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管理学学科性质与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使命论文,学科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5896/j.xjtuskxb.201602005 近年中国管理学领域的理论争鸣，预示管理学科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的前夕。西方管理学的种种进展，在近几十年当中，显然引领了中国管理学的发展。2008年“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形成了管理学界这样的共识：以科学精神运用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方法论，来提出和研究管理问题，展开中国情景下的管理学研究，是创建中国管理学最重要的前提[1]。然而正如徐淑英[2]指出的那样，西方以美国为主导的管理学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严厉的批评。北美式管理学研究与实际社会发展需求的脱节问题，由于其方法被作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主流，也同样地反映在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发展中，引起中国国内一批学者的争鸣。他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辨与讨论，有很多富于洞察力的见解令人感佩。郭重庆[3]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已经到了应该从“学着讲”，进入“接着讲”的阶段。本文的工作，主要是在众多学者讨论的基础之上进行另外一种探讨，或可为“中国学术共同体”已经炽然成炬的研究工作再增添一份参考。 一、对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议的思考 (一)争论的关键起因与基本问题 布莱恩·阿瑟[4]在《技术的本质》一书里详谈了技术是什么和它是如何进化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与本文讨论相关的几个关键观点值得参考：(1)技术是被捕获并应用的现象，是对现象有目的的编程。(2)我们一直以为技术是科学的应用，但实际却是技术引领着科学的发展。(3)科学往往是通过关注未按常规行事而出现的某些“异常”来揭示现象的：科学提供观察现象的手段；科学提供与现象打交道的工具；科学提供预测现象如何作用的理论；科学提供捕获现象，为我所用的理论。(4)标准技术的标志，就是它必须建立在物理现象基础之上。另有一些不太像标准技术的技术，与人类组织行为相关，其现象是行为性的或制度性的，而非物理性的。(5)管理学所观察的对象，包含了“行为性”的或“制度性”的对象。由于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这些行为或制度性的对象中，至今未发现可以被捕捉的一个(类似物理世界现象般)可以稳定持续存在的现象。自然科学捕获并运用现象造福人类的卓越成就，反衬管理学界对人类行为中固定现象的一无所获，由此构成了对于“管理学是不是科学”这一争论的基础。 (二)相关争论中主要观点的讨论 孔茨(Koontz)[5]所接受的管理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经验的总结，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然结果。因为管理学是对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它必然是理性知识，科学知识。然而，孔茨所面临的“管理学丛林”表明，目前管理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只是有可能上升为“理性知识或科学知识”的知识积累。科学知识表现为一套语言性的命题系统和知识体系，而目前的管理学中，并没有找到一个命题，可以作为管理学大厦本身拥有的不可动摇的基石。 经验主义学派的戴尔(Dale)等学者否认管理学是科学[6]。因为管理形态比自然现象复杂，超越了科学技术进行准确描述的能力范围。经验主义学者认为，科学知识是对客观实在的全面准确的反映(这种反映目前只存在于物理世界)，它的成熟以数学物理的精确描述为标志。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使得管理学不可能成为科学。这些观点，被坚持管理学是科学的学者优雅地纳入表象主义学派，所谓表象既非实质，因而否定其对现实的判断[7]。 对于经验主义学派用“理论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标准来判定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则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并证明离开主观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在强调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时，爱丁堡学派提出科学发展的“利益模式”：科学知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科学知识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8]。这个学派的观点确实相应于管理学被一部分学者认定为是科学的现实。也就是说，管理学是科学，也许首先是因为一部分学者“需要它是科学”。正如杨栋等[7]所观察到的那样：“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看，管理学已经是一门毋庸置疑的科学”。 对于管理学的科学性是否能在未来成立，理查德(Richard)[9]等学者认为，管理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由目前的多元走向一元，多元方法只是表明管理学还没有成长为一门科学。这个判断是具有预见性的，但是却未能指出这个一元方法是什么。于是为那些对管理学“是科学”有需求的学者们，留出了用“科学”思想与方法来推进管理学“成为科学”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形成了目前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导的学院派管理学主流学派，并基本占领了发表论文的主要市场。 管理学丛林中也有惠特利(Whitley)、韩巍[10]等崇尚实践、并强调与现实情景相结合的学者，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人类活动不同于自然现象，比自然科学包含着更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重视文化、价值观、习俗等因素的作用，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多元的。这也与管理学领域多元方法的现实存在十分相应。然而这些相关研究方法的研究进展，多少受到了那些寻求管理在科学上的合法地位的主流学派，在研究资源和发表空间上的限制。 理论只有与现实相应，才能够显示出它作为理论的价值。而一种理论止于同局部现实相应，那么至少说明在它之上，还应该有某种理论具有更宽泛的容纳力与解释力。目前的管理学丛林，无论是实证主义理论、扎根理论，或者其它类型的新旧理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独成一支，而缺乏彼此的解释力。理论解释力的局限，说明相关方法还不具备足够的高度，来函摄看似纷乱的现实多样性。管理学理论研究因此面临向上走和向下走的抉择。然而现实的问题是：理论的再向上走应该怎样走？会不会让理论与现实更遥远了呢？实证主义学派走向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应用来刻画某些现实，虽然具有值得尊敬的精心设计，却被指责为脱离现实需要的自说自话和自我欣赏[3]。走向与实践经验结合的后经院学派，又被担忧会令理论的研究走向平庸而失去应有的纯净[11]。管理学需要发现某种理论，它不仅要能够与现实的实践相契合，同时它的高度又要存在于目前的种种研究方法之上，能够贯穿于看似丛林的纷杂的理论与现实。 (三)管理的本质再探讨 1.我们未曾离开本质 “什么是管理？”与“管理是什么？”这是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问题。管理是什么？管理学科的性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解决管理学科总体方法论问题的出发点。 在展开讨论之前，笔者以一个禅宗公案作为引子。中国禅宗有一位洞山禅师，因为早期不能理解佛教《心经》中“无眼耳鼻舌身意”这句话的含义，所以长期参访。有一天在水渠边洗脸时，看到水中自己五官的倒影，忽然大彻大悟。写了一首偈子流传后世：“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殊，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洞山禅师的偈语，表明了他对现象与本质之关系的领悟：外面千山万水，千万种变化的现象，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本质。而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情境中，时时都会遇到本质之理所演示的现象。这些现象脱离不开事物本质的道理，而道理却不应该理解为这些具体的现象。应该这么去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才能够适切地做到知行合一。 在我们了解什么是管理的本质之前，被观察的管理学的种种理论与实践，总体可以被看做人类世界的一类“现象”。这类现象，与人类价值目标追求以及所采用的工具有关，它们虽然是客观的，却又有待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为它们赋予意义。这种意义的赋予，属于人类“科学精神”的层面。科学探索起因并决定于科学精神的追求，而科学精神，却不受科学水平或形式的局限。在这一点上，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科学精神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这是不是管理学的本质呢？或者这是接近本质、与本质相关的线索？ 管理学领域对于管理的性质的最初看法，会非常实际地影响管理思想所达到的理论层面。如果从“理以事显，事以理成”的事理关系来看，理论认识与表达的适切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理论与实践的效果。对于管理学顶层方法论缺失，而管理学理论丛林密布的现实，我们似乎应该寻找一种能够为管理学开辟视野的，更接近管理本质意义的表达，来陈述管理的性质。老子说：“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告诉我们所谓的本质，一刻不离的伴随着我们，如果它能够与我们分离，它就不是本质。所以，我们寻找的实质必定时时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管理研究与实践中，这个道理在我们真正实证确认之前，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信仰。 2.对管理定义的观察与评价——出于对本质的探求 为了探寻管理的本质并为它找到具有总体意义的方法论，我们需要先来观察管理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泰罗(Taylor)[12]认为：“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你要别人干什么，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干”。在泰罗看来，管理就是指挥他人能用最好的办法去工作。西蒙(Simon)[13]对管理的定义是：“管理就是制定决策”。法约尔(Fayol)[14]认为，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五项要素组成：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看法颇受后人的推崇与肯定，形成了管理过程学派。德鲁克(Drucker)[15]认为：“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他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明茨伯格(Mintzberg)[16]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管理主体对管理活动进行组织、协调，以优化运用相关资源，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实现一定价值目标的社会化活动。管理不是驱使人尊重、平等、信任、合作和分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管理不是科学，甚至不是技术。笔者注意到他对于人类活动的内在价值有深度的敏感，值得钦敬。 上述对管理的诸多代表性定义中，除了西蒙，都采纳了管理活动中多种行为的描述来定义，属于用表象来表达的一类定义。管理的本质要揭示的是管理活动过程中比较深刻、相对稳定的并具有内在联系的属性和特征[17]。西蒙的定义，具有一以贯之的简洁与纯净。遗憾的是，决策似乎还不够本质，因为决策行为本身是有所依赖的，它依赖于信息、依赖于价值观、依赖于目标选择等等，而且它归属于管理行为的一个分支。我们要选择的“本质”表达可能与它相关，但它仍然不具备足够的深度与解释力。 3.从技术的本质到管理的本质的选择性表达 布莱恩·阿瑟曾经问著名的技术专家文森蒂(Vincenti)，为什么绝少工程师试图奠定他们领域的理论基础？得到的回答是“工程师只喜欢那些他们能解决的问题”[4]。正如工程师很少试图研究技术的本质，管理学界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也很少看到对管理自身的基础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在物理世界，技术是对现象的有目的的连接与编程，而科学是对现象的揭示、发现与应用的探索。相应的，在人类管理活动及行为现象中，区别于物理世界的技术本质的要素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这个要素有形态，便应该归入标准技术的范畴了。这个要素，需要是深刻的、贯穿人类行为现象的、能够反映内在联系的属性和特征的要素，需要对多变的人类行为具有解释力。经过观察与思考，本文选择了一个最为接近这种要求的概念——“价值”。 价值的本质，在哲学上的探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用“关系”思维去研究价值，是正确理解价值本质的基本思路，这是百余年价值哲学的历史证明了的一条经验。价值不能脱离人的主体认识，同时它具有功能属性[18]。 鉴于“价值”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对“价值”如何进行定义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也涉及到笔者后续研究工作的逻辑基石。中西方对于价值研究的历史漫长，落足点也各有不同。对于价值本质的哲学论争已经历了百年之久，并没有得到一个普世公认的被称为“实质”的定义。在此，我们不妨根据管理研究情境的需要对它进行界定，目的在于帮助明确研究的所指。 因为管理是涉及人类欲求对象的思想与行为，这类对象至少对各种情境中的管理行为当事人来说是“有价值”的。因此，本文采取对“价值”的存在有关键关联作用的“现象”进行定义的方法，在此做一个归纳性界定。由于本文的研究指向是面向管理的，因而把在本文中谈到的价值称为“管理价值”，它是管理行为中构成管理欲求内涵的因素、因素的特质，及其相互关联而形成的整体性诉求，它包含相关因素及其特质的状态，以及它们与管理诉求相关的可能的关系状态的集合。 这个定义与哲学家普特南“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19]的认识有着内在的呼应。但是，普特南虽然针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科学与伦理学、法学等价值学说之间，人为设置对立的二分鸿沟的观念进行了批判，但是尚未能在方法论的构建上到达一个可以接纳各种学说的理论形式。本文定义中的“整体性诉求”，指的既不是与事实纠缠在一起，从而受制于经验本身的价值判断(它可能导致功利主义及成王败寇的局限)，也不是脱离事实而有的形而上的绝对主张(它可能导致事实与价值抉择的分离)。它应该被看做是可以进行解析描述，支撑逻辑推断，并服务于诉求抉择以及整体性判断的一个对象。它在解析描述方面应该与事实观察的“实然”相应，而在诉求抉择方面，也须要接纳管理对“应然”的诉求抉择的推理。 这个定义所引出的是一个哲学与管理学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本文题名“管理学价值分析方法论导引”所建议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在各种局部的工具理性之上，是不是存在一种可以接纳局部理性的差异，而同时又可以服务于整体价值判断的“整体理性的工具”？管理实践中必须充分关注非整体的“工具价值”，比如单纯地追求绩效、GDP唯上等；以及“整体价值”，比如社会责任、生存环境的平衡等。那么同时接纳并平衡这两者的方法论工具，应该是一个值得探索乃至予以构建的主题①。 如果我们用价值这个概念为管理下一个定义，则“管理是人类的有意识地追求价值的活动。”这个定义与前述各位学者的定义形式不同，同时与他们的所有定义也不会发生任何冲突，或许可以被视作一种更为具有实质性的表达，它可能为管理研究与观察带来不同的视角与洞察力。 正如吴思先生通过经济线索研究明朝历史获得的洞察，令人们对“潜规则”这么一种看不见的事实耳熟能详一样，价值主线的作用与解释力，可能会伴随价值形态的多变性、渗透性，产生远远超过单纯的经济线索以及来自物理世界的科学方法的解释力、洞察力和预见力。现代学者中，不乏对此高度敏感的学者。例如：管理大师德鲁克[15]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经济与社会的一种变革”；郭重庆[21]认为“服务科学是一门研究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旨在形成二者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的现代先进管理科学”等等，都可以理解为对“关系范畴”的价值的认识。 在所有的管理活动中，包含了价值判断、价值抉择、价值创造与达成等一系列的活动。任何一种具体的管理活动，都可以被看做是与特定价值(同时可理解为“功能”)相关的。即便是物理世界科学技术的探索，也离不开管理中价值追求的本质。不仅技术创造中对于现象的连接，离不开管理的价值追求本质；科学探索中的所有活动与成果，也正是基于物理世界“关系”的价值判断而拥有其地位。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真正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特征在于，一切的价值发现与创造，来源于关系的发现与安排。这也正是各门与自然规律相关的学科门类中实际在做的事情。被称之为“基石”的自然科学的发现，可以作为科学探索的成果乃至工具，并不是科学的实质。而管理学与其他一切学科一样，可以拥有这些工具。价值判断，是管理目标、决策以及其他所有有意识的人类行为的前因。 为管理下这么一个宽泛到几乎没有边界的定义，它的意义在于管理学的研究目标可以不被局限在任何一个人类活动的狭隘的局部，这是管理学的学科精神以及它的方法论的顶层构建所需要的。如果说，科学是探索“现象”的内在原因的活动，那么对于人类行为现象，关注“价值”是一个极为适切的入手点。它是人类一切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的探索活动的动力来源。价值问题，是管理学的元问题，价值判断的方法论，也许可以看做是管理学方法论的本质。价值判断的方法论的不成熟，使得管理学目前还难以成为成熟的学科。它的成熟，在过去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很大程度受到了物理世界的“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管理学成长中路径依赖的需求，另一方面，这种依赖确实限制了管理学作为实践学科在“科学精神”层面的视野。目前管理学界研究成果与社会发展需求的脱节，以及对管理学领域关于研究成果如何评价的难题，或许正好说明了管理学领域对于价值判断认识的不成熟。 二、管理学对价值判断方法论的需求与管理学的使命的讨论 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现代社会，就管理学所肩负的使命而言，我们至少不应该拒绝任何一种现象，认为它不在管理学的研究范畴。管理学面临太多要探究、解释和承担的问题领域。管理学对于现象的探索性本质，本来就是不需要管理学的学者们通过某种特定的形式来证明它是“科学”的。相反，物理世界的科学，倒可以被认为是管理学中一个相对稳定而可见的分支。这是由价值探索所包含与渗透的现象的范围大小来决定的。或许这正是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也有机会到管理学领域指点江山，甚至做出有洞察力的研究贡献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任何行为，并没有离开管理的本质。但包括管理学领域在内，各个领域的学者也难以看到管理学的全貌。 管理学面临的价值抉择问题范围广大，问题多而复杂，其中蕴含的对未来的意义难以估量。下文就管理学领域与价值判断方法论相关的若干命题予以辨析，对管理学未来可能的发展空间作以思考。 (一)管理学是面向价值发现、价值判断、价值抉择、价值实现、价值存续的学科 价值发现、价值判断、价值抉择、价值实现以及价值存续，是管理学研究存在的出发点、路径以及归宿。价值作为极具复杂性的哲学范畴，从古到今都存在不同形式的论述。直到各种管理思想和工具普及的现代社会，关于价值的判断也还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方法论。这也许是一些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难题，在多如丛林的工具思想下也未能得到良解的根本原因。 作为关系范畴的价值判断问题，其认识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极高复杂性的学术问题和实践问题，不仅在认识上有难度，乃至于在知识传递上也是最有难度的问题。同时它又是最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对于价值的认识，直接并持续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品质。 近百年来物理世界的科学进展，对于人类的经济、文化起到了引领作用。由对物理世界的观察而发展出的学科方法论，占据了几乎整个人类的主要思想与学术舞台。由此也带来了价值研究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作为关系范畴的价值，本质上是不可以通过割裂关系来研究的。这一点非常不同于物理世界的科学研究，因为物理世界的科学方法，是把现象孤立出来进行捕捉的。但是由于价值内涵的复杂性，其研究方法论的高度尚未被企及，成长过程中的管理学对于物理世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路径依赖，使之在价值探索与研究中，不得不依赖于“科学”的简化方法而做出退让。这可以说是管理学对于自身应有领域的失守。 目前以物理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为主导的科学研究，体现为基于研究对象的差异性而形成的“学科知识”生产[7]，研究者的身份围绕学科而形成，以狭隘的理论领域及具体方法和数据分析而区分[20]。这种专业化造成了分析与综合、局部与整体的分割。管理被简化为决策制定，决策制定被简化为分析，分析被缩减为计算技术，商学院培养出来的是精于计算的管理者[21]。这种做法目前普遍地被看做是“合法的科学”，是符合科学尺度的“理性”。但这种过分重视理性的做法，使人的精神世界片面化[22]。如果从价值理性的立场来看，这本质上并不是过分重视“理性”，而是学者们的价值理性在面对物理世界方法论时的退让与失守。这也是一门“新学科”在成熟之前，不得不寻求路径依赖的无奈。 价值发现、价值判断、价值抉择、价值实现、价值存续，是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本质任务，是真正需要“科学”的头脑与精神进行探索的主题。单纯的数据带来的价值判断充满了需要深入辨析的迷雾，比如用GDP描述经济进步的合理性，“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中国面临的陷阱等等，未来可能都需要在价值关系的认识中渐渐明朗。但愿中国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能够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 (二)管理学是面向实践而寻求知行合一的学科，有着常学常新的无限科学研究空间 中国明朝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创立了对东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心学”。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心学理论，是当时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者。王阳明指出“知而不行，不是真知；不知而行，渐可得知；若达真知，知即是行”。他的观点反映了实践对于知识的有效性，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学术要在情境中成长”的一种建议。但是，王阳明的悟道，却发生在他被贬官贵州龙场三年，没有人搭理的阶段。这个事实也许说明，情境中的知识不通过深思的萃取，也难以达到具有指导意义的高度。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的“思”与行动相应，“学”与知识相应。理论与实践何者为重？在管理学界，目前有知识的创造与管理的实践分道扬镳的迹象；同时也发生着经院学派向管理实践的复归。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说，过去所发现和创造的知识，是“道”(自然法则)开出来的花朵，却又是后来者愚昧的开始。这倒是与近十年管理学界用“实证主义”方法寻求科学性，因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被边缘化的事实有些相应。当彼得·德鲁克说，管理学不是“科学”的时候，相信他并不是否认管理领域对于价值的探索性研究，而是否认管理的价值探索应归属于目前占主流地位的“物理世界的科学”。他不仅是管理上的沙场名将，也是在关于“价值”科学精神上未曾退缩的人。这些观点与现实，或许说明以价值为中心的管理学学术，本不应当仅用自然科学中有“限定”的“量”的眼光，去观察变化中的种种价值关系。 那么，是不是存在一套能够令研究与实践“知行合一”的价值评判体系，或者称之为方法论的理论，来指导管理学界的“知行合一”呢？百年来的管理实践，至今尚未产生这样一套理论成果。历史事实表明，它是可能并且应该存在的。找到它会不会是经院学派的使命呢？如果它被找到，经院学派还是经院学派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三)管理学是面向未来，兼具面向实然(事实)和应然(价值)的学科 有关管理的一切行为应该是需要面向未来的，因为它正在走向未来。 韩巍[23-24]曾探讨了学术实践的应然与实然，认为在中国的管理研究中应该坚持“实然”取向。他认为当我们发现了足够多“实然”的现象，且有足够的时间反复检验我们的发现后，如果规律得以确立，再提“应然”不迟。这个观点或多或少受到了物理世界的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物理世界的科学进展发生过从“实然”的规律到“应然”之应用的案例。属于自然科学的那一部分“规律”，是自动地发挥着作用，是亘古不变且与人类无关的[25]。而一旦加入人类的行为，便不可避免地有了“应然”选择，一切规律如何应用，都是属于管理的价值范畴的事情。 管理学，确实需要一套既能够面对“实然”进行解释，同时能够面对“应然”进行抉择的方法论，它的高度，不仅要面对物理世界科学研究的“实然”，还要面对人类活动的“实然”(这两种实然的含义本质是不同的)，并在主客关系中，帮助找到“应然”的选择。它存在么？这或许只是等待发现的问题。 (四)管理学是应对并应用一切已发现与未发现的“规律”，以达成价值目标的学科 这个命题也许会令一些未曾深思过的学者产生怀疑。笔者曾经在MBA的教学课堂上，向那些经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学生提问，问他们此生有没有违背过科学规律？有很多学生“谦虚”地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当问及他们违背过哪一条规律时，他们各个四顾茫然。进一步问他们，牛顿第一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你能够违背么？回答当然是不可能。如果能够违背，这个规律就不能叫做规律了。不仅牛顿第一定律如此，世界上所发现的一切规律，事实上是没有人能够违背的。 如此，便会产生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所有规律不可能被违背，于是所有的人都在“不曾违背科学规律”这件事情上是平等的。那么人们中间成功与失败、顺利与蹉跎、幸运与倒霉这些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来上学，不就是为了寻找“不同”么？这个问题问倒了很多人，是笔者在讲授管理学课程时，为管理学的意义做广告的“招牌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个聪明的学生回答：“初始条件不同”。笔者开玩笑地给他一顶“宿命论”的高帽，接着问他，那每一个当下，不都是开始么？难道不存在改变的可能？如果可以改变，应该如何改变呢？ 显然，这类问题不是自然科学目前的研究方法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是管理科学区别于物理世界的科学的究竟意义所在。管理是面向做成功事情的，更是面向事情背后人类所向往的美好未来的。这一点，目前的科学方法论框架本身是无力承当的。 谁敢说人类已经了解了自然界的一切规律？然而，不管我们是否了解一切规律，我们不都需要把事情做成功么？事实上，人类的事情，还是有些可谓成功的案例的。当经济界的成功人士马云、李嘉诚声称他们笃信风水的时候，当企业经营之神稻盛和夫提倡“六种精进”的“活法”的时候，背后作为指针的方法论核心是什么呢？ 这里还是要提到那个关键：目前自然科学方法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需要另一个不同的方法论框架来解决。它存在么？人类“理以事显，事以理成”的经验已经表明：事情已经有了，难道没有里面的道理么？管理的实战派经常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可以吃了鸡蛋，不再去关心生它的那只母鸡。在生存压力下，谁会闲了没事操那份心思？现在看来，确实需要管理学界的同仁们共同为它付出努力。 (五)管理学兼任着提高管理学学者本身与管理实践者心智模式的使命 徐淑英[2]、韩巍[25-26]等许多学者对于科学精神的不懈倡导与努力令人感到振奋。他们提出管理教育需要承当提升管理者心智模式的使命。这一点笔者非常赞同。不仅如此，管理学界教育者的心智模式，何尝没有受到诸多管理现实问题的挑战呢？目前研究中工具理性的泛滥和价值理性的缺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作为主流的管理学研究工作者对于价值的判断，偏于工具而不是工具的目的。学术自由中的功利主义，与商战中的功利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问题还是它，提升心智模式的路径在哪里呢？我们大概不能面对西方的成功讲儒家思想的优越，即便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经预言，21世纪拯救人类的方法，需要到中国古代的孔子那里去寻找。如果有一种途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不仅仅是中国的，也一定是世界的。 管理的价值判断方法论，作为人类参与的行为现象的分析工具，需要对人类活动的一切现象提供分析与解释路径。虽然这个任务看似宏大得不太可能，但是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应该是从来不曾离开过我们的研究与判断的因素，甚至是时常地游离于学者们的唇齿边与笔端下的。正应了老子“百姓日用而不知”这一对“道”的描述。找到它、认识它，或许对管理探索思维模式的开拓会有所帮助。 本文从关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出发，探讨了管理学方法论的构建所需要的关键要素——价值。认为价值之判断的方法论，可能是管理学总体方法论的实质。为从价值视角对管理学的属性进行探讨，用价值概念对“管理”进行了定义。从价值探索的视角，认为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实质在于价值探索与价值安排。因为管理学本身需要肩负承当未来的责任，所以应该有它既超越于自然科学，又接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体系。进而从管理学五个方面的使命，提出去发现或构建管理学价值判断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作为对管理学的价值判断方法论的引玉之砖，本文对管理提出以下认识：管理是人类有意识的价值追求活动；它与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相关，并运用着一切已知与未知的规律；它不是自然科学却容纳自然科学，它拥有科学的目的与精神；它不是技术却需要技术，技术是它有力的支撑；它类似艺术却也不是具体艺术所能形容，它带有人类的情感并期望着至善的境界；它的作用和去向，仰赖于人类认识价值的智慧和实现价值的心愿。 ①本文的定义或许难以让不同视角的学者完全认同，仅仅用于说明本文的研究取向和逻辑基础。限于篇幅，笔者会在后续研究中探讨如此界定可能为管理之“价值”研究的方法论带来怎样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