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应为我国改革开放大业鼓与呼——杨瑞龙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业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经济学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国企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作为反映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也面临挑战，经济理论如何走在改革的前列，指导实践？中国经济学的走向是什么？《学报》怎样反映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杨瑞龙教授。
在经济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
刘晶（以下简称刘）：你在产权和企业理论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你发表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2 期上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一文荣获我国经济学最高奖——1998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能否谈一谈你在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贡献？
杨瑞龙（以下简称杨）：我早在80年代中期，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对国企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市场取向改革的关键是市场主体的培育，而国企改革又是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就在《经济研究》1988 年第2期、第4期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具体设计了双层股份制模式， 即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控股公司——股份公司的多级代理构架和准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设置，重构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把国企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这一改革设想后来通过《要报》的形式上报中央有关领导，并在深圳、上海等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得到了体现。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发生的种种变形的现象及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实触发了我对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思考。 在你上面提到的那篇写于1994年并获孙治方奖的论文中，我通过深入剖析国有产权的特征及国企走向市场面临的体制性障碍，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宜实施分类改革的战略，即主张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自然垄断性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大中型国企宜改造成股权多元化和分散化的股份公司，小型国企宜完全放开。该改革设想产生了广泛影响，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阐述的国企改革原则就体现了分类改革的思想。近年来，在我与我的博士生周业安合作并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的一系列论文，借鉴现代企业理论，对“股东至上主义”、“工资侵蚀利润”、“内部人控制”等命题提出了质疑，根据“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阐述了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模式。
刘：听说1999年9 月中旬你赴美国华盛顿参加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年会，并会见了科斯、诺思、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等著名教授。自90年代初以来，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成为非常时髦的学派。我注意到我国很多有关探讨制度变迁的论著常常引用你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三篇研究我国制度变迁方式的系列论文，你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在这三篇论文中，我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研究我国向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根据改革之初中央政府在改革方案的设定和实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提出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这种制度变迁方式在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中将面临一系列难题。但是，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地方政府具有利用政治组织实现发展本地经济的功能，从而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此，我又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推断，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刘：你在非均衡理论的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以你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学术专著《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自1994年出版以来，已经重印了两次，并获教育部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在学术专著出版很困难的情况下，你的这本纯学术专著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发行状况？到底在哪些地方吸引了读者？
杨：宏观经济学应以一定的微观经济行为分析为基础。但翻开经济思想发展史，我们发现，新古典主义流行的均衡分析方法与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分析方法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事实上处于割裂状态，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成为当代国际上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本《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联结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桥梁，系统地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并集中研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宏观非均衡状态，从微观角度透视导致宏观非均衡的原因，进一步探索一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思路。尽管这是一本学术味很浓的专著，但是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及其在经济研究上的应用前景对国内的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它所引申出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含义对我国的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具有借鉴意义。这也许是这本纯学术著作比较流行的原因吧。
中国经济学的走向
刘：最近一段时期，构建中国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你认为存在一个中国经济学派吗？
杨：这要看如何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界定为与已有的任何理论流派没有血脉关系，完全由中国经济学家独创的以中国的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流派，那么这样的中国经济学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因为，任何学术派别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之上的，前人丰富的思想积累可使后人少走很多弯路，对某一学术派别的继承和发展使学术思想具有可交流性。正是在这种交流中，经济学得到了发展。如果当你的学术思想不能被同行所理解时，又如何使这一理论流派具有生命力呢？但是，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界定为中国经济学家在继承某一为众多人所认同的经济学流派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拓宽某些假定条件，或通过案例分析、计量分析等来检验该学派的理论前提和理论结论，进而使这种经过修正和发展的该学派的理论打上显著的中国烙印，那么，这样的中国经济学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有着令人激动的发展前景。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及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建立中国经济学中处于什么地位？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了。你是如何看待这一说法的？
杨：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据我所知，不少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的人其实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的著作。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生命力，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就是为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谋利益。难道今日的经济学家不应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难道追求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的热望会消失吗？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其应用前景也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若要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永葆青春活力，就必须以开放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当时的研究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是预示性的。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业中所面临的问题，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很难找到现成的答案。那种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评判我们的实际工作和学术走向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而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僵化。因此，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永葆青春活力，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践，吸收人类文明包括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直面现实，研究和回答改革和开放中面临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实脱节的学说是很难让人信服的。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开始受到中国高校学生的青睐，在专业性经济学的期刊上，你会看到充满西方经济学术语的论文，甚至搞了几十年政治经济学的专业人士也看不懂这些经济学论文。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杨：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流行有它的原因。我国自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来，现有的经济理论不足以支撑现实经济的发展。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计划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它甚至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划等号。而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是如何配置的，对我国市场化进程中某些现象的解释有独到之处。因此，不少人开始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毕竟是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不仅其资源配置方式背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与我国不一致，而且，其构建理论体系的前提性条件与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肯定是行不通的。当然，市场经济具有共性的一面，西方经济学中反映资源配置一般规律的理论和相对成熟的分析方法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是我们正在从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事业是人类的一次伟大尝试，许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而西方国家毕竟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对成熟型市场经济运作的理论描述。我们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就应吸取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那种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是不足取的。
刘：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既是一门政治理论课，又是一门专业课。尽管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已有成百上千种，但令学生满意的教材并不多。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样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杨：目前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出现两个偏差：一个是仍基本沿着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体系和逻辑来撰写，加入一些对当代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分析；另一个是试图以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取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把研究对象仅定位在资源配置上。这种偏差更多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板块式结合，即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资本论》的缩写，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很少，而社会主义部分则更多地引入西方经济学，阐述市场经济的运行，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方式等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很难兼容的，因为两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以“社会人”构建逻辑起点，并采取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利益矛盾分析方法。而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出发，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两者的基本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相容性，这也是为什么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板块式结合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尝试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可借鉴的学说和分析方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现象，回答我们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问题，进而写出对当代大学生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学新教材，是摆在我们每一个经济学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办好人大学报 创建人大学派
刘：作为编辑，我自然很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发展。不知你对此有何建议？
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作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全国核心期刊，对于中国人民大学来说是一笔价值可观的无形资产。经过编辑和作者的共同努力，人大学报在全国高校学报中享有盛誉。然而，人大学报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来自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挑战。我认为，人大学报若要在竞争激烈的期刊市场中继续保持领先的位置，应该注意学报的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办刊方针的开放性、学术探讨的创新性、联系实际的超前性。人大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学，在办刊中坚持政治方向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办刊方针的开放性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不要只是一种声音，而是要多种声音，引起争鸣是好现象；二是稿件来源多样化，不仅仅局限于人大，应该是只认稿子不认人。当然，人大学报对于扶植新人，特别是扶植人大新的学科带头人也应是责无旁贷。所谓学术探讨的创新性，就是所发表的论文要有独到见解，或者是对本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或者是对实践有贡献，而不要“炒冷饭”。所谓联系实践的超前性，简单地说，就是理论研究要联系实践，政策建议少一点“迎合”、“见风使舵”和“马后炮”，多一点“事前诸葛亮”和“真知灼见”。
刘：那你觉得在办刊中如何体现你所提出的几条原则？
杨：我觉得应结合创建人大学派来办好人大学报。也就是说，要把人大学报办成发扬、光大人大学派的园地。
刘：创建人大学派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能否谈谈人大学派的特点？
杨：其实人大学派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校领导早在构建人大发展规划时就提出来了。因为，中国人民大学要保持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有人大的声音，在党和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人大的声音，在改革和发展中有人大的声音。若要使人大的声音使人过“耳”不忘，就必须与众不同，而不能重复人家的声音。这种与众不同的声音就构成人大学派的精髓，而人大的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人大学派的主要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人大传统的内核，这种传统在当代就体现在以下方面：以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理论探索中不惟上、不惟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让理论走出书斋、走出校园，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体现其真正的价值。
刘：那你认为应怎样发扬、光大人大学派？
杨：最重要的是应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丢掉传统就将失去人大学派的内核，没有创新，人大学派就会失去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大传统的现代价值要通过当代人大人的理论创新来实现。对于创新经济学的人大学派来说，这种理论创新不仅是指怎样通过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当代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更大的解释力，而且也要以创新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即应结合中国的实际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于分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有独到之处，但制度经济学毕竟源于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制度演进的解释，从而它更强调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我国的体制改革则是在缺乏市场主体的条件下由政府来组织和推进改革的。正是根据这一中国特色，我提出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进而分析在这一制度变迁方式下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所可能面临的障碍。在解释如何逾越这一障碍时，我发现制度经济学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目标一致性的假设下的国家理论难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经济学。根据我国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事实，我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判断随着市场主体的确立，将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验证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假说。
刘：那么在创建人大学派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杨：关键是要有锲而不舍、知难而上的精神。创建和发展人大学派与我们每个人大人的学术生命息息相关，人大学派这座“大厦”要靠我们每个人大人“添砖加瓦”来完成。在这一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的过程中，我们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做学问，不要人云亦云，不要搞“花架子”。文章必须自己想通了再写、再发表。重要的不在于有什么“新”观点，而是每一观点的得出是否有严格的论证，是否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相信人大学报必将在创建和发展人大学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杨瑞龙，1957年生，江苏昆山市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因其在经济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取得的突出成绩，曾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数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及两届北京市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并被选拔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人选、北京市“百人工程”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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