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融合中国传统教育管理文化的校长领导力
艾 兴 赵瑞雪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 一直以来，我国的校长领导力发展更多依靠移植国外经验，而非传承传统教育管理文化中的精髓、要义。校长领导力虽是当代教育概念，但是要想构建具有中国本土教育特色的校长领导力，就必须实现“传统教育管理文化”与“当代学校教育校长领导力”两者的有机融合。在将传统学校教育管理文化中具有现实意义的管理理念与当代学校教育校长领导力中的价值观领导力、道德领导力和课程与教学领导力相融合之后，可以构建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校长领导力，其构成主要包括仁义并重的价值观领导力、内外兼修的道德领导力和知意结合的课程与教学领导力。
关键词 校长领导力 传统学校教育 教育管理 本土化
一、校长领导力的内涵以及构成要素
1.校长领导力的内涵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掌舵者和引路人，把握学校发展方向，指引学校前进道路。“校长是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对内主持学校全面校务，由国家教育部门、有关办学团体、个人任命或者委派，或通过一定程序推荐产生”[1]。美国学者Hallinger曾做过调查，“校长领导力所产生的效应占学生成绩变化的3%-5%左右”[2]。因此，校长的领导力水平对于其管理学校格外重要。关于校长领导力，国内外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第一种界定将校长领导力界定为校长角色的影响力，如加拿大学者Leithwood认为，校长领导力是“校长调动他人并与他人一起工作以实现共同认可的目标的能力”[3]；我国学者赵明仁也认为，“校长领导力主要指校长影响师生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4]。第二种定义认为，校长领导力不仅是校长的影响力，更是一个施加影响的过程。如英国学者Bush主张，“校长领导力是一个影响达成预期目标的过程”[5]。我国学者张爽也认为，校长领导力“既包括校长的领导能力，也包括校长发挥领导、施加影响的过程”[6]。第二种定义因为将领导力的静态和动态有机结合，在国内接受程度也比较广泛。综合分析两种定义，可以将一般意义上的校长领导力界定为：校长在领导全校师生共同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中，能够对全校师生施加影响的能力，同时也能够使师生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促进。
墙后土体从静止状态到极限状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墙和土之的间外摩擦角δ与填土的内摩擦角φ随着挡土墙位移的增大逐渐发挥出来，直至达到最大值。在非极限状态下，δ处于初始状态外摩擦角δ0与极限状态外摩擦角δm之间，φ也处于初始状态内摩擦角φ0与极限内摩擦角φm之间。δ和φ都是挡土墙位移量S的函数[3]：
那么如何才能使校长领导力的“影响”具有长效性呢？在校长对各方施加影响的过程中，为了使自身的影响能够深入人心，长效持久，就必须融入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元素作为支撑。若想构建我国本土化的校长领导力，使校长领导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就必须根植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优秀的成分融入其中作为校长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的校长领导力应该是校长基于传统教育管理文化的精髓，在领导全校师生共同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对全校师生施加影响，以达到这种影响能够产生促使师生之间相互尊敬、相互协作的作用，并实现代代相传的效果。
2.校长领导力的构成要素
国内外学者对于校长领导力的构成要素有着不同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从校长领导力构成要素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如美国当代教育管理学家萨乔万尼根据领导力的对象和方式，把校长领导力分为技术领导力、人际领导力、教育领导力、象征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五个层次。Bush在总结了Leithwood和Hallinger对于校长领导力构成要素的观点之后，提出校长领导力的八要素，即教学领导力、管理领导力、变革领导力、道德领导力、分布式领导力、教师领导力、系统领导力和应变领导力[5]。我国学者孙远航认为，新时期我国校长领导力的构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思维力与洞察力、决策力与执行力、感召力与沟通力以及学习力与创新力[7]。我国学者孙绵涛将校长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分为基础要素（心理要素和动作要素）、条件要素（职位要素和非职位要素）以及场域要素（校长领导活动过程、领导内容及校长个人领导活动要素）[8]。这种要素划分认为校长领导力是校长的个人先天素质、后天修养和领导能力三个方面的综合体现，只不过前两个要素是内在的，后一个要素是外显的。
另一种观点则是将校长领导力与当地传统文化相结合，剖析本土化校长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如澳大利亚学者Lumby等人所言：“校长领导力的国际化视角不在于了解海外教育，而在于领导者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文化适应和实践。”[9]如英国学者Ashley Yoon-Mooi Ng认为，在马来西亚的国家背景下，学校校长领导力发展应该强调本国的道德文化和精神信仰，切勿只重视转移西方知识而忽视当地文化[10]。基于国家的教育状况，2012年马来西亚教育当局举办的“全国教育领导者专业资格”（NPQEL）的培训中注重培养中小学校长在拓宽视野、教学成就、管理变革、资源运作、人际关系和自我管理六大领域提升校长领导力[11]。再如就西方文化整体而言，强调自我意识和自我学习是校长领导力的基本要素[12]。美国学者Kotter认为，美国的校长领导力注重五个方面的培养：冒险精神、自我的诚实评价与反思、社会化的思考方式、学习者心态和开放的思想[13]。从第二种观点可以看出，尽管在教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校长领导力构成仍然要基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实际。因此，构建独具国家文化特征的校长领导力是各国校长领导力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传统学校教育的管理文化
校长领导力的发挥要立足于我国的教育传统，尤其是吸取传统学校管理中的理念与文化，并融入其中，从而培育本土化的校长领导力。通过对传统学校教育中管理文化的深入研读，笔者发现传统学校教育的管理理念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
1.“重义轻利”的价值引领
第六，学霸寝室浓厚的学习氛围具有外溢效应。学霸们的集体优异表现会受到老师同学的更多关注。一些学校往往会组织学霸寝室介绍经验，让其他同学从中受益。也有一些上进心强的学生会主动向学霸寝室靠拢，融入学霸团队，逐渐成为团队的一员，虽然他们不是学霸寝室的编内成员，却能受到学霸寝室氛围的感染。总体而言，学霸寝室的外溢效应在有组织的宣传中能让更多学生受益，受益者虽是非特定的、但可能数量更多，对建设优良学风的效应能体现得更为充分。
因此，若要构建我国本土化的校长领导力，就要在校长的价值观领导力、道德领导力以及课程领导力和课程与教学领导力中融入传统学校管理经验之精髓。
2.“自明诚”的道德引领
《中庸》有云：“自明诚，谓之教。”我国学者杨国荣认为，从“明”到“诚”是一个完善德性的过程，主要是利用学校教育的方式，即“修道之谓教”[15]。“自明诚”与“自诚明”相对应，“自诚明”是“君子”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道德水平。按《中庸》的思维逻辑，“君子”德性的养成主要是通过“自诚明”和“自明诚”两个途径。“自诚明”主要是通过“尊德性”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自我规约的方式来完善德性，是一种由内自发的德性修养。“自明诚”则是要以学校教育的方式，通过知识学习的过程完善道德，发扬善性，是一种外在助推的道德培育。若想通过“自诚明”的方式提升道德修养是需要一定基础的，一般的民众很难达到这个程度。“自明诚”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不过要想实现“自明诚”，必须通过学校教育的学习，规范自己的言行，逐渐成为一个思想上有道德、行动上遵法纪的良民。
在传统教育观念中，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化民成俗”，执政者若想要教化民众，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就必须要通过学校教育。民众若想达到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就必须要“自明诚”，即接受学校教育。因此，传统学校教育是道德引领的重要阵地，民众的道德塑造是传统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
在传播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大众媒体的作用仍然极为关键。在我国电视媒体普遍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其中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视角，更加倾向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可通过中央电视台第五频道，打造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平台，例如，该频道可设置赛龙舟、民间武术以及舞狮等体育运动的专题节目。通过央视媒体的传播，传统运动将得到更好的推广。再有我国的地方媒体，也应当对本地区的特色体育项目进行集中报道。例如，在对民间武术的报道过程中，地方媒体可突出武术派别的地域差异，通过这样的宣传，民间爱好者的乡土情结将得到激发，对于该项赛事的关注度也将得到提升。
3.“经世致用”的课程引领
自古以来，我国的课程设计都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先秦时期以“六艺”为课程的设计理念，注重培养文韬武略的政治人才。两汉时期，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影响下，各类学校广设“经学课程”，教授儒学中的伦理道德和纲常礼教，以保障社会平稳有序地向前发展。两宋时期，朱熹提出了理学教育，并对“四书”做了新的注释，编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方的课程教材。其中要求学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学习目标；以“仁”“义”“礼”“智”为学习内容；树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美好品德；具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辩证思维。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期，以黄宗羲和颜元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提倡设置实学实用的课程。如黄宗羲提出“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密切联系时局动态，学生学习的目的也应该是为社会和政治服务；颜元认为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同时学校教育应该围绕“六府”“三事”“三物”进行课程设置。
不管是传统学校教育的管理文化，还是当代的学校教育的领导文化，都有引导其稳步发展的一套基本理念。传统学校教育在价值观领导、道德领导和课程与教学领导方面的基本理念与我国当下学校教育所秉持的管理理念有所差异。
4.“知行合一”的教学引领
首先，在价值观领导方面，学校作为社会教化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塑造学生价值观的重任。传统学校教育所提倡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要求人们行事以道义为先。当下学校教育提倡“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人们存爱人之心，构建民主和谐的现代社会。
对于“知行合一”的两种不同观点，张、朱所提倡的“先知后行”，是从知识教育出发，并将其作为道德实践的基础。王阳明则是认为道德教育是根本，知识教育融入其中，并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完成。“知行合一”更加强调“知”与“行”的不可分离，也就是道德心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性，如他所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相比较于张、朱所提倡的“先行后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阐明了我国传统教学理念重视对学生“知”与“行”的教化和引领。
儒家所轻视的“利”是个人的私利。先秦杏坛讲学宣扬了一种为民谋福祉的求学精神。如孟子所言，“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宋代朱熹创办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中，要求为学者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修身之要”。因此，传统学校教育试图引导学生养成一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轻视个人“私利”、重视民众的“公利”、积极入世的价值观念。
三、构建融合中国传统教育管理文化校长领导力的实践逻辑
1.传统学校教育与当下学校教育领导理念比较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课程设计理念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经世致用”一直是课程设计的目的，这其中包括课程设置紧扣社会发展与变迁，课程目标以实现“修己”与“安人”为主，课程内容以与民生相关的实用之学为主。
在古代学校教育中，“知行合一”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在“知行合一”提出之前，以宋代的张载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首倡“先知后行”，即学生在博闻强识的基础上，躬行实践，即“闻斯行，好学之徒也”。明代心学家王阳明则认为，不能将“知”和“行”看作相互分离的两件事，因为“知行合一”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即由“本然之知到行，又由行到自觉之知的双重转化过程”[16]。
“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为儒家学派所提倡，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学校教育所宣扬的主流价值观。在儒家思想中，“仁”与“义”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14]。关于“义”的含义最早蕴含在孔子给弟子讲解何谓“仁”的解释中，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根据孔子从不同方面对“仁”的解释可以看出，孔子是在要求弟子能够在为人处世中树立符合法度和规制的思想意识，并做出正确的行为。
再次，在课程与教学领导方面，传统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习意志，不管是“经世致用”还是“知行合一”，都要求学生首先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意志和决心，之后再展开后续的学习。当代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习能力，尤其是为了适应科技时代的快速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积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其次，在道德领导方面，两个时期的学校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所引领道德的性质不同。传统学校教育所要培养的“德”是私德，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简称“一对一”式的道德。当代学校教育所要培养的“德”是公德，即文明礼貌、保护环境、爱护公公物和遵纪守法等等，简称“一对多”式的道德。
段文瀚解释说，第一个“绿色”之所以叫“绿色矿山”，是因为云天化采用最先进、效率最高的开采技术，极大提高了对磷矿石的利用率，做到了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循环利用。除此之外，云南的磷矿大都是胶磷矿，杂质含量较多，这就需要采用先进的浮选技术对胶磷矿进行加工，使其更干净、有害因子更少。同时，矿产开采完之后，云天化还会对土壤进行回填，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浮土植被的种植。浮土植被的种植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对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前期投入巨大。据段文瀚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云天化单是复垦植被，恢复绿色的投入就将近10亿元，目的就是希望从源头支撑整个绿色发展理念的运行。
2.构建融合中国传统教育管理文化校长领导力的路径探究
本文试图将传统学校教育管理文化与当代学校教育校长领导力相融合，以期找到构建基于本土管理文化的校长领导力的现实路径。如图1所示，融合了我国传统教育管理文化的校长领导力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仁义并重的价值观领导力、内外兼修的道德领导力和知意结合的课程与教学领导力。
抗生素微生物检定法作为抗生素检测的传统方法，通过对标准品和供试品溶液所产生抑菌圈直径大小的比较分析，所得的实验结果直观可靠，且真实地反映了抗生素的抑菌能力[14]。但实际操作中，对人员操作技能要求较高，影响因素较多，测定用菌悬液不易保存，需定期传代，单次实验耗时较长等问题[15]。而高效液相色谱法操作简单，影响因素较少、抗干扰强、用时短、结果准确、可靠。
图1 传统学校教育管理文化与当代校长领导力相融合的关系示意图
（1）仁义并重的价值观领导力
构建基于本土文化的校长领导力，在价值观领导方面要实现“仁”与“义”的融合，即仁义并重的价值观领导力。首先，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使师生言行规范、不失法度，校长就必须要引导他们敬畏制度和规章，在思想上具有守法意识。其次，为了使学生在和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以及使教师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愉悦工作，校长就要以身示范，用“爱”领导和管理学校。与此同时，师生在校长的爱护与关怀的影响和感染下，逐渐形成乐于助人、互爱互助的完善人格。
（2）内外兼修的道德领导力
构建基于本土文化的校长领导力，在道德领导力方面要实现“公”和“私”的融合，即内外兼修的道德领导力。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包括“守公德”和“严私德”两部分内容，也就是说要求学生不仅要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中遵守社会规约、履行公民义务和行使公民权利，还要在个人生活中自我管教，在独处时也要具有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即儒家所说的“慎独”。另外，校长若想要培养学生兼具“公德”和“私德”，就必须做到内外兼修，这样才能为树立道德示范形象、提升道德领导力打下能力基础。
音乐课程资源库在构建完成之后是需要不断补充更新的，所以可以说资源库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有效的管理资源库对于发挥其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整个构建的过程中都需要充分地融入服务与管理的环节。那些已经在局域网上上传的资源可以由信息技术教师来对其进行专业的管理，同时，在上传的时候要设置链接功能，这样能够更加方便教师使用。对于那些还没有进行上传的资源，如DVD、CD以及文本等，可以直接储存到资料库来进行相应的管理。
（3）知意结合的课程与教学领导力
山字营的兵丁见营主死于非命，鼓噪起来。李太嶂竖起左手，大声道：“比武之事，不比其他。死生伤残，悉听天命。”随即让手下前去为李双岱收尸，捆在马背上。
构建基于本土文化的校长领导力，在课程与教学领导方面要实现“知”与“意”的融合，即知意结合的课程与教学领导力。在对课程与教学进行领导的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学习意志，并且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学习意志是学习能力的基础。只有学生具备坚定的学习意志，才会产生内驱力，促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进而提高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学习能力能够巩固学习意志。学生有了一定的学习能力之后，其会反过来加固学生的学习意志，使学生有继续深入学习的动力和决心。因此，校长在进行课程与教学领导的过程中，要重视学习意志的培养，并且引导学生具备将学习意志转换为学习能力的品质。同时，校长也要加强监督和管理，以提升自身课程与教学领导力的水平。
综上所述，尽管“校长领导力”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是若想使我国在校长领导力的发展上具有话语权，就必须构建基于我国教育管理文化特色的校长领导力结构体系。因此，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校长领导力若想永葆生机与活力，就需要从传统学校教育的管理文化中汲取能够促进其发展的养分，并将其融合到当代校长领导力当中，丰富和发展校长领导力的内涵，使校长领导力的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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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艾兴（1978-），男，江西新余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赵瑞雪（1995-），女，山东青岛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白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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