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唐代无名氏小说《海山记》著作朝代及相关问题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山论文,无名氏论文,朝代论文,唐代论文,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山记》一卷，是以隋炀帝营建西苑、巡游江都为题材的传奇小说，一直被说成是唐代无名氏的作品。明人陶宗仪编辑《说郛》，收录了《海山记》，著者署名作“唐阙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桃源居士所编《唐人小说》刻本，也收有《海山记》。《说郛》今传100卷本和120卷本两个系统，所收《海山记》在文字和情节方面有少许差别。黄永年师《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说：《说郛》原本为100卷，共抄书617种（一说725种）。商务印书馆据六种明代抄本认真抄校，于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了线装排印100卷本，是个善本。120卷本为清代顺治三年(1646)陶珽重编、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把原本大事改窜，抄书增至1292种，完全失去真面目。因此，使用《说郛》只能用百卷本。下面即以《说郛》百卷本所收《海山记》为依据，对其著作朝代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
我认为《海山记》是唐代作品的说法大成问题，理由如次：
（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未著录《海山记》。北宋修《太平广记》，备收唐人小说，却未收录《海山记》任何情节。
（二）杜宝撰《大业杂记》，说隋炀帝在西苑内造十六院，院名是：延光、明彩、合香、承华、凝辉、丽景、飞英、流芳、耀仪、结绮、百福、宝林、长春、永乐、清暑、明德。杜宝在炀帝时是学士。大业十二年(616)三月，炀帝同群臣在西苑水上度禊节，事先命他撰《水饰图经》，用以策划娱乐活动。他对于大业时期的事，尤其是西苑的情况，必定相当熟悉，因而所记院名应该可靠。《海山记》却说是：景明、迎晖、栖鸾、晨光、明霞、翠华、文安、积珍、影纹、仪凤、仁智、清修、宝林、和明、绮阴、绛阳。两说只有“宝林”相同。需要注意的是，“仪凤”(676-679)本是唐高宗的年号，《海山记》用作院名，可能从其所称“栖鸾”的院名比类联想而来。《海山记》又说炀帝在西苑中开凿五湖，“中曰广明湖”，炀帝讳广，怎么可能如此命名！“广明”(880-881)是唐僖宗的年号，此距唐朝建立已有262年，距唐朝灭亡只有26年。《海山记》依“仪凤”院名例，又以年号用作湖名。可以推测《海山记》不会是广明以前的作品。
（三）《海山记》也不可能是广明以后唐末的作品，因为通篇不避唐朝多位帝王的名讳，而且全是在变换一下说法即可避免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字的。唐朝第二位皇帝太宗双名“世民”，在位期间，规定这二字不连用者不避，他死后不连用者依然避讳。因此，大臣李世绩在太宗时仍行其名，太宗死后，避“世”字称李绩；民部也改称为户部。但《海山记》对这二字却毫不在乎，“世”字用了四次，“民”字用了九次。其实对于“世”字，“余家世好蓄古书器”，可改“世”为“累叶”；“吾去世亦杀汝”，可改“去世”为“死”；“帝知世祚已去”，可改“世祚”为“国祚”；“使万世不可及”，可改“万世”为“万代”。对于“民”字，“役民力常百万”，可改为“用工百万”；“百万民吁嗟”，“往还民间”，“特加爱民”，皆可改“民”为“人”；“矮民王义”，“臣远方废民”，皆可改“民”为“氓”或“人”，亦可径称“侏儒”；“残民剥落”，可改“残民”为“存者”或“百姓”；“士民穷乎山谷”，“生民已入涂炭”，皆可改为“黎庶”、“蒸人”之类。第三位皇帝高宗讳“治”，《海山记》有“逢圣明为治之时”句，原本可以用“理”代“治”的。第六位皇帝睿宗讳“旦”，《海山记》说：“恐祸起旦夕”，亦是可用“朝夕”代替的。《海山记》还说：“陛下植性毅然，敦敢上谏？”“植性”殊难解，可能《说郛》百卷本抄录、排印有误。120卷本作“恒性毅然”，是说炀帝性格一向刚毅，文意醒豁易懂，似可信。但“恒”是唐朝第13位皇帝穆宗名讳，若是唐人著文，恐怕应考虑改为“生性”为宜。
（四）《海山记》说炀帝常泛西苑东湖，填湖上曲词八首，调寄《望江南》。这八首《望江南》词全是双调的。如第一首：“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铺枕簟，浪摇晴影走金蛇。偏称泛灵槎。光景好，轻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银兔影，西风吹落桂枝花。开宴思无涯。”隋代根本没有词，词是唐代才出现的文体。关于《望江南》词的最早出现，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说：“《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李德裕是中唐人，长庆二年(822)到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任浙西道观察使，八年不迁。《望江南》词便是在这期间创作的，惜未传下来。后来，白居易依调填词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词牌名遂因白词用语更改为《江南好》或《忆江南》。在唐五代，该词皆是单调，27字，无论今存无名氏敦煌曲子词，还是刘禹锡、温庭筠、皇甫松、牛峤、李煜等人的作品，都是这样。北宋时始出现双调，54字。苏轼于熙宁九年(1076)所作《望江南·暮春》云：“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濠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海山记》一口气出现八首双调《望江南》词，这不可能是唐代的文学现象。
（五）唐后期官僚士大夫对宦官专权极度不满，彼此形同水火。一些走宦官门径的士人，对自己同宦官的关系讳莫如深，一旦暴露则会为同类所不齿，甚至断送前途。《资治通鉴》卷250披露这一现象，说：“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治今福建省建瓯县）进士叶京（《唐摭言》卷9作华京）尝预宣武军（驻今河南省开封市）宴，识监军（宦官）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沉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海山记》却公然歌颂宦官，说矮民五义自行阉割，受到炀帝的怜爱，出入宫禁，形影不离。隋亡前夕，炀帝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唯独对王义恭敬有加，再三对他说：“汝知天下之乱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子何不早教我也？……卿为我陈成败之理，朕贵知也。”王义遂上书，洋洋洒洒六百言，猛烈批评炀帝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大兴兵役徭役，耗尽民脂民膏，指出隋亡在即，不可逆转。炀帝不但不怪罪，反而感动得为之泣下，再三嘉叹。王义表示：“今既具奏，愿以死谢天下”，说罢便自刎身亡。《海山记》塑造的这个宦官形象，洞察时局，干预政治，为民请命，舍生取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慨，简直是正义的化身。唐代社会不会允许塑造这样的宦官形象；唐代作者也不至于有这样的情绪，或者摄于社会压力，不敢表达这样的情绪。
总括以上五点，可以认为，《海山记》绝不是唐代的作品。
二
历史题材的小说不是历史读本，不能要求其内容完全有史实根据，作者依照文学创作规律，为营造结构、寄寓思想，可以杜撰情节，虚构人物，但总应该大致符合历史的真实，看起来象那么回事。假若并非由于情节的需要，而过分违离史实，在典章制度、时代风尚、政治面貌诸方面与时代背景相去甚远，则算不上是以某历史阶段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海山记》的情节、人物、制度与隋代史实违离者在通篇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并非由于照顾小说创作所致。弄清这些情况，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文化层次。因此，除上面涉及者外，这里再择其要者与隋代史实进行此勘。
《海山记》说：“隋炀帝生于仁寿二年。……帝三岁，戏于文帝前，文帝抱之临轩，……曰：‘是儿极贵，恐破吾家。’自兹虽爱帝，而亦不快于帝。〔帝〕十岁好观书，古今书传，至于方药、天文、地理、伎艺、术数，无不通晓。……时杨素有战功，方贵用，帝倾意结之。文帝得疾，内外莫有知者。时后亦不安，旬馀日不通两宫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谋曰：‘君，国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执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终身报公。’素曰：‘待之，当自有计。’素入问疾，文帝……语素曰：‘……吾不讳，汝立吾儿勇为帝。’……素曰：‘国本不可屡易，臣不敢奉诏。’……〔文〕帝已崩矣，乃不发丧。明日，素袖遗诏立帝。时百官犹未知，素执圭谓百官曰：‘大行遗诏立帝，有不从者戮于此！’”
这段文字与史实不符者有六处。其一，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去世，若炀帝果系仁寿二年出生，按时行的虚岁计算法，这时才三岁，怎么会召见大臣杨素，恳求他帮助自己顺利继位？更不可能此前便有“十岁好观书”，“无不通晓”的经历。炀帝生年史籍失载，义宁二年(618)身亡，享年50岁，可推知他生于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那么，仁寿二年是他34岁的年份，绝不是他的诞辰之年。其二，《隋书·炀帝纪》上、下说：“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遂登储两。”哪里是自炀帝三岁时起，文帝“虽爱帝亦不快于帝”呢？其三，文帝只立过炀帝生母独孤氏为皇后。她于仁寿二年八月去世，谥为文献皇后。文帝在她去世两年后才病笃，根本不是“时后亦不安，旬馀日不通两宫安否。”其四，据《隋书·高祖纪下》，文帝于仁寿四年正月西幸岐州仁寿宫（在今陵西省麟游县），四月犯病。七月甲辰，“以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四天后的丁未日，他在仁寿宫大宝殿去世。不是“文帝得疾，内外莫有知者”；也不是从犯病到去世仅仅“旬馀日”。其五，炀帝在亲兄弟中排行老二，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立为太子，替代刚刚废黜的老大杨勇。文帝最后四年中多次避暑仁寿宫，皆责成他监国。譬如上述这次，《高祖纪下》说：“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可见他对于秉持国政，已基本进入角色。因此，文帝死后，炀帝继位是瓜熟蒂落的事，朝野皆有心理准备。果然，文帝一死，炀帝即在仁寿宫即帝位，然后奉梓宫还京师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前太子杨勇已经完全失势，并被看作是精神病患者，已不可能对炀帝登极构成威胁。文帝临死之际，身为太子的炀帝调戏文帝宠妃陈氏，惹得文帝大怒，扬言要召回杨勇，重谋废立。这个临时决定未经大臣们的讨论认可，也不可能在世事转变关头从看风使舵的文武要员中组成一个班子去贯彻这位即将在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的老皇帝的旨意，故而来不及改变炀帝平稳继位的趋势。因此，所谓文帝出于宿构，请求自己的部下杨素立杨勇为帝，以至于炀帝感到威胁，不得不党引杨素以固位，以及百官不知遗诏立炀帝等等情节，均与史实不合。其六，《海山记》只字不提仁寿宫，好象以上事情发生在京师，概念模糊不清。
《海山记》说：“帝多欲有所为，素辄请而抑之。……帝自素死，益无惮，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内为十六苑（院），聚土（巧）石为山，凿池（地）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自大内开为御道，直通西苑。”
《资治通鉴》卷180所记实情是：炀帝登极当年十一月由京师东幸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次年即大业元年(605)三月，他在洛阳诏令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主持营建东京洛阳；由宇文恺同史内舍人封德彝主持在洛阳营建显仁宫。”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当年五月，西苑修成。次年正月，东京修成，七月杨素病故。可见杨素在修造东京及西苑时不但没死，也不是抑止炀帝此举的人物。炀帝时的大内指京师长安的宫城大兴宫，西苑在洛阳，因而不存在自大内开御道直通西苑的问题。洛阳在炀帝时先称东京，后改称东都，从未确定为京师以取代长安的地位。
《海山记》说：“大业六年……一夕，帝泛舟游北海。……帝意恍惚。俄水上有一小舟，……首一人先登，赞道：‘陈后主谒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与后主甚善，……后主曰：‘忆昔与帝同队游戏，情爱甚于同气。……闻陛下已开隋渠，引洪河之水，东游维扬，因作诗来奏。’……诗曰：‘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太赊（奢）。……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帝乃起逐之，后主曰：‘且去且去，后一年吴公台下相见。’乃没于水际，帝方悟其死。”
炀帝幼时，南北分裂，周陈对峙，他同陈叔宝怎么可能“甚善”、“同队游戏”？开皇九年(589)，他时为晋王，主持战事，灭掉陈朝，俘获陈叔宝，二人才相识。这时他21岁，陈叔宝37岁，当然都不是“幼年”。陈叔宝身为战俘，受着监视，失去平等地位，不会成为他“情爱甚于同气”的新交。陈叔宝死于仁寿四年，次年改元为大业，炀帝才开始兴修运河。陈叔宝显灵，当即预言运河的“后利”，实在不符合逻辑。后人通过实践验证，才有这种认识。唐末皮日休和许棠都说过这样的话。皮日休《汴河铭》说：“隋之疏淇、汴，……北通涿郡（治今北京市）之渔商，南运江都（治今江苏省扬州市）之转输，……在隋则害，在唐则利。”又《汴河怀古》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许棠《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所思千里便，岂计万方忧。首甚资功济，终难弭宴游。”至于“后一年吴公台下相见”，是陈叔宝预言炀帝一年后身亡，葬于江都吴公台下。《海山记》既然说炀帝于大业六年(610)见他显灵，显然应于大业七年身亡，但后文却说是大业十年，即使在自己的布局中都是自相矛盾的。
《海山记》说：“明霞院美人杨夫人。”
据《资治通鉴》卷180和181记载，西苑中修建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炀帝罢朝后常在西苑林亭间盛陈酒食，与贵族、官僚、僧道男女、妃嫔等人宴乐，“酒酣肴乱，靡所不至”，“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但这只是这群人之间不符合礼仪的举止，还不至大白天即公然淫乱。具体到炀帝，他怎能正式与同姓女子结为伉俪，册封为四品命妇？《海山记》似乎对春秋以来即有同姓不婚的禁忌一无所知，对隋代礼仪机构的职掌及皇家婚制一无所知。
《海山记》说：“大业四年，道州贡矮民王义，眉目浓秀，应对甚敏，帝尤爱之。从帝游，终不得入宫，曰：‘尔非宫中物也。’义乃自宫。帝由是愈加怜爱，得出入帝卧内寝，义多卧御榻下。”
道州作为地方称谓，唐代始有，北宋因之。这里在隋代，文帝时设过永州总管府，炀帝时称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省零陵县。该郡偏僻荒凉，一共五县，6845户人家，多是蛮族，文化习俗与中原迥然不同。矮民王义是《海山记》虚构的人物。隋代叫王义的历史人物有好几位。据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永徽128号墓志说：墓主王孝瑜，晋阳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其父王义，“隋苏州（治今江苏省苏州市）司马、岐州（治今陕西省凤翔县）刺史。”龙朔044号墓志说：墓主王罗，太原人。其祖王义，“隋任蜀王府长史。”龙朔083号墓志说：墓主王敬，太原人。其曾祖王义在隋代任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市）令，“风流百里，教旌三善。”这些人的族望都是久负盛名的“太原王氏”，与虚构为零陵郡土著的王义显然无关。但衡阳县是衡山郡的治所，衡山、零陵二郡比邻，或许当地有这位县令王义的政绩传闻，成为虚构小说人物的提示。唐代却有一位地位卑微、名气颇大的历史人物王义。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六月，河朔跋扈藩镇为阻挠朝廷对其用兵，派刺客潜入京师长安暗杀主战派重臣武元衡、裴度。二人早朝途中，刺客分别冲出行凶。武元衡身亡。裴度连遭刺客追杀，受伤堕入水沟。他的马夫王义抓着刺客大声呼叫，被刺客斩断手臂，旋即丧生。刺客逃走，裴度因而得救。《国史补》卷中说：“公（裴度）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裴度的祭文今已佚。那么多进士科举子以《王义传》作为过夏习作的内容，想必有不少流传民间，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或许成为《海山记》虚构矮民王义的资料来源，以利用这个响亮的名字来缔构他义正辞严、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形象。
《海山记》说：院妃牛庆儿“睡中惊魇若不救者，……曰：‘妾梦中如常时，帝握妾臂游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而火发，妾乃奔走，回视帝坐烈焰中。妾惊呼人救帝，久方睡觉。’帝怪，自强解曰：‘梦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势，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业十年隋乃亡，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应也。”
炀帝在江都遇弑身亡，隋朝灭亡，时在隋恭帝义宁二年(618)三月，若仍按大业计年，则是大业十四年。《海山记》为什么不说十六院中的第十四院，大概作者真的不知道炀帝死的时间。
《海山记》说：“龙舟为杨玄感所烧，后敕扬州刺史再造。……舟成来进，帝东幸维扬。”
大业二年(606)并省州县，改州为郡，扬州改称江都郡，州刺史一职改称郡太守。杨玄感叛乱是大业九年(613)平定的，此后诏江都更造龙舟水殿数千艘，送至东都。炀帝再幸江都，是由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倡议，于大业十二年(616)七月成行的。《海山记》对于隋代的地理、职官制度亦甚陌生。
《海山记》说：“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愿从。”
据《资治通鉴》卷185载，炀帝临死前，在江都“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群臣虽有争议，最终还是阿其旨意。炀帝“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丹阳即今江苏省南京市，与江都相距甚近，历史上曾多次作过都城。但当时反对意见认为：“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通鉴考异》解释此处不采用《大业杂记》“帝欲南巡会稽”说法的理由是因为与《隋书》不合。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春秋时越国作为都城。《资治通鉴》卷183说炀帝“欲筑宫于会稽，会乱不果成。”但这是巡幸的离宫，并非欲迁都的宫城。永嘉郡更在会稽郡之南，治所在今浙江省丽水县，荒服小邑，向无名气可言，根本不具备作为都城的条件。西晋于永嘉年间(307-313)受到匈奴族政权的武装反叛，导致灭亡，大批北人南迁，号称永嘉南渡。《海山记》大概受此启发，编造了炀帝欲南迁永嘉的情节。
《海山记》说：“太史令袁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恶，贼星逼帝座甚急，恐祸起旦夕，愿陛下遽修德灭之。’”
《隋书·袁充传》说：“炀帝晚年天下大乱，又在雁门（治今山西省代县）遭受突厥族的围击，心不自安。袁充反而“假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于上。……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赞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全然不是《海山记》所说那么回事。
《海山记》说炀帝“两至辽东。”
《隋书·炀帝纪下》史臣曰：“三驾辽左。”从大业八年(612)正月起，连续三年用兵高丽，一年一次，打算消灭高丽，收复辽东故疆。炀帝亲临前线，部署战事。《海山记》把次数弄错了。
《海山记》说宦者王义激烈谴责炀帝，炀帝“乃泣涕而下拜，再三嘉叹。”
实际上，炀帝一向蔽饰己过，杜绝言路，官员循其职守而进谏，往往被杀掉，以至于天下已乱，无人敢如实汇报。隋代没有宦官干预朝政的现象。《资治通鉴》卷185载，一位宫女告诉萧皇后：“外间人人欲反。”皇后说：“任汝奏之。”宫女上奏，炀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杀掉宫女。宦官是宫内家奴，炀帝岂能容忍这种刑馀之人僭越名分去干预朝政，遑论为之泣下、再三嘉叹！
《海山记》说：“中夜闻外切切有声，帝急起，衣冠御内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马戡携刀向帝。……帝常所幸朱贵儿……谓戡曰：‘三日前帝虑侍卫薄秋小寒，有诏宫人悉絮袍裤，帝自临视，造数千袍，两日毕工，前日赐公等，岂不知也？尔等何敢逼胁乘舆？’……戡曰：‘……臣已萌逆节，虽欲复已不可得也。愿得陛下首以谢天下。’乃持剑上殿。……戡进帛，帝入内阁自经。”
这里与《资治通鉴》卷185所记细节不同者有四处。其一，政变时间是暮春三月，不是“薄秋小寒”，故赶制袍裤赐兵士的事纯属子虚乌有。其二，炀帝临晨闻乱，变换服装逃往西阁，被政变者胁迫下阁，引入寝殿，故不是“衣冠御内殿。”其三，炀帝欲服毒自尽，未获允许，遂自解并交出练巾，由参与政变的校尉令狐行达缢杀，故不是“自经”。其四，《海山记》只字不提政变首领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把临场指挥者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的名字省掉“德”字。这不是作者避家讳所致，因为《海山记》中两次出现“修德”字样。很可能由于作者认为司马德戡犯上作乱，算不上有“德”，故而删掉名字中的“德”字。那么，矮民王义的命名，则有可能是作者认为他的言行体现了“义”，且是“义”之“王”——集大成者。这种表现手法在中国古今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
通过以上的比勘，可以看出《海山记》的作者不具备史学学养，文学修养也不高，是个无聊的浅薄文人。
三
《宋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海山记》，但著录了北宋人刘斧的《青琐高议》18卷。今本《青琐高议》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古代刻本和抄本于1959年出版的，计有前集10卷、后集10卷和别集7卷。后集卷5为《隋炀帝海山记》，情节、文字同《说郛》百卷本所收《海山记》最为接近，也有小序，也说“炀帝生于仁寿二年”，“时后亦不安，旬馀不通两宫安否”，《说郛》120卷本所收《海山记》则没有这些内容。但《青琐高议》本和《说郛》本亦有不同。如说自炀帝三岁时，文帝“虽爱帝，绝无易储之意。”文帝废黜杨勇，改立炀帝为太子，这不是“易储”是什么？又如说“情性毅然”，较“植性”易懂。
《青琐高议》本《海山记》在篇末交代：明孝宗“弘治乙丑岁(1505)腊月二十四日竹野山斋谨录。”那么，同《说郛》本相比，孰为原始本子？我认为应是《青琐高议》本。
首先，《青琐高议》本和《说郛》本不同者，还多出一段长达332字的文字，是一份各地进贡花木的明细单。这段文字在“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句之后，说铜台进梨十六种，陈留进十色桃，青州进十色枣，南留进五色樱桃，蔡州进三种栗，酸枣进十色李，湖南进三色梅，闽中进五色荔枝，广南进八般木，易州进二十相（箱）牡丹，并一一列出名称；在酸枣和湖南两地贡物之间，由于不便总括归纳，说：“扬州进杨梅、枇杷。江南进银杏、榧子。”各地贡物例如：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进十色李，首列“玉李”，然后列出其馀九种的名称；易州（上谷郡，治所在今河北省易县）进二十箱牡丹依次为：“赭红、赭木、鞓红、坯红、浅红、飞来红、袁家红、起州红、醉妃红、起台红、云红、天外黄、一拂黄、软条黄、冠子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这段文字下接：“天下共进花卉、草木、鸟兽、鱼虫莫知其数，此不具载。”从文气看，这段文字象是原本旧有，否则何以要说“此不具（俱）载。”大概《说郛》本嫌其冗长琐碎，便予以删除。另外，《海山记》下文说：“一日，明霞院美人杨夫人喜报帝曰：‘酸枣邑所进玉李，一夕忽长，清阴数亩。’”有了上文酸枣进玉李作张本，这里才不至于文势突兀。
其次，今本《事物纪原》卷10说：“隋炀帝世始传牡丹。……《青琐集》有《隋朝海山记》，中载牡丹品甚多。“《事物纪原》是北宋人高承的笔记，原记载217事，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馆臣所见明刊本已增为1765事，系后人增补。这则说法是否为后人增补，参以上文，似应看作出自高承原本。那么，北宋人已见《青琐高议》收录《海山记》，比明人编《说郛》早得多。
然而《青琐高议》本《海山记》同后出的《说郛》本《海山记》不一样，根本未题何代何人撰，看来《说郛》题为“唐阙名”，是自作聪明想当然耳。《海山记》应是北宋作品，有双调《望江南》词作证，或许作者就是《青琐高议》的作者刘斧。因此，须避北宋真宗讳“恒”字，不说“恒性”说“情性”。北宋太宗名字已由“光义”改为“炅”，故《海山记》不避“光”、“义”二字。但《海山记》有“初月照窗，颇明朗”句，宋太祖赵匡胤的始祖名“玄朗”，有可能当时稿本是以缺笔法来避讳的。
行文至此，已有可能顺便对我在《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所发表的《关于洛阳牡丹来历的两则错误说法》一文作出补证。那篇论文是在未见到《青琐高议》的情况下率尔操觚的。《说郛》本《海山记》没有易州二十箱牡丹品名的文字。《隋书·炀帝纪下》和上文引《资治通鉴》卷180言及西苑，未提牡丹。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唐人舒元舆《牡丹赋·序》说：“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天后（武则天）之乡，西河（河东道汾州治所，今山西省汾阳县）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感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南宋郑樵《通志》卷75说：“牡丹晚出，唐始有闻。”明人徐渭《牡丹赋》说：“兹上代之无闻，始绝胜乎皇唐。”唐代类书《艺文类聚》未收牡丹，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将牡丹收入《药部》，未收入《百卉部》。当时鉴于这些理由，我断定牡丹的根皮虽然作为药物很早即为世所用，载于药书、医简，但作为观赏花卉为社会认识并接受，则是唐代的事，唐代还只统称为牡丹或木芍药，北宋才出现品名，故而隋代不可能有众多品名，时人皆据《海山记》所谓易州进牡丹说，持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观点，实际上根本不能成立。现在见到《青琐高议》，一切疑点都涣然冰释。《海山记》是北宋人的小说，所谓隋代易州牡丹20种品名，完全是北宋人在作伪乱真。这在《青琐高议》一书中即能找到旁证。该书前集卷6《骊山记》说：唐玄宗“诏近郡送花赴骊宫。当时有献牡丹者，谓之杨家红，乃卫尉卿杨勉家花也。其花微红，上甚爱之，命高力士将花上贵妃。贵妃方对妆，妃用手拈花，时匀面手脂在上，遂印于花上。帝见之，问其故，妃以状对。诏其花栽于先春馆。来岁花开，花上复有指红迹。……乃命其花为一捻红。……迄今开元钱背有甲痕焉。”下文又有当时有御衣黄、甘草黄、建安黄等牡丹珍品。《骊山记》题下有“张俞游骊山作记”七字，文中交代这是北宋四川人张俞记录陕西临潼骊山脚下一老翁讲述的华清宫逸事，因此不过是北宋的民间故事而已，不能视为实录。开元年间，杨贵妃既无贵妃身份，又无牡丹花期同玄宗在华清宫的经历。《新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丙午，玄宗宠妃武惠妃去世。玄宗为霸占儿媳杨玉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甲子，将其度为女道士，号为太真，召入禁中。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两次赴华清宫，首次为正月癸巳至庚子，共七天
，再次为十月丙申至十一月辛酉，共25天，都不是牡丹开放的时间。次年改元天宝，天宝四载(745)八月壬寅，太真才立为贵妃，成为玄宗的妃子。再者，开元钱根本不是开元年间的铜钱，而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创制的铜钱，而文有“开元通宝”四字，故名。骊山老翁以北宋时兴的年号钱去附会唐代铜钱，只能看作如齐东野语。据此，所谓易州牡丹中的“醉妃红”、“先春红”、“延安黄”等品名是如何出笼的，人们该不难想象其仿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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