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文献的崛起与印刷型文献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用户信息行为的变化
如果说受众规模的大小标志着信息媒介在信息传播市场的空间维度上的容量大小的话，那么，人们与信息传播媒体实际接触时间的长短则是标志着媒介在信息市场传播时间维度上的容量大小。据调查[1]，2000年，在北京地区14至70岁非文盲常住居民中，每天实际读书的读者占居民总数的48.7%，约321.4万人；每天实际读杂志和报纸的读者占居民总数的45.4%和64.2%，分别约为299.6万人和423.7万人；每天实际上网的居民占居民总数的11.2%，约为73.9万人。可见，传统的各种纸质文献仍是当前读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但从读者接触各类媒体的结构性变化来看，目前人们已越来越倾向于利用网络来获取信息。调查表明，北京地区14至70岁非文盲常住居民中，网民数量已从1999年的44.2万人增至2000年的73.9万人，增幅达4.5%；与此同时，图书、报纸等传统文献读者的人数则急剧下降，一年间分别减少约38.3万人和25.1万人，减幅高达5.8%和3.8%。
从居民接触各类信息媒体的日平均时间来看，北京人每天阅读书籍、报纸、杂志等传统信息媒体的时间在50.5分钟至71.6分钟不等，而上网的日平均时长仅为16.8分钟。这说明，目前北京大多数居民主要通过阅读传统印本资料获取信息。但是，北京人上网的时间有明显的“拉长”趋势：网民上网的日平均时长已从1999年是12.4分钟上升至2000年的16.8分钟，人均上网时间增加了4.4分钟/日。相反，北京人阅读印刷型媒体的时间均呈现下降趋势，从1999年到2000年，北京人阅读书籍和报纸的日平均时长分别减少了9.5分钟和4.3分钟；杂志的情况似乎稍好一些，但也平均减少了0.8分钟。
据《编辑与出版人》杂志研究，大约1/3阅读在线电子新闻的用户已对传统信息媒体失去兴趣（《人民日报》1999年8月12日），《中国Internet知识和应用情况调查》表明85.6%的上网者使用网络的目的是阅读新闻、获取信息；台湾的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台北市民用于购买书报杂志的费用均较1997、1996年低，而市民拥有家用电脑的比例则逐年增长，1998年已达54.14%。由于市民阅读习惯的改变，图书资料外借量由1996后的618万册降至1997年的591万册和1998年的579万册。[2]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g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当图书、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介在大力宣传互联网时，它们不知道，它们正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3]。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Internet的应用与普及，在可预见的未来，网络媒体和电子出版物真会全面主宰人类的阅读方式吗？传统印刷型文献会不会成为网络时代的首批牺牲品——信息时代的恐龙？在把所有书刊都扫描搬到网上之后，人们是否会就着电脑阅读？传统阅读的随意性、流动性以及对纸质文字赏心阅目的感觉，在网上能取代吗？已经存在数百年的印本书刊是否会像美国学者农伯格(G.Nunberg)和波尔特(J.D.Bolter)所说的那样“注定要淡出我们的书面文化(literate culture)[4]”，或像另一位美国学者——SUN微电子公司的杰可布·尼尔森(Jokob Nielsen)在《传统媒体的终结》（1999年）一书中所预言的那样，在未来5到10年时间里纸质文献将寿终正寝，并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呢？
2 对两种信息媒体的比较
种种事实表明，传统印本媒体已受到来自互联网络的严峻挑战。而对于网络媒体和电子出版物来说，提出这种挑战的机缘完全在于它较传统印刷型媒体而言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
表1 传统印刷信息媒体与网络数字信息媒体的比较
(1)成本低、容量大。数字文献是经过数字化处理，以“比特”(byte)为单位存贮在硬盘等介质上的，其成本很低而容量很大。
(2)检索方便。凡是在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读者只要按动键盘或鼠标，便可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根据自己的需求作随意查询。
(3)超文本链接。这种特性相当于在数字出版物中建立了一个大图书馆或许多大型数据库。根据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物、主题进行链接，数字出版物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知识库。
(4)交互性。这是网络出版物最具物色的特性之一。读者可与编辑等人员进行实时交流，而这种交流本身又可以成为网络出版物实时发布的信息传递给受众的出版物。这使读者接受信息的方式及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
(5)跨时空性，它跨越了地域和时间限制而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网上信息空间，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但是，数字信息资源和网络出版物远未尽善尽美，传统印本媒体也并非就没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下面，我们从6个方面对这两大信息传播媒介进行深入比较（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新兴的网络信息媒体尚不具备纸介媒体的政治属性与政策环境、品牌优势与把握大众传播规律的经验、机构组织与人才网络等方面的特质和优势；(2)网络信息媒体自身所处的传播环境、传播内容和方式等也存在诸多弱点与不足；(3)在用户使用的便利性、长期存取的难易程度、艺术与美学价值等方面网络媒体也都有较大的局限性，等等。虽然在上表中主要是以传统印刷媒体的优点与网络数字媒体的缺点进行比较的，也许难免有为传统印本媒体辩护之嫌，但它充分说明了两种媒体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以及网络信息媒体对传统信息媒体的不可替代性，同时，也确证了传统信息媒体继续存在的必然性。
3 印刷型文献的未来发展探讨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一直在不断地寻求信息交流与传递的更佳方式。信息从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再到数字时代的电子传播，共同形成了巨大的信息交流系统。这看起来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各种传媒虽然依次出现，但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并置。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信息交流系统的重要特点——即以往的方法和手段没有为新的方法和手段所取代，而只是为新方法和手段所补充；此外，重心则由一些方法和手段转移到另一些方法和手段上。著名情报学家А.И.米哈依诺夫早就注意到了这种规律性，他在其著作《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中写道：“无论是群众性交流手段还是科学交流手段，它的重要发展规律之一就是：随着新手段的出现，先前的手段并未消亡，而仍在人类交际中保存下来。这时，老工具通常将自己的一部分功能让位给新出现的工具，然后开始新的生活，更有效地履行更为有限的职能。”社会学家Ю.М.舍宁还把信息交流系统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他写道：“新机器或新装置取代和完全排挤掉旧机器和旧装置，这在技术发展史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交际手段的进化过程却与此不同，这里新创造的手段与其说是排斥、倒不如说是用以补充现有的手段。其原因是，社会生产的相应需求是极其多样的和真正无穷的。这种特点，在从个别交际手段形成为整体的相互联系的交流系统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6]
对于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1)人的需求是极其多样的，对新的信息交流手段的需求不会导致原有手段已能满足的那些需求的消失。存储和传播知识的需要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但并没有取消口语所能满足的对于个人交往的需要；对于一种作品的大量需要，导致了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也未能使私人通信的必要性消失。对信息传播及时性的需要刺激了杂志和报纸的出现，但杂志和报纸的出现也并没有导致图书的衰亡，而只是改变了它在信息交流与传递系统中的功能。
(2)信息交流与传递系统具有自适应性，一切形式的信息传播（传递）手段和方法都的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以内共同相处和共同演进的。新的信息传播（传递）手段和方法并不是自发地和孤立地出现——它们都是从旧的手段的形态变化中逐渐脱胎出来的。每当一种新形式出现和发展起来，它就会长年累月和程度不同地影响其它每一种现存形式的发展；而对于较旧的形式来说，它也会逐渐适应并继续进化而不是选择死亡。
(3)信息交流的方法和手段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是由于它们是社会意识的物质体现，它在一定范围内的应用意味着在人类社会一定部分成员间建立稳定联系的渠道。文字、字母、正字法、音译和形译方法、各种专用符号系统等之改革不易，想必正是与这些原因有关。对于印刷型文献，尤其是图书来说，它已成为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成为人类积累文化的主导方式，不是几代人就能改变的；而人类对纸质出版物的依赖、依恋及千百年来形成的线性阅读的习惯，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彻底改变。
(4)信息交流与传递系统具有稳定性，不将整个系统破坏，便无法取缔任何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这种取缔没有破坏整个系统，那么后者会暂时把被取缔部分的功能交由任何其他部分承担，从而使之复活。这是由于信息传播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种渠道和手段之算术和。
因此，任何关于原有交流渠道会随着新渠道的出现而消亡的预言，都是站不住脚的。在20世纪30年代，鉴于音乐广播和唱片的推广，许多音乐活动家曾预言演奏交响乐的末日已经来临。而现在我们已经清楚，这里并未发生过竞争，既无胜利者，也无失败者。相反，音乐会实况转播和交响乐录制成唱盘数量的增加，反而使音乐会听众异乎寻常地多了起来。
同样，仅仅是因为网络媒体和数字出版物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就对图书等传统印刷型文献的命运表露出巨大的担忧，也是缺乏理由而难以让人信服的。图书——作为存储和传递知识的最古老的工具之一，在其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似乎遭遇过许许多多的竞争者和可能的替代者——但无论电影、无线电还是电视，都不仅没有把作为在科学上和艺术上认识世界的工具的图书排斥掉，倒反而使图书的作用更加有效，使之传播更为广泛。事实上，在网络信息资源迅猛发展和急剧膨胀的今天，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传统的印本资料如图书、杂志和报纸等的出版发行量仍然是有增无减，年轻的大学生并没有因为有了电子文献而放弃图书，年轻的小学生也没有因为有了CDROM而抛弃图书。正如1997年美国学者科克斯(R.Cox)在《图书的未来》一文中所说的：“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书籍、杂志和报纸是我们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宝贵的组成部分，……按我的理解，印本图书——四个世纪以来最有效地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方法或人工制品，将在21世纪不断进化的信息时代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7]近几年来，在网络化、数字化的进程中，传统印刷型媒体正不断吸收和借鉴新技术、新媒体的长处，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一是数字化上网，建立自己的电子版或网站，形成印刷版与网络版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据统计，截止1999年，美国已有58%的报纸在因特网上开设了网站，我国报纸的上网率则达到约20%；很多杂志社、出版社都在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书刊题录、文摘、全文及相关信息；并有超星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等一批数字图书馆网站投入运行。其二是通过与网站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如有的杂志报纸与网站建立合作关系，在稿件资源方面取长补短、交换栏目、共建栏目等等。各家报刊、出版单位和网站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如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网络与纸介传媒将获得同步发展。
与网络数字媒体相互融合，这是传统纸质媒体面对网络数字媒体的冲击而作出的必然选择。而这种融合是以互相促进、互动发展为最终目标的，这种互惠互利的立体化发展模式将为传统印刷型文献找到数字化生存的巨大空间，也必将提升它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