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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进行的是结构改革吗？
日本经济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在今后数年内可能仍然不会有较大的转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任后即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结构性改革，但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小泉改革并未触及到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结构性问题，日本经济仍未显出复苏迹象。
改革初期，小泉试图以“硬着陆”的方式解决日本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如要求金融服务机关对银行进行特别审查。到去年年底，小泉实际上已经转为“软着陆”政策。“硬着陆”与“软着陆”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失败的企业破产，而后者试图将企业破产的数量控制在最小的规模。到今年年初，由于担心爆发一场金融危机，小泉于1月份指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意味着从“软着陆”改革进一步后退，变为搁置和拖延处理不良债券的问题。事实上，小泉所声称的结构性改革并不是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其追求的不过是传统的“加强财政纪律”(fiscal consolidation)。在解决银行不良债权这一关键问题时，小泉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即片面地要求银行放弃对企业的债权。但是，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源在于作为借款人的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缺乏竟争力，而日本恰恰是在企业改革问题上停滞不前，从而导致了银行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政府仍然试图掩盖和拖延微观经济结构的问题，保护某些效益低下的企业的利益，最终只能引起市场上的负面反应，很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致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经济达到零增长率都是很困难的。我们预期，日本将面临需求急剧下降、经济活动大幅度萎缩的局面。问题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几乎都已经失效。首先，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将是反生产(counter－productive)的。由于日本政府已经积累了巨额债务，继续增加债务将导致利率上升和国债价格下跌。其次，日本正面临着流动性陷阱，基础货币的增加不会随之带来货币供给的增加。目前日本的利率已经降至零，而通货紧缩已经到来。通货紧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与反通货膨胀政策不同的是，通货紧缩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解决通货紧缩必须从结构改革入手。日本的股票市场仍将持续低迷，尽管目前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干预防止股票价格下跌，但是任何这样的干预都将失败，因为企业未来收益的前景没有丝毫的改善。国债市场在短期内不会出现较大的危机，因为缺乏较多的投资机会，机构投资者仍将持有大量国债，所以短期内利率的小幅度上升不会导致国债市场迅速崩溃。
日本经济问题的出路不是如何调整宏观政策，而是如何改革微观和结构性的政策。换句话说，只有使缺乏竞争力的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恢复活力，才能使经济从长期的衰退中复苏。所以，结构性改革，或者说制度性改革是日本经济的唯一出路。改革的内容包括新的立法、与这些部门相关的法律及管理制度的修正、预算的重新分配以及相关政策决策程序的改革等等。
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曾经将小泉改革称为结构性改革的第一步。现在看来，连第一步也称不上，因为正如我所提到的，小泉实行的只是传统的加强财政纪律性的政策，没有涉及到企业的改革。不良债权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因素仍然存在。但我们可以称其为日本结构性改革的前奏曲，因为它至少唤醒了国民的改革意识，人们已经注意到并开始思考改革的问题了。
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中“铁三角”
目前，日本同时存在着经济双重结构和政治双重结构，这正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源。政治双重结构和经济双重结构相互强化，形成了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中难以打破的“铁三角”，即在经济部门存在生产率低下的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政治体系中有代表这些部门利益的国会议员；在政治干涉的条件下，银行部门贷款主要向效率低下的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倾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反对改革的、牢不可破的“铁三角”。
日本的经济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面向出口的相关企业，包括生产小轿车、家用电器、机械以及钢铁等出口产品的企业，如著名的索尼公司、丰田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很早就面向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它们的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据美国一家资产评估公司估测，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是美国高生产率企业的120%。在目前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同美国或欧洲的大型企业进行竟争。但是，应该注意到，出口相关企业的经济规模只占GDP的15%，吸收的就业人数只占总劳动力的10%，国家对这部分企业既没有严格的管制也没有任何补贴。二是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服装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流通行业、医疗服务业、建筑业等等。日本政府对这部分企业的管制相当严格，同时也给予了大量的补贴，其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的85%，雇佣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90%。由于受到政府的过度保护，这部分企业的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只有美国同类企业的2/3左右，不具备国际竟争力。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农业也属于这一领域。在日本，农业由农林水产省管理，有非常严格的管制。日本对农业的管制主要依据《农地法》，只有拥有土地的农民才可以进行农业生产，商业和企业不允许介入农业。
日本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根源就在于这种双重经济结构。不良债权基本上产生于那些面向国内的制造和服务业部门。像索尼、丰田这样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在国际评级中高于日本金融机构的级别，可以以更低的利率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无须从日本的银行贷款。银行的大部分资金贷给了面向国内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些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是造成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根本原因。1996年末，日本开始了金融体制的改革，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管制非常严格。1996年开始的改革主要从放松管制的角度出发，对银行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允许成立新的银行，比如索尼公司就建立了一个银行。但是，由于企业改革滞后于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解决不良债权问题，首先要解决经济的双重结构问题，政府应取消面向国内企业的补贴和保护，使其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小泉首相虽然多次提到结构性改革，但仍未涉及到双重结构这一深层次问题。大荣公司是日本一家非常著名的流通公司，但是已经陷入了资不抵债的赤字状态，在日本大银行有巨额借款。金融当局曾提议对该公司进行法律上的处理，允许其破产，但因种种理由，大荣公司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混乱状态，表面上是不良债权问题、金融机构问题，背后隐藏的是企业改革问题，是双重结构的问题。虽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却迟迟未能解决，其原因是日本在政治上同样存在着双重结构。
日本政治的双重结构是指党对政府决策的干预。自由民主党是日本最大的政党，从1955年至今除一年落选之外，始终是执政党。由于存在这样一个长期执政、力量强大的政党，政治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党内决定的。但是，政策的具体执行却是由政府完成的。在自民党内部，权力是高度分散的。虽然自民党总裁、干事长和政治调查会会长被称为三巨头，但他们也没有权力决定党内的重大政治决策。党内每一位有实力的议员都拥有很大的权力。自民党内部成立了许多部会，即委员会，每位议员都归属于一个委员会。通常，长期归属于某一部会、参与某一问题决策的议员被称为“族议员”，他们拥有广泛的选民，足以左右政策的制定。在部会中并不总是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只要有某一位有实力的议员提出反对意见就足以使得某项重大决策夭折。例如，国会中与农业有关的议员与“土地改良组合”这一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加入这一组织的农民有400万之众，依靠这一组织即得到了400万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该组织支持的议员也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表，是既得利益者。目前，政府与国会议员相比，后者力量更强。政府希望改革，但改革会触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由于日本政治的双重结构，有实力的国会议员对改革方案总是具有否决权。当改革涉及到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时，这部分人就会成为改革的阻力。从这次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这次中日贸易摩擦实际上就是代表有关农民利益的个别议员一手挑起的。政府与国民都清楚这将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损失，并希望撤消这些措施。但撤消须经国会同意，而许多国会议员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撤消，所以这一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解决。
有危机意识才有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决心
目前，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是在其高速增长期间出现的。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是成功的，日本经济以平均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过去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却成了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桎梏。
目前，日本的农业是受保护程度最高的部门之一。由于过分的保护，日本农业毫无竞争力可言。如果日本同中国或亚洲其它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撤消农业保护将是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这种对农业的过度保护实际上源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从事农业、水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到总就业人口的40%，城乡差别问题极为突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中与出口相关的大企业发展迅速，农村与乡镇则落后许多。为缩小城乡差别，在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号召下，政府开始实行农业补贴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参照城市人口的收入来确定农产品的价格；在农村进行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即所谓的“列岛改造论”。应该说，这些措施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在高速增长时期，有效地避免了较大的社会动荡，保护了农村的利益。目前，日本农户的平均年收入大概要高出城市人口20%左右。
时至今日，被政府过度保护的农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因素。财政对农村的大量投资，不仅造成了财政的巨额赤字，同时造成了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率。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日本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在今天已经落后了，急需进行体制改革。正像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所说的，随着环境的变化，不适应新环境的物种将会走向灭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成功是失败的原因。
没有危机意识恐怕是日本迟迟没有推行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原因。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日本的经济规模己非常庞大，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比欧美国家还要高。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时期的不景气，但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却一直在提高。按照官方的统计，在90年代日本人均GDP有年均5%的增长，如果考虑通货紧缩因素，比如个人电脑、手机等消费品的实际价格不断下降，据我估计，日本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将近20%左右。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雇佣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大规模政府公共开支使得经济增长的收益主要向个人倾斜，而政府和企业则承担了主要的成本。1990年，日本的财政状况在西方七国中是最好的，目前却是最差的，累计债务余额已达到GDP的140%。7O年代日本企业的劳动分配率在50%～55%，现在则达到了70%，企业削减了利润来支付工资。但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非常不好，从去年开始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个别企业开始调低工资，今年有可能进一步削减工资。以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国家和企业财富来保障个人收入水平的状况，不会永久维持下去。
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介入并实行结构性改革，即使是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不例外。尽管一般来说结构性改革会带来短期的阵痛，但是如果人们都已经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政府实行结构性改革反而可能带来正面的刺激。如果日本真正实行结构性改革，外国的投资者对日本经济的信心就会提高，并因此增加对日本的投资。与日本相似的韩国也存在双重结构问题，不同的是，金大中总统采取的改革措施非常大胆，尤其在企业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上。在经济结构的改革方面，韩国比日本要快两到三步，日本必须向韩国学习。
日本政治双重结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如前不久外务省大臣被解职，事件背后是由一位有影响的国会议员暗中操作的。这类政治丑闻的发生使日本国民开始认识到政治上的结构问题，有更多的人要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日本的结构性改革与日元贬值
2001年年底以来日元的大幅度贬值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根据日本经济的总体状况，我估计在2002年年底之前，日元将跌到150日元甚至160日元兑换1美元。在目前的情况下，小泉改革很难成为结构性改革，这种温和性改革极有可能失败，从而导致不良债权问题解决的延期。这种延期又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股票价值下跌。在这种条件下，日元的地位将更加软弱，汇率必然会下跌。虽然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但却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愿看到的。
尽管日本政府目前仍然欢迎日元贬值，但是我预期，日元贬值到140日元兑换1美元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可能会采取某种干预措施。因为日元汇率跌过140日元之后会影响到日本金融体系，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将更加恶化，日元资产的收益将下降，从而可能触发金融危机，而这是小泉内阁所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我想要指出的是，即使日本政府出面干预，日元下跌的趋势仍然不会停止。在市场力量面前，政府对汇率的干预犹如螳臂当车，最多只在短期内有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1998年初曾经从125日元猛烈下跌到147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日美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联手干预，到1998年6月，日元汇率的确短暂回升到136日元，但到8月份日元又重新跌了回去。
当然，如果小泉内阁能够坚决推进结构性改革，日元也有走强的可能，即上升到110日元～120日元兑换1美元的正常水平。只有经济双重结构和政治双重结构的问题得到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才能根除，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日元走势与结构性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尽快进行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阻止日元的进一步贬值。
亚洲经济的前景
由于全球化、区域合作的扩展和中国的崛起与参与，早年东亚经济中的“雁阵模式”已经破产。日本不再是引领亚洲经济向前的雁首，但日本仍然是全球经济中重要的、发达的经济体。尽管目前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作用有限，但是，在制造业中，中国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将改变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中国将因为其制造业的优势而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中心。
未来的亚洲必然是中国和日本共同主导的亚洲，但以何种方式来主导呢？相信日本现在不知道，中国可能也不知道，这有待未来的回答。就东亚而言，次区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化过程中监管的不足和缺位。开放曾经为东亚地区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被誉为“亚洲奇迹”，如今却突然将亚洲推向了危机。无论是国际组织（如IMF、世界银行），还是区域组织（如ASEAN、APEC），都无力阻止危机的蔓延。
亚洲经济要在合作中寻求发展，不能依靠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而要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组织，至少在东亚地区应建立这样的组织。理由是：第一，现存的国际组织以市场经济理论或新古典主义理论为基础，在处理国际资本与金融问题上缺乏理论和经验；第二，国际组织一般由西方国家控制，主要成员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了解亚洲的观念、文化及历史，一味坚持让出现问题的国家“西方化”；第三，如果结构性改革被认为是促进区域合作的需要，执行过程中将会更加顺畅；第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最终贷款人和国际金融体系依然难以建立；第五，区域经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那么，应在亚洲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合作组织？应包括哪些国家？目前，"10+3"（即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的模式是一个比较现实和可行的方案。甚至，可以将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都包括到这一区域合作组织中来。亚洲经济合作涉及到很多方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邓宝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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