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国儿童报业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刍议论文,报业论文,儿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社会秩序和格局均发生急剧变化，国家各项事业都转向以救亡图存和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为中心。作为最能体现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现状的报业，在这一时期也经历着的巨大的变革。肇始自清朝末年的中国儿童报业，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一批报人和儿童教育家的努力下，展现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少见的开放先进之势。在这一时期，对于“儿童”的概念以及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的新探索和新认识不断得以实践，为日后新中国的新闻和教育事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不无遗憾的是，在我国，对儿童报业的相关研究长期湮没在儿童文学和少儿教育的研究之中，新闻史研究反倒未见规模性成果。因此，述者愿意借本文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体系贡献绵薄之力，并盼引发学术同道们更大的兴趣。 一、中国儿童报业创始之社会与思想动因 中国儿童报业滥觞于清朝末年，是时，社会日渐认识到幼少儿童启蒙之于国家兴亡的重要影响。随着近代蒙学兴起，加之西学东渐之风日盛，民族教育的改革最先着力之处自然是可在短期见成果的器物、语言等方面，部分开明的民间力量首开近代幼少教育之先河，以出版儿童杂志、报刊的形式，为清末儿童带来新知识、新视界。当时在上海、北京等地兴盛一时的《蒙学报》（1897）、《启蒙画报》（1902）等儿童报章杂志，为之后建立的公办幼少教育提供了知识结构和传播方式，奠定了近代儿童教育从无到有的基础。 清末的少儿报刊将“儿童”作为观照的主体带入社会发展的视野，肯定了“儿童”这一群体区别于成人的心理特征、认知方式和社会身份。有研究显示，自晚清儿童话题浮出水面、儿童报刊初见端倪至1920年代，为少年儿童编纂专门的报刊已经蔚然成风，形成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潮流，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儿童报刊之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功能。[1]这一认识成为日后儿童报刊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抗日战争时期）蓬勃发展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期间，对于“儿童”主体的认知更得以强调，并成为建构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环节。1919年到1921年间，主张儿童本位论的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传布其教育思想，影响匪浅，在新文化运动昌兴的江浙地区尤是。杜威的儿童观契合了清末以来进步知识分子对“儿童”观念的探索，重视以平等的视角，合理尊重与照顾儿童心理成长的感受，以成人的知识和阅历，帮助儿童的成长。换言之，在1920-1930年代的中国，一种重新认识儿童的探索已经蔓延开来：一方面，“儿童”由集体概念而初见对个体的关注；另一方面，“儿童”与成人之间开启了尝试对话的可能性，“儿童”不再仅仅作为被成人建构的概念而存在。 据统计，从蔡元培、章太炎创办的《童子世界》（1903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40余年间，全国儿童报纸计有75家，但大都印数寥寥，发行量多在300-500份左右，生存时间亦都相对较短。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进入日趋惨烈的抗战时期，“战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常态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国民政府“抗日建国”的号召下，一切可以被动员的力量，都迅速投入消耗巨大的战争中。曾有学者以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亚洲范围内冷战等为时空框架，考察文学作品对儿童与战争的关系的建构和呈现。[2]相关研究指向了在剧烈社会生态变迁中，“儿童”作为一种观念和话语方式，被重新发现和构建，进而“揭示20世纪中期，‘国族’、‘公民’和‘儿童教育’等与现代中国发展话语相关的一些重要改变和发展”。 曾经留日的中国报人和儿童教育家田锡安先生早就认为，报纸应该专业化，儿童应该有自己的报纸，儿童报纸应该成为整个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儿童报业研究以及儿童新闻学应探讨怎样根据儿童心理、儿童智能与儿童兴趣以及国家、社会对儿童的要求，开办能够培养儿童读报、关心时事的习惯与能力，培养儿童爱国家、爱民族、爱科学、爱文艺的良好品格的新闻报刊。[3] 有别于一般为成年读者提供新闻产品的媒介，儿童报业的服务对象是正值道德观念和社会经验塑造初期的少年儿童。因此，面对年幼的服务对象，既有的新闻理念和采编业务经验未必适用。儿童报业自始便有着独特的传播活动规律，而动荡的战争时代有可能加剧，或削减儿童报业的某些特质，形成对其发展进程产生独特影响的媒介生态因子。 本文关注的重点：一是战时儿童报刊的办报思想与社会思潮的互动，即抗日战争时期儿童报刊的独特社会功能；二是少年儿童读者与报刊文本的互动，即战时儿童报业不断丰富、完善少儿的日常经验和知识体系以及少年儿童借此强化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的效应。 二、中国首张儿童报纸：缘起与发展[4] 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随着新文化运动深入，旧时代对儿童的封闭理念和漠视被打破，因袭梁启超“少年强则中国强”的认识，新锐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其他各界有识之士在激荡变迁的纷杂社会场景中，构建着对新国家、新民族、新社会、新文化的政治想象，并将这种构建宏愿投射在对“儿童”的塑造上，彼时的教育工作者和报人已然将“儿童”视作突破颓废国家现状、承担历史新生使命的力量。 1928年，时任浙江绍兴县教育局任职的田锡安先生在视察督导教学时发现，绍兴乡间小学生的课堂上，教员每每只重视历史故事的讲述，而轻视对少年儿童的时事教育，以致大部分师生都处在“不问国事，与世隔绝”的状态。田锡安认为，时事教育是儿童教育中的重要环节，若要培养儿童成为国家之栋梁英才，就要在其儿童时期就开始培养对国家和世界大事的关心，打开儿童的眼界。田锡安因此起意筹办一份专供三四年级以上小学生阅读、帮助少年儿童了解时事的报纸。
1930年6月1日，由中国儿童教育界同人200余人起会结社集资（每人5元）创办的《儿童时报》在浙江绍兴越王台畔诞生，田锡安先生任常务理事会主席兼社长，高季琳（柯灵）先生为首席编辑，实际负责《儿童时报》除发行之外的所有撰稿、编辑、将文言文译为白话文、校对等编务工作，邵焕章先生负责发行事务，夏丏尊先生和丰子恺先生等为《儿童时报》提供童话、诗歌、漫画等稿件。 《儿童时报》以培养社会儿童与科学儿童相结合的新中国儿童为办报宗旨，由于报纸的创办者们既是儿童教育工作者，又是报人，同时又投身轰轰烈烈的新文化新社会的改革运动，因此，这份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办报方针就聚焦培育国家民族新生力量，力争成为小学时事教学的辅导教材和课外读物。 《儿童时报》以其实践率先提出了“儿童新闻”的概念，倡导站在儿童的视角，从儿童的角度来采编新闻，这一办报主张在中国报业史上尚属首次提出。 不同于19世纪时以杂志形式出版的“儿童报”，田锡安等创办的《儿童时报》是“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报纸”（方汉奇），报纸4开四版，三日一刊，创刊伊始即面向浙江全省征订。“儿报”的内容生产综合了新闻时事报道、文学、绘画（后来又增加了照片）等多种叙事元素，每期辟有《儿童新闻》、《政治社会》、《儿童乐园》等专栏，版面的具体安排为：第一、二版面刊登国际国内的新闻时事及其短评（主要消息源自国内，尤其是上海的报纸），为了适合少儿读者的阅读程度，报社编辑专门改写时事报道与评论的标题和内容；第三版刊发童话故事、诗歌等文艺作品，既有钱畊莘、柯灵、丰子恺等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故事、儿歌、漫画等少儿文学作品，也有译介外国的童话、寓言等；第四版开设《自己的园地》（抗战时改为《自己的岗位》）专栏，选登小读者的来稿——这是儿童办报的早期实践，成为儿童与成人开展对话、反馈成人世界对儿童教育塑造的畅通渠道和平台。 《儿童时报》刊发的内容均采用白话文，报头也采取每月请一位书法较好的儿童自己书写的方式，不仅在报人与少儿受众之间架起相互对话的桥梁，也成为连接社会、家庭和儿童的纽带。基于这份报纸采用的多是新知识的体系，并富童真情趣的缘由，不仅绍兴的中小学生喜闻乐见，浙江全省，乃至邻近的福建、江苏、上海等地的少年儿童也很喜爱，纷纷订阅。报纸每期的发行量很快就从创刊初期的800份左右升至2000余份。 这份儿童报刊的迅速发展和广受欢迎，一方面是因近代以来江浙沪地区生活富庶和对知识、人才重视之风盛行，培养起成熟的报刊受众和愿意为少儿读报开支的家长；另一方面亦由于相比起其他饱受军阀战乱和日军侵占骚扰的东北华北地区来，江、浙、沪地区尚未卷入战事应激状态之故。 1931年9月，田锡安调任杭州市政府教育科督学，《儿童时报》也随即由绍兴迁址杭州。为全国发行计，报纸更名为《中国儿童时报》（简称“儿报”），并特请教育家经亨颐先生题写了报名。
之后，主编柯灵赴沪上发展，《中国儿童时报》的主编一职相继先后由宋梦岐、何紫垣、裘侠英、钱阱萃、朱庆祥、朱孟迁、李伯康、俞仲武等担任，其中何紫垣、俞仲武任期最长，对“儿报”的发展影响也最大。报纸的漫画、插画等，则长期由丰子恺、潘天寿、沈本千、宋秉恒、俞乃大、仇重、严大春、鲍维湘、徐德春等名家提供。迁至杭州后的这段时期，是“儿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内容、版式、发行规模都日渐成熟稳定，成为“教育部推荐的儿童读物”。同时，由于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为响应国民全社会“抗战建国”的呼声，《中国儿童时报》上刊发的抗战救国内容亦不断增多，“战争”主题成为“儿报”主要的话语中心。 如果说，绍兴时期的《中国儿童时报》重点在于引导少年儿童培养看报和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承载的是知识分子对有知识、有理性的新公民的愿景，杭州时期的“儿报”则开始侧重培养少年儿童的爱国情怀和行动力，表征的是救亡图存的民族想象，“儿童”的身份认知也由“小公民”转向了“小战士”。这一时期，在杭州不少小学中，三、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几乎全部都是“儿报”的小读者。发行量也激增至2.5万份（一说多达5万份）之众，成为当时中国销量较大的报章，其读者群还延伸至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除了海外华侨直接汇款订阅外，“儿报”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显著的少儿教育功能也引起海外儿童教育界人士的重视。1932年，曾有东京教育界人士将完整一期的《中国儿童时报》全文翻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的刊物上，向当地儿童教育界介绍“儿报”。1935年，田锡安留日期间，还组织汤元炳、王唏辰、袁国钦、韩逋仙、俞载俊、刘忠云、何朗夫等人在东京组建了《中国儿童时报》东京分社，不但为“儿报”提供了一部分海外新闻，也扩大了“儿报”在国外的影响力。 事实上，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关乎其世界观的形成和一生的价值判断。因此，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年代，格外重视对儿童启蒙和教化的并不只是中国教育界、新闻界的爱国人士，日本侵略者亦不遗余力。为了在侵占我国的东北地区奴化少年儿童，日本人出版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也于1933年春创办了以少儿读者为对象的副刊——《盛京时报·儿童周刊》，力图通过宣传影响下一代，实现其文化殖民的目的。此外，日据北平期间，为推行奴化教育，还先后于1940年5月和1941年1月创办了《儿童画报》和《小学生》。可见，当时的少儿报章博弈直接关乎对中国未来的争夺。 随着日本侵华战事日紧，加之1938年3月至1939年9月间，田锡安先生先后赴湖南、福建等地任县政督导及警校政经教官，对《中国儿童时报》的社务和编务鞭长莫及，报社相关指导事务暂时停滞，在杭州沦陷前夕，“儿报”一度被迫停刊。然社长田锡安、主编何紫垣（何求）的初衷未改，一致认为报纸在动员少年儿童参与抗战，培养爱国精神方面负有迫切而重大的使命，仍希冀借由这份报刊使少年儿童参与成人的社会和历史责任。经过多方努力，“儿报”于1940年在浙江金华短暂复刊，发行量为6000份。但1941年5月间，因日军窜扰金华地区，报社被迫迁往江山。同年6月才又回到金华。在此时期，汤元炳等报社员工在资金方面提供了支持，报社终得以克服困难，自办印刷所，坚持出版，只是因条件所限，报纸由每周三日刊改为每周两日刊（逢周一、周六出版），基于生计考虑，报社还承接了一些外来的印务，并出版了儿童书籍。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紧迫之际，《中国儿童时报》作为为数不多的依然坚持出版的少儿新闻报章，影响力不断扩大。1942年5月，金华告急，报社撤往东南沿海，“儿报”再度被迫停刊。南下避难过程中，人员设备损失惨重，经理邹彭年、发刊员邵焕章等人一度被俘，幸而最终逃脱日本侵略者魔掌，但报社工人倪柏生等则或惨遭杀害，或下落不明。报社几经辗转，经浙江的武义、江山、龙泉、蒲城等地，最终于1942年10月在福建永安得以复刊，社址设在永安大街6号。复刊后的“儿报”加强了对战争事态的报道，从时事的角度，让少年儿童了解战局和反法西斯战争意义，激发少年儿童关心国事，关心抗战。 1944年，中国东南战事正酣，因邮路不畅，《中国儿童时报》的发行区域逐步缩小，发行量受到掣肘，办报所需的经费开支难以为继。而苦于种种原因未能与报社一同南下的社长田锡安先生，远在浙江，无法遥控报社的经营，是时，社务与编务皆由主编何紫垣一人担当，重负之下，为坚持出版，“儿报”只得采取权宜之计，无偿转让给报人盛澄世经营，何紫垣仍任主编，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自1938年到1944年间，尽管报社在战火硝烟中辗转颠簸，几经停刊复刊，报人和普通员工亦付出加倍的心血，甚至牺牲生命，《中国儿童时报》终究还是坚持不辍，当时的办报环境不仅反映了抗战时期报业的步履维艰，而且还表明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有识之士依然会重视“儿童”这一蕴含希望和未来的群体，并努力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这一群体的时代特征。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儿童时报》迁回浙江杭州（社址先后在青年路和慈幼路）。随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结束，“儿报”的办报方针也转向“反内战，倡和平”和科学文艺知识方面。这一时期“儿报”改为每周五日刊，薛裕生出任主编，发行量达1.8万份，质量亦有改观，一改抗战期间因报纸土纸印刷照片欠佳而用木刻插图的做法，照片明显清晰，优于杭州的其他报刊。与此同时，报纸还增辟《冰儿信箱》和《芽儿信箱》两个专栏，为少年儿童答疑解惑，并普及科学知识。 是年，《中国儿童时报》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书报展，清华大学教授盛澄华（时任“儿报”社长盛澄世的胞兄）用法文撰写专稿，在世界书报展上介绍“儿报”；英国伦敦的一份儿童报章也辟专版介绍《中国儿童时报》，同时还刊登了“儿报”的报头。这两件事使得“儿报”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新闻界和儿童教育界都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历经沧桑的《中国儿童时报》——这份旧中国历时最久且颇具影响力的少儿报章正式停刊，退出历史舞台。 三、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报业的话语表达特色 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报业的开先河者，《中国儿童时报》办报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和平岁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凡一十九年。在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环境中，“儿报”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也不断发生着改变和发展。 现就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时报》的话语表达特色、对少儿读者抗日建国理念和行动的构建和引导，以及为战争社会塑造新生力量及为新社会新国家塑造新公民所做的努力进行梳理如下。 （一）以“抗战建国”为中心的战争话语 抗战时期的中华大地，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生活的主旋律，教育界亦不例外，报界更是担当起唤醒舆论、振奋民意的社会责任。《中国儿童时报》的编务紧紧围绕“抗战建国”的中心话语，针对少年儿童的特点，借助独具风格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号召大家动员起来一致抗日。当时，“儿报”的办报方针体现出以下特色。 1.以“儿童的节日”建构儿童对战争的认知 1938年杭州沦陷，日寇在东南沿海活动更为猖獗，中华民族抗日形势极其严峻。1941年4月4日是进入全面抗战以来的第四个儿童节，《中国儿童时报》在头版发表了田锡安撰写的长篇社论《纪念儿童节——加紧实行全国儿童总动员》，[5]号召国家党政当局以及对儿童有认识的社会贤达积极鼓励、支持、领导儿童的抗战建国活动，号召全国五千万儿童动员起来，集中意志和力量，担负起儿童对民族和国家应负的使命和义务。 次年（1942年）的儿童节正值抗日战事激烈之际，“儿报”编发了《儿童节特刊》，刊发了《用战斗的行动纪念儿童节》、[6]《做一个时代需要的儿童》[7]以及儿歌《儿童节歌》[8]等内容，特刊或回顾1941年“4·19”永嘉沦陷后同胞们在铁蹄下的痛苦生活，或展望抗战胜利的喜悦，呼吁少年儿童行动起来，做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做抗战胜利的基石，而不要做只会读书的“蛀书虫”，希冀少年儿童振奋精神学习、积极参与活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和行动，为抗日建国贡献力量。 以儿童节为主题的特刊或专版是战时“儿报”正面倡导儿童振奋精神，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参与抗战建国的一块阵地，其笔墨浓重，行文振奋，备受少年儿童读者的喜爱，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可以说，借助儿童节这样庄重的“仪式”，赋予生理和社会意义上尚不成熟的“儿童”以一种庄严的“小战士”身份，并用鼓励效法的方式，肯定少年儿童投入战争的能力，以及为成为战争力量提供可模仿的对象，大大提高了儿童对自己“小战士”这一责任的认同。 2.借力反馈机制，丰富少儿对战争的知识性经验 “儿报”创刊之初，即开设了“读报测验”栏目，专门用来帮助和促进少年儿童在读报过程中对时事的掌握，“读报测验”的答案通常在下一期报纸的中缝或其他版面中公布。时局信息在少儿读者眼中脑中一进一出，信息分辨率和记忆率得以提升。 在抗日战争期间，“儿报”许多有关时局的信息，都是通过这样的知识小测验，系统性地抵达小读者，极为有效地帮助少儿读者了解和整理零散的战局时事信息，而少年儿童对战事信息的知晓度直接激发了自身对抗战的持续关注。以1942年3月30日第二版的“读报测验”（共30题）为例，其中第1、3、6、8、9、10、12-15、17-22、26、29、30等19道题与反法西斯战争有关，所占测验题的比例接近总数的2/3，如此比例在“儿报”“读报测验”栏目中是较为常态的。抗战后期，“读者来信”栏目发生变化：将原先成人的社会想象单方面向儿童读者输出的模式，反过来改由少年儿童读者根据自己的既有经验以及与成人的对话，以少儿自身对战争、敌人、未来的想象和理解影响成人的世界，从而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有效反馈。借此，少年儿童进一步建立了对战争、战场的直观认知，并自觉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景投射其中。 3.帮助少儿建立广阔的世界性视野 “儿报”的战局消息并不局限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报道内容还涵盖远东、太平洋战场以及欧洲战场等。例如，《又出鬼花样，德意强盗头会谈，大家要提防》[9]一文报道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德国萨尔斯堡会面的情况；又如，《缅北战事：我在敌后活动》[10]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亚洲战场从后方袭击敌人取得的较大胜利；再如，插画《美兵请意童吃糖》[11]生动表现了盟军解放了意大利某座城市之后，与当地孩子们欢庆圣诞夜的美好场景。儿童报业在传播这些揭露敌人、鼓舞人心的信息的同时，也建构了少年儿童读者对未来的畅想。“儿报”通过跳出抗战报道一国眼界的新闻实践，培养了少儿读者们以世界的眼光和全局的意识，来看待、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从而为少年儿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积极行动添加了正义的注脚，有助于少儿从小塑造心怀天下的自由公民意识。 4.树立可模仿的榜样，增强少儿们行动的力量 “儿报”在编辑方针上，力求适应儿童的心理需要，重视树立同龄人的抗日建国好榜样，激励和鼓舞少儿读者们效法。例如，《我旅居旧金山的童军热烈推荐公债》一文报道了旧金山童子军推行公债，帮助中国儿童组织夏令营，让儿童享有美好阳光和空气的义举；再如，《用战斗的行动纪念儿童节》一文介绍了一个孩子剧团（“儿报”之前曾经报道过）举办募捐活动，并将在儿童节公演的信息，鼓励少年儿童用实际的斗争行动来纪念儿童节。 通过树立“抗战建国”榜样，“儿报”进一步完成了由成人世界话语到儿童世界话语的转换，并经过这一话语的内化，少年儿童被赋予了参战新生力量的社会角色。 5.重视一般知识经验话语与战争话语的结合 “儿报”并非一份专事宣传抗战的报纸，其办报宗旨在于培养具有社会行动力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儿童，因此在“儿报”中，科学、文艺知识的引介始终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在抗战期间，“儿报”在介绍常识时，力求与时事相结合，一方面报道抗战时局，帮助小读者理解时事，另一方面也通过时事加深儿童对知识性内容的理解。如《红十字会的历史》一文，不仅介绍了红十字会的历史、神圣职责、在战争中交战国对于红十字会的保护等，更揭露了日本违反国际条约，残害我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无耻行径。通过一般性知识内容与抗战宣传的比对结合，报纸观点鲜明，令少年儿童对侵略者的可耻面目的认识更加深刻。 （二）倡导“报纸行动化” 《中国儿童时报》的创办人田锡安认为，报纸不仅要让小读者们爱看，还要让他们在读过报纸之后，能够照着报纸上提示的正确方向去实践、去行动，即所谓“报纸行动化”。 “儿报”倡导的“报纸行动化”主要表现在将平时“儿报”所倡导的爱国情怀和抗日救国的精神，转化为少年儿童力所能及的爱国抗日行动，教导少年儿童积极理性地开展参与抗战建国的行动，希望少年儿童通过投身实际的抗战行动，建立了对自我主体性的认识，使得少年儿童对社会和历史责任的认识和担当由成人引导转变为自觉承担，从而在启发少年儿童对于自己民族身份认同和对国民责任理性认识的同时，促使少年儿童由社会资源的消耗者成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 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少年儿童自发组织起“儿童旅行团”，一边徒步旅行，一边宣传抗日。它们旅行的部分经费，亦是通过旅行团的儿童在路途中进行公众演讲、戏剧演出、在报纸上发表游记而筹得。“儿报”在抗战时期对儿童的动员和组织无疑是借鉴了“儿童旅行团”的形式和经验。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儿童时报》曾组织儿童筹集善款，为东北抗日军制作“为国争荣”的大纛，在杭州举行献旗大会并寄给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表达浙江儿童对北京抗日将领的崇高敬意和积极支持。“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我国江浙沪一带，妄图沿长江向内陆推进，遭到我国抗日武装的英勇抵抗。“儿报”又组织“抗（战）建（国）儿童团”募集慰问品，前往杭州灵隐寺等地慰问前线负伤的抗日将士，给前线官兵送去后方的支持和鼓励。金华时期的“儿报”还曾发起“东南儿童购机献金运动”，发行“金华县儿童号献机运动特刊”（1941年4月4日第四版），号召儿童以靠自己能力的方式募集资金，支援抗日战争。
“儿报”能够在单纯地通过报纸宣传抗战之外，还接二连三多次组织少儿抗日活动，不仅说明其读者众多，覆盖面广，也体现了“儿报”在当时的小读者和家长、老师心中所具有的权威性和较强的影响力，实属值得信任的少年儿童报章。 当动荡不安的战争现实冲破了家庭和学校的界线后，中国儿童报业承担起了教育的部分责任及其社会连接的功能，弥合了破碎的社会组织，将少年儿童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场景中，以期培养未来的公民和战士。同时，“儿报”将“坐而读”和“起而行”相结合，反映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儿童报业就具有了明显的“知行合一”的意识及实践，以及在发挥儿童教育功能方面的自主意识和相当的新闻业务水平。 （三）强权下的生存困境与奋争 《中国儿童时报》在抗战期间坚持进步的指导思想，始终怀有建立现代自由民族国家的美好愿景，这种政治期许反映在报刊内容上每每呈现为对当局消极抵抗的不满和反对。 抗战时期不稳定的政权状态和多变的政策，加剧了中国儿童报业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儿报”必须面对各种政治话语权力通过报刊审查进行的强权干涉，另一方面，“儿报”在主张与观点上同政府的相左、甚至对立，也给自身生存环境带来了更加的艰难。 例如，1931年秋，吉鸿昌被迫辞职出国，“儿报”刊发文章《吉鸿昌辞职！》引起当局的不满。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勒令禁止“儿报”发行，主编俞仲武亦因之多次遭到恐吓，最后不得不被迫离职。 尽管面临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打击和压力，“儿报”仍不畏强权，依然坚持编辑方针和立场，坚持办报，成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坚持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儿童报章。 中国儿童报业的发展尽管曾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但仍以描绘历史画卷和现实世情、为少年儿童打开通往了解外面世界的窗户、帮助儿童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为担当。 《中国儿童时报》在抗战烽烟四起的年代生存、发展，历经战火的洗礼，虽然办报条件恶劣，社址几经辗转，报纸几度停刊与复刊，但始终坚持其培养“社会儿童与科学儿童相结合的新中国儿童”的办报宗旨，激励和鼓舞中国儿童，乃至东亚、东南亚儿童放眼世界，以积极的行动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洪流中，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特殊的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时报》以启迪生活在战乱而闭塞年代的中国少年儿童，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家国命运与个人际遇的必然联系为己任。 难能可贵的是，“儿报”还将中国的反法西斯战况带到世界，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儿童的抗战活动，激励了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成人儿童节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少儿绘画论文; 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