蓄的计算公式为：
GS=GNI-C-δK-n（R-g）-σ（e-d）+m
GSR=GS/GNI （2）
其中，GS为真实储蓄；C为国内消费，GNI-C为传统的国民总储蓄；δK为生产性资产折旧，GNI-C-δK为传统的国民净储蓄；n（R-g）为自然资源耗减损失，n为净边际资产租金率，R为可利用资源，g为开采量；σ（e-d）为污染损失量，σ为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e为污染排放量，d为污染排放累积量的自然净化量；m为人力资本投资；GSR为真实储蓄率，即真实储蓄与国民总收入的比值。
（二）从制度因素对真实储蓄的调整
真实储蓄固然可以反映出生产资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的相应变动，但却与国民财富中社会资本的变动处于游离的关系。扩展的新国民财富核算包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四个部分，而真实储蓄作为衡量新国民财富变动的流量指标，却没有对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社会资本和管理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导致了真实储蓄和新国民财富范畴上的不一致。
考虑到对社会资本的核算难以定义和测量，参考新国民财富体系中社会资本的估算方法，将政府经常性支出作为对社会资本的粗略估算，以此将制度因素纳入真实储蓄。即：
真实储蓄=国民总储蓄-固定资产折旧+经常性教育支出-资源耗减-环境降级+政府经常性支出 （3）
然而，这种调整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即政府经常性支出越多，真实储蓄就越大，创造的未来产出越大，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政府经常性支出可能会对其他市场主体产生“挤出效应”（胡蓉，劳川奇，徐荣华，2011），这种情况下，经常性支出过多不仅不能带动未来产出增长，反而可能会损害未来的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提出两种方法将社会资本这一制度因素纳入真实储蓄的核算范畴。由于国家间经济总量差别很大，为了剔除经济总量差异对合意政府支出水平的影响，本文考虑的指标是政府支出率，即政府经常性支出占GNI的百分比。
1.第一种调整方法。
第一种调整方法认为，政府支出存在一个合意水平，当政府支出小于该水平时，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是有效的，能够增加未来产出，改善福利水平；而当政府支出高于该水平时，高出的部分是无效的，不能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真正发挥作用的政府支出等于该合意水平。
2.第二种调整方法。
第二种调整方法认为，政府支出高于或者低于合意水平都是不利的，不仅不能带动未来产出增长，反而会损害未来经济增长。因此调整后的政府支出率等于合意支出率减去实际支出率与合意支出率的偏差。另外，我们认为政府支出不会减少未来产出，因此调整后的政府支出率总是非负的。
将制度因素纳入真实储蓄范畴后的真实储蓄率等于原真实储蓄率加上调整后的政府支出率。即：
GSR=（GNI-C-δK-n（R-g）-σ（e-d）+m）/GNI+
，i-1或2 （6）
（三）从资金效率角度对真实储蓄的调整
1.储蓄利用效率的差异。
资金利用效率指经济主体利用资金创造产出的效率或者资金被用来创造产出的能力，资金能否流向有需要的部门，资金的边际产出等都会直接影响资金的利用效率。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递减原理，资本充裕国家的资金边际产出低于资本贫乏的国家；由于国家间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不同，金融体系对资本配置的引导能力也不同，因此各国的资金流向有需要的生产部门的比例不同，即资金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不同，从而服务于产出的能力也不同，另外国家间法制体系的不同造成资本的保护和引导程度不同，这些都会影响资金的利用效率。因此，我们认为各国的资金利用效率将有显著差异，而资金利用效率的差异将影响储蓄创造产出和改善未来福利的能力。因此为更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根据资金利用效率的差异调整真实储蓄，得到更准确的衡量指标。
2.从对外贸易角度对真实储蓄的调整。
现实中，由于风险的存在，特别是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对外开放因素的存在使得开放国家需要提取风险准备金，从而不能将所有的储蓄都用于创造产出，改善未来福利。因此，在考量真实储蓄对未来产出的作用时，要充分考虑由于提取风险准备金而导致的真实储蓄浪费的部分。本文在探究真实储蓄对未来福利水平的影响时，纳入了对外开放风险因素。该调整基于这样两个假设：第一，一国面临的风险与其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NI百分比来度量；第二，储蓄中用于防范风险的比例只与风险大小相关，即只与开放程度相关，而与各国政府的风险厌恶水平无关。
三、真实储蓄率改进方法检验
（一）改进因素的合理性检验
1.制度因素纳入真实储蓄的合理性分析。
如果以政府经常性消费作为制度因素的代理指标，必然要厘清政府和以政府消费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对未来消费的作用原理，为此，本文运用1986～1990年82个国家的GDP增长率与政府经常性消费exp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在考虑截距与不考虑截距情况下进行三种关系的验证：
（1）验证一：对82个国家五年间的政府支出率（占GNI百分比）和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
（2）验证二：对82个国家五年间的平均政府支出率（占GNI百分比）和平均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剔除各年的突发因素，分析两者的稳定关系。
（3）验证三：区分高于平均支出率和低于平均支出率的国家，对他们的政府支出率和GDP增长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两组国家的两个变量间的关系。验证三包括四个回归方程，分别是高于平均支出率国家过去五年数据回归、高于平均支出率国家五年间平均数据回归，低于平均支出率国家五年数据间平均回归、低于平均支出率国家过去五年数据回归，四个回归分别记为U，V，X，Y。
本文所有实证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从回归结果可知，不带常数项的回归统计性质更加良好，以政府经常性消费为代表的制度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制度资本应该是真实储蓄的正指标。在作用机制上X的回归系数大于U，回归的统计性质也优于U，在说明政府经常性支出率低的国家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边际效益，但是超过合意水平后，这样的边际效益开始迅速下滑，V和Y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同样的趋势，这也印证了本文合意政府消费率的合理性。
2.外贸因素纳入真实储蓄的合理性分析。
对外开放的经济体会将一部分储蓄作为风险准备金，而不能将所有储蓄都用于创造未来福利。那么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需要的风险准备金就会越多，因此不论是出于改善未来福利的考虑，还是出于储备风险准备金的考虑，一国的真实储蓄都应该增加。为验证这种关系，本文以2010年真实储蓄率为因变量与进出口总额占GNI百分比为自变量进行了线性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真实储蓄率越高，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在衡量真实储蓄率对未来福利影响时加入对外开放因素，从而更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真实储蓄率合理性检验方法
本文选用Hamilton于2005年提出的检验模型来检验真实储蓄率调整的有效性。该模型需要两点基本假设：第一，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即生产者可以自由地实现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可以自由地实现福利最大化；第二，外部性可以内部化。第一个假设对于大多数市场是有效的，而第二个假设仅对相对少数的市场是有效的，但有关污染损失的经验性文献指出，对大多数市场主体而言，其外部性的影响范围可能很小。因此可以说这两个假设对现实经济环境的描述在较大程度上是可接受的。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便可以定义人均总财富的变化与人均消费的变化满足以下的基本关系：
如果真实储蓄能够解释未来福利水平的变化，那么应该有下式成立：
应用该模型进行检验时，为了便于理解，将未来消费水平变化的现值和储蓄指标都除以人均GNI进行标准化调整。因此，
表示国家i几种可供选择的储蓄率（占GNI百分比），基期的PVC则根据以下式子进行计算：
另外，我们还需要对模型进行几点说明：
（1）本文认为GNI考虑了产出在国别间的分配，较GDP更能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且世界银行对各储蓄指标的统计也是建立在GNI的基础上，因此本文考虑的各指标均是建立在GNI基础上的，即储蓄率是储蓄值占GNI的百分比，政府经常性支出率是政府经常性支出占GNI的百分比，对外开放程度则是用进出口总额占GNI的百分比来衡量。
（2）由于本文采用的储蓄率是储蓄值占GNI的百分比，因此本文所用的PVC值是未来人均消费变化现值之和除以人均GNI。这与Hamilton在2005年提出的检验模型略有不同。
（3）关于时间跨度和贴现率的选择。根据国际上现有的研究结论，合理的时间跨度应当是生产资本存量的平均寿命，大约为20年。因此本文的检验也采用20年作为时间跨度，即T=20。对于贴现率，本文参照了Hamilton和世界银行的类似研究，选择5%作为统一贴现率。
（三）真实储蓄率改进方法的合理性检验
1.计算真实储蓄率方法的合理性。本文对真实储蓄率改进有效性的检验同样基于Hamilton的实证框架，考虑到有些国家数据缺失，我们选择了1986～2010年82个具有完整数据的国家，计算1986～1990年（由于PVC计算需要20年数据，因此1986～2010年的数据只能计算1986～1990年5年的pvc值）的各储蓄指标以及以1986～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pvc值。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pvc与两个不同口径储蓄率的回归显示82个国家的数据拒绝了o=0，但是一些回归结果并不能拒绝β=1的原假设，说明检验结果无法拒绝消费跨期。GNI口径计算的各储蓄率和GDP口径计算的真实储蓄率中拒绝β=1的回归分别是7个和11个，且Cochran检验结果拒绝了“GDI和GDP口径计算的各个储蓄率在回归中拒绝β=1上的表现是一样的”的原假设，说明，GNI口径计算的各储蓄率比GDP口径计算的各储蓄率更适合用于Hamilton的实证框架。从pve与GNI口径计算的各储蓄率回归结果看，10%显著性水平下，Cochran检验结果拒绝“各储蓄率回归结果在拒绝β=1表现一样”的原假设，说明各个储蓄率在反映消费跨期替代上存在差异，但是C ochran检验不能拒绝“真实储蓄率Ⅱ和真实储蓄率Ⅰ回归结果在拒绝β=1上的表现一样”的原假设，这说明真实储蓄率改进了传统储蓄率在解释消费跨期替代上的能力，但是回归结果不能证明真实储蓄率Ⅱ和真实储蓄率Ⅰ的优劣关系。
2.制度因素纳入真实储蓄率的合理性检验。经过制度调整的真实储蓄率和PVC之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
表2中，依照本文提出的两种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制度资本纳入真实储蓄，依据式（4）对真实储蓄率的调整，即用第一种调整方法将政府支出纳入真实储蓄核算，回归结果显示把政府支出作为制度因素纳入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β=1”的回归明显减少，Cochran检验也拒绝了“表1和表2中的回归在拒绝β=1上的表现相同”的原假设，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Cochran检验拒绝了“第一种调整和第二种调整在拒绝β=1上的表现相同”的原假设，说明第一种调整方法和第二种调整方法在解释消费跨期替换上有所不同，结合表2的显著性检验，第一种调整方法优于第二种调整方法。当政府消费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将大幅度降低，但是依然呈现正效应，故第二种调整方法在实证结果中会劣于第一种。
3.考虑资金使用效率的真实储蓄率的合理性检验。由前文的结论可知根据方法一调整的政府支出率优于根据方法二调整的政府支出率，因此在考察以外贸调整的真实储蓄率的合理性分析中，选择的储蓄指标为未经调整的各储蓄指标和经过方法一调整的各储蓄指标。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pvc指未来人均消费变化现值之和对人均GNI调整后的值，指各储蓄率指标（占GNI百分比），EX是进出口总额占GNI百分比，代表国家的对方开放程度。
实证分析结果（略）显示，在纳入对外开放因素之后的模型中，无法拒绝“β=1”的原假设的现象增多，但是开放程度的代理指标EX的系数P值过大，无法通过10%显著性检验，说明以进出口总额占GNI百分比这一指标对真实储蓄进行资金的使用效率的线性调整在实证上无法获得支持，真实储蓄率可能无法用出口总额占GNI百分比来进行风险调整，或不能用简单线性关系来进行调整。本文没有继续考虑非线性调整，是因为非线性调整形式通常过于复杂，这将影响到真实储蓄率计算的可行性，在社会经济统计中，需要计算简单的真实储蓄指标。
第一，将制度因素纳入真实储蓄核算，可消除真实储蓄和新国民财富核算在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问题，这符合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本文真实储蓄核算中，将人力资本纳入储蓄的核算，将政府经常性支出作为制度资本储蓄的代理指标，并在文中提出了核算思路，实证研究表明政府消费对未来消费有影响，可作为制度资本纳入真实储蓄核算。本文提出的第一种核算思想比第二种思想能够更好地处理政府消费，从而改进真实储蓄率核算。
第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将使国家储备更多的避险资金，从而使一部分储蓄资金不能发挥正常经济价值，本文的实证研究证明外贸可以作为储蓄资金使用效率的调整因素，但是利用外贸因素对真实储蓄率的线性调整在实证检验中不显著，说明外贸对储蓄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可能不是线性的，但是如果考虑非线性，则将使真实储蓄的计算变得繁琐而复杂，影响真实储蓄率计算的可行性。
在资源经济价值的测度方面，真实储蓄率存在重要的缺陷，资源包括环境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储蓄资金。如何准确测度不同国家储蓄资金的效率问题是真实储蓄在资源经济价值上遇到的最大难题，探索一种简单可行又能反映资金利用效率的方法，将是未来真实储蓄率改进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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