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这样界定的，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来自于毛泽东于1940年所撰《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三个面向”则是邓小平1983年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与时代精神的一种揭示。将这两种不同时期的提法结合在一起，并列而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显然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拼凑，而是有着自身丰富的新的内涵，具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定性。问题是我们该怎样来理解这一连串的定语，所谓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确切内涵又是什么呢？更进一步地说，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改革的基本路向又是什么呢？还有，提出这样的概括做出这样的结论的根据与标准是什么呢？把“三个面向”置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之前其理由又在哪儿？
一、根据与标准：“赶上时代”
《邓小平文选》中有一个相对来说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思想，即邓小平讲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进行的改革其总的目的可以高度概括为四个字：“赶上时代”。循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向，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
所谓“赶上时代”，也就是要通过改革，把中国由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提升为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国家，由一个传统社会刷新为一个现代社会。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提供了这种可能性。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我们却发现，尽管我们拥有着超越于时代与国情的万丈雄心，但现实却似乎不仅低于我们的理想——邓小平就讲，我们干的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也低于同一时期的世界发展，低于时代所要求的一切的社会存在样式。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不是一个与传统社会彻底告别了的存在，现代社会的意味与气息稀薄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早已经完成了政治革命的国家孤立地高耸在过去的家园之上，就好像一个早慧的天才因并不具有相应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基础而归于平淡。我们不仅没有能真正超越这个世界，反而落后于这个世界与这个时代。我们仍然囿于传统。因此，改革也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赶上时代”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曾使我们在物质生产方面有所进步，但这一体制的选择并不是建立在我国充分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之上，这样落后的基础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充分发展。从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就在于充分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与经济事实。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正是人类社会告别传统自然经济步入现代社会的物质准备。与之相应，我们的经济体制也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其目的也正在于由此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准备必须的空间。
“赶上时代”也表现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曾让我们拥有高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自信心。但我们在将这一理想转化为现实社会实践的时候，却不得不接受一个并非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政治前提。真实存在的政治前提不仅低于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也低于世界一般文明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已经获得的观念与传统、制度习惯。我们仍然在中国上千年的人治轨道上向前蹒跚而行，而为了那样一个高耸入云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我们甚至自觉地进行了惊险的一跃而自伤元气。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我们脚下的落后的基础。事实表明，法治国家，宪政设计与运作，是我们需要首先充实的符合于现代社会要求的政治空气。没有这种政治空气，则我们无法向我们的理想证明我们是在走近它而不是在偏离它。
“赶上时代”也应该表现在文化领域。所谓“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就是这一改革的目的的体现。把中国的文化提升到现代文化之列，让中华民族以一个高度文明的形象出现在世界，正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要求直接地规定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要求的根据。
二、文化转型与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
但是，当我们更仔细地分辩这一连串的定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并不仅仅存在一个文化的现代转型的问题。问题是两个方面，向两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文化的现代转型，其次则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的问题存在其中。这与前述经济的和政治的转型是一致的。无论是经济的改革还是政治的改革其实都是同时存在着两个方面。对于经济而言，表面的改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而更深入的则是经济关系从非商品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的变迁。对于政治而言，则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谈，就是从人治更变为法治，但并不止于此，同时也还存在一个从前资本主义的政治习惯向真实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努力的一面。就今日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讲的就是一个社会转型问题，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则是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体现与要求。
一般公认，中国的社会转型尤其是文化转型始于五四。我们只要看一看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举“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立人的目标上无非就是要求时代青年告别传统而进于现代。这与邓小平在七十年后所倡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精神指向上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都是社会转型的文化体现与要求。但五四以后的革命奋斗和社会发展，其实质意义却是为这种文化转型提供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前提，因为，在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与氛围中是不可能有一个正常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的。革命的成功并没有自动取消这个任务，我们仍然处于不发达的行列之中。很难设想，这种不发达仅仅只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大量传统因素的存在，而文化这个社会更深入的层面却是别有洞天。其实，不管是就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知识、心理，还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人格品质来说，我们总体上都还处于前现代的时空之中，或者说正处于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这一历史进程之中。Alex.Inkeles（英格尔斯）就讲，对于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现代化的制度设施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如果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之中，则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会遭遇严重的障碍，从而，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反观我们建国后的发展历程，这种说明似乎既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提醒。在今天的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分属发达与不发达，而且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上恐怕也有一个现代与传统之别。有人总结得好，不发达也是一种心理状态。避免现代化的畸形发展或者失败的结果，突出了文化转型问题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我们的文化转型任务仍然很重，不解决这个问题，则我们就不会获得现代民族的身份证，就没有进入现代世界的准入证。我们就仍将孤悬在当代世界之外。
现代化是一个体系，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文化与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其文化支撑体系是不一样的。这种文化体系更靠近Marx.Web（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而非国人所熟悉的儒家伦理。重义轻利，重道轻器，重视个人心灵的完善而非外部世界的探究，迷信过去而非憧憬将来，这些就是儒家伦理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它却不可能成为把一个民族引向现代化的文化支撑。与之相反，孜孜以求功利于日常经济，求知识于世界，求进步于将来，相信成功来自于渐进的发展与不竭的实践，则是现代社会之必须。前者是指向内在的，后者则是指向外部的；前者带有先验性，受先验性支配，后者则是实践的，来源于实践。“新教伦理”所具有的功利的外骛的充满朝气的文化精神反映的正是人类面对大自然的独立性的上升，是一种摆脱物的依赖性的开始，是现代社会诞生的温室。同时，新的文化支撑体系也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相区别。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曾经有意无意地把我们与世界的其它部分割裂开来，我们也曾把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看成是虚无的，拒绝承认和吸收其中反映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相当一部分有益成果。结果不但没有提高人类文化的总体水平，相反却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使文明降低了其发展程度。只有这种文化精神才是所谓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真谛。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三个面向”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工作的方针问题了，它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反映社会转型的要求。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并不仅仅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还在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文化转型与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人类历史上首先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是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人类开始摆脱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又造成了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人的一切个性和特征都被否定和消灭，一切能够体现人的文化价值的东西都被当作商品，整个社会文化只能以一种日益严重的畸形状态发展。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少数人独享文明的成果，多数人只有创造文明成果的义务而没有享受文明成果的权利。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不仅未能为所有的人带来好处，而且成了统治人类的多数的外在力量。整个文明进步是以不文明的方式获取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要求超越这种文明发展过程上的不文明宿命。它要消灭压抑人类创造力的那个狭小的社会外壳，使人类文明摆脱对抗的性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以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为基础的，尤其是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基础的。它要抛弃的是历史上文明发展的形式，而不是文明的内容。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就能很好地说明所谓“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之具体内涵。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其实就是毛泽东的文化理想，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理想。它首先是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想面貌出现的，但并不止于此，在毛泽东那儿，这样一种文化理想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完全贯通的，是基本一致的。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将之作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目标。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同一表述，自然会有着具体内涵上的差异，但更多的则表明了一个事实，即贯穿其中的文化理想的一致性。这种文化理想归结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正是这个精髓的存在，使得这一文化理想的表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仍然耸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前进的大道上。以新民主主义论，则所谓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就意味着对于根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破坏，而以社会主义论，则意味着对于高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扬弃。其中，“科学的”是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合理性即“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的继承；“大众的”则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文明发展的社会局限性的根本要求。而“民族的”则是以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为根据，强调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上构筑新的文化共同体，产生更具凝聚力的文化认同。简单地将之理解成为反对文化殖民主义，保持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求得适合于中国民族的特点和要求的形式，破除东方社会传统的神秘主义，使人民摆脱愚昧和不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发展大众文化等实则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的降低，其理解力仍局限在新民主主义的时空中。
三、在更高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一方面是文化的转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其准确内涵就是：在更高的基础上来建设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样，我们也是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的。这种状况，就好比我们在缺乏工业化的条件下向自己提出了信息化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搞“大跃进”并不是一条光明大道。相反，与其在基础欠缺的条件下去勉强行事，还不如在不放弃理想目标的同时花大力气夯实基础，构筑更有前景的发展平台。这大概也就是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置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之前的理由之所在。相对于后者，“三个面向”的说法具有着基础性质。尽管它们出现的时间正好相反，但从逻辑上看来，却只能是如此。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一野蛮的现代奴隶制度，消灭一切阶级剥削，但是，在整个人类尚未摆脱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的情况下，要直接与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高文化理想是不现实的。充分发展与现代社会要求相一致的精神文化，培养与现代社会发展相一致的精神气质，从总体上看，是与实践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不矛盾的。
其实，不仅仅是文化是如此，扩大一点讲，今日中国的改革，经济也好，政治也好，都可以一言以蔽之：在更高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过头去，把历史虚无化，而是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恰当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实践我们的理想。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众多论者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理解仍然等同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问题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时空之中从而得出的解释与当代中国所谓的先进文化并不能划等号。今天，我们实际上是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理解的。因此，我们的思维也就不能不随之而上升，并给出符合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正像我们并没有局限在教育领域来谈论“三个面向”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停留在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想上面来理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一语。
从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着手，则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四个字：循名责实；而从文化转型来看，则我们的努力就是不一样的四个字：脱胎换骨。只讲正名，不讲转型，则我们的文化建设会不得要领，难于落实；而只讲转型而不讲正名，则会徒然增加我们前进中的一些痛苦。既讲循名责实，也讲脱胎换骨，统一这两个方面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