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哲学的当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他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哲学。30多年来，世界和中国的变化非常惊人，为毛泽东本人所未曾料到，他如果无恙，真是会“当惊世界殊”的。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是中国现代哲学，却已经不是中国当代哲学。同时也应当说：毛泽东哲学有着强烈的当代性，它正同马克思、列宁的哲学一起，鱼贯地走进当代。分析和把握这种当代性，对于在新世纪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哲学在当代语境中的解读
把毛泽东哲学放在当代语境中解读，这是讨论毛泽东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前提。这样地解读毛泽东哲学，就会把握它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肯定它的具有现实价值的学理，扬弃它的带着历史印记和局限性的观点，从而从内容方面显现出它的当代性。
（一）以当代视野观照毛泽东哲学的现实价值
其一，当代世界已不同于毛泽东生活其间的世界。这个世界处在进行式的剧变之中。以信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为主要代表的新科学技术革命走向成型，它对于社会历史运动的决定性质日趋明显；以创新、调整为主要工程的经济社会关系变革持续展开，形成以资本社会化为不可阻挡之势的异制同向（按：无论实行何种社会经济制度，都在通过资本社会化之路走向未来）的进程；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点的开放世界正在矛盾中展开，它促进了全球经济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导致不同形式和范围的对抗；普世的人文价值逐渐为全人类所公认，但这些价值观念的历史印记和性质差别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文明冲突”仍然会长期存在。站在当代的人们，就以这样的剧变和由此造成的结果为其观察问题的基点。
用这样的当代视野考察毛泽东哲学，人们会历史地肯定他在国际斗争极其激烈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方面的强调，基于新的国际环境而扬弃地对待他当时提出的论点，同时，人们会更重视他把“科学实验”当作现代人类实践的一个基本形式和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注，对于各种制度间可以相互吸收借鉴的见解，对于国际矛盾在强调其对抗性的同时又讲同一性、协调性的论述，对于阶级斗争之下仍然肯定人的至贵价值和人性普遍性的存在和实现的观念，以及对于人类未来所抱的热情和预见。他甚至说了这样的“好像是怪话”的真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1]。
其二，当代中国已不同于毛泽东生活其间的中国。毛泽东虽把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当作行动目标，但毕竟没有建立社会转型的先进观念。他逝世后的32年，中国超出他的预料、甚至不顾他晚年的反对意见而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新天地。用这样的当代视野考察毛泽东的哲学，人们自然会批判地对待他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许多乌托邦式的预期，相应地批判他以自己意见为标准来发动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来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并由此而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过头判断。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作出历史主义的评价。当时的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为了确立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之“人”的地位。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尖锐地批判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2]。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为了确立被奴役的工人的“人”的地位。正如安源工人大罢工高呼的口号那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是为了重新获得中华民族的“人”的尊严。应该说，当时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人学目标所作斗争的一个阶段，被正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统一的。毛泽东的问题在于在阶级斗争业已基本结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搞“阶级斗争为纲”，这才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生矛盾。在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人们也会珍视他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中所取得的理论成就特别是哲学成就。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揭示矛盾诸方面的各以其对立面为中介的新面貌，和对立面之斗争以对立面之统一为落点的辩证法的新姿态；他鉴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需要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的事实，进一步发展了实践论的认识论。
其三，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践格局出发来判断毛泽东哲学，同时也就是从反映当代实践格局的哲学出发来观照毛泽东哲学。这也是“当代视野”的一个重要方面。众所周知，1978年以后，马克思的哲学在中国被重新解读，其间存在着争论。一些学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马克思哲学的主要代表作，认为他的哲学就是人本主义哲学；另一些学者以原来教科书所解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揭示和阐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因而主张：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而顶多只是他的一种道德观或价值观。更多的学者包括作者本人则指出：规律论与人学目的论都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在规定，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以此为依据，所谓“当代视野”，在思想层面就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实践论中统一的视野。以此观照毛泽东哲学，当然会得出许多有意思的结论。例如，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规律观就是把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为规律的内在因素来看待的规律观；毛泽东的实践论，既包含尊重实践客观条件的真理论，又包含满足人的客观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论，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
（二）在当代背景上凸现毛泽东哲学的本质规定
毛泽东哲学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0年（按：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其起点）到1956年这36年的革命和革命战争中的毛泽东哲学；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到1976年这1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的毛泽东哲学。在当代的视野中，第一阶段的毛泽东哲学，就其特殊使命和理论重点说，已经是历史的东西了；第二阶段的毛泽东哲学，就其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为适合新情况的正确的东西说，则仍是现实的东西；而他在哲学上回归到革命与革命战争这一部分，亦即将历史的东西错误地看作是现实的东西，则只能落到他的哲学体系的某一侧面了。把两个阶段视作总体，从第一阶段的理论创新中确定其哲学方法论价值，从第二阶段的理论创造中确定其对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又把它们都组合到一个总体中，我们便可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总体特质和本质规定了。扼要地说：
——毛泽东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坚持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他把实践论首先当作世界观，而不使它被认识论所“囚禁”。他明确地指出：哲学的对象是人在其中生活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然事物是同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用他的语言说：“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3] 他清楚地界定：社会实践是现实世界的基础。人类的活动是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中国人民的活动则是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在他的眼里，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历史观是同一的。他在《实践论》中以及建国以后写的许多著作中，都重视实践形式的研究。他把人类的生产实践摆在基础地位，他又重视人类改造现存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关系（上层建筑）的实践。这就使实践论越出认识论范围而成为历史观，人的认识活动是人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形式，哲学认识论只是哲学历史观的抽象表述。这一点在他的认识论新公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4] 中表达得十分明晰。国外有卓见的学者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把实践理解为“人类认识历史和一般生活的来源和基础，……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5]。
——毛泽东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坚持辩证法与实践论的统一。这可以从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在关系中得到论证。毛泽东把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规定为矛盾学说的“精髓”，这不是偶然的。矛盾普遍性的实存形式是普遍真理；矛盾特殊性的实存形式则是具体实践。主体以其反映矛盾普遍性的真理去认识和改造具有矛盾特殊性的客体，又从这样的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发展主体的观念。这等于说，毛泽东是把实践中的主体客体关系当作辩证法的主题。如同国外学者所洞见的：“两论”不应看做是两篇著作，而应主要看做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缺一不可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篇著作。一般说来，可以说这两篇著作一起构成了辩证唯物论的整体”[6]。如同《实践论》不仅是认识论，也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一样，《矛盾论》也既是世界观、认识论，又是历史观。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加以研究，反复说明，它是人类社会基本规律之所在。
毛泽东把辩证法安放在实践论的基础上并与实践论相互结合，这还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其一，从辩证法原理的建立来看，毛泽东从实践中发现客体的辩证本性，又以此建立辩证的实践观念指导对客体的改造，再从成功的改造中提升实践辩证法的学理，这样的创新范例在毛泽东著作中广泛存在。例如：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毛泽东发现了各种抗日力量的抗日的统一性是不可改变的，而他们之间的矛盾的斗争则必须按照统一性要求加以限制，毛泽东从中提炼出矛盾辩证法的新学理：“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7] 其二，从辩证法原理的应用来看，毛泽东把矛盾方法论展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使之服务于实践活动的推进并获得成功。从《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实践逻辑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矛盾方法论分成三种形式，即：描绘实践的既得条件的“反映的方法论”；把握实践中主客体价值关系的“评价的方法论”；设计实践的目标和手段体系的“规范的方法论”。这三种形式，恰是人的全部实践活动中的三个基本的环节。
——毛泽东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坚持人具有主体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历史，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就是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实践，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学观。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外古今优秀的人学思想，在反对物本论、神本论的意义上，主张人是最高力量的人本论。在“类”的意义上，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8] 人是创造人间奇迹的力量。在“族”的意义上，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人自己奋斗的结果，在革命胜利之日，他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9] 这里是讲“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民”，是在族类的意义上谈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和敌对力量比较的意义上谈问题。在“个体”的意义上，他说：每个人都不应“失掉人的立场”，失掉人的立场那不是人而是兽了。[10] 在这种新人本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同时强调人民群众又是历史运动的目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人“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11]，这同古代与“君”对举来谈“民”是根本不同的。“人民”是在有反动社会力量存在、有敌人存在时形成的概念，它占了人口的最大多数。“人民”的概念与“人”这一类概念是接近的。当阶级斗争趋向消亡时，人和人民的区别也就趋向消亡。
综上所述：在当今时代的实践与思想的广阔背景上，毛泽东哲学的整体性、主导性规定得到展现。他的哲学是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也是充分肯定人和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价值指归的新的人学。毛泽东尊重人民又为了人民的哲学感动了许多的国外学者。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说：“就中国哲学的内容而言，中国哲学的重心几乎专门集中在人上面，尤其是从社会和实践的方面来看待人的‘人道主义’，而和中国传统哲学密切联系的毛泽东哲学也是如此。毛的著作的中心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12] 这样的评价虽然不够确切，但毛泽东哲学确为关于“人”和“人民”的哲学是不错的。
（三）以辩证方法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哲学原因
评价毛泽东哲学，躲不开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批判他的这两个错误，但需要从哲学思想上探究其原因。如前所述，毛泽东哲学的本质是由三个矛盾之统一构成的。第一，是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条件客观性之矛盾的统一；第二，是矛盾对立性和矛盾同一性之矛盾的统一；第三个是人学目标和阶级斗争学说之矛盾的统一。当这三个矛盾是辩证地统一的时候，毛泽东哲学登上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高峰，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展开为一系列具有实践威力的政策、策略和战略，指导着人民的实践取得光辉的成就。但是，这些矛盾也有失去内在平衡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变成现实的时候，哲学就处在贫困以至失错的状态。毛泽东晚年就是如此。对于第一个矛盾，尽管他在理论上始终坚持二者的统一性，但面对具体的形势和任务，他在对客观规律尚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强调主体能动性，这就会脱离客观条件的制约，失去实践观念的正确性，导致重大的失误。西方的和中国的一些哲学家把毛泽东说成是“唯意志论者”。作为对毛泽东哲学的总体评价显然是不确切的；对于其晚年，可以说他进入了“唯意志”的精神状态，但他本人并未作过理论的“唯意志论”说明。对于第二个矛盾，尽管他有着“同一性”既相对又绝对的创新的科学观念，但他在人民大革命时期所造成的偏爱“动、变、斗”的性格，到了和平建设时期爆发出来，就造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公平地说，毛泽东在哲理上是联系着“静”讲“动”、联系着“稳”讲“变”、联系着“和”讲“斗”的，并且在许多时候，在“斗”和“和”的关系问题上还讲“和”为主，以“和”为出发点和落点，但当他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革命、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哲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于第三个矛盾，尽管他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实现人学目标的一个阶段，但以阶级观点看问题的习惯，使他离开了和平建设时期的“人学”目标，客观上严重地侵害了人权。由此可见，毛泽东从一生大部分时间里的全面性走到了晚年的片面性；反过来，总结片面性的教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哲学的主导性本质。仔细地研究毛泽东个性，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毛泽东，或者说毛泽东经常在两种状态（感性状态和理性状态）之间寻找平衡。例如：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出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义愤，毛泽东大怒，提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党必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后来冷静下来，又听取周恩来、刘少奇的意见，才确定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正确方针。[13] 打退这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毛泽东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总结”，在理论上阐明并发展了他的哲学思想。毛泽东晚年，经常陷入某种非理性的“不讲理”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错误是“感性干扰”和非哲学的遐思的结果。
二、毛泽东哲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照我的理解，所谓某种哲学的当代性，就是让这种哲学“走进时代”，使它同当代实践发生紧密联系从而获得当代的意义。其一是从实践中来，依据当代视野予以解读，使其本真规定得以揭示并获得生命力；其二是到实践中去，对当代人的生活和实践起着它的正面作用。我以为，毛泽东哲学的当代意义在以下诸方面：
（一）以毛泽东哲学作为“哲学之流”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哲学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在中国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学习、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成功地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再生的哲学。毛泽东哲学的“母亲”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它的“父亲”则是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以后、发生于中国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实践。倒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晚期及其之后，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成为东西方各国的精神巨流，它同各该国家的文化和实践相结合，受到实践检验和确证，并且得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流入中国所造就的支流。从它，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的神髓，也就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及其当代性。
毛泽东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以列宁的哲学以及其后的苏联哲学为中介的。列宁直接同普列汉诺夫联系着，他在哲学活动的开始阶段，崇尚的是经过普列汉诺夫解释的“辩证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说：“‘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14] 列宁跟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15] 那是1908年说的。列宁从1914年起研读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写作《哲学笔记》，他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其总的趋向是突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核心和建立实践辩证法的思想。例如，当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把认识的本质规定为“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6] 的时候，他突破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达到了规范论和实践论；当列宁在1921年写作《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一文，把“人的全部实践”当作“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17] 的时候，他超越了实践论的认识论，达到了实践论的世界观；列宁在1923年1月写作《论我国革命》时，强调了工农大众的创造历史的能动活动，强调了历史的一般规律在一定阶段上表现为特殊的形式和顺序，这恰是历史一般规律得以实现的“前提”，强调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通过人的创造活动加以实现的，因而不能不发生某种变形。[18] 这里，它超越了历史的绝对客观论，达到了实践论的历史创造论。斯大林的哲学活动只继承1914年之前列宁哲学的不成熟时期的论点，他没有着重去发扬列宁在1914年之后的实践论的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辩证法和实践论的历史观的丰富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努力研修哲学，他在那个时候得不到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其他成熟期的著作，主要是从苏联学者写的著作中，以及李达、艾思奇等中国哲学家的论著中，捕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毛泽东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能够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第一，他紧紧联系中国社会、中国实践来读哲学，人的实践自身的主体性、过程的丰富的辩证性，启发他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髓；第二，他密切关注苏联和中国学者著作中对他的哲学思考特别有启示的内容，这些内容恰恰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原初的理念的。例如：毛泽东充分地感受过革命者和革命队伍的主体奋斗精神，同时也沉重地体验过发挥能动精神时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惨痛教训。所以，他能够敏锐地抓住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主体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的原则，抓住苏联、中国学者著作中反映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论述。毛泽东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读到伯恩斯坦“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样的话，深以为然，提笔注曰：“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并联系实际写道：“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是哲学的一项使命。[19] 这些论点恰恰源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意，即把实践中主体客体关系当作辩证法的主题和根本原则。又如：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深感“可能性”范畴的特别的重要性，体验到革命过程中随时发生的多种可能性并存的现实和必须不断作出主体选择的艰难和重要。因此，当他读到李达《社会学大纲》中所说的“关于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是促速或延迟过程的发展的枢纽，是成功或失败的关头”时，非常重视，注写了一系列党所面临的“关头”以示证明。同时，对李达所写的“把所选择的可能性当作链子中的一环来确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应当抓住的不仅是可能性本身，更重要的是“可能性之实现条件”。[20] 这就把“可能性”范畴从本体论上升到实践论。
从毛泽东哲学追溯马克思哲学，除了上面所说的实践论核心和实践辩证法一脉相承以后，人的问题也存在着源流的明晰关系。马克思哲学从“现实的人”出发，毛泽东哲学也强调人的现实性和具体性；马克思把现实人的本质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毛泽东也紧紧抓住这个本质，着力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身处阶级斗争剧烈的社会，在他的历史观中，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是基本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阶级大搏斗中，特别重视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并未忽视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目标即实现人的完全解放和自由。他在1949年6月1日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今天讲“专政”，是为了在将来消灭“专政”，今天讲“国家”是为了使“国家”在将来消亡。人们只有“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21] 到了这样的“消灭”、“消亡”之日，共同的人性和“真正的人类之爱”就实现了。
（二）以毛泽东哲学作为“思想之源”来解读邓小平及其后人的哲学
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形态。邓小平及其后人是用毛泽东的哲学话语来阐明新的时代、新的实践，用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来开辟新的道路、创造新的理论。因此，毛泽东哲学的当代性集中地表现为它的活的灵魂渗透在邓小平哲学以及他的后继者的哲学之中。邓小平及其后人的哲学是中国的当代哲学，毛泽东哲学作为其基础、前提和灵魂显示出自己的当代性。我们沿着毛泽东哲学的三条基本线索来解读邓小平及其后人的哲学创新。
——“实践论”线索：毛泽东哲学把实践论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或“最重要方面”；它以此确立了党的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来检验并发展真理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因此，毛泽东实践论哲学的关键词是“具体实践”。邓小平哲学对此加以继承，但放大了毛泽东哲学中的动机、效果统一论，强调了“实践效用性”，由此演化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紧紧把握住实践导向，创造了社会主义新模式、新体制。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的“实践具体性”和邓小平的“实践效果性”的基础上突出“实践创新论”，发展出“与时俱进”的原则，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矛盾论”线索：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姊妹编，《矛盾论》除了继续用矛盾共性、矛盾个性原理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思想路线外，着力解决与思想路线相匹配的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一生大部分时间面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史使命，他在矛盾规律的把握上不得不突出“斗争性”。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他如是说：“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22]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对敌斗争的同时，建立起了各革命阶级、阶层（抗日战争时期是各抗日阶级、阶层）的统一战线；依据统一战线中“统一”、“斗争”“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23] 和必要的斗争性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即是服从并服务于统一性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提炼出了全新的矛盾辩证法原理，即肯定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客观上必须稳定的时区具有绝对性。这个原理，在建国以后扩大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处理政治矛盾中以“团结”（矛盾同一性的政治形态）为出发点和落点；在处理经济矛盾中以“统筹兼顾”（矛盾同一性的经济形态）为出发点和落点；在处理精神生活的矛盾中以“百花齐放”（矛盾同一性的思想形态）为出发点和落点。邓小平克服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实践主题的错误思想，恢复他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实践总题目的正确观念，进而把“对立面之同一”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邓小平认为：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中国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为价值目标，来分析和处理各种矛盾。他认为：许多矛盾可以“搁置”，许多矛盾可以“钝化”，大量矛盾要以求其协调性“同一”为绝对性要求来处理。江泽民同志这一代又进一步，在总的政治格局上确立了“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的可称为“中和辩证法”的指导思想。[24]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价值论”线索：在毛泽东哲学中，同他的实践论思想、矛盾论思想鼎足而立的是他的价值论思想。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两条标准：一是在合规律的意义上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25] 二是在合目的的意义上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6] 这两条标准，表现了毛泽东哲学中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到了邓小平，就发展成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 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到了党的十六大之后，又被发展成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里的“人”不是古代管子所说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中的“人”，这里的“人”与同“君”对立的“民”是一义的；也不是西方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论那个“人”，他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哲学作为出发点的“现实的人”，在中国，就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这样理解的“人”同占人口99％以上的中国“人民”是基本同义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中国人、中国人民当作一切工作、一切发展的目的。
（三）以毛泽东哲学作为“文化之果”来解读中国古代以来的哲学
毛泽东提出并模范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以我的理解：这里的中国化，从内容上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来总结中国的过去到现在的革命实践，从而揭示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实践规律和客观规律，提炼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这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化”。从形式上说，是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风格来陈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到现代的文化巨流的一个新阶段、一种新形态。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化典籍中一系列命题、观念、原理，使它们具有现当代的生命力。这是从“外国”到“中国”的“化”。毛泽东卓越地开创了这两个“化”的过程，创造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魂和中国文化底蕴的新哲学。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肯定唯心主义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指出它忽视主观能动性，因而“不能克服观念论”。[28] 毛泽东在中国文化中实现了类似马克思所说的，使“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29] 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毛泽东肯定孔子所说的“中庸”作为一定条件下“执两用中”、维护事物质的安定性的观念的合理性，同意说它“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同时，也批评了孔子对“中庸”的绝对化理解，把它绝对化了，就变成反对“发展论”了。[30] 在实践论和知识论的问题上，毛泽东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丰富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重新界定了“知”与“行”这两个范畴，说清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认为原则应当是实现“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真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古代哲学中的人学，批判很多，这是因为古人所论的“仁”、“和”之类与当时民族的阶级的激烈对抗的现实不合，但他也认为可以加以改造和重解。如知、仁、勇“三达德”，毛泽东解释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见之实践时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31]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科学批判，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一方面，它说明毛泽东哲学同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历史的联系和批判地继承的关系，这使它具备了中国哲学的资格；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古代哲学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和基于当代生活的改造，才能使它真正地现代化。
（四）毛泽东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关联
毛泽东哲学首先是作为马克思列宁的哲学与邓小平及其后人哲学之中介同当代社会实践发生关联。就它的“前联系”而言，当代人通过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列宁哲学关系的追溯，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从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引导作用。就它的“后联系”而论，当代人通过毛泽东哲学与邓小平及其继承者的哲学关系的展望，更深刻地把握邓及邓后哲学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使哲学直接地作用于当代人的生活、实践与思想活动。把这种“前联系”和“后联系”再历史地接续起来，就可以把握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哲学巨流和总体，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深厚的历史内涵和青春的生命活力在当代中国发挥其作用。
毛泽东哲学就其基本精神说，可以无中介地直接同当代实践发生关联。毛泽东哲学的精神，第一是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能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人们为了成功，必须自觉接受客观实际条件的约束，但客观实际中会有一个可能性空间，人们把握这个空间的边际和结构，就可以把正向的具有最大实现概率的可能性当作实践的基点，这就有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基础。人们为了成功，还必须把握规律，照规律办事。但是社会规律自身就含着人的能动性在内的，例如由量到质、由质到量的规律就是如此。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都是人去做的。毛泽东对此写道：“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32] 所谓按规律办事，是人以其能动性把规律的要求变成物质的事实。第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人文精神。毛泽东的价值观上，把人之类、人之群、人之个体的价值追求辩证地统一起来。革命的征途是群体奋斗的过程，没有忘我的团结一致的奋斗即没有革命的胜利；但是革命的目标却是为了使人获得“独立性、个性、人格”，三者是“一个意义的东西”，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33] 群体的力量是依靠结构的，没有合理的组合就没有力量的提升；但是结构中的每一要素都应发挥其个性以增强整体的力量。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谋求国家的整体的利益，但同时也谋求个人的利益。要知道，“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34]。第三是作了辩证理解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统一的精神。毛泽东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大革命深入展开并取得胜利的时代，是民气亢奋、英雄辈出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这种极具魅力的精神聚焦在毛泽东的英武性格之中。毛泽东视地球为宇宙中的“小小寰球”；视建国为长征之初步迈出；其视野的开阔，理想的远大，气魄的雄伟，世所罕见。毛泽东本人就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但毛泽东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他所率领的军队常常要同数倍于甚至数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作战，有时围困他的敌军距他仅一步之遥，这就不能不使他特别的谨慎。在这时，毛泽东又是一篇逻辑严谨的文章。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是“忍耐的哲学”、“自力更生的哲学”。[35] 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的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国的胜利，我曾耐心地等待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36] “忍耐的哲学”就是坚韧地一步一步进取的哲学，就是现实主义的哲学。毛泽东认为理想和现实是可以统一的，落点在现实主义上。所以，他又说，共产党人崇尚的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37] 现今的中国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务实求利是时尚。然而，民族统一和民族振兴任务远未完成的中国，同时也需要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毛泽东的哲学精神仍具有极强的当代性。
三、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绕不开毛泽东哲学
如果我们承认毛泽东哲学是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结合而中国化的原创形态，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现代阶段的重要形态，就不可能置之不顾或予以贬斥。
（一）中国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对应的概念，它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之上、表现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的哲学。从19世纪开始，西学东渐，西方哲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这样，中国哲学就不仅是“儒、释、道”三种哲学的交织和组合，而且不断吸收西方哲学的合理思想，形成既“守”中国哲学之传统、又“收”西方哲学之精华的中国近代哲学的各种新的形态。
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构成中国现代哲学的起点，人们既接受不同西方学说的影响，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不同视角的理解，从而出现中国现代哲学各个流派。在这些流派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逐步形成，到毛泽东，建立了系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但如此，由于近现代中国的实践总方向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促成近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而此项历史使命历史地落到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因而，由毛泽东起其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这样，我们就不能把毛泽东哲学看作是西方哲学，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转述，而应当看作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形态。
（二）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原创形态是毛泽东哲学）来研究哲学的种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认为中国哲学就是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家哲学和它们的分立与交融。中国现代哲学只是这些哲学的现代化。有学者写文章，号召“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这里的“中西古今”的学术结构中，并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位置而只是要求创造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佛学，或者现代新儒学、现代新道学等。
第二种表现：认为中国现代哲学史、思想史上不应有毛泽东哲学的地位。在某大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现代哲学家的长长的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也许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而不列于其中，但政治家兼为哲学家不是更具特色的哲学家么？有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根本不写毛泽东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认为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哲学，或者说只有政治主张而无所谓哲学。有的这类著作，把中国现代思想史区分为三种思潮：第一种是保守主义思潮，大体坚持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力求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与保守意识；第二种是自由主义思潮，大体按胡适之的主张，实行“全盘西化”或“充分现代化”；第三种是激进主义思潮，大体是主张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在论述激进主义思潮的时候，才论及毛泽东哲学，多半又是对这一哲学的否定性批判。
第三种表现：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避谈毛泽东哲学及其影响。往往采取“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性工具——经典”的研究模式。依我之见，在“问题”和“经典”之间应当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指导下的实践”这个“中介”，可是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这个“中介”被淡化以至漠视。似乎在中国土地上讨论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可以不顾中国曾经发生的成功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顾这一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不顾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哲学的评论、运用和发展，不顾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的胜利行进。中国的一些马克思哲学研究者，认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如何做人，怎样生存”。其实，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仍然是马克思创立其哲学时所说的如何认识人所在的现实世界、如何改造这个现实世界，对于中国说来就是要走进民族复兴、社会现代化的境界；“如何做人、怎样生存”是这一总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一个中国人，不投身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教育、国防建设的实践，不在这种实践中寻找自己的地位，选择自己的角色，他永远也不能做好一个当代中国人。一个中国人，不关注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理解实现这种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中去工作，去创造，他也就不懂得怎样解决生存问题。
（三）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
我以为，“中国哲学”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在中国的实践和文化发展中生长，作为中国人的生活、实践的真理与价值双重关怀的哲学。我不赞成把“中国哲学”界定为中国古代哲学及其在现代变形。或者说，这只是狭义的或传统的“中国哲学”。广义地说，“中国哲学”到了近代、现代已大大扩展了外延，它包括一切虽然吸收了国外的哲学思想，但已将其改造成为用中国语言表达，具有中国文化形式，与中国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发生紧密关系的哲学，它们也是“中国哲学”。如果把狭义界定当作唯一的界定，排异的界定、刚性的界性，那么，界定者就是漠视中国近代以来进入“世界历史”之后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激发的新的哲学，这种漠视是无理的。因为界定者已经把从外国流入而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佛学当作中国哲学的一种形态了。界定者要把近现代同西方文化交流而引起的中国哲学的新形态视为非法，那就必须同时证明并宣布中国的佛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为非法，但这是做不到的。这一种界定，又漠视中国现代以来在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以及这种新文化中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价值。这两个“漠视”是非法的，因为它根本不合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史特别是哲学思想史的实际。
我以为，在现当代，“中国哲学”是一个复合的概念，不是单一的概念，它包括采取各种研究范式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形态——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是中国哲学；中国现代哲学的各种形态（只要不是外国哲学的照本宣科，而是把外国哲学同中国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同中国人的生活、实践相联系的哲学思想）——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张君劢的自由意志论哲学也是中国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把中国实践和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中国哲学，不但如此，它还是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中国哲学的主导形态。这里的“复合”当然不是简单相加、平行不悖。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各个学派之间，应当互相批判又互相吸收，在这种既排斥又同一的思想过程中，发展各派哲学。同时，考验各派哲学的生命力。赞成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的人们，崇尚自由主义、实验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们应该面对毛泽东哲学而不要背对毛泽东哲学；批评毛泽东哲学而不要搁置或抹煞毛泽东哲学。在这种直面的批评的过程中，反思自己，也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自己。我所说的“不能绕开毛泽东”，就是指的不要把自己封为“中国哲学”而一概否认别的哲学是“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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